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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
云南 杨克成
1957.06.01


(杨克成:民主建国会昆明市委负责人)


今天,我再谈三个问题:

第一,我建议在这次整风当中,普遍检查一次党员的统一战线思想。我认为,统一战线政策在有些党员中间不是从思想上接受下来,而是很勉强,特别是基层干部,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

我们工商界中常有人说:毛主席是太阳。太阳没有照到我们那里。专、县的工商界人士就说:你们在昆明的照着太阳了,我们这里阴暗得很。

最近,我听见了几件事。我们民建会员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有人就到会里来反映。糕点公司,五金合作社、源昌猪鬃厂,这几个地方的公方、私方和职工一起学习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公方和职工都说: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到今天还是对抗性的矛盾。私方就和他们辩论,但辩不过他们,最后说:算是有一点对抗性行不行。结果还是不行,一定得说是对抗性的矛盾。源昌猪鬃厂的公方代表说,统一战线是三大法宝之一我还不能接受,如果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哪有革命的胜利,统一战线起了一小点作用还可以说。别人对他说,今天对待资产阶级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他说:我就不会搞这一套。中药材公司私改科的工作人员,在一起谈论公司里的私方人员时,说资产阶级一无是处。

从这几个事例,看出有些党员对统—战线不是从思想上接受的,所以他们就不是全心全意地执行统一战线政策。

关于赎买政策问题,我认为马克思讲的赎买生产资料,是指十九世纪70年代英国的情况,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胜利。列宁说的赎买政策,主要是指赎买资产阶级的本领。今天中国的情况,赎买的对象不应当指生产资料,仍然是资本家贡献本领的问题。以资本家来说,在业务上的确是先生,有的人听共产党员称他是先生,感到很不舒服,我说这很光荣,以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来说就可以算同志。今天的矛盾是同志和先生的矛盾,一方面党外人士马列主义少,一方面党内人士的业务水平差,所以党内的人就必须尊重先生,同时先生也必须要有马列主义,这样距离就接近了。

第二,我建议纠正脱离实际的倾向,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

这次,我们昆明市工商界总结对私改造的工作。我认为,总结既要总结成绩,也要总结缺点,好的坏的全说。现在只听见总结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从没听说私改中有什么缺点让大家谈谈。没有总结私改中的错误和不好的经验,应该肯定成绩很大,缺点也很大。不晓得领导是怎样布置的,不让工商界说缺点,是不是怕“五反”翻案?

“三定”是否做的那样确实,没有缺点呢?我有怀疑。我们去晋宁视察,县委书记说定的很准确,可是我听他介绍定的方法,就觉得有问题。譬如,一亩田谷子打上来后堆起,农民和社干一起评有多少斤,大家意见一致就定下。假定这一亩田说是500斤(具体字数记不清了),但有个人说是550斤,其他都摇摇头说达不到,有个干部就到谷堆跟前去打量打量,抓起把谷子掂掂,就说是550斤,其他人都不说话了,这样就定下来了。事后,那个说只有500斤不会多的那个人,还要检讨自己的思想有问题。所以,缺粮就是这样出来的。这个做法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要求它高。我们工商界税收的民主评议也是如此。

最近我听说,佛教会的火葬场,有32个人靠它维持生活,现在税局要给他们上所得税,说法是他们的机构要精简,只会有6个人,非要他们拿出80几元的所得税不可。

我认为,对于生猪的派购派养和油脂的收购,如不实事求是地搞,农民的反抗一定会更大。

第三个问题是党的领导和国家体制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基本同意龚副省长的发言,再作个补充。

我同意党委制,但是党委领导如何体现值得研究。我们的情况不同于苏联,苏联是一党制。我们是多党制,党组织的领导必须透过行政集体领导的形式。我们昆明的公私合营企业为什么没有一个成立企业管理委员会。我认为成立管理委员会会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公私关系处理好。如果说公私关系里面有阶级关系在里头,那么阶级关系表现在哪里呢?我觉得:一个是表现在私方人员和工人中间批评和自我批评展不开,如果这中间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那就接近同志关系了。再一个是表现在生产上,私方人员下车间,对生产上提出的意见,工人不接受;工人的创造发明,私方人员也认为你们没文化,懂得什么;技术上不能互相尊重。我觉得这都体现阶级关系。要处理好这个矛盾,就要在制度上如何把集体领导搞好。

除以上三个问题外,再谈一点意见。从民建的工作来看,目前,统战部不是干涉过多,而是帮助指导不够。李铁亚同志是民建副主委,我和他共事已经6年多了,他从没有对民建的工作主动地提过意见。我去找过他多次,他只是在1950年见过我一次,后来每次找他都见不着,就是中午睡午觉的时候,或是早上刚刚起床的时候,去找他,也说不在。一次,我往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那边就问:“你是哪点?”我说:“我找李铁亚”。还问:“你是哪点?”告诉他:“民建”,“不在”,啪一声电话就放下了。那就是,凡是民建来的电话就都说“不在”了。还有一次,我和李铁亚谈到生猪供应不足的问题,他就主观认为高级社不布置副业生产是主要原因。可是,我在农村视察时,就有党支部书记告诉我合作社里并不是不注意副业生产,主要是饲料问题。

如果我的这些意见,对财经工作的改进上有所帮助的话,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原载云南日报6月2日)


来源:《坚决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