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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宣言
北京大学 严仲强
1957.06.00

一个怪影在北大游荡着。不少人讲必须清除三害，又说什么帮助党整风，似乎在共产党中国三害还是相当普遍的。总的看中共有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很多。但从国家的一些重大事件看，则是先教条的袭用苏联经验，犯了重大错误，然后再动思想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以达到“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说共产党中国三害产生的外部因素也。将内部的因素突出起来，考虑一下苏联三害根源是比较本质的。为了正确的从理论上分析问题“存在决定意识”这个论点的正确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认识本身也是存在。将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作为二元的相互作用的体系来观查问题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由苏联生产资料公有制得出人民生活中所应当有的一系列美丽的结论，社会主义内部重大错误的可能性由此可以得出初步说明。

斯大林专政时代实际上是奴隶加中世纪教会统治在否定的否定意识下的复旧“人权的丧失，对思想“异端”“镇压”……”所以一些严重的错误有他的必然性，但要实现这种必然性应有一定的条件，我想举出下面几点：

理论上的错误，(1)过低估计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过多的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个别领导人物的作用。在决定政策路线时实际上是少数人的专断，因为人民根本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斯大林的错误长期被掩饰是个最好的证明，因为实际上无法参与国家的领导。这样就是名誉上是全民的工厂，土改实际上操纵在少数人的铁腕中。人民被看成群氓，(2)阶级论的错误；理论上最突出的是“阶级斗争逐渐尖锐化”，这种机会主义的论调，实际工作上则将阶级论的统计规律盲目的用于个别人。以致产生了“唯成分论”的工作方法，助长了新等级的形成。(3)法权论上的错误；过分强调了法权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故意使民法等不建全。中国胡风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法权明确的话，胡风是否是反革命分子早就应当审判清楚了。在我看胡风是否是反革命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各种力量的对比，(4)对目的和手段的错误理解，将民主纯粹作为一种手段，其他如良心，人道，友谊——不免被归于手段了。

实际工作上的错误；最突出的是长期培养个人崇拜，愚蠢的斯大林实际上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块拌脚石。但在过去长期有那样高的威信。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在新的宗教下以×代替上帝吧!即使×是一个木偶也好，但历史会使这种作法遗臭万年的！

苏联犯的错误可以找到他的缩影，我不能对中国情况作更多的分析了，因为现在被揭发出来的只是一些皮毛。那些大叫矛盾尖锐化，人民内部矛盾要转化为敌我矛盾的先生们只不过是闭着眼睛没有看见矛盾早就存在罢了。将中国现在情况和十月起义前匈牙利情况相比较，除了会讽刺一下中共的领导外，我看不会说明更多问题了吧!“鸣”，“放”正在被一些人引向庸俗的方向。即不谈本质问题，将制度的缺陷、路线的错误归于个别人的认识和工作方法，以在不降低党的威信的条件下，缓和过去所积累下来的矛盾。（苏联由于过去错误严重，现在不敢“鸣”“放”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主要的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争论，全面地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睡境中苏醒过来。拥护一个最完善的社会制度及一个最正确的领导，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它是否是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则是另一个问题。共产党只应当有争取领导的权利，一切权利应当归于人民！

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正在组织反攻。有人已在有意识的收缩这次民主运动了。热爱真理，民主，自由的人民团结起来。最后倒下的将是保守势力而不是人民！

注一：我所以自称为自由主义者，因为这篇东西贴出前未经过党的批准。这种脱离党的领导的行为，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吗？

注二：我所提的中国，全部指共产党中国。（用这个名词是为了突出党的领导）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