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权威人士”应该清醒了!
山东大学 钱大宇
1957.06.05


(钱大宇:山东大学中文系学生)


我同意郑介农同学对班上主要矛盾的分析,的确某些同学与另一些同学之间有着高墙和鸿沟。造成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下面几点:首先,班上某些“权威人士”在“肃反”后利用“肃反”时空气和压力对某些同学进行迫害。如×同学因为与×同学讲了几次话,就被认为是“同情反革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于是乎就组织力量对他进行“围剿”,与他作“不妥协的斗争”,而这种迫害却巧妙的名之为“帮助”。他们所以要这样大概是表明他们“立场坚定,忠于革命”,或许也为了在功劳簿上记一笔功勋。另外对某些同学尤是对在“肃反”中的对象在班上受到与其他同学不同的待遇,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并对他们处处“留心”,即使去老师家拜年也要跟随“保护人”。

其次,某些干部不太理解什么叫落后,认为落后是绝对的。于是将班上分了三六九等,被认为落后的几个人在一起就引起了他们的极大怀疑,认为如何如何。结果造成了同学间的分裂。实际上,落后是相对的,它是从比较中和具体事物中得来的,像过去的积极分子在此运动中不积极,认识不足,那末在这一点上他们就是落后的。

再次,有些人会用巧妙的“辩证法”,对有些同学做了效果不好的事情,就常用从效果来检查动机的原理,如有人讲到艾青近来创作和受到的批评问题时,就认为:动机就有问题,是有反社会主义情绪。而对另一些同学却不用这原理,认为动机良好,效果差一点。这与郑同学所说的归纳法、演绎法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本校各系的分配工作大权仅操在几个“权威人士”手里,他们主宰一切。并且他们狭隘的来理解政治标准,乃至将之庸俗化。这种宗派主义情绪也给国家建设带来很大的损失。渔庭筠诗云:“今日爱才非昔日,莫抛心力作词人”。封建时代确是如此,现在不同了,对人才不但发掘而且爱护,然由于过去分配工作和选拔干部上的宗派主义,不得不使人感到:何必要去兢兢于业务学习呢?只要去做学校中政治的社会活动家就是了。愿今后不要再出现这种现象。

讨论“肃反”问题时,指示不要指名道姓,因一切责任均由党委负责。正如郑同学所说,党委一切包下来未免委曲了党委。在运动中的确存在着“打击报复”、“私怨”的现象,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否定积极一面,而是完全应该,否则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亦成了空话。爱护干部和积极分子不是去掩饰他们的缺点、错误,应该批评和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肃反”总结听是听了,但觉得太一般化,成绩和缺点不但适合于山大,而亦适合于全国各个机关团体。同时有的地方过于夸大,有的地方则缩小,对这样一个运动的总结应该更实事求是一点的,另对在运动中有些人被强迫写的材料应作如何处理亦未交代,这应该说明白的。


 来源:1957年6月5日《新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