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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鸣”“放”和对我校图书馆的建议
北京大学 曲鸿
1957.06.06
（曲鸿：北京大学图书馆职员）
一
自肃反运动以来，已两易寒暑，我在这漫长暗淡的岁月中，白天盼着天黑老是不黑，夜里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时又盼天明，这该是多么难以形容的苦闷象征啊！它内中包含着辛酸苦辣的滋味；悲愤不平的情怀。“人生七十古来稀”。猛抬头又感到岁月如流，逝者如斯，瞻前顾后，实不禁令人触动起无限感慨。在这二年中：亲身感受到的是冷酷无情的嘲弄和谩骂；狂风暴雨的袭击；恶之欲其死的恨毒……。我成了“它”仇视的对象，“它”就是现在全国各地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三害”之一“宗派主义”！
英明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大呼一声：前面危险，站住！前面就是悬崖深谷！“三害”在这时就悄悄地溜走了。那些被“它”纠缠住的人们，才渐渐苏醒过来。我本久已心如死灰，处在漫长的黑夜中，突然今天又看到东方开始升起了太阳，我亲爱的太阳啊！但愿您永远高挂在天空，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诉说出我的“心里话”。
“宗派主义”对我施加威力，这在一九五三年就开始了。在一九五四年度里，高教部提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的各大学及学术团体和研究所等等单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我校亦不例外。图书馆为我校各学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书刊资料，因大半皆为欧美出版者，通过国际书店进行订购工作。那时我正负责图书馆里的期刊工作，凡属于职权范围以内的各项业务，在事前皆经向馆长的同意下，进行的。但不知何故，“宗派主义”者在我工作进行中所加给的阻力和重压，比以往更变本加厉，时常对工作强行挑剔和干涉，横眉怒目的颜色。当时我虽不了解这内里的情节到底是为了什么，但处在这样情势之下，我已预感到这是暴风雨将要来临的前夕。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即肃反前的一段时期里，很明显地看出我已成为“宗派主义”者的眼中钉肉中刺了。正当此时就有人在进行散布空气说：“图书馆的机构要改组，期刊股要取消，全馆人员要减削三分之一等”。一九五五年暑假，如狂风暴雨般的肃反运动开始了，刚刚开始不久，眼看着矛头就向我而来了。虽然当时在威力逼迫之下我承认了“莫须有”的错误，而仍是得不到饶恕，一定要我把群众所提的一切问题和意见，做出深入的检讨。在鸡蛋里找出来的骨头，也一定要我承认是事实。我这时真是处在了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境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句话，今天我才深深感到它的现实意义。“宗派主义”者在此名正言顺的大旗下，在图书馆内它达到纵衡天下最凶猛的时代，它至此已形成至高至大的权威者了。顺手把几顶反革命、反党反人民的大帽子，那还顾得了我同意不同意，就很热情地当着群众给我举行了加冕仪式；从此我就失去了人权和自由。不许分辩，不许说话，同时也不许群众同我说话，动辄得咎，一无是处。这一棍子的效果很大，虽不死，不远矣。“宗派主义”者的愿望达到了，它的外围，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在暗地里得意的笑了。紧接着的下一步骤就是进行支解那个由我负责罪该万死的期刊股了，一系列布置工作，的确是煞费苦心的事。恰在这时就有人喜形于色的在一个会上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他说：“图书馆这次改组，把不合理的期刊股取消了，总算我三年来的愿望实现了”！至今思之，这真是值得讨人寻味的一件公案。
“宗派主义”者在取得胜利后，虽把我打下冷宫，还不能斩草除根，总是放心不下。二年来我是在被管制生产的形式下工作的，外文楼顶是执行处。交下的工作是整理旧期刊资料。这个楼顶上的环境和条件很不好，夏季里闷热如蒸笼，冬季里是滴水成冰，在高大书架上放置着成捆的刊物，积落之秽尘很厚，搬动时秽尘飞扬，呼吸都很困难，虽戴着口罩。鼻腔和口腔内还是塞成黑团。一九五六年校内电灯时常停电，因为电力不足之故，有时电灯仅现红丝，一灯萤然如豆，阴气森森，我恰似一个孤独的幽灵，寄生在这样凄凉地人间地狱！这项工作原由二人进行，因那位同志在学系有兼职并其他社会工作很多，时常只剩我一人工作，这并无所谓。而最使我难以忍受者是，凡我一人时，另派人在我上班时开门放进，等下班时有人去锁门。同志们可以想像得到我这是什么处境，这时我用尽平生之力把苦痛压埋在心间！把伤心的泪水免强使它往里边流！忍住！好好的活着！不要存短见！不要使可爱的家庭遭受到妻离子散的惨境！忍啊！忍啊！一直忍到了现在，我觉得这是够多么慢长的一个黑夜啊！每每思及，使我不寒而栗！环境虽是如此险恶，但我有不可拔除的坚强信念，真金不怕火炼，总有一天可以水落石出。我绝不是反革命分子！我同别人一样是纯正的公民，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决不轻生，我还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工作上二十年！在这段时期中，我尝到了冷酷无情的待遇，是我一生中无法忘去的创痛；这是“宗派主义”者所加给我的体罚和耻辱！“士可杀不可辱”设若我有不可赦免之罪，我甘愿以身试法，以平他人心头之恨！
那时我虽正日处在一个失去自由的环境下，而仍是咬紧牙关，埋头工作。我想起当年鲁迅先生的话：“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当然那时鲁迅先生所处的旧社会与今日的新中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但我借来形容当时所遭遇的境地，是现实的。同时我又想起法国一位大文学家的话：“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不是活着为了吃饭。”思之再三，这句话对人生的启示包含着无限深长的意义。继又想到俗语所说：“蚕到死时丝方尽”。以上这些复杂而带有人生哲学的辞句，时常交织于我之脑际。人真是个感情的动物啊！在这黑暗如漆的外文楼顶上，为什么使我想到这些？它又为什么引起了我难以抑止地无名悲哀呢？悲哀能化为力量；消极的因素也可以刺激积极因素的成长。我有一棵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心，我能够如以前那样为祖国工作。“宗派主义”者就是再加上几十倍几千倍甚至几万倍重压和威力，我已下定决心静待身受下去！
在二年来辛勤劳动下，整理了将近一万种旧中文期刊，分为上中下三编，印成书本式目录，第一编已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印出，第二，三编即将陆续印成，它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为我校教师们询查参考资料是有用的。在这几本目录里，它埋藏着我一生中“憎”和“爱”的烙印。
“宗派主义”者应该明白，“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的俗语；把自己称心满意的乐园建筑在别人悲哀痛苦上边，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琼楼玉宇。自从周总理发表了如何对待我国知识分子的政策后，全国各地也都学习和讨论了，但“宗派主义”者并不理会，但他们仍是无动于中，而对我继续进行的教育，还是：打击！打击！打击！这时我的思想仍是陷于悲观绝望之中，生不足恋，死又何憾！
“山穷水尽疑无路”，我并无丝毫信心和希望以后还会有什么“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但一九五七年来了，毛主席在国务院最高会议上，发出巨如宏钟的声音，喝住“三害”休要如此猖狂！并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出指示。这次的效果很大，遂于二月间给我做了总结：“不是反革命份子”！但在以后几个月里，“宗派主义”者还是“色厉而内荏”的不服气，虽然它已失掉了根据，看样子仍是可怕的很！大有恋恋不舍，总想还有一天局势陡然一变，再回复它几年来的威风，但是今天看来这种威风是一去不复返了。
二年来我日夜都在电力不足的灯下工作和学习，眼也花了。在三月中住进了医院，一病至今未愈（现在家中静养），目前据大夫检查病情良好，不许上班工作。我情绪上感到急燥不安，这是我的损失，同时也是国家的损失啊！
“三害”的大势已去，太阳的曙光正在慢慢地由东方升起。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在全国各地共产党内部的整风运动开始了。我坚持不拔的信念，终于在今天成了现实。我校江副校长带头纠正肃反运动中所犯错误之下，图书馆终于在五月二十二日当众宣布把我戴了二年来几顶头痛箍似的帽子摘掉了，当我在病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后，不禁热泪盈眶，我在此激动的心情下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感到党的大公无私。使得全国如我一样遭到不白之冤的同志们，也都如我一样的从三害牢狱里被解放出来。这一方针是在加强人民内部团结，这是我们站起来的六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次强大的示威运动！我国自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每次发动的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以及肃反等等一系列伟大运动，皆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召号在全党内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百无疑意的这将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它同时也标帜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和在发展前进道路中的再一次伟大胜利！
二
“三害”是极为凶猛的老虎，它是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我校全体同志们都有责任，要及时积极行动起来以大无畏的精神帮助中国共产党，除此“三害”！
我是一个本校图书馆工作者，曾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伤害，由痛苦的体验中认识到它给图书馆工作上带来的严重危害和损失。今天我有责任指出“三害”尤其是“宗派主义”在我们图书馆里的行踪以及其他种种内部矛盾。我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把问题分项揭发于下，以便为我校在开展整风运动的深入阶段中提供材料。
一、以党代政的现象，在图书馆这个部门里显得特别突出而严重。由于党员们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歪曲了党的政策，腰斩了领导与群众间的直接接触，使得领导形成了名符其实的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领导有职无权就形成了自然的现象。
二、权威思想在图书馆里党员同志们身上表现得也很严重，凡事都用专断独行的手段代替了群众路线，大权在手，就把令行。谁对党员们甚至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有意见或说了甚么，那就是反对党，把这个人就给画上了问号。一等有什么运动一来，就可趁机给你戴上些怕死人的大帽子，随着就打你一顿闷棍，看你下次还敢也不敢？在数千年前当奴隶和封建社会嬗变时代秦始皇用李斯之策：“焚书坑儒，偶语者弃市”。凡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民皆认为这种“苛政猛于虎”的霸道行为是要不得的，今天我们六亿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是个大救星，他领导着中国人民打倒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赶走了帝国主义，革命的胜利给我们带来了民主和自由，时至今日我们正是因为珍视这得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故此我们决不愿意看到连说话提意见的自由都成问题。我认为图书馆的群众就是长期处在这样无有民主和自由状态之下过生活的。
三、居功和骄傲自满的思想。我们图书馆里有的党员，在群众面前把面孔严肃得都带上了怒容和杀气，无论说话行事，自以为功高盖世，以胜利者自居，觉得唯有我才是中国的主人翁，群众算得了什么？他们用刚刚解放时期的眼光估计今天的事物，岂不大错？图书馆的群众虽然觉悟不高，可也有了几年来的学习和实践在明察事物方面，眼睛是很亮的，如仍用老一套极其幼稚的领导方法进行思想教育和工作无疑是此路不通了。中国共产党的功勋，是我们祖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页，它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也是由毛主席和他所有的战友们出生入死而得来的，我们称之为功高盖世的英雄，他们是当之无愧的。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后进的一些党员们也应当更好的向他们学习啊！
四、党群之间及群众之间的“墙”和“沟”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图书馆里是存在的。在起初党群间的“墙”“沟”并不厚，但是由于有了三五个所谓积极份子，从中帮忙加高加厚了工事，于是乎渐渐地就坚实到难以拆除的程度了。这时“宗派主义”，也就随之高涨起来。更由于党员们对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错认为是得力助手，也同时就偏听偏信，偏爱起来了，形成为如虎添翼之势。在党员们看来，这几个人有积极性，靠拢党，在正面上看不能说是不对，但由另一方面看是否如此？他们会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甚至以无中生有的手法向党员们汇报情况。并能够唯命是从，歌功颂德，损人利己，嫉贤嫉能等等的花言巧语取得党员们的信任，彷彿只有他们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是实际情况是否如此？颇值研究。图书馆里的党群之间的“墙”就是这样筑成的。
在图书馆里，整个形式上看，似乎党群成为对局之势，中间有一道大鸿沟，然而在客观实际上群众之间也是各自为政不相为谋的。由于群众在各次运动中都吃到不同程度的苦头，吸取了经验教训，都“噤若寒蝉，以防他人暗算，最好的方法是防患于未然。每个人都筑起如蜗牛式的小外壳以避免意外之灾。这种独善其身的防御战术”它是由于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的所行所为是分不开的。
五、不相信群众。这正是图书馆党员们脱离群众的实际表现之一，图书馆内的大小问题的处理以及工作的进行均因受“宗派主义”势力的局限，只能见到“集中”而见不到“民主”。例如有两位党员正在谈话，群众一经过就会把话头马上停下来，甚至党员与所谓积极分子谈话也是如此。使得一般群众心中很不安定，只好以自卑感的心情低头以目视地急趋而过。图书馆里造成党员不相信群众的另外因素，莫若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在群众中暗里进行有闻必录的小汇报工作了。正如我在第四项所谈用尽各种手段取得党员们的信任，只要达到了这一步，就用一只手遮住了党员们的眼睛，另一只手正好是在夜黑天高之下进行其混水摸鱼的私利了，他们也可以用“驴蒙虎皮”的假威风，乘机来欺压一下群众。
六、人事按排不当及薪级不公平。图书馆部门的工作，不同于事务部门的工作，亦正如事务部门的工作不同于图书馆的工作一样。我意思是说在我们图书馆各个部门岗位上务要人尽其才，而不要滥竽充数。可是我们图书馆内就有“蹬着毛厕不拉屎”（不称职）的现象。个别的有爬得很高的领导地位，也还有因人设事的现象，在选任贤能的新中国社会里，这是不应该有的现象了。请当局认真检查一下，就会查出来的。“宗派主义”在图书馆里的极端表现莫过于把一个有二十余年业务专长和经验的人借肃反运动趁势把他推下了深渊，用了一棍字打死的手段是不对的，这是粗暴的霸道政策，它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绝对不相合的，我建议我校当局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问题来调查研究一下。
在薪级方面，评定的标准，要按业务熟练的程度，才能以及文化和知识水平去评定，这是不可忽视的主要条件。图书馆有几位同志，他们具有一定的外文知识水平和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但均未能得到升级，然而那三五个所谓积极分子也者。论他们的业务能力及文化知识水平皆不高，并无图书馆工作业务专长，讲品质更是不好，服务态度也是糟得很。可是千万不要小看了这样头戴乌纱而腹内空空不倒翁式的人物，却每次都能得到升级加薪的优待，群众是不能心服的。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以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分配为原则的，不合理的现象是不该有的。图书馆的群众们的眼睛很亮，我认为凡以往做得不合理的，今次在整风运动的同时，应深入到群众中间去，仔细地加以调查研究以便进行纠正。
为了把我校图书馆工作提高一步，使其更好地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需求关系相适应，就必须把图书馆形式与内容加以充实和革新。今我以抛砖引玉的心意，提出几项有建设性的建议于下，希请我校和图书馆的领导们把这建议作为改进图书馆工作的参考。
一、组成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长为该会当然主席，聘请校内对图书馆工作关心及有兴趣之教授若干人为委员，以及馆内有图书馆业务能力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职员数人共同组成。该会使命为制定图书馆发展方向以及长期规划，以便使图书馆能成为有机协作配合我校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勿令脱节。
二、从新调整机构，肃反后由于领导有职无权，“宗派主义”者趁此时机，以粗暴专断独行的手段，把图书馆内各个部门大致尚能分工负责的组织系统，实行了兼并政策，把七八个平行部门并为三个，大权操于二三人之手，以精简机构为名，而实际又大增人员，形成了畸形发展状态．这于节约建国的方针，是不符合的。为此，我建议，学校和图书馆当局，快把图书馆内部机构，分设为：采购、编目、期刊、参考、阅览等等，……平列式部门，各部由馆长直接领导，各部门之领导务要在直接参加具体工作下进行领导。如此既可避免为少数人制造权势范围，又可避免使馆长形成为高悬在上的“官僚主义”者。
三、选任贤能，以俟图书馆机构调整后，即将现有人事调动一番，务使人尽其才。各部门之具体工作领导人，若馆内无人胜任，应到外边访求聘请贤能之人任之，使其有职有权有责，由馆长责成其所负该部门的工作任务，不得另由不懂业务的人进行无理干预。于此同时，要将一些不称职的人员，调令其做适合他的具体工作。这样做对腹内空空不务正业的人来说无论国家和个人，两受其益。
四、图书馆要积极地为我校担当起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校是属于综合性的大学，图书馆所担负的任务，比一般性质的图书馆要复杂艰巨的多。首先就管理图书阅览方面来说，最起码的条件，应把所管理的图书报刊要像“如数家珍”、“庖丁解牛”般那样熟练的程度。指导读者使用馆内各种本式及卡片目录，使能尽量利用图书馆入藏的丰富书刊。林达到这一起码条件的要求，对提高图书馆一般干部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文化和知识水平，成为必要的课题，不然工作上的困难是无法去克服的。
我国已规划在十二年内把我国科学事业推到世界水平，这项艰巨任务，决不是口头说说就成的。它除由于我国科学家和学术界本身的努力外，并需要各方面的协作配合与支援。故此，我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作为我国十二年规划的一个组成部份来看，它所分担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图书馆处在如此情势之下，义不容辞，图书馆工作者一定要担起这项协作配合的伟大细致的任务。这就必须要求图书馆各业务部门的领导者，对所负担该部门的业务，应有高度的专长和才能，领导各成员进行工作，并应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化和知识水平；还须有对图书馆这门学问的钻研兴趣和热爱，把馆内所藏的书刊，作为征服研究的对象。最主要一点还应有为人民服务的忠诚。在经常工作中，把图书馆学应由理论到实践地去探讨钻研，把科学研究需要的参考资料，用科学方法去进行处理，将每门科学的参考资料像串珠似的把它们编辑起来，余如书刊的评介，提要、以及论文摘要和索引等等细致而艰巨的工作，这都是作为一个图书馆工作者，应当争取达到的理想水平。我们图书馆若能以此种精神为目标去工作和钻研，而把钻研的成果，用为我校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参考工具，省去了教师们为找参考资料的宝贵时间，这贡献是无法估计的。我们图书馆若能具备了这样丰富的内容和条件以后，自然而然就会把教师们引向图书馆来，他们也一定会来图书馆求教求友的。用贤能人才装备起来的图书馆，到那时也一定能够同我校师生们融交在一起的。同时也把我国图书馆事业随着我国各门科学，一同推向世界水平。不错，这是理想，但是我们图书馆工作者，有责任把理想去变成现实。若仅仅安于目前落后现状而不自觉，每到年终就只能在工作总结上写着“成绩是肯定的，缺点是必然的……等等”不是实事求是而是带着教条主义的庸俗辞句，以我看就是再肯定它一百次，也是枉然！若老是效率低下质量不高，那么，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呢？时乎不再，即时努力以赴吧！
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我二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悲愤和委曲，今天有机会“鸣”“放”出来，使我形如木石之感情，觉得又激动活泼起来了。这次我揭发的问题和矛盾，可能对有些同志刺激了一些、但无论如何，我是本着从工作出发的；而也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的精神来提出的。知我谅我，如此而已。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今次于整风同时，广开言路，在人民内部中间，皆可敞所欲言。自由民主的空气，弥漫于全国，这是我国数年未有之盛事。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处在此，他敢于在人民面前暴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达到社会主义成功的有力保证。我衷心地预祝这次整风运动的胜利完成！
最后，我还谈些体己体人的话，因为我是“三害”受害者之一，体会的就特别深刻。唯有受过饥寒的人，才能体会到无衣无食者的痛苦，侮辱和失掉自由的人，才更能同情被压迫，侮辱和失掉自由的人。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报复手段，那是用来对付我们工人阶级共同最凶恶敌人的办法，这决不容混淆起来。我建议在我校整风的过程中，凡是群众对党员揭露出来的问题，无论严重与细小，一定要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犯了错误的同志真正从思想上去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我们图书馆内的“墙”和“沟”一定要把它快快拆掉填平，图书馆的党员同志们带头行动起来吧！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吧！我们应当把远离的心联在一起，久久分开的手握在一起吧！图书馆的全体同志们，让我们同来齐声高唱“团结就是力量”！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