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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看了“某党员的问答”引起的
南开大学 桑健
1957.06.07
[桑健：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
前言
在深刻、细致地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来贯彻鸣、放争，我相信是社会比过去一段更正常的。只有人们能够实事求是的，冷静的、以理服人的贯彻鸣、放、争的时候，即现在我愿意，并且一定很积极地参加关于谭天荣到底是香草还是毒草，还是又香又毒的问题的辩论，我要声明：如果以批判的目的、而不是以辨明是非的目的来进行问题的辩论时，我将马上不参加讨论，我反对在辨明是非，会上，拿立场，拿自己做的帽子扣人、压人；更反对象前几天，有的人根本不是事实的，说我是留党察看的党员（我并不是留党察看的党员），来做反驳我的观点的武器。甚至外系有的班荒唐的以这个来让群众不要相信或威胁人们，使人们不敢同意他们本来是同意的我的论点，我再重复一次：如果有人不以理服人而想批判人、压人、乱扣帽子（不论对谁），我就不参加辩论，并提出抗议。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反对的教条主义者，绝不允许在这时候或其他时候有市场。说实在的，用理把别人说服了，人家自己就会批判。
说明一点，我的十二篇评论，其中前六篇是在六月四号早晨和大家见面的，第七号是六月七日贴出的，以后的五篇因怕影响人们的考试一直就没有贴出来。希望同学们看这些评论时注意一下我写的日期，即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个非常重要，一切问题离开了时间、地点、条件都会缠扰不清，我想，这个常识每一个人都应当有而且会有。
最后，我认为是非辨清了，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应当服从真理，我本人，首先保证这样做。
为了继续把我的话说完，也就是把我的一切看法、论点说完，我继十二号评论之后，继续写，为了说明问题，有些问题只是当时想法、看法的重述（我都保存着材料）有些可能就是现在的看法和论点。关于这个，我将在每一篇后面注明。希望能注意到。(1957.6.21晨)
评论第七号——看了“某党员的问答”引起的
看了这篇报导后，使我感到，有的同志没有很好地领会党委的精神。认为五月二十八日党委表示的大鸣大放的精神是被迫的，不得已出，这种领会是不对的。
根据我先后数次与党委同志谈话中体会：党委对大字报的认识也是逐渐提高的，虽然开始支持不够，但后来是积极支持了，这种积极支持是党的真正的态度，原来情况估计；是落后于形势，现在改正了，这个改并不是假的不得已的。这个做法完全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的结果，因为只有真正的支持和鸣放才有利于党的巩固，所以在五月二十八号下午党委就向同学们表示了：要大放大鸣，解除顾虑，用各种形式（包括大字报）把一切意见都表达出来。党委王震宇同志说：自由论坛是可以辩论是非的一种形式，正像座谈、交谈、大字报、民主墙报等都是鸣放的形式一样。党委书记楚云同志说：党员也可以放，也可以写大字报只要自己认为对的就可以放，错了也没关系。从以上两位同志的话中看，我认为对党委的精神那样领会是不对的。（57.6.7）
评论第八号——谭天荣为什么敢于这样大胆的放？
谭天荣对许多问题看法中，有一种看法是：共产主义运动，就整个运动前后过程来说分五个阶段，认为每一个阶段都是历史的必然性，只有经过了这些阶段才能走向最成熟的光明的第五个阶段。他认为继教条主义（第四阶段）后，就是通过大鸣大放，就是走向更彻底的社会民主的阶段，他的这种划分法是错误的，是否定之否定乱套但是他说的现在大鸣大放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所不能阻挡的潮流，这一点我完全同意。
郭老说大鸣大放是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谭天荣认为：大鸣大放正是共产主义运动所必然走向的阶段（即他的所谓第五阶段），由于他对这个问题有理论上的武装，所以，他不顾一切阻挡、讽刺、恐吓的袭击而作这个时代的响应党的方针的最勇敢的战士。有人存在“收”“整”的观念，但这在谭天荣来说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认为现在才是第五阶段的开端，今后只能继续大鸣大放而不是其他，并且在大鸣大放中要大争，以留香去毒。
有人看到报纸对一些反动言论的批判就觉得是“收”的信号，实际这也是一种误解。要放要鸣，不能只许一家放、鸣，不能只是允许不满的有意见的放出来，也允许不同意见的、批判的东西放出来，只有两方面都放才叫“放”而批判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压”和“收”，只能说明这样放法才是正常的，只有这样才能把真理辩明。因为压服只是外表服了，内心不一定服。（1957.6.7）——桑健
评论第九号——我的评论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我们都知道，当许多矛盾摆在我们面前时，不是平列的一个个解决而是找出其中主要矛盾来解决，如果并列的来就等于不解决矛盾，也就是说不能把问题解决。为什么在六月三日发表那样的评论呢？这有个历史条件，就是说我的评论早两天或晚两天都不会出现。当时是什么历史条件呢？我校学生鸣放自5月24日开始到谭天荣之来可以说是个高潮，但当时最重要的矛盾是人们还不敢放，许多人原来没顾虑，现在有顾虑了，而还有些人不敢让人放或有的在阻碍着鸣放，这个问题是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就是态度、方法、认识的问题。我的评论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评论是否解决，这个问题呢？是解决了一些，最明显的事实是6月5日谭天荣第二次讲演时与会者都是极冷静的，我说这次开会的成功也指这个意思。有人说那是“清一色”的人参加的这完全是诬蔑。说这话的本人和想要说这话的许多其他人，他们就去参加了，难道你也包括在这所谓“清一色”里吗？显然这是不用辩的，这次会与第一次六月二日谭天荣第一次讲演时完全不一样，那次明显的是很多很多人不冷静，甚至人家还没讲话就要撵人家走，而会上几乎成了两派。会前的空气很多人有点来了什么洪水猛兽之感，而之后几天人们之间的空气也有点紧张化。这就是为什么我的评论出现了。
这个主要矛盾如果解决了，人们都敢都能够毫无顾虑，无保留地鸣放起来后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了，而存在的主要矛盾，就转到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给予辩论是非甚至批判开辟道路，因为这时这样做不但是运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因为不是为了鸣放而鸣放，而是通过鸣放辨明是非，并弄清真理。这时这样做也绝不会或很少会响影人们的鸣放。这时虽是争，但还是在鸣放之中贯彻争，这话并不是说一开始不应争，但“争”绝不是第一阶段的主要问题，当时主要问题是放，而看看我们南大当时的情况绝大部分还算不了什么“争”，当时我几乎没看到几篇是以理服人的东西，绝大部分是搬些口号和提出一些反问，而有些口号当时提的也没意思。并且起了阻碍放的作用，所以说一开始也可以“争”但是必须是以理服人，只有以理服人的争才不会使人感到或者起了阻碍鸣放的后果。
人们不解我的评论为什么能够出现，只表面的看问题，以为我在为谭天荣辩护或为谭天荣开辟道路。我不是为谭天荣而是为鸣放开辟道路，所以把谭天荣拉出来是因为谭天荣在当时是明显的矛盾的具体焦点，由于人们那样的误解就有人责问我为什么没对谭天荣的论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当时我没有回答他们的苛求。我当时只想把我这十几个题目写完之后人们就会清楚了。并且要考试了，大家都应当暂时停一下，不要妨碍了考试。（六月七日）
评论第十号——对南大鸣放的总评论和其他
党要整风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除克服缺点改进工作之外更重大的意义是：使群众的情绪更为积极，使人心里更感到党的伟大英明，使所有的人都高高兴兴的真心实意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拿这个标准来调查一下南大的这次运动，到目前为止是否收到这种效果呢？我说只做到了第一点，即克服了许多缺点，纠正了一些错误，改进了一些工作。而最重要的即在人们心理上则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我们党是伟大英明的。每个人都有这种感觉，但具体到南大在这次运动中是否体现了党的伟大和英明呢？是否体现了党的大鸣大放的精神呢？可以说体现的很不够，我们某些党员也没有在自己的行动中很好的体现出党的这种精神所以运动到现在已放了十多天了结果怎样呢？教授中顾虑者有，党员中顾虑者有，团员也有，群众也有，总之到现在有许多人顾虑而且不在少数，放了这多天但他心理上还留着一块疙瘩。至于由于认识不到鸣放意义而对鸣放有抵触情绪的人也大有人在。所以，我认为南大这次鸣放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却是失败的。
这一点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是党的好儿女的话应该能感的出来，并在实际中消除这种后果，应当看到这种危害：党如果脱离群众是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的。这次运动中有些同志脱离了群众而不是站在群众的面前领导群众和帮助群众。脱离群众就绝不能团结群众，脱离群众就根本不能教育和带领群众。我们有人一听到不合口味的话，首先不从人家好意着想，而是考虑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结果不是团结他们帮助他们甚至敌视他们，这样做对谁有好处呢？今天是1957年的时代了我们国家各方面包括人的意识都起了巨大的变化，不能拿过去的思想方法指导今天的工作。我们应当在联系群众和相信群众关心群众的前提下通过闲谈，辩论等更适合于大学生特点的方法去帮助群众，从而也提高了自己。对大学生来说如果以教育者的身份去和人家“谈话”是不会收到良好效果的。（六月七日）
评论第十一号——大字报引起的
我的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很大的振动。我想对这振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表一点意见。
有的同学贴了“真正的共产党员”等的字眼，我希望不要把同志们这样的划分，对我个人也不要从这一件事情上就给我这样的结论，我想还是由历史的发展去说明它比较好。因为对青年来说还有漫长考验时期。而我认为大鸣大放对党员来说正是一个考验，考验他能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对党做出有益的事情，主观上虽好，但对党的事业无益这不是真正自觉的站在党的立场。团委侯维锜同志说：“现在是巨大变化时代，很多人由于认识上的原因，不能很快的跟上形势”。这话我很有同感。
说党员是不是真正的，在多数的同学中可能不会有坏影响，但我的看法即和很多同志分路，是不是和我不一样看法的党员都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呢？这种提法会给别人一种漏洞。制造党员同志间的不和和分裂。有这种企图的人我坚决抗议并且，我说这种企图是达不到的。应当说明，我不是说贴“真正的共产党员——”大字报的同学是有这种企图，我是说，可能有人利用这种现象。（六月七日）
评论第十二号——我对谭天荣的否定部分
由于我认为谭天荣是个肯定人物，所以我先谈肯定的，否定的不是不谈而是放在后面谈，现在我就来谈这部分。
这方面的总评是：由于他本人的狂妄和他蔑视一切的情绪，以及在哲学上的不成熟和运用的机械套用及思想方法的客观主义错误，所以出现了许多荒谬的论调。对谭天荣来说很需要帮助和正确引导，否则沿其思想发展下去，将在理论上走很大的弯路并且前途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深入研究，这里大略谈几点：（1）一个知识少或者自认为知识少，一个无能或者自认为无能的人对他来说清高自大并没有多大关系，但对谭天荣来说就不同了。他很觉得自己知道一切，加上他的大胆到狂妄，所以也就很容易的在行动上在语言上犯错误，有些行动和话的后果就证明了这点。（2）谭天荣看了许多书就大学生的水平来看，他已算是出类拔萃的了，但他真正形成一个思想或哲学体系那是远远不能的。因此他成立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就是没有道理（他本人已说决定取消）况且他说，哲学方面典籍只是在三月内看完的，虽然把能找到的都看到了，但是不是消化了呢？只看了并不说明问题因此就他来说现在还不具备一切解答问题的条件也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力去解决各种各样的重大问题，如果硬要去做，就还会出现许多荒谬的结论。谭天荣声言要给大家解答一切问题这就说明谭天荣的思想方法里有一种要把一切都找出答案甚至连一些数学公理他也要找出它为什么。这种方法极有害容易走进宿命论的道路上去。（3）否定之否定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理论上是对的，但运用上由于他上述的错误方面就产生了机械套用，举一个最明显的错误，两种不同东西的交替转化和上升是否定之否定的道理，如果他说：原始公社被私有制所否定（私有制里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等三个过程）而共产主义又否定了私有制，这种运用是对的，这里就遵守了辩证法的各种原则。但他把马克思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也套用否定之否定也按照社会发展的五个阶段分为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列宁主义、教条主义、高级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套用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发展只是一个事物自身的不断上升和完善，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问题，正像麦种子发芽以后一直从苗到一寸，一尺，三尺，不断上升，完善的继续发展各段一样，不能说麦的三尺长和它的质否定了一尺长和他的质不能说一尺长和他的质否定了一寸长和它的质。这里没有否定之否定，但种子发芽成麦，则是否定了，而最后生出的种子又否定了麦子，最后一次种籽是第一次种籽的否定之否定，这里除了包含这一事物自身的矛盾斗争外，还包括这一事物的更高发展。经谭天荣在这问题上的套用，不但本身就是错误的，而且这里违反了事物发展的因素。如他说修正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难道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吗？显然不是。（4）我没有材料说明谭天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我认为他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即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立场，他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一律作一个客观的事物摆在面前去研究，在阶级社会里，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由于这种错误就使他把苏德战争之所以苏联能战胜，说成只是因为希特勒是个笨蛋而已，他忽略了战争性质，新旧制度之对比及其重大意义。显然，得出的结论就是错误的。这种客观主义错误，也表现在另几个问题的分析上，此处从略。
以上这些，我认为是我否定他的基本方面。当然在我的每一个否定点上还可以举一些事实，此处略了，其他各种各样论点错误基本上可以包括在我的对他的否定的基本评价里。
我的总的否定评价里最后几句话即从：“对谭天荣来说，很需要帮助和正确引导……是很危险的”这部分，我就不作阐述了。(1957.6.8)
评论第十三号——我根据什么首先肯定了谭天荣
人们以为我是糊里糊涂地把谭天荣肯定了。这是不对的。他到底是肯定人物还是否定人物，希望大家讨论。我的看法不是不能变的，但没有充分的理由，我绝不改变。有人说他是反革命，那么这问题便没法去讨论了，因为要是反革命，我就上当了，什么优点缺点，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想通过以下的几个问题，说明我肯定他的认识上的基础。（一）他所要确立的否定之否定的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首先肯定他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所反对的是教条主义；（二）“再论”在分析斯大林问题上，谭天荣说是唯心的，有人夸大说：谭天荣说整个“再论”是唯心的。这是不对的，请看谭的原文“……所以，我说“再论”在分析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时说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是唯心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否不能这样说？请我们回忆一下“再论”学习时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就不会奇怪了。只不过我们没从哲学带一个帽，即唯心或唯物，我们只觉得认识不到或不能完全说服人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做哲学上的探讨，不能意味着是反党，我觉得谭天荣提出这个问题有积极意义，即“再论”关于这个问题在理论上需要详加阐明，起码要有书或文章来阐明这个问题即为什么根本的问题是人们的思想情况，而不是客观世界，让人们都心服口服。在斯大林问题的看法上，并不是谭天荣首创，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托格里亚蒂同志，就有不同的认识，即错误的根本原因，不能都归在斯大林身上。在这个问题上，谭天荣提出了几个反问：根本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秦始皇之所以统一了中国，根本的因素是秦始皇的思想状况？拿破仑之所以侵略欧洲，向世界各处散布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的因素是拿破仑的思想状况？能这样说吗？是不能的。根本的问题是历史的条件，当然个人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不是根本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谭天荣是做了许多思考的，这种思考对理论的发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里谭天荣在分析问题在理论上可以探讨，但绝不能忽视“再论”的巨大意义，我的概括“一论”“再论”之出现拯救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揭破了敌人的阴谋。其作用和理论上的探讨是两回事情。（三）谭天荣在分析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时说有一点是过去从没有人观察到，而我认为确实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只有认识了这种情况，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斯大林后期某些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是有其具体历史条件的，绝不是用他个人性格上的缺点所能说明的。谭天荣在肯定了斯大林是个纯洁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一个出色的政论家后说：“可是苏联毕竟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包围，使苏联不得不向自己筑一道墙。为了阻挡苏联的影响，资本主义也给苏联挖了一道沟，在这种相对闭塞的情况下，要全面地考虑全世界的整体问题，是十分困难的，整个苏联人民的认识水平受到严重地局限的。”这段观察深刻而有道理，请我们回顾一下，过去我们对苏加诺是怎样看法的，现在又怎样看的，过去那种因闭塞而造成的错误，能说在考察问题时不受到局限吗？苏加诺不只是一个苏加诺的问题，而是对世界上这一部分人究竟怎样看待，现在我们都承认这是和平中立地区，这样认识，对世界和平极有好处，而且也合乎实际，过去只简单地把世界分成两大半，世界局势紧张化；而今天世界局势如何，这是很明白的。过去未能把更多的能团结的人，团结起来，反对战争和殖民主义，以保卫和平。（4）我们知道，世界物理学界，对列宁的物理学方面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分歧的，而谭天荣也有了这种认识并简单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使我们中国同志而不是外国朋友们也敢于对这个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研究，发表看法，这对科学是有益无害的。（5）谭天荣提出了关于个人和整体的问题来，我也认为是提得有意义而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团员自身应当有一切服从组织的品质，但作为国家在处理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上，不能这么简单化。领导者须说对你、青年人！你不要想自己；对我，做领导工作的尽量去关心你们。但事实并不都这样进行这种方式本身就给官僚主义开了通道。其害处是很大的。谭天荣举了女子勘探队的例子。曾名闻全国的女子勘探队，最后变成了以女子之名实为男子勘探队（女子们病倒了）。这一例子可以充分论说一个道理：是提倡青年提出合理要求，满足他们在一定情况下的个人所要求的利益（实为集体利益）而使不发生悲剧好些呢？还是不让青年们关心自己的利益，再真碰上了官僚主义，结果发生了悲剧，造成各种各样更大的损失好些呢？这很显然。这在当前不是不值得研究的课题。很有意义。（6）个性和党性问题：他说没有个性就不能把党性体现出来，我觉得很有研究的意义。我举上个例子说明：肃反运动中的有许多过火的同志，认为自己站在党的立场但最后证明肃错了，过火行动是不对的，这时就看出这些同志没有把党的立场体现出来，党的方针没很好地贯彻，最后还造成了对党的威信的损失。所以，最后证明，这样做并没有真正体现了党的立场。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因他没有个性，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顺流而下，结果不能不跟过火的同志跑路子，人是在肃反过后了，后悔自己当初应把自己认为对的（党的原则立场）坚持下来，这样的例子很多，有些缺乏个性的同志，习惯跟大流跑，大流对了当然好，坚持了党的原则和立场；大流错了也就跟着违反了（当然不是主观上想这样）党的原则和立场。毛主席所以能最后取得遵义会议的胜利是与他有坚强的党性原则下有坚强的个性能够坚持自己认为对的，而不是跟多数人跑是很有关的。所以我认为在党性的原则下把个性教育放在一定的地位是有好处的，而这个在过去教育中强调得不够。
好啦！这些就是我当时听了谭的讲演后所感到的，并由这些做基础，我认为谭天荣是值得肯定的青年，他之能提出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他都没有彻底解决，一般的说，把问题提出来了），能说不是他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结果吗？这是很明显的。所谓欲望着创造是他不为旧俗、旧套所束缚，至于勇于辩论这一点，我就不用噜苏了。
以上就是我当时为什么把他肯定起来的认识上的一个客观基础。
报纸上说谭天荣是反动小集团。其实我也没有说他一定不是，在第十二号评论中我已指出：“……如沿其思想发展下去……其前途将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并没有为谁担保什么，只是看其发展了，这个我早已估计到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早知是反动小集团，北大的领导为什么不发一封公函来声明一下，而他们自己也还是在那里进行是非的论争。所以，讨论问题，还是一句老话，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的分析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评论第十四号——不是为谁辩护的问题
首先我对“学习简报”断章取义的报导（见6月18日简报）作风表示反对希望注意改进工作。
“中国青年报”本月十七日的社论：“……如果不加分别地把学生中的某些思想分歧，当作社会中的右派来对待……随便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是极为有害的，这等于义务地为右派分子扩大了队伍”。
学习简报“不登我的发言全文是可以的，但为什么不把我对谭天荣的基本评论全登出呢？其目的是很明显的，是想偷偷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桑健连谭天荣的观点也是都同意的，从而想说明：桑健者，谭天荣之类也，这种做法是极为有害的。六月十五日批评谭天荣时我的总的评论原来是这样说的。“（原文略，请看第十二号）”之后的发言都是详细说明我这个基本评价的，而编辑同志断章取义地不登我否定他的部分，说什么桑建替谭天荣辩护。毛主席分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还说到他的另一面，为什么我们人民内部有错误的人要全盘否定呢？我肯定的说，这种方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的。我遵守这样的方法分析问题，怎么能说成为谁辩护呢？
对谭天荣，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把他做一个对象来评判。不对的意见可以争论，分析，以达到一致的认识，怎么能简单化呢？应当把我和谭天荣分清楚，如果不分清，就没有办法实事求是地讨论，而且要那样做，根本解决不了我的认识问题。（1957.6.20）
我的整个论点看法，还有几个部份，内容略，这里只把目录列出：
（一）我根据什么说我们应当学习他的精神。
（二）我对谭天荣的前后的印象。
（三）谭天荣行动的后果。
（四）我的原来评论在反歪风阶段中所引起的坏影响。
（五）我根据什么说有些人是教条主义的和无知的。
关于时代精神——
我第一号评论中提到谭天荣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人们误解了词义，说我把谭天荣捧上了天。这不是原意。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上，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词里说：“特别是展开争鸣一次表明了本次会议是体现了当前的时代精神。”这就是说这里的时代精神不是别的意思只是争鸣齐放的意思我六月三日评论时也就指这个意思，说时代精神之体现（也就是反映）绝不意味着他的观点都是反对的。只是说他，体现（反映）了时代，争鸣齐放的精神正像科学院学部委员的争鸣体现了时代精神一样。这是不是说全体学部委员的发言都是对的呢？不是这样，郭沫若同志就说了。
我再举个例子说明：康有为等改良主义维新运动是体现了（反映）当时中国人民爱国民主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康有为的作法和观点都是正确的。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天津：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