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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言论——叫嚣取消党的领导权 （2）
沈阳师范学院 张百生 黄振旅
1957.06.00

张百生 (团委宣传部副部长)说：“我们主张取消党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取消党的特权，绝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正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使党能够真正的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人民的楷模。我们所说的取消党的特权(党员个人的特权是来自党组织的特权)，也就是取消党对党外事务的直接干予。在中央就是要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国内外事件的决定权交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到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利机关的作用。必须改变目前它的半死不活的委员(包括常委)只能举手不能张口的怪状。……取消党的绝对领导，革新我们的制度，是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只有完成这两次改革，才能取得除‘三害’的彻底胜利。……现在党把自己摆在政府之上，所以说他是太上皇。党有最后决定权，不听逆耳之言。现在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从数字上看是世界上第一大党，但是在六亿三千万人口中只占百分之二弱，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没有优秀的吗？就没有最后决定的权利吗？就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不仅是共产党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共产党一手创造的，是几万万工农和知识分子创造的，人民创造的，那么为什么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民没有最后的决定权？”

张百生、黄振旅说：“……在今天，敌我之间的大规模阶级斗争的历史基本结束的时候，党的绝对领导权就应该取消了，……特别是由于党的绝对领导权造成的严重宗派主义，尸位素飡，力不胜任者比比皆是。”因此他说：“关键在于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才能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不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三害绝不能根除，再反对也会出来的，拍马的人仍要作威作福。只有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才能加强领导。孙中山先生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宣传主义’。只要党的宣传工作深入透彻，谁能不接受党的主张呢？所以我们认为体现党的领导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宣传，宣传，再宣传。这是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党员的模范作用。……有人说，共产党的缔造者列宁主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是革命的最高权利机关，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岂不是违背了列宁的这一原则。关于这个问题，不能教条主义的照搬，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的运用马列主义。列宁是针对火与血的残酷对敌斗争时期提出这一问题的，今天矛盾性质变了……。在这种况下下，取消了党的绝对领导权，社会主义原则是不会变的。……党的绝对领导权，在今天来说与‘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一马列主义理论是无共同之处的。如果仍然保持党的绝对领导权，用命令来保卫自己的领导，让98％的非党人民绝对服从党的命令，无疑是把群众排斥在领导之外，把党放在人民之上，把人民看作‘群氓’，这不是民粹派观点的反映吗？我们认为党的灭亡，决不是等到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实现时一声令下党就解散，而是逐步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削弱党对各项事务的直接干涉。”又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束缚了。历者史上为什么一治一乱呢？主要是出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与被统治者出现了，政治上，经济上就不平等，有了特权阶级，慢慢的变成对抗的矛盾。本来大家都是人民，但以后有人变成统治者了成了人民的老爷。……党员的特权来自那里呢？是天生的吗？不是的，今天它的基础是党的绝对领导权。……党的成员中有个人主义者，他们使党的机体受到败坏，就象健康的身体生了瘤子一样，使党的组织涣散，威信降低。他们所以能拼命的不择手段的往里钻，就是因为党有绝对领导权，个人主义者见到无利可图，自然就不会来要求入党了。……任何政策是不能强加于人民的，只有人民自觉地接受才会产生巨大的力量，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是有很浓厚的命令成分。……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有名无实的党员日益增多，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党员)的主张，当百分之二的‘顺民’？……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

张百生 (团委会宣传部副部长)说：“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什么呢？从它的表现上来看是‘百花齐放’的。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有个人和集体的矛盾，有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生产和消费等，无奇不有，何止万千条。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它的主流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矛盾。可是再深究一步，它的实质是什么呢？由于党是领导一切的，其他均处于被领导地位，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出，条条矛盾通向共产党，党与非党的矛盾是矛盾的基干。最少在目前(从建国以来)的情况是这样的。它产生的温床是党的绝对领导权，它的表现形式是有害的带有毒素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概括一句话就是，党的绝对领导权是‘三害’产生的根源。

由于共产党在国家一切事务中具有绝对的无可怀疑的领导权威，就必然把自己造成为一个特权集团。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压制民主。独断专行等等现象也就产生了。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意味着一切都要听命于党，这样一切民主也就成为了有名无实的形式而已，一切会议，讨论的形式民主只能是做为装点门面的花纹罢了。即然党委决定了，那么其他组织的一切决议只是它的附属品而已，其他组织只有宣传贯彻的责任与义务，最了不起的是可以提点只供参考的‘不成熟的意见’，至于采纳与否另当别论，这就使一切非党组织都成为一个最下等的宣传站而已。在中央必然形成全国人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虚有其名，一切听命于党中央，在基层则一切组织都成了各级党组织的手足而失去了头脑。这样怎能不在党与非党之间产生无形的但极为可怕的墙和沟？怎能不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怎能使非党同志有主人翁感？怎能不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样做的结果怎能不使人感到党员是主人，非党同志则是客人甚至是外人呢？党的绝对领导就使党成了‘太上皇’。

虽然提出了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并一再强调各民主党派也是执政党，但实质上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民主党派有职无权，党的绝对领导的危害与一长制比较起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因此假如认为解决目前的人民内部矛盾就是除‘三害’是很不够的，即使‘三害’除得好，也是暂时的，过一个时期还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在长出来。要想根除‘三害’的恶疮，上碘酒，动外料手术是不够的，还必须注射“六○六”清除体内的病毒，以求彻底根绝，收‘一劳永逸’之效。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才是解决目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所在，必须把除“三害”的工作进一步深入下去。

有人说：“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与列宁的学说背道而驰”。我认为马列主义对待一切问题都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一切都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当时是指在残酷的阶级斗争时期而言，虽然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时期党的地位没有提出来，但是就他主张在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党都要消灭的主张来看，党的地位、权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年月里，人民觉悟不高的时候没有党的绝对领导权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90％以上的公民赞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这样情况下党的绝对领导权就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了，只能在党与非党之间造成隔核，滋长‘三害’，限制人民积极性而已。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是全民的事业，绝非共产党独立所能完成。虽然目前中国共产党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个数字与63，000万个人民比较起来，也只有2％弱。人民是历史的主人。难道另外98％强的公民就不能参加国家的决策吗。难道这广大的绝大多数与党一致的人民就不能有参加决策的权利吗？如果说党高度的代表了人民意见、党的决定是附合全民利益的，人民是同意的，那么又为什么不可以让大家都来参加决策呢。难到人民都是‘群氓’不成？群众是智慧的，人民中蕴藏着伟大的天才，这是过去所有的历史证明了的，由陈涉到李秀成，哪个伟大领袖不是来自人民中间呢？事实证明党的决定不是没有缺点的，而这些缺点是可以广泛的讨论——让人民都来参加决策(这当然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可以补救的。如我们去年的工资改革，农业合作化，肃胡肃反斗争。如果在决定实行之先进行广泛的真正的讨论，就能避免或少犯些错误。就不至于工资改革有三分之一用得不当！就不至于使农业合作化运动搞得冒进很多！这一点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大国，南方在下雨，北方在下雪，东北刚播种，南方已收割的情况各异的土地上怎么能在一年内90％合作化起来！就不至于把胡风的思想问题当政治上的反革命处理……。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勇敢的跟着历史前进吧，不要抱残守缺的把定义和条文当做圣经。把主权交给人民的时候到了，条件成熟了，不要再只让人民‘由之’而应该让他们‘知之’更应该让他们‘决之’决定，让他们做国家真正的主人吧。”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之一，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沈阳师范学院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 1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