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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是游击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邓松芳 周绍杰 姜玉成 张维纲 顾谭 陈家骥
1957.05.00

“我认为人民大学不是什么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而是全国最出色的游击大学，无论是先生与学生都出身于游击干部……师生质量更比全国任何一所高等学校都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助教 邓松芳）

“我校的校风是一片陈的沙漠，一片死水，学生过的是高级小市民的生活，无聊是调干学生调来的。调干生死气沉沉，想的是出校后当科长。中学生是先进的，生气勃勃。中国的青年，有出息的很少。”（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生 周绍杰）

“人大很大与他处大学不同，师生之间冷若冰霜，由于机构庞大，故带来官僚主义。这可能与官僚主义领导分不开。“铁三号红楼外栏杆档上，门关上，怎能见上那第一流等级的人呢？”他把学校的人员分为三等，“在红楼住的是第一等；职员是第二等；学生是第三等人物”。又说“，人大的官僚主义逐渐扩大。有人提出人大是难民收容所。这也（说得）较恰当。”又说：“人多不能起到好作用，反起坏作用。”继转而向系里进行攻击说：“根本不需要这些人，不要留在这里吃闲饭。”

“我们（是）学档案，并不是专门研究马列主义。”又说：“目前高等学校中实行的考试方法，都是教条主义，这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因此必须加以反对。”他提出了“开卷考试制”。在大字报上他写道：“档案系设在人大，极不合适……单靠政治，单凭几个党员去办档案系是办不好的，不应重犯（指苏联档案学院‘许多缺点’——编者注），必须加以反对。坚决要求把档案系迁入北大。”（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姜玉成）

“人民大学是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自感荣幸；是否真正新型的社会主义？我同意教授们的意见（指许孟雄吴景超等对我校的诬蔑——编者注）……一年的学习过程中，突出的感到教学上的教条主义。人民大学的工作简直是一团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学生　张维纲）

“我校办学方针有偏向，可分三部曲：第一部是学习苏联，但有教条主义，专家的发言成了圣旨，形成拜物教的形式，教员思想僵化，不（820）敢独立思考。第二部是狂妄自大，认为我校是全国唯一无二，从上到下都沾染了骄傲情绪。人大对其他学校影响很大，说人民大学是散布毒素的大蜂窝是有部分道理的，当然不完全对。第三部则是自卑和半身不遂。”

“我系目前情况是无信心，究竟如何办从上到下都没有一个底，有人心惶惶之感。”“我校可以说是三大主义的典型，学校中任务是教学，但培养目标不明确在建系时马马虎虎，实际上只凭专家一句话。”（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讲师 顾谭）

“我校教条主义表现最突出的是考试制度。考试制度是骗局，骗同学，骗国家，它本身是教条主义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了教条主义的发展。五分制不能考查一个人学习成绩的好坏，五分制逼人走教条主义的路。”

“我校培养的是‘万金油，干部，这是由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结合的结果，是由于教条主义的搬运经验和否定旧大学的一切的结果。旧大学之学习质量高，应该很好的研究与学习。”（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学生　陈家骥）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