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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懋庸右派言论摘要
原武汉大学党委书记 徐懋庸
1957.00.00
简历
徐懋庸，男，浙江上虞人，1911年生，家庭出身小手工业，本人成份自由职业，大学程度，共产党员(1938年入党)，现在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辩证唯物主义组工作。
一、关于政治观点方面。
(1)关于对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言论。
(2)关于“民主”的观点。
(3)关于对“领导人”和“领导干部”的言论。
(4)关于反右派。
(5)关于对“法斯特”动摇叛变的言论。
(6)关于理论可以作为武器、刑具和道具的论点。
(7)关于“一点声明”。
(8)关于整风。
二、关于理论方面
(1)关于“人性”的观点。
(2)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的论点。
(3)关于对定息的论点。
(4)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和科学性问题的论点。
(5)关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点。
三、关于文艺思想及其他
一、关于政治观点方面。
(1)关于对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的言论：
“在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后，我同一个朋友讨论了一下，……我那个朋友突然说出了一句：“这里面有苦闷的象征”。……我这个朋友是个有些古怪脾气的人，所以向来总是不合时宜。但他的这一番话，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使我懂得了教条主义的特点，也是在理论问题上没有苦闷，整天地“安心躺在火坑上来咀嚼现成的答案”，不去管六万万人——甚至几百人的实际，并且用教条去对付一切事物……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使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优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决不会消极悲观，反而产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参看“苦闷”)
(2)关于对民主的观点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境武断。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脑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自知之明的。
……所以，人们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杂的。(参看“不要怕民主”)
“在这个意见上，我们就应该有‘仁人不优’，‘当仁不让’的态度，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曾经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过。何况，现在并不是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政权不让我们享受民主，只是少数官僚主义者不让，那么，我们有什么怕的！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不管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敢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参看“不要怕不民主”)
(3)关于对领导人和“领导干部”的言论：
“但在报纸上看到，我亲眼也看到过，有些人，把自己的质，规定得一成不变，例如，规定为首长。因此，他到戏院去，不买票而占特座；他到百货公司去，把先到的顾客挤开，命令店员优先为他服务；他到医院里去，对医院和护士要求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诊治和护理；他回到家里，对自己的父母，以行政命令分配勤务，在理论问题的争辩中，他要求下级服从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他给自己规定的首长这个质，是绝对稳定，在任何关系下不变。”(“质的规定性”)
“现在的高级干部，当然比吕蒙甚至比孙权忙得多，客观条件实在也对学习太不利。但现在有些高级干部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读书，而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
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
……我所说的那种领导人，思想呢？看来似乎没有学会。但说他是“迂腐的学究”是不对的，他辩证地灵活得很。他的观点呢，不在于对问题的本身，而只在于他永远自以为是。
但他是永远不会“弯腰驼背的”。他虽然“随”，但永远不会“毁”，永远是英明的领导者。
为什么呢？据说也还是由于地位！
……而那种惯于“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根据，却只在于经典著作，党的决议和社论，至于实际资料，那是“没有用的”。……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高级干部是常常有“秘本”和“秘闻”的。……但我们的有些领导者，却以此为最可靠的根据，把他的价值看得远在决议之上。……
群众只知道实际资料，但又是片面的；顶多，也只加上公开的文件。但领导者，却因地位的关系，还掌握着秘密。他的根据是这么坚强，所以他虽然不思而虑，但能永远不毁。
有些地方，甚至于连科学研究上必须用到而不关什么机密的材料，也由少数领导人或大专家秘藏起来了。那么，在科学有成就的，自然只能是这些极少的人。别的研究者，恐怕也只好“随”而“毁”了。……
说这位领导人是秦桧么？绝对地不是，但他学会了秦桧的“莫须有”。说他是曹操么？也绝对不对，但他不及曹操的老实，敢于说出他的真正人生观的根据。……
猫吃老鼠，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但在哲学上，却有“目的论”的根据。……例如：“你反对我的领导，群众要我吃你……”之类。说来说去，一定要吃。但到底却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一定要吃！”……
有的人，论身份是奴才，但他的精神是独立的，爱自由，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卡斯的奴才则就是奴才。有的人，身份是自由民，甚至于还是主子，但其本质却多少带奴才气。”(“蝉噪居”漫笔)
“至于现在的中国，似乎领导人最不宜于用杂文。我在当“八品文官”的时候，讲得对的杂文式的话，比起讲得错的官话式的话来，远远地更为有些人们所切齿。我后来才悟得其中的道理， 是在于那些人们以为“官”的话是解决它们的命运的，而群众的话，则无足轻重。所以，我一脱离了“官”的地位，讲话就可以自由些了，但这也是今天才开始的情形。
……有些人急于挣地位，就因为由此可以产生才能和品性，但我自己，倒是觉得不凭地位而说话的好。在人们当作普通人的话来看的时候，是香还是毒，评价倒会客观些。杂文既然是街谈巷议，就占了这便宜。”(“关于杂文通信”)
(4)关于反右派：
“不过，武汉大学的右派，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们开始于1953年，所以，他们是大学的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者。……
1953年，在武汉大学里，党对一个党员干部实行整风。就在这次整风中，现在证明确实是有右派分子的程千帆等人，就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帮助整风。整风的结果，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的处理，在党员是从新的锻炼，而在右派分子则是革命的成功。”(“大学里的右派”)
(5)关于对“法斯特”动摇叛变的言论：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不久以前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的作家霍华德·法斯特。……他退党，不过自己还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为什么要退党呢？因为他在苏联共产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觉悟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对，以为这是“不道理”的“暴政”，是没有“伦理”没有“自由”的制度。他容忍不下去了。
我不想反对法斯特的退党，而且，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在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他仍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还珍视着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因为这样，他还是一个反帝的战士，所以还值得我们尊重——当然不是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尊重他。……
法斯特现在是从左到右了，但还没有走到极右，……因此，他现在是又反美，也反苏。这样的人，今天不只法斯特一个；但他的不同，是还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里，我的怀疑是：这样下去，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底将靠什么力量来实现呢？”(“从卓别麟谈到法斯特和鲁迅”)
(6)关于理论可以作为武器、刑具的道具的论点：
“理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这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理论家也就是战士。但是，中外的历史上，所谓“理论家”，其实也有几类：第一，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交锋中分胜负的战士；第二，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第三，以理论为道具的艺人。……
假如，对于并不是一个敌人的人，用了种种的力量，使之处在毫无争辩的地位，然后从捕风捉影的“确凿根据”出发，而无情批判之，残酷斗争这，指与假马克思主，判与反动，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那么，这“胜利”，也不过是刽子手的胜利。胜利者的“理论”呢？恐怕不一定是好刀。”(“武器、刑具和道具”)
“武器”一文，一句照改。“刽子手”一节，不是对批评俞平伯等而言的。摊开来说，我指的是李凡夫的所为，特别是他对我的所为。……所以，这一处，我不打算改。”(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现在人民中国，本来已没有“刽子手”了，……不过，有些人，论其立场，抽象地看来，是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但他却志愿充当人民政权并不需要而他误以为还需要的“刽子手”，他确实做了“刽子手”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阵营中的志愿刽子手，还不是敌人，……发展下去，后文就难说。”(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7)关于“一点声明”
“但要附一点声明，我是被湖北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封为‘假马克思主义者’，‘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骗逐出境的。到了北京，有人可怜我，怕我没有饭吃，就说，‘写写杂文吧，也许湖北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来跟踪追求的。于是，我就写了起来，似乎北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远远低于湖北，所以，光是三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十一篇。最近，上海方面也用此法救济我了，当然也证明他们的水平之低，但我的杂文，拿到湖北去发表，我的顾虑是很大的，我怕你们那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是会要我的命。因此，请你们为“长江文艺”的命运考虑，再为我的命运考虑。
我的哲学研究工作开始紧张起来，但看样子，哲学会研究，杂文也会愈多。只要真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我的命，……(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8)关于整风：
“我相信”‘在批评’中，心要平，一般地还是对的。……自然，有些人，因为过去受了官僚主义者的不平的对待，现在心里有不平。这心里的不平是情有可原的；而且则不平，岂不也是对于不平的不平么！……
事要实，我以为也还对。过去的官僚主义之所以使人不平，就是因为在整人时事不实。现在我们整官僚主义了，难道不需要实事求是么！……
理要道，我以为也是对的。官僚主义者之为官僚主义者，就是不讲理，我们现在反官僚主义，不讲理能反得下么？……
现在却有一些人，只片面地强调批评的方式的改良。听说，什么地方，有一位的几年来爱发动群众斗争、一棍子打死人，而且特别偏爱打死老同志的人，现在轮到整自己的风了，却一味强调起“和风细雨”来；谁要是对他的错误事实揭露得清楚一些，他就认为谁就是匈牙利的知识分子”；而且，对于他自己前几年的“暴风骤雨”打死人，认为还是符合真理，因为那时毛主席还没有讲话：“时间、地点、条件不同啊！这人，实在是太精通辩证法了。”(“人和事的理”)
二、关于理论方面：
(1)关于“人性”的观点：
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几句话，反对了那种不承认人的阶级性的人性论；但是，十五年来，却被许多人们利用来根本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其结果，这阶级性也被曲解了。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
……又如，爱，至少是亲子之爱和两性间的爱，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性，或者被金钱所磨灭，或者被大义所摈弃，而在阶级斗争极残酷的时候，革命者对这种人性的要求，竟不得不实行自觉的自我牺牲。乐生恶死也是普通的人性，……
所以，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够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骄情，……(“过了时的纪念”)
“……科学地说来，马克思主义地说来，“赤子之心”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东西好像是有的，例如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的儿童的那种心理状态。在阶级意识形成以后，这种心理状态似乎也多少会留下一点，而使不同阶级的人们普遍相通的，好像也就是这东西。这东西不能叫做人民性，但它是人民性的基础。”(“关于李煜的词”)
(2)关于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改造的论点：
“但是，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恩格斯这个原来只是在抽象意义下是正确的论断(按：指恩格斯在后来否定过了的一个论点)，现在在中国，却具有实践的有益的意义了。在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的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非但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争取变成工人阶级了。共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成了“按其原则说来”是“趋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学说了(括号内为恩格斯否定过了的一句话，参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23页)。恩格斯的原来的抽象真理现在变成具体真理了。(一篇未发表的稿，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那一个论断(指恩格斯否定过了的一个论点)，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么？’(“理论联系实际的例”)
(3)关于对“定息”的论点：
‘……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和过去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相同之处，即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但是，两者又有异；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赎罪”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同与异”)
(4)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性和科学性问题的论点：
‘从思想实质上把百家归纳为两家(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那自然可以说，现在的真理的总和，只会归于无产阶级一家。因为，资产阶级人士，如果求得了某些客观真理，无产阶级一定都接受。但资产阶级却本来是不接受无产阶级所发现的真理的。不过，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了，资产阶级也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学习无产阶级对待真理的态度了，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渐渐地带些无产阶级气了；所以，具体情况，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一般地说，真理从来对一切人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无论你出身于那个阶级，……
……若论个人，那么，被评为无产阶级者，未必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被评为资产阶级者，也未必一定没有无产阶级的事实求是的态度。因此，真理对个人，是不光查阶级成分的。……
所以，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最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却要肯定自己有发现真理的可能。对别人，也不要根据成份，党派和地位，肯定他一定有真理或无真理。……
……你说这样好，他说那样美；你说这个好东西里有缺点，他说那个坏东西里也有好处……最后就把问题的全面弄清楚了。
……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所射进我心里来的，也就是这光明。我们相信，这光明将驱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的阴影，而使科学繁荣，人民团结，真理归于大众。’(“真理归于谁家”)
(5)关于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点：
……但最近看到贺麟先生的文章，说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常常是师生朋友的关系。我想王、谢的事情(指王充同谢夷吾)，也是一例罢。
……但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互作为朋友师生，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不少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虽然在根本观点上是对立的，但就在哲学的其他问题上，是会有共同意见的；例如辩证法的思想，唯心主义者可以有，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有。在关于自然的具体知识方面，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也是共同的，彼此可以互相补充启发。在实际政治问题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者也会有共同的立场。……以现在论，唯心主义者只要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朋友么？在历史上，我们甚至于看到不但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同，而且政治见解也不同的，却也可以只因为互相尊重私人品德而做朋友的。……(“敌与友的关系”)
三、关于文艺思想及其他
‘……试想，短短的一篇“千字文”，竟也被教条主义所占据，还成什么话呢？杂文的作者，一方面，要坚决地宣扬真理，真理所在，当仁不让；在任何条件下不移、不淫、不屈。……
作品要表现自己的风格，那么，作者必须讲实话。根据真实生活，通过真正的理解，说出自己真情实感的话。杂文很短，话很少，在这里面讲假话，最容易被人戳穿。……所以，讲真话，就会暴露作者的本心，连缺点和错误一同。但这不要怕，现在有多少个人是掌握绝对真理的“完人”呢？真实而有缺陷的本色，总比那虚伪的完美形象崇高得多。……
在旧社会，杂文总是群众的街谈巷议，而不是官话。群众对官话厌烦了，才甚欢杂文。……至于现在的中国，似乎领导人最不宜于用杂文。……
……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就有了学术才能和品性。……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这种情形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有某种地位的时候，说的话曾被人看作近乎香花，而地位一失之后，就一度被看作完全的毒草了。……’(“关于杂文的通信”)
‘大凡，一种新生事物刚一露头或者只是个别地出现的时候，如黎明的日出，第，劳动模范的产生，人们总是以又惊又喜的浪漫主义的心情去大声欢呼它，这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当日已中天，或劳动模范已经大量产生的时候，人们虽然还是歌颂，但未必再用惊喜的欢呼，而态度会越来越现实主义的，有分析，有批判，着重肯定其中最新的发展，还要指出其中的缺点；……这时候，倘再是一味笼统地大声夸奖赞叹，恐怕就会显得歌颂者的少见多怪，而对歌颂的对象的发展，倒未必有益了。’(“过了时的纪念”)
‘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是有感而发的。我在里面提出了七天矛盾，没有回答，但实际上是暗示了答案的，……弗先的“不要怕民主”一文，实际上也是对小品文的危机的答案，只要讲民主，什么“内外”(按大概是指内部和外部)，“上”下之类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内外”并非问题，问题是“上”，那些官僚主义者，碰不得。但我以为一定要碰。“武器、刑具……”，也是碰的大师，你们不怕“命运”受影响，我更不怕，因为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给长江文艺编辑部的信)
‘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怕把自己作题材，剥剥自己的皮，以示我自己并非真理的占有者。我的灵魂，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阴暗面。……
最后，我将这具反映着我自己的灵魂光明面和阴暗面集子，献给一位非常关心我的老朋友。’(“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
‘鲁讯先生说过，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而我，吃的是大豆，而放出来的却是屁！’(“关于杂文的通讯”)
老实和聪明
我常常想：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老实人，不要做一个虚伪的聪明人。
有的人，一味老实，怎样看到就怎样说，怎么想到就怎样讲。但一则，看到的未必是事物的本质，想到的也未必是客观的真理，总不免有错处；二则，即使看准了，想对了，但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无保留地直说出来，有时会对环境发生不良影响，而自己则碰了钉子。这种人叫做“拙诚”，是有缺点的，但基本的品质是好的。老实人之老实，在于不说假话；聪明的老实人，则话要说得准，不但内容准，而且时机、方式和分寸都要讲究，不随便说。
虚伪的聪明人，则是所谓“独任才智，不敦诚恳”的“巧诈”者。三国时魏的刘哗，就是这样的人。他曾以明智权计”，为皇帝所亲重。但后来，有人向皇帝建议道：刘哗只是善于窥测上意，一味迎合，不是尽忠。陛下可以试一试，把自己的意思用反话说给他听；要是他反对，那就真正与圣意相同了；要是他赞成，他就是不老实了。“皇帝试了一试，果然发现刘哗是不老实，从此疏远了他。刘哗因此发了狂，以忧死。晋的傅玄，对这事作出结论道：“巧诈不如拙诚”，对极了。
从做人方面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教导人做聪明的老实人的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恩格斯)，这就教文老实诚恳。辩证法“反映事物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列宁)，这就教人聪明、灵活。所以，唯物而辩证，这就老实而聪明。有些人，唯物而不辩证——也就是唯物主义不彻底，态度是老实的，但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只局限于“拙诚”。另一些人，不重唯物而喜辩证，一味卖弄聪明和灵活，结果是歪曲了辩证法，如列宁所说，主观地应用灵活性，只等于折衷主义与脆辩。但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的人，总须以诚为本，也就是以德为本。所以，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时候，首先必须切实掌握唯物主义的精神，然后进而学习“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固然是统一的，不可割裂的哲学，但领会和确立唯物主义的精神是比较容易的，学会辩证法却较难；在还没有完全学会辩证唯物主义的时候，则宁可偏于“拙诚”而不可流于“巧诈”。
使得刘哗上当的那个建议者，想的办法实在妙，而那个能够采用这建议的皇帝，也还不失其聪明，知道刘哗之类的巧诈者对自己的迎合并不是尽忠。现在倘若还有个别的领导人，把不愿事实，一味迎合自己的人当作好干部，那么，他就是既不知道这类“好干部”首先是对革命事业未必忠诚，也不知道这类“好干部”对所迎合的领导人也未必是忠诚的。
但干部之迎合上级，不一定完成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巧诈”。“人民日报”上曾发表过一篇小品文“在上级面前”，里面说，有的干部，当上级说计划订得太保守了的时候， 他就也说保守了；而当同一上级对同一计划忽然说是做得太冒进了的时候，他也就说冒进了。这样的干部，自然是有严重缺点的；但我们能够只怪他的妄自菲薄、不老实或巧诈么？我看不能。在一味喜欢别人迎合的领导者手下而产生这样的干部，领导者要负很大责任，或者甚至于主要责任。“上梁不正下梁歪”，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
领导者如能容纳拙诚的干部而警惕巧诈的干部，这对于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是有大帮助的。
人与人之间
十多年前，我从太行山回到延安的时候，会到一位久别了的老同志。闲谈中间，他忽然一脸委屈地问我：“你看我这人骄傲不骄傲？”
这位同志，各方面都是“老”的：年岁老，革命资格老，而且在学术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位老前辈，我当时答复他说：“在我，是没有觉得你骄傲的”。
他瞪着那对深度的近视眼，又问我：“你是老实话么？但是，为什么，在整风的时候，人们、尤其是青年同志们，很多说我对人骄傲呢？”
我想了一想，说：“我只是老实地说我的感觉，不代表别人。我之所以不觉得你骄傲，是因为我一向把你看作老前辈，来接近，只是尊敬你，却不像得到你的尊重的缘故。你说，庙里的菩萨，受人膜拜，三脆九叩，他却动也不动，绝不理睬；然而，有谁说过菩萨骄傲的么？没有。那就是因为，人们进庙去，只是去敬礼菩萨，却毫不要求菩萨的回敬的。我不要求你的回敬，但别人未必如此。我对此如此，但对别人则不尽如此。别人之所以觉得你骄傲，大概是他们需要你的一点回敬，而你没有给予满足罢？但礼尚往来，这要求回敬，也是人情之常，所以你今后还是要注意一点。”
这老同志，待人坦率、认真、热情。他不会客套，有人去跟他谈某些问题，特别是书本上的问题，他总是尽其所知地谈出来；他知道的又多，一谈往往老半天，使得对方难得讲一句话的空子。但有时候，他又一言不发，因为他是不说假话的，而由于究竟有些老世故，所以关于某些事，关于某些人，他也不愿讲真话。这里面，思想方法上的缺点是有的；还因为年纪大了，大脑皮质的抑制作用已见衰退，就不免有些噜苏。知道他的脾气的人，是会谅解他的。但不了解的人， 尤其是希望他多回敬一点的人，就觉得他骄傲或冷谈。
我把这意思也就给他听了之后，他笑起来了。
我还看到，这老同志，在工作上，只要别人认真地对他提意见，提得中肯，他是能采纳的；虽然态度之间，并没有露出虚怀若谷的样子。
我们也常常看见态度十分虚怀若谷的人。其中有一些，经常笑嘻嘻地请别人提意见，而且对意见，无不“接受”，但“接受”之后都置之高阁了；不过对提意见者也民主得很，决不打击报复。也有另一种人——在法国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里面的一个故事，是作为典故而流传的：青年吉尔·布拉斯被一位大主教顾作秘书；那大主教，是以讲道的精辟著名的，但感到自己老了，唯恐“才尽”，所以再三叮嘱吉尔·布拉斯，要他随时注意讲义，一发现缺点，就老实提出警告；还说他如这样做，会得到提拔和奖赏；但是，只一回，吉尔·布拉斯提了一些关于字面的意见，结果就被辞退了。
生活的方面太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人心不同，各有所需，所以也有所见，仅仅是个人关系上，同一个人，由不同的个人评论起来，是极不一致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例如：有的因为自己谦虚，所以对别人的骄傲就不敏感；但也有自己谦虚而容易看出别人的骄傲的；又有自己谦虚而能正确地看清别人的骄傲和谦虚的。又如，有自己骄傲，而对某些骄傲者并不认为骄傲，却对某些不很骄傲者感到很骄傲的。也有看到别人谦虚却轻视之，而感到别人骄傲又尊重他的。也有，只计较言语态度而不计较行为的，或者不同辞色而专重行为的。这样，做人和论人，似乎很难了。
但也不太难。有一条出路，就是对人，对已，如果主要地“从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从对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影响上，从工作的效果上，从对广大群众的态度上，去检查和鉴定自己和别人的优点和缺点，而不只在这个和那个人的零零碎碎的印象上团团转，那么，就会简单一些，也会更接近正确些。
至于在个人关系上，我以为最好是能够先摸熟对方的特点，然后做到对于反射在自己身上的对方的某些缺点的“想忘”——这不是说不要看清，不要适当的提醒，而是说不计较。例如，对于一个抑制作用衰退了的老头儿，明知他免不个噜苏，就让他噜苏吧，多花一点时间，把问题谈清楚算了。实际上，凡是多年的老友，都能做到个人方面许多小节的相忘了。
但要普遍地对人这样做，自然也不容易；这首先要求一个人忠于千百万人的事业而“忘我”，不随时想到个人的得失荣辱。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政治上有修养的同志是做到了这一点的。我自己，看得很多，也懂得这样才正确，但往往还做不到，然而这是必须学习的。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
一位极友好的同志写信给来，希望通过我的小品文，把他的一种苦脑告诉给社会。
他是理论工作者。去年发生我国现在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否对抗性的争论时，他坚决主张是对抗性说的，搜集了许多论据，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有一天，一个机关请他对干部去讲这个问题。他花了一个多钟头，先介绍报章杂志上的各种论点，准备在休息十分钟以后，大大发挥自己的见解。休息中间当天的报纸来了；翻开一看，有一条薄一波同志说两个阶级的矛盾已不是对抗性的了的消息。他愣住了。继续登台时，他左翻右翻自己的讲稿，心神无主，怎么也讲不下去了，于是只好含含糊糊地说了二十分钟了事。
他信中说：“经过这一回，我才认识自己理论水平低，又骄傲自满，想参加百家争鸣，自己的见解又不太显明，结果上了大当。干理论工作太难，我不知今后怎么办了。”
我以为，自己的见解显明，不能算缺点，还要算优点；水平低，骄傲自满，当然是缺点；但在这件事情中，他的主要的缺点却是缺乏理论的勇气。这勇气，包括几方面，显明地提出自己的见解的勇气，认真地考虑别人的见解的勇气，坚持真理的勇气，修正错误的勇气，总结经验教训的勇气。总而言之，是对真理负责的勇气。没有这勇气，是很难参加百家争鸣的。我的朋友在中央同志发言之前，太自信，在中央同志发言之后，太自菲，都可以说是缺乏勇气。我看他寄来的文章，觉得个别地方，也有可取的。报纸消息中，只露了薄一波同志的一句话，如何论证，不得而知；他倘若再仔细研究一下，真觉得薄一波的结论对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倒可以知道今后该怎么办。现在只凭负责同志的一句话，就以为自己“上了大当”，失去信心，这想法是不必要的。
理论工作，当然不是轻易的，但也不至难到没有办法。最有效的办法，恐怕还是联系实际，不死玩教条。
曾听刘伯承同志讲过：“理论是钱串绳，经验是钱；教条主义者有绳不去串钱，经验主义者有钱不用的绳串，绳和钱结合起来就好了。”这话极有意思。其出点也许是冯梦龙的“古今谭概”，那里面有一则说：“刘阁老尝议丘文庄著述，戏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钱，只欠索子。丘应曰：刘希贤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钱。”
没有散钱的绳子是不能实现钱串绳的使用价值的。但准备着一些绳子也不妨，一旦有了钱，就用得上当了；当然一定要去用。
恩格斯在1945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有一个理论观点：“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的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过了四十七年，他自己检讨道：“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是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加以，那时以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他们“以一种似乎是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恩格斯感觉到自己的那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被机会主义运用的危险，所以说不但无益，甚至有害了。
但是，又过了六十几年，在中国，恩格斯的那一个论断， 却被中国共产党同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成了具体真理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现在不是表示情愿从狭窄的资本主义关系中解放出来，学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把自己改造为社会主义者么？
所以，一条绳子，在抽象意义上，是可以作为钱串绳的；但若没有具体的钱或者硬去穿铜板，那就无用，甚至败事；但若实际上有了铜钱时，那就真正成为钱串绳了。
同与异
两年前，百家争鸣的政策尚未提出；在某一学校里，有一个教研室，在讨论某位教员的讲稿的时候，分歧意见很多，争论很激烈；但那教员，对别人的意见，却是一条也不肯采纳。教研室主任自知没有说服力，所以不敢作结论，只对大家提出一个希望说：每次讨论了半天，总该有一两点一致的意见，请那位教员自己作结论，把可以同意的确定下来，那不能同意的，则各自保留，继续研究。最后，他补了一句话：我们现在只能也采取“求同存异”的方针。
在一次教学会议上，教研室主任把这情形会报出来了，于是受到了校长的批评，说求同存异，乃是我们对待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不能用在党性很强的学校，不能用来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所以结论是：那位教研室主任曲解了党的政策，是持有资产阶级观点……云云。
这样一来，那教研室主任自然是无话可说了，而且以后就力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去统一，不许存异。但他自己，还是没有办法；许多问题，只好请校长来统一。校长说了话，应该统一了吧？不然！实际的情形，只做到了统一于在讲台上背诵教科书的文句，统一于在讨论中的无言；而各人心里，异还是存着，而且再无机会求得某些实际上的同了。因此，我想，倘许存异，反而会更易达到求同的目的罢！
许多人说：百家争鸣以前，太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了，百家争鸣的目的，就是为了鼓励大家鸣异。我的看法不一样。从许多事实。我看出，百家争鸣以前，存异存得很多；那统一，是表面的，许多的同，是假象。百家争鸣以后，鸣出来的异，就是以前存在着的。另一方面，百家争鸣的目的，倒不是叫人一味鸣异，而是要求渐渐的从异中求同，因为，真理最终是只有一个的。
生活很复杂，有种种的矛盾，因而反映在人们的意识里的异，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所以，鸣异，本来是用不到鼓励的。但生活中总有同一的本质，因而鸣异的结果，总要求出一个同来。百家争鸣到现在，一方面是鸣异还不够，因为人们的认真深入地对客观现实的独立思考还不够。但另一方面，我看求同也同样做得不够。有些道理，本来是容易同一的，但还是同不起来，那原因，也还是人们的实事求是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不够。
整篇“矛盾论”所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教我们同中求异(从统一物中看出矛盾)和异中求同(从诸事物中认识共同的本质)的辩证过程。黑格尔也说过这个道理，他指出过去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这两个范畴，“时常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他说：“科学的兴趣每于此次仅于异中求同。而于另一次，复由片面的方式，仅于同中去求新的不同”。
但是，真要能看出异中之同或同中之异，必须有极客观的态度和极缜密的思想。黑格尔又说过：“譬如，能区别一枝笔与一个骆驼，则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同样另一方面，一人个能比较两个近似的东西，台橡树与槐树，或寺院与教堂，而知其相似，我们也不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
分析社会现象中的同异，似乎更要费点苦心。例如，我国现在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者之异，是极容易比较出来的，但他们的异中之同，都拥护社会主义的同(自然这同中又有异)，为什么我们先前却看不出来呢？又如，现在资本家所得的定息和过去资本家所得的利润，我们很容易看出其相同之处， 即都是不劳而获的东西；但是，两者又有异：现在的定息，不过是对资本家过去剥削所得的生产资料(这现在已失去资本的作用)的“赎罪”的分期付款，而过去的利润，则是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增殖出来的剩余价值。但这一点异，似乎很难得到许多人的承认。
最可怕的是戴上宗派主义的眼镜；那眼镜，使我们对于异派，只见异而不见同，对于同派，只见同而不见异。但就是在同派中，异究竟还是难免的，而又不许存异；对于异派的来求同，自然更不允许，故阿Q有被假洋鬼子“不准革命”的悲哀。所以，凡是宗派主义的集团，总是愈来愈缩小，成为小集团的。
不要怕民主
4月16日“人民日报”第六版刊登的武汉电中说：“武汉市干部学习毛主席讲话获得初步成绩”，但“干部中还有一些思想问题。有的干部认为‘情况比过去复杂得多了，干部难当了’，也有的认为‘现在群众民主太多，事情难办’，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
这电文把有的干部的嫌“群众民主太多”，也归结为“ 留恋过去的某些简单的工作方法”的问题，我不免有些怀疑。当然，干部的民主不民主，对工作方法的复杂和简单，不是毫无影响的。但是，不一定民主的就复杂，不民主的就简单。据我所见，有的不嫌民主多的干部，工作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让群众说去，干去，放任自流，不研究，不集中，不解决问题。而有的极讨厌民主的干部，为了嫌某一个“群众”的“民主太多”，于是“首长负责，发动群众，统一思想”，费尽心机。他的工作方法，真是复杂极了。
所以，我以为嫌民主太多就是嫌民主太多，不应于工作方法混为一谈。
现在的比较高级的干部，都是吃过国民党的不民主的苦头，曾为争取民主而奋斗多年的；他们也深知国民党的压制民主的“工作方法”之复杂。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而有的高级干部，却嫌“群众民主太多”了，这是什么原因呢？也许，因为他现在已经是“干部”，从“群众”身份中解放出来了；也许，他过去的争民主，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并非为了群众——但我不敢武断。
但总而言之，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
为什么怕民主呢？有的自以为是为党为国，怕民主多起来，社会主义就会动摇；他看得党、国的基础薄弱得很。也有的，却只是为了自己，怕民主多起来，自己的什么架子摆不稳了；他暗中对于自己的基础，倒是有点自知之明的。
党、国的基础，并不是那么薄弱，因为那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且也就是民主。民主的党、国，怎么会被民主所动摇呢！所以，真正为党为国的同志，是大可不必把这“杞人”之优的。
至于个人的基础，当然很难说。倘若，这基础只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构成，那么，自然经不起民主的冲击的。但既然如此，怕，也不中用，而且愈怕愈不中用，还是自己也赶快和“群众”一道，站到民主的基础上去的好。否则，开始的时候，群众嫌民主少了，你嫌民主多了，但因为多少还有一点民主，所以，那矛盾还是非对抗性的；而处理不当，群众对你的不满就要加深，你却更害怕，那么，发展下去去矛盾就可能变成对抗性的了。所以，人民内部的矛盾处理得正确不正确，会不会转化为对抗性的矛盾，是决定于民主不民主，而不是决定于工作方法之简单与复辟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在生命力发挥完了以后，或者在任务完成以后，是必须要消亡的。将来，共产党要消亡，国家要消亡，至于现在的民主制，据列宁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要消亡的。但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在目前，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只供少数的富人享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已经失去存在的理由了，而供广大劳动群众享受的民主，却不但不会消亡，而且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要大大发展的。现在这种民主不是太多了，而是还不够。正是这种民主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才能日益完美以至过渡到共产主义去。
“人民日报”上，在发表上述的武汉电的同时，发表了关于上海知识界也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消息，其标题是“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我以为，这比武汉电的提法来得中肯。
不要怕不民主
前几天谈过“不要怕民主”，今天想谈谈不要怕不民主。
看报纸上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笔谈，许多人谈到有“顾虑”；关于小品文“人民日报”上有人提到“新危机”，同时上海的“解放日报”上也有人谈到“危机”。这一切的反映，实质上是说明：现在确实有少数怕民主的人存在，因而另一方面，就有很多怕不民主的人存在。倘没有前者，自然不会有后者了。
但我以为，即使有怕民主的人存在，人民大众也不要怕他们。
历史上，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由来已久矣。孔子讲他的“仁”学的时候，我看已经碰着这个问题的外围。训诂家说仁家是“相人偶”，“二人为仁”；社会上存在着阶级矛盾的时候，就发生对阶级利益的冲突如何处理的问题。解决之法，就是在君主专制的制度下，也得多少给人民的利益一些照顾，给人民的说法一些机会，这也就有些近乎民主的意思在里头。否则，一味横征暴敛，专制高压，人民就一定起来造反。所以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仁”是统治阶级用来调和阶级矛盾的手段。而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政权既已归于全体人民，阶级之间，既已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但非对抗性的矛盾却还存在，那么，民主就成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手段，所以，今天的民主，就成了新的意义上的大仁。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应该有“仁人不优”，“当仁不让”的态度。过去的统治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曾经以“杀身成仁”的精神斗争过。何况，现在并不是整个阶级，整个政党、整个政权不让我们享受民主，只是少数官僚主义者不让，那么，我们有什么怕的！
但官僚主义者既然还有，那么，我们不能等到他们自动放手，才能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敢于充分享受民主的表现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
为什么怕官僚主义？人们最怕的是死，但现在的官僚主义者并没有那么大的权力，能致人民于死地。孔子说过：“民之于人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在今天，归根到底。恐怕只有极端反对民主的反动派才会死于民主，坚持民主的人是决不会蹈民主而死的，就是那只是多多少少有点怕民主而基本上不反对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也不会。
现在的民主，是由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的民主，也是当仁不让，因为只有它的领导，才能实现真正的供广大劳动人民享受的民主。马克思主义者，在别的问题上，都是谦让的，他们决不与人民争利，而且实行自我牺牲。但在实际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实现真理的问题上，是不谦让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为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当仁不让”中又有谦虚之处，就是，他们并不以为自己一定能够做到“不远仁”，不远民主。所以，他们只在确实认为自己符合真理的地方，才不让，而当发觉了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却又坚决向真理退让。
而且，即使自己原来掌握了一点真理，而当看到别人的真理比自己更大的时候，他也退让。鲁迅曾经教人“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是荧光也有作用，但是，他又说：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社会愈发展，真理愈光大，炬火和太阳总是愈来愈辉煌的，所以，我们在当仁不让之中又随时存谦虚心；同时，还想到，炬火或太阳，并不排斥萤光的存在，实际上我们并不会消失。
不怕黑暗，也不怕太阳，那么，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
第三种人的体会
我已经说过有一种怕民主的人，有一种怕不民主的人，但实际上，还有第三种人，他既怕民主、又怕不民主；两面怕。
我自己就是两面怕的过来人，深知其中的底细的。
我是共产党员，而且做过“八品文官”，在小小的范围里当过权。那时候，我主要的是怕民主，常常大喊“民主有余，集中不足”。这怕的原因：第一，也是为党为国；第二，也有点图简单怕麻烦；第三，则是自己知道基础薄弱而大架子是要维持的，怕群众的民主来挤。统治者的骄横和小私有者的怯懦结合起来，色厉而内荏，就利用在手的权力对民主实行压。然而，终于是自己的垮台。
但就在那时和以后，我也吃过某些人的不民主的苦头，有时也很有点怕他们，但到底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道理就是如“不要怕不民主”一文中所说的。
象我这样怕民主和怕不民主的矛盾集于一身的人，我想不会是独一无二的。
某些教条主义者，以自己的教条吓唬别人，而又为别人的教条所吓唬；某些宗派主义者，自己排这排那，而又为别的宗派主义者所排；某些官僚主义者自己盛气凌人，而又为别的官僚主义者的盛气所凌；在党员同非党员的关系中，党员有不足，但又有苦哀；群众受委屈，但似乎也有些不谅人的地方……
矛盾就是这样错综复杂的。正因为这样错综复杂，所以在绝大多数的场合，尽管有重轻主次之分，但另有几分是非在里面，所以，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只要大家摊开来，总可以分清是非，达到团结，用不到怕的。
然而，现在还有很多人讲怕，怕这怕那。这原因到底在哪里呢？
我初步作了一些调查研究，情况似乎很复杂，但总的说来是摸底不摸底的问题。
那些怕民主的，是还没有摸底，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实质，没有摸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那些怕不民主的，却有种种情形：有的，也还是没有摸到毛主席的讲话的底；有的摸到这底的，却还没有摸到自己的底，不知道自己到底是香花或毒草，恐怕自己确实是毒草，所以还是不放的好，这倒不是怕，乃是他们的良心，他们的缺点，只是没有采取让人家帮助摸一摸的办法；有的人，是已经摸了底的，他们公开谈出“怕”来，就说明他们已经不怕；也有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底是摸清的了，但是，对有些理论几经反复而一直摆出正确面孔的人的底还没有摸到，所以他们只是怕对这些人讲话，但也只是怕惹这些人的麻烦。倒不是其他的怕。
我看，这些情况并不奇怪，是一个合规律的过程。一个涉水的人，开初总是一步一步小心谨慎地探脚，确定地摸到了水底的深浅，然后才会完全放心大胆下水的。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在那些怕民主的人的方面，他们倘若逐渐地不但以言语而且以行动使人觉得他们真正不怕民主了，那么，怕不民主的人的怕，自然会很快消失了。
一个多月以前听几位朋友说，有一个负责人，仓卒召集他们座谈，要他们对官僚主义大胆提意见，但他们说是要准备准备，一时都没有话讲。于是，那位负责人作结论说：“讲这些意见是用不到准备的，准备出来的一定是假话。你们还是怕，而怕是错误的。”到会的人散了以后都不高兴，因为座谈的结果，又挨了“假”和“错误”的批评。
我看，不高兴者未免有点儿量窄，但那作结论者也未免有点儿性急。这是在解决矛盾中发生的又一个矛盾。
武器、刑具和道具
“资本论”里有这样几句话：
“一个使用价值究竟是表现为原料，是表现为劳动手段，还是表现为生产物，完全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的确定的机能，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地位转化了，它的规定性就会改变。”(人民出版社，第一卷一九八页)
这里的“规定性”一词，大概太哲学化了罢，在英译本里，只叫做“性质”。
有的哲学家不承认这道理，以为任何事物，性质只能有一个，规定性只能有一个，质的规定性只能有一个，据说刀就只是刀，再不能是别的；倘说刀的规定性可能有多样，那就是诡辩，折衷主义，实用主义……
但据事实，我却认为马克思的话是正确的。例如，同样是刀，在双方用以交战的时候，才是武器；而在一方用以对付已经被解除了反抗的可能的对方，使之伤残或死亡的时候，则变成刑具了。
武器和刑具，不但用途不同，质量的要求和使用方法也不一样。作为武器，因有对方的交锋，所以刀要尽可能的好，使用的人，也不定要练会几路刀法才行，否则，是决无完全战斗任务的希望的。
作为刑具，就不然了。虽然，据说旧社会的某些专业的刽子手，也讲究“利其器”，而且也讲究“艺术”，如杀了头能留下一片不断的后颈皮，内伤做得很重，而外面不露一点痕迹之类。但到底，在对方毫无反抗的可能的条件下，用最纯的刀和无笨的手段，也能完成杀伤和杀死的任务的，不过，结果显得极残酷而已——虽然，因此就要有一颗极残酷的心！
这就使同样拿刀的人，也有了战士和刽子手的区别，人的质的规定性的根本区别。
而且，刀的用途，还可以有许多。再说一种，是道具。
现在倘到街上去走走，还可以偶而看到“卖”武艺的人，他拿了刀或别的“武器”，对观众舞弄着，使出浑身的解数。有的刀，似乎也是好刀，工夫也是真工夫；但有的刀却不好，论工夫，虽然看起来也眩目惊心，不过，倘以武士的眼光而不以艺术家的眼光去评判，却只是一些“花招”。然而，不论刀的好坏，工夫的真假，那共同点是都不联系实际，无所杀伤，而且目的都是为了赚钱。这是不能怪他们或轻视他们的，因为他们本来是艺人，而且是“卖”艺的。所以，只要使观众得到艺术的满足，而他们自己得了钱，他们的任务就算完了。
所以，同样的刀，又可以作为道具，而用刀的人，于战士和刽子手之外，还有艺人。
理论是思想斗争的武器，这规定是完全正确的。所以理论家也就是战士。但是，中外的历史上，所谓“理论家”，其实也有几类：第一，真正以理论为武器，在校锋中分胜负的战士；第二，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第三，以理论为道具的艺人。第三种人的“理论”自然也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理论界，除了战士以外，有没有刽子手和艺人呢？我想实际上不一定有，但抽象地推想起来，也可能有的。抽象思维是不切实际的。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想出一些可能性来，使人预先警惕。每一个运动开始时，预先提出防左防右，就是这意思。因此，我也学一学黑格尔的办法，抽象地说一说理论界的刽子手和艺人是什么样的。
假如，对于并不是一个敌人的人，用了种种的力量，使之处在毫无争辩的地位，然后从捕风捉影的“确凿根据”出发，而无情批判之，残酷斗争之，指与假马克思主义，判与反动，终于取得“伟大的胜利”，那么，这“胜利”，也不过是刽子手的胜利。而胜利者的“理论”呢？恐怕不一定是好刀。
假如，这“胜利”者，在自己立论的时候，从哲学讲坛上教育别人道：“空间是表证物质客体的广延性的物质存在形式。而什么是广延性呢？就是瘦子变胖子”。又如，他说道：“资本家是资本家，不是画家，不是打渔杀家”。这些理论，新奇极了，听起来很有味，实在值几文钱。但是，在稍为内明的人看来，恐怕也只是道具而已。
我再说一遍：以上所说的刽子手和艺人，在现在的理论界里实际上是不会有的。现在是，真正的战士在日渐多起来，所以，向科学进军，正在形成着一支有真正的战斗力的队伍，而科学和艺术的繁荣，才确有希望了。
真理归于谁家
有一个共产党员同志，听了“百家争鸣其实只有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的话以后，对我说：既然只有两家，那么真理当然只属于无产阶级一家；可见，咱们还是比党外人士行。他说这话的时候，表现了很大程度的兴奋。
我却不敢发生这种兴奋，因为我有另外一种理解。
我想，自古以来，真理总是实事求是的人们所发现的。但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许多真理被剥削阶级所封闭，不能与人民接触，犹如现在的许多科学技术上的新成就，被垄断资本家搁置起来一样。所以，旧社会的统治阶级， 从来不曾全部承认过当时已经发现的真理，更不曾将真理交给人民。又因为生产力水平低，认识能力受限制，那时发现的真理本来也不多。
现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害怕任何真理，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并把全部已发现的真理交给人民，又发动全体人民来进行发现新的真理的竞赛。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发动百家共同寻求真理的政策。但凡求得的真理，无论是哪一家努力的结果，却不仅属于那一家，而都属于全体人民。
从思想实质上把百家归纳为两家，那自然可以说，现在的真理的总和，只会归于无产阶级一家。因为，无产阶级人士，如果求得了某些客观真理，无产阶级一定都接受。但资产阶级，却本来是不能接受无产阶级所发现的真理的。不过，我国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已经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了，资产阶级也已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学习着无产阶级对待真理的态度人，资产阶级人士，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渐渐地带些无产阶级气了；所以，具体情况，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一般地说，真理从来对一切人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无论你出身于那个阶级，只要你真正爱真理，不害怕真理，诚恳切实地追求真理，而且不怕困难，不怕批评，不怕修正错误，总而言之，只要你实事求是，那么，你的正确的努力做到一分，真理就显示给你一分，你做到十分，它就给十分。但是，以阶级而论，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对真理的态度最正确，所以真理对这个阶级显示得也最多，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但这里所说的，是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一般对待真理的态度，不是指凡是在成分上被评为无产阶级的一个个的人而言。若论个人，那么，被评为无产阶级者，未必完全具有无产阶级的态度；而被评为资产阶级者，也未必一点没有无产阶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因此，真理对个人，是不光查阶级成分的。谁以真正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态度对待它，它就显示给你，不管你本人无产、有产。反之亦然。
所以，任何个人，不管有产、无产，党员、非党员，前辈、后学……最好不要事先肯定自己是真理的独占者，却要肯定自己有发现真理的可能。对别人，也不要根据成分、党派和地位，肯定他一定有真理或无真理。正确的态度是：服从真理，不管是谁发现的；修正错误，尽管是自己所犯的。马克思说过：“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七页)这话极其重要。马克思又说：真理本身是不谦逊的，它对虚伪和错误毫不客气。这话也极其重要。但这就是真理本身而言。至于人对人，那么，还是要谦逊一些，多谦逊一些，因为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真理的化身，而别人一定是错误的代表。
正因为这样，才需要百家争鸣，人人可能发现真理， 人人也可能弄出错误。大家努力追求，经过争吵，分清是非，结果该是大家服从任何人发现的真理；而自己和别人所犯的错误，也与众共弃之。这样，真理才会成为人民的公器。
那蕴藏真理的现实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形式和色彩就丰富得很，而且它的蔷薇带着剌，它的鸦片有药效。而每一个人的欣赏能力和经验有限，往往只习惯于一两种形式和色彩，或者喜欢蔷薇忘了剌，厌恶鸦片却抹煞其药用价值。但真理是要求对现实的全面理解的，这也就需要百家争鸣。你说这样好，他说那样美；你说这个好东西里有缺点，他说那个坏东西里也有好处；你从这一面，他从那一面，四面八方，分析综合；最后就把问题的全面弄清楚了。
问题弄清以后，对于各家，自然也有个评比的，有时也需要做个本质的结论，如张三是“无产阶级思想”，李四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但问题的本质，必须根据丰富的现实材料，经过理性思维的努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才能确定的，不容轻易下结论。所以，对于各家的鉴定，也不要一争起头就做，尤其是“资产阶级思想”之类的结论，要慢一点做，慎重一点做。做得快了，不恰当，不但会妨害团结，压制积极性，而且，到了最后，那乱做结论的人，自己会感到后悔莫及的。
真正被真理掌握的人，是不怕任何揭露和反对的。对方揭露的是事实，反对得有理由，那么对方就是真理，我就该心悦诚服。“对方揭露的非事实，反对得无理由，那么，“真金不怕火炼”，我又何必不安，硬想不准他放一放！”
十八世纪法国的味学家拉·梅特里说过一句话：“用每个人得之于自然的光明，来解释那些超自然的、本身不可理解的东西”。这话后半句的用字是有些模糊的，但基本的意思很正确，就是：我们要认识尚未认识的东西，一定要依靠“得之于自然的光明”，即自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不是人们的主观主义的眼光。这光明，现在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光明。最近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的讲话所射进我们心里来的，也就是这光明。我们相信，这光明将驱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等的阴影，而使科学繁荣，人民团结，真理归于大众。
苦闷
在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以前，我同一个朋友讨论了一下，都为其中的伟大气魄和求实精神所感动，赞叹不己，特别是受到乐观主义的鼓舞。后来，我那朋友，突然说出了一句：
“这里面有苦闷的象征”。
“怎么？……”我抗议了。
“怎么！我以为革命导师是没有苦闷的么？你想一想：首先，对旧社会不感到大苦闷的人，就根本不会去革命。既要革命，就得与敌人作长期的斗争，在斗争中，要遭到多次的失败，克服无数的困难；这其间没有苦闷么？革命胜利了，要建设，做许多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而且还有敌人在；这就要处理国际国内的敌我矛盾，国际朋友之间和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要处理生产力与人民需要的矛盾，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矛盾……。全世界的复杂错综的矛盾摆在面前，要求正确的解决。你说，作为一个领导者，能够轻松愉快地灵机一机就想出一套指导思想来么？同志，他的话，我们听起来很顺耳，还觉得幽默有趣；但你要知道，其实是苦思焦虑的产物。列宁说过：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是‘用了半世纪的辛苦阅历，忍受空前痛苦与牺牲，表现空前革命勇气，异常努力和专心致意来从事探讨、研究，从事实际检验，熬受失望苦楚，参照欧洲经验等等这样半世纪的辛苦阅历，这才挣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的。’这几句话里面有几个苦字！所以，共产党人的乐观主义思想，乃是大苦闷的升华，决非闭着眼睛的寻开心”。
“可惜”，他继续说：“我们许多人，听了大道理只会叫好，兴奋一时，却不肯去思索。即使思索，也只是去套几条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不去体会其中的苦闷和引起苦闷的丰富的实际。因此，我们总是领导不深，也总学不会思索，也就长进得有限。列宁是很强调思索的，他把思索，同忠实、自我牺牲、享有威信等等，规定为革命领导者的条件。毛主席也总是号召我们开动脑筋这个机器。但面对现实而思索，就会碰到矛盾，引起苦闷，那种没有苦闷而能生理论著作和艺术作品的人，他们的福气是值得羡慕的，他们的本领也高强，但那产品的价值，可值得怀疑了。”
我觉得这话倒也有点道理，找不出理由驳他；但是不服气，终于抓住了他的一个破绽：
“苦闷的象征，原是日本的唯心主义文学家廚川白村的话；你用唯心主义者的话来解释你所说的问题，岂不荒谬么？”
“不错”，我的朋友有点懊恼地说：“是廚川白村的话。我借用了一下，就成为唯心主义者了么？这且不管。就是唯心主义者，也得区别一下。凡是对人类采取负责态度，真正想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且在科学史上真有地位的唯心主义学者，基本观点虽然错了，但他们的人格，未必该受我们的轻视，他们的一生，也是为人类而苦闷的一生；他们在许多个别问题上，也有很好的道理，为我们应当学习的。恩格斯在彻底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之际，又对黑格尔作了何等高的估价呵？还说以‘继承康德、菲希特和黑格尔为光荣’！只有那些自私、反动的人，才不用脑筋，瞎想瞎说，违反常识，毫无道理；但他们也没有大苦闷，要有苦闷，不过是个人患得患失的苦闷，所以一钱不值！唯物主义者又怎样？那些整天计较个人的名誉、地位、享受、待遇，而苦闷的唯物主义固然也一钱不值，而那些在个人问题上感到满足而对社会问题也不感苦闷的唯物主义者，何尝价值更高些！”
“但是，孔子不是说过‘仁者不优’么！？”
“‘仁者不优’，是说他们没有个人计较的优虑，但他们是优天下的，所谓‘先天下之优而优’。毛主席要我们考虑一切问题，要从六万万人民出发，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六万万人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六万万人有各种各样的苦闷，我们应该从他们的问题，他们的苦闷出发么！这怎么能够自己不苦闷！”
我这朋友是个有些古怪脾气的人，所以向来总是不合事宜。但他的这一番话，对我却有很大的启发，使我懂得了教条主义者的特点，也就是在理论问题上没有苦闷，整天地“安然躺在火坑上来咀嚼现成的答案”，不去和六万万人——甚至几千几百人的实际，并且用教条去对付一切事物，心安理得，实在是舒坦得很；而所以没有出息，恐怕也就因为这样。
最近全国讨论毛主席讲话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看报纸上，言论一放，所有的人意见纷纷，诉不满，谈顾虑，矛盾多极了，苦闷多极了；因而使得负有解决矛盾之责的人们，也“优心如焚”，官僚主义者也不能闭目塞耳地睡懒觉了。
这是好现象，人们从此再也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了。现在的社会，已不是过去的社会，现在的人，已不是过去人；现在的人愈多的感到社会的苦闷。决不会消除悲观，反而会生出更好的思想来，于个人的进步和社会的进步都有益。
“蝉噪居”漫笔
序
给自己的工作室起了一个雅号：“蝉噪居”，意思有两个。
过去从没有做过科学研究工作。据做过的前辈说，这工作是需要一个清静环境的。现在，我也算是研究起科学来了，环境却是极其热闹，玻璃窗外，天天是一大群孩子的争鸣 。确也很分心，但没有法，只好锻炼自己的神经，闹中习静。“蝉噪□逾静，鸟鸣山更幽”，古诗人既然体验过这种境界，那么，我也该是达得到的。习了几个月，渐渐的似乎有些功夫了。
此外，由于别处的气候的关系，我已经有好几年不作声了，真是“噤若寒蝉”。今年到了北京，却很写了一些杂文，在百家争鸣的空间散播了扰人午梦的噪音。明知扰人午梦是不识趣的，但为气候所感，欲罢而不能，而且螳螂没有来追捕，所以还是要叫下去：“知了……知了……”。
配合着窗外的孩子们的争鸣，独自在窗内信笔漫写，这也算是生活，但“科学”，恐怕是不会出来的。
“居”名是雅的，也切实。但把孩子们比较蝉，很抱歉；不过，我把自己也比成蝉了，请原谅吧！我在“人格”上是给了他们平等的。
一、学习
党中央一贯重视干部学习，近年来尤其抓得紧。但我常常听说，许多高级干部，甚至于自己办学校、领导别人学习的干部，总是叫忙，对于学习，心有余而客观条件不允许。那些高级干部的客观条件，我是不太清楚的，我只相信他们实在忙。但是，我也相信毛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一定不比任何人闲，而从他们的言论看起来，他们似乎学习得不比任何人少。这是为什么？
翻翻“资治通鉴”，有这么一个故事：
初，权(孙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据说，拿封建时代人物的事物来给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作教训，是不应该的。我不想给任何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教训，但对于这故事，我却不能不感到很大的兴趣。孙权和吕蒙虽不是值得歌颂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孙权的意见却很好：第一，他认为“当涂掌事”，即现在所谓负领导责任的人不可不学；第二，他认为读书不是为了做教条主义者，而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第三，他认为忙人也可以读书，而且“大有所益”。吕蒙也是有意思的，听了孙权的话，居然学了起来，结果是，非复吴下阿蒙”了。
现在的高级干部，当然比吴蒙甚至比孙权忙得多，客观条件实在也对学习太不利。但现在的有些高级干部毕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那“才略”，是非凡的。我看到，有些不读书的人，却极善于领导别人的读书，而且极善于批判读书的人从读书得来的言论，而且还要作结论。……
据说，他的依据，就是地位！
二、“思”和“隋”
说不应该用封建时代人物的事情来教训现在的马克思主义者，好象也不是绝对真理，因为毛主席是常常这样做的。例如，他在“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里，就引了距今十一个世纪以前的韩愈的话：“行成于思”，叫我们要用思想。
韩愈的那话还有后半句，叫做“毁于随”。这里有一个“随”字，我看也是很有意思的。
现在有这样一种人，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领导者，地位不很低也不太高。他们的行为的特点，可以这样假定地来形容：在文艺创造问题上，有一年，他是主张“无冲突论”的；过了一年多，苏联反对“无冲突论”，他也就大张旗鼓反对无冲突，把“无冲突论”者批评得体无肤；又过了一个时期，他又来反对暴露阴暗面了；但最近，他又是毒草也可以大放的坚决主张者。
自然，人的主张是可以变的。修正错误，服从真理，是优点；也不妨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但是，这种马克思主义领导者的特征，是他们的理论虽然几经反复，却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曾经错过，他每一次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向都是正确的，所以，他也从来没有与自己战过。战是有的，而且很激烈，但战斗的对象是别人，他经常与外化在别人身上的他的昨日之我战，而不直接与他自己身上的昨日之我战。一外化，我就不是我了。
这种人的思想的特点，我看就是“随”，也就是自己从未思想过。
他自己随随，是无关紧要的，但他是领导者，于是被领导者们可吃苦了。他们，一则，忙于跟着他向左向右的转个不完；二则，每一次转，都要挨他的对于前一次的批评：苦极了；而且，可真是慢慢地“毁”了。
法国的拉·梅特里说：“有多少迂腐的学究，辛辛苦苦了四十五年，被偏见的重荷压得弯腰驼背，比被时间压得还要厉害，看起来什么都学过了，却单单没有学会思想。”
我所说的那种领导人，思想呢，看来似乎也没有学会。但说他是“迂腐的学究”是不对的，他辩证地灵活得很。他的偏也呢，不在于对问题的本身，而只在于他永远自以为是。
但他是永远不会“弯腰驼背的”。他虽然“随”，但永远不会“毁”，永远是英明的领导者。
为什么呢？据说也还是由于地位！
三、根 据
前面所说的那种一味“随”的领导者，他的每一次理论的大转向，是主观随意的么？不是，他有客观根据的。我知道一些秘密。
上一个星期天，一位带点亲戚的青年，做资料员的，到“蝉噪居”来闲谈。他说他的首长，要研究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了，叫他找资料；指定的范围，是马、恩、列、斯、毛的有关的言论和“人民日报”上的社论。资料员动了一个脑筋，问：“报纸上所登的许多座谈会的发言，要不要剪贴起来？”首长答：“不要！那是牢骚，乱七八糟，对研究问题是没有用的。”
这就是秘密之一。“人民内部的矛盾”，题目是时兴的，而那种惯于“随”的领导者，其言论的根据，却只限于经典著作，党的决议和社论，至于实际资料，那是“没有用的”。他所根据的文件，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但对于这些文件，他也有他的处理法。例如，关于某一运动，决议和社论里，本来提得很全面：反右必须防左，反左必须防右。但是，我们的领导者，却认为反右时一定要左到彻底，反左时一定要右到极端。他每次“随”的是文件中的一面。但是，据说这就是党性强，是对上级领导意图的贯彻。
另外还有一个秘密。高级干部是常常有“秘本”和“秘闻”的。我也知道一些“秘本”和“秘闻”的内容，其中许多只是供参考，并非决议和指示。但我们的有些领导者，却以此为最可靠的根据；把他的价值看得远在决议之上。往往看到里面一两句在他以为是新方针的东西，就拿出来指导工作。所以，这种领导者，在群众中的威信，确实是很高的，因为他常常能够根据“秘本”和“秘闻”说出一些群众在报纸上看不到的话，使得群众相信他的葫芦里真有灵丹妙药。
群众只知道实际资料，但又是片面的；顶多，也只加上公开的文件。但领导者，却因地位的关系，还掌握着秘密。他的根据是这么坚强，所以他虽然不思而随，但能永远不毁。
有些地方，甚而至于连科学研究上必须用到而不关什么机密的材料，也由极少数领导人或大专家秘藏起来了。那么，在科学上有成就的，自然只能是这些极少的人。别的研究者，恐怕也只好“随”而“毁”了。
四、再谈根据
曹操由于误会，杀了吕伯奢，陈宫责备他，他不肯检讨错误，反而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秦桧杀了岳飞。韩世忠质问他：“岳飞犯了什么罪？他答道：莫须有！”
曹操和秦松，在戏台上都是以花脸出现的，但整个说来， 我对曹操倒有一些佩服之处。在这两件事情中，我对曹操也有某种意义上的喜欢。
试想一下曹操的处境，他当时的反对董卓，是以伸张正义自任的。但他被追捕着，时时刻刻有亡身的危险。为了保全自己，给正义得以留下力量，在紧急关头，一时没法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对认为迫害自己的人们采取果断的行动，事后才发现错了，这本来是情有可原的。历史上这样的错误多得很。但曹操抛开了现成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偏偏要说出“宁可我负天下人……”的人生观根据，所以是“奸雄”。但“奸雄”说了“奸雄”的本色话，我倒喜欢他的老实。
秦桧的杀岳飞，不是没有根据的，还可以说完全符合于“充足理由律”。因为从他的立场说来，他要卖国，而岳飞确确实实妨碍了他的卖国，为什么杀不得。但是他不敢说出他的真正的根据，却用“莫须有”三字来搪塞，他不老实。自然，历史上的最坏的人都不放在公众面前说老实话的，现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也如此。
我只喜欢曹操的老实，但并不赞成他的人生观。当然，老实也是人生的一部分，但在曹操，仅仅是次要的部分。对现在的革命者，我们首先要求人生观——世界观的正确，包括老实在内。而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中，老实却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尽管“拥护社会主义”等等讲得很响亮，但若不老实，那么，他的整个世界观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老实的人，即使犯了主观片面的错误，但能老实的检讨、改正，可见他的世界观基本上是唯物的。但是世界观基本正确，就是说一片好心，不见得就绝对不会做出坏事。黑格尔说：“一个好的根据(譬如指导行为的一个好动机)可以产生某种实效，也可以不产生某种实效，可以有某种后果，也可以不产生某种后果。”这实效与后果，决定于思想方法之正确与否。许多老实人的悲剧，就是由于思想方法上的某些错误，所以产生在某些事情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矛盾。
批评别人的错误的人，动机也有好坏，眼光也有客观或主观、全面或片面。许多人动机好，真正想治病救人，而对于有些人，却做出否定一切的判断，那只是他们的思想方法主观片面之故。至于另一种人，如我听说的一位领导者，千方百计，捕风捉影，发动群众，统一认识，威逼另一个人承认一个极大的罪名；当那人问这个罪名的定义的时候，他说：“那定义——可是经典著作里面也没有根据呀！”经典著作里面没有根据，那么，可以不成立了罢？但是，偏偏一定还要成立，这是创造性。等到后来群众觉悟了，事情弄清了，轮到领导人自己整风时，他检讨道：“我对党对同志是忠诚的，不过有点儿主观片面；而且那时中央还没有提倡和风细雨，所以方式难免有点儿生硬。但是我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同斯大林一样；七与三之比。还有，那时是你们群众要求搞他的呀！”
说这位领导人是秦桧么？绝对地不是，但他学了秦桧的“莫须有”。说他是曹操么？ 也绝对的不是，但他不及曹操的老实，敢于说出他的真正人生观的根据。前前后后，他总是乱扯于自己有利的根据，连斯大林。自然，这种人在今天是很少见的。
猫吃老鼠，是不讲任何理由的，但在哲学上，却有“目的论”的根据。假若一只猫要吃另一只猫，这是同类相残了，似乎得讲一点理由，例如：“你反对我的领导，群众要我吃你……”之类。说来说去，一定要吃。但到底却只有一个根据，就是“一定要吃！”
黑格尔又说过：“诡辩派教人寻求只以解释事物的各种不同的观点，而这些不同的观点，也正是根据。”对极了！
五、袭人的本质
我这才知道：花袭人原来是个奴才！(旁边有人说：“袭人是奴才，‘红楼梦’上说得明明白白的。你现在说才知道，不是梦话么？)
但是，我说的不是袭人的身分，而是他的本质。一个人的社会身分和他的社会本质，不一定是同一的。有的人，论身分是奴才，但他的精神是独立的、爱和睚由的，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卡斯；有的奴才则就是奴才。有的人，身分是自由民，甚至于还是主子，但其本质却多少带奴才气。
对于袭人，连贾宝玉都觉得他既可恶，又惹喜欢；“红楼梦”的许多读者也如此。但有的人，如此“红楼梦”的“脂砚先生”，却说她是“贤女子”，甚至嫌作者的有些描写是“唐突我袭卿”。到底怎么样呢？我这回读了列宁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袭人确是一个奴才——一个“细致”的，“巧妙”的奴才，一个属于“具有文雅的外貌和适当的风度”一类的奴才。
“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奴才气”一文中说：一、“奴才一定是出身于极端贫困的阶层”(袭人！)；二、“奴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爱人民”，这可“对老爷们也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举办’”慈善事业，首先当然是照顾产生僕人、店员和工人的阶层里的‘驯服的’人们”(袭人！！)；三、奴才的爱人民只准“在极小的限度内，而且必须有俯首听命的表现和‘安慰’被剥削的劳动者的决心”(袭人！！！)；四、“奴才的地位”既然“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顺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必然使作为社会典型的奴才是虚伪的”(袭人！！！)。
读过“红楼梦”，熟悉袭人的行状的人们，试想一想看：列宁关于奴才的规定，有那一点不适用于袭人？“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就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要虚伪。”列宁的这些话，句句是说着我们的袭人啊！虚伪正是袭人和一切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奴才的特性，最本质的特性”呵！
而且，作为奴才的“最本质的特性”的虚伪，被袭人运用得极其彻底了。这彻底虚伪的结果，不但使得史太君、王夫人极端信任她，而且使得贾宝玉，虽然痛恶她，却又不能不喜欢她(喜欢不等于爱)，而且不能不无可奈何地依从她。奴才顺从主子而又制服主子！但自然，那些粗暴的和笨拙的奴才，是做不到这地步的。袭人的虚伪之彻底，又表现在平时虽然对主子十分“真诚”，但一旦“树倒猢孙散”的时候到来，她的行为，却使人发生“堪叹优伶有福，可怜公子无缘”的感慨。所以，真正奴才气的奴才，他的“一点点爱人民”，固然是虚伪的；他的对主子的“百般顺服”，同样是虚伪的。他的真诚，只是对于他自己和自己的利益。
曹雪芹写了袭人，又写了一个平儿；他无非要告诉我们，同样本质的两个奴才，在不同典型的主子贾宝玉和王熙凤手下，是怎样以不同方式主动用他们的“细致”的和“巧妙”的虚伪手段的。
曹雪芹当然没有读过列宁的文章，列宁不一定读过“红楼梦”；一个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作者，一个是现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一个写小说，一个写政论；但是，一个通过形象的表现，一个通过科学的分析，却对奴才气的本质，作出了同样的规定。这是偶合么？我以为不是的；这是生活使然的。艺术家和科学家，工作不同，但基本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揭露生活的本质。生活的本质既然是客观的，那么，艺术家和科学家，真正认识了生活，就一定会发现同一的本质的。
以上只是一则读书笔记——读了列宁的文章的一篇笔记。没有联系当前的实际。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是还有奴才的，例如那些工人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在我国现在右派分子的言论中，我也闻到了奴才气。
尾 声
“知了……知了……”已经叫得太久了，带住吧！但是再叫几声：“知……知……知……”
关于杂文的通信
××同志：
你因为我最近写了许多杂文，要我谈谈杂文作法上的问题，我却没法谈。因为在过去，“文章作法”，“小说作法”，“诗歌作法”……这类的书，是很多的，但从来没有“杂文作法”。我自己，虽然过去和现在写得很多，但同我其他的工作一样，如一位教授所说只有坏经验，没有一条好经验。
最近，我的杂文，确是出得多，到北京以后的三个月中，就有四、五十篇，已经编改一个集子了，将要出版。最近写得多的原因，有三条：第一，我有二十年不写这样的东西了，而胸中的杂感，是极压得多的；第二，前两年，我经历了一场异常深刻的生长，增加了许多新见识和新感想；第三，北京的气候比武汉不一样。此外，还由于编辑和读者的鼓励。但是，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文章不过是杂章，低等的植物，所以容易发生。
这样的东西写得多，在我自己其实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现在是做着所谓科学研究工作；研究的是科学，写出来的却是杂文。这个矛盾，证明着我的没出息。鲁迅先生说过，他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而我，吃的是大豆，而放出来的却是屁！
我也写了一些科学论文，有的也将要发表。但是，呜呼！也还是杂文式的：一则，太短，而现在的标准的科学论文，起码也得已万言计；二则，作风也轻，而科学论文，一定是要道貌岸然的；第三，是贫乏，没有许多经典来充实。至于内容的卑之无甚高论，自然不必说了。而且难免有假马克思主义在内。
而且，我这回的开始写杂文，正是杂文遭逢新的危机的时候：许多老作者搁笔，编辑部寒心。我因不识时务，偏偏写了起来，如飞蛾之扑火，真是不知死活。但后来，“总危机”似乎过去了，一般地说，杂文开始的“复苏”阶级，而离“繁荣”却还远。因为，暗暗的迫害者，还有的是。从你们地区来的一个朋友谈起，那地区的一些有力者，对于杂文，前些时候，甚至于还在公开的训斥。在北京，有人不反对杂文，却反对有感而发。无感的杂文，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没有见过；虽然无感而作的其他大文章，倒是见得多。
我自己，感得写杂文和其他文章，一定要有感，而且要感多而话少。二十年前，我所写的杂文，虽然并非无感，但意思不多，而敷衍成篇，我自己以为是不好的。现在自以为进步之处，就是尽量用较少的文字来说较多的感想。但如把我亲自的所感尽情说出来，那就更讨人厌了。
你如一定想研究杂文的作法，我以为最好的课本，是马克思的一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载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卷首的。
在这篇文章里，马克思谈到真理的问题。他说：“真理是普通的，他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我以为，写杂文的人，也同其他的创作者一样，必须懂得这道理。写杂文也是反映真理。杂文的作者，也要对“为大家所有”的真理负责，所以虽是亲感，也必须力求从真理出发。陆放翁有两句诗道：“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鲁迅先生的杂文，虽然是对一时一事而发的，但因其中有真理，所以也能垂诸久远。但是，真理，尤其在杂文里，必须通过作者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表现出来，即通过每个作者的特有的风格而表现出来。如果教条主义对一般作品都不相宜，那么对杂文尤其不相宜。试想，短短的一篇“千字文”，竟也被教条主义所占据，还成什么话呢？杂文的作者，一方面，要坚决地宣扬真理，真理所在，当仁不让；在任何条件下不移、不淫、不屈。但也不要以为自己是真理的绝对占有者，随时都要虚心探讨。
所谓“风格”不仅仅是技巧的问题。“风格就是人”，就是人的思想、品质、个性以及他的知识内容和表现方法的统一。马克思说：人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所以也不应“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因为每一个人的精神，是在无数的客观条件——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的和偶然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与当前的对象有关。“当对象欢笑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严肃么？当时象悲痛的时候，探讨难道应当谦逊么？”我们看看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文，有基本共同的风格，但因为对象的不同，每一篇又有其独特的风格。例如，同是一九三三年三月的作品，“为了忘却的纪念”和“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这两篇在风格上，不是有相同而又有相异之处么。因为，作者是同一的人，而对象却不同了。
作品要表现自己的风格，那么，作者必须讲实话。根据真实的生活，通过真正的理解，说出自己真情实感的话。杂文尤其要如此。杂文很短，话很少，在这里面讲假话，最容易被人戳穿。真话不等于真理，但根据真实生活的真话一定可能有几粒真理，而又由于作者的认识水平的关系，也一定会有错误和缺点。所以，讲真话，就会暴露作者的本心，连缺点和错误一同。但这不要怕，现在有多少个人是掌握绝对真理的“完人”呢？鲁迅先生说过，他在他的杂文中，解剖别人的灵魂，同时也解剖自己。他不把自己装扮成完人。真实而有缺陷的本色，总比那虚伪的成完美形象崇高得多。而且缺点的暴露，有受到批评的机会，会使自己更容易得到进步。
在旧社会，杂文总是群众的街谈巷议，而不是官话。群众对官话厌烦了，才喜欢杂文。更旧一点的社会里，做官的也是写写杂文的，“古文观止”里的许多就是。到了国民党时代，官才只讲官话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领导人也有写杂文的，如列宁。“列宁全集”二十九卷中的“奴才气”一篇，实在是绝妙的杂文。至于现作的中国，似乎领导人最不宜于用杂文。我在当“八品文官的时候，讲得对的杂文式的话，比起讲得错的官话式的话来，远远地更为有些人们所切齿。我后来才悟得了其中的道理，是在于那些人们以为“官”的话是解决它们的命运的，而群众的话，则无足轻重。所以，我一脱离了“官”的地位，讲话就可以自由些了，但这也是今年才开始的情形。
马克思写那篇文章的当时，晋鲁士的官方，是把作者的“学术才能”和“品性”放在“地位”之后的，一个人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就有了学术才能和品性。马克思指出这样的规定的原因是：“学术才能和品性都是不确定的东西，相反地，地位倒是一种极其确定的东西”，因此，“不确定的东西，要依赖确定的东西，并从它那里得到支持和内容”。这实在是一种最方便的办法。在我们现在的时代，这种情形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这样。当我有某种地位的时候，说的话曾被人看作近乎香花，而地位一失之后，就一度被看作完全的毒草了。有些人的急急于挣地位，就是因为由此可以产生才能和品性。但我自己，倒是觉得不凭地位而说话的好。在人们当作普通人的话来看的时候，是香是毒，评价倒会客观些。杂文既然是街谈巷议，就占了这便宜。
杂文如果也有什么艺术性，那么，我以为，仍然出于群众的街谈巷议的特点。你试到街头去听听，群众的谈话，总是随随便便，自自然然的；生动、泼辣，不拘规范的；嘻笑怒骂，很少顾虑的。但自然，把这样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也得适当地加工，或取精而存精，我嫌淡而着色。重要的是必须照顾读者的心。想到读者容易领会的地方，多说几句；读者不大注意的地方，多说几句；有的地方要委婉曲折，引得读者反复去想，有的地方要斩钉截铁，使读者得到明确的概念。至于作些引证，打个比仿，都要与本意思自然的联系，不生拉硬扯，而且也还是为了读者，不是为了显露自己的什么。……凡这些，多读读鲁迅先生的作品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街谈巷议是无所不谈的，杂文的内容也有多样，所以形式和色泽也不拘一格。它可只有哲学的思辨，科学的论证，小说的刻划，诗歌的抒情，杂居的纠葛……所以，讲“译文作法”的书虽然没有，但其他各种品种的“作法”，对写杂文都是有参考价值的。
译文的性质，使任何人都可以写出杂文。不识字的老百姓的有些感想，倘由别人代替写下来，往往是杂文的作品。另一方面，杂文写得多的人，却不能说是“专家”。鲁迅先生写得那么多，有谁说他是“杂文家”的么？人人都是常常有亲感的，但不能说人人都是戏剧家。
…………
同志：于无话可以答复你的问题之中，却乱七八糟地说了一大堆。这只能证明我对杂文的亲感也是多了；但道理却未必对。而且，即使道理有一二可取，我自己的作品里，却未必实现着这些道理。
关于我的杂文，二十一年前，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说是比唐玄宗的诗做得好。比皇帝那做得好，可见我的作品之“伟大”了。但是，只是比皇帝好，却正是我的倒楣之处。
敬礼！
| | 徐懋庸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五周年纪念日，于北京。 |
大学里的右派
一
题目是“大学里的右派”，其实我只想说说武汉大学的右派，因为对于这个大学的右派分子的底细，我是特别的熟悉。在“长江日报”上，看到程千帆等右派分子的姓名，我莫有“如逢敌人”之感。但这些右派分子，同其他大学的右派分子，基本上是一丑之貉，从他们的言论行为可以看出，他们服从同一司令部——章伯钧、罗隆基联盟(在武大是通过马哲民之手)的指挥，采取同一的战略策，喊着同一的口号。因此，以他们为根据地理论一般大学的右派，也是适合的，因为所有大学里的右派，无非是想把大学变成右派的大学。
不过，武汉大学的右派，却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搞“右派的大学”的运动，比任何大学为早，他们开始于1953年，所以，他们是大学的右派的先觉者和先驱手，他们已经搞了四、五年量变的运动，这回却只是搞的质变。 他们这回在武汉大学的行为，也特别是猛烈。在这一点上，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是享有特殊的光荣的。
1953年，在武汉大学里，党对一个党员干部实行整风。就在这次整风中，现在证明确实是右派分子的程千帆等人，就大鸣大放，以“民主战士”的姿态出现，帮助整风。整风的结果，那个党员干部“下台”了，这在党是严肃的处理，在党员是从新的锻炼，而在右派分子则是“革命”的成功。
我深深相信，全国大学里的右派，以为利用党的整风的机会可以实行他们的“革命”，这是从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的“先进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但是，右派分子又认为武汉大学在这次“革命”，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成功，因为，一个党员走了，别的党员和党员些在，大学还不能变成右派的大学。因此，经验又告诉右派分子，这回一定要提出“党委退出大学”的口号。
所见，右派也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
二
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在那次以后，既然认为“革命尚未成功”，所以他们仍在“努力”。他们的努力方向是：
第一，宣传武大的大部分党员是那个党员的“余孽”，非一网打尽不可，对于后去的党员负责干部，则是先扬而后抑，结果也说得同前任者一样坏。他们要使人相信，凡党员总是不行的，那么，要把大学办好，定非所有党员退出大学不可。
他们的努力的第二条，是打击所有靠拢党的党外积极分子，他们说这些积极分子是“第三种人”，是“党边”，是“假积极”，是“拍马屁”，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因此，这批人也非全部打倒不可。
四、五年来，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就一直这样宣传着，活动着，猖狂得很，在肃反以前，他们简直不许武汉大学的党团员和党外积极分子抬一抬头。肃反运动中，右派分子本来要肃另一种“反”，提出过“肃清×××分子”(即那个党员的“余孽”)的口号，但是，这回倒没有成功，他们的气焰暂时收了一下。今年全国的整风运动一开始，在大本营的指挥之下，右派分子就大搞起来了。据说，6月4日，出现了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是由程千帆、粟寄沧等“革命伟人”起草的。这“宣言”出现的结果，据说，“就好象蒋介石已经回到大陆来了，已经派大员到珞珈山来了似的”，他们是这么的高兴，共产党则“遭遇了困难”！
三
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公布的纲领和理论，非常之多，但我只能择要介绍一点：
“我恨这个社会，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气氛，使人相信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
“共产党把所有的老百姓都变成了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共产党的“统治”，“严重的影响了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寿命，夺取了学生的青春。”
“现在共产党已成为只代表少数人的官僚机构，不能代表中国六亿人民，中国是六亿人民的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要铲除三害，就只有把党连根拔掉。”
“党的积极分子都是踏着别人的尸体和鲜血爬上去的。”
“靠近党的人就是没有人格，卑鄙。”
“肃反、镇反、三反，共产党杀了我们几百万，这次我们要杀他们几十万。”
…………
从以上的纲领和理论看出，武汉大学的右派分子表明自己的立场，似乎比别地方的要强得多。他们公然宣布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他们公然承认他们是“肃反、镇反”中被杀的反革命分子的同伙，故而亲切地称为“我们”。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经过四、五年的斗争，他们认为在武汉大学，共产党已失去战斗力，群众已经对党离心，他们只要一击，“革命”就可胜利！
四
然而，不如意事常八九！
在这次运动中，右派分子却发现了武汉大学的党组织毕竟还有强大的战斗力，那里的党员们，在多年的委曲忍让之后，一旦发现了右派分子变本加厉，不接受改造，反而要造反，就拿起当年使用得过早了一些的武器，给右派以沉重的痛击；而党七、八年来所交的朋友，也证明是党的真朋友，他们支持了党，参加过右派分子的讨伐！
目前斗争尚未结束，但大势已定，右派分子的“革命”是要失败的了，右派的大学是不能实现的了——虽然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原是右派的大学，但是党和人民一经接管，对不起，永远也不肯归还原主了！
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党员曾经说过一句话：“投鼠必须忌器，但忌器必须投鼠”。这前半句，表示着党对知识分子的热爱，而后半句，则表示着党对肃清反动思想的决心。但这一句话，曾经惹得武汉大学右派分子的大怒，后来成为他们控诉那个党员的罪状之一。
在这次反右派的斗争中，我以为这句话的全部意思，还是有重要意义的。我们再也不能让里面攒着疫鼠的瓶子在珞珈山上乱滚乱撞好人了！
论“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朝天子一朝臣”，是封建时代的事。但在封建时代，这也有两种情形：一种是臣僚的黜陟，完全依天子个人的爱僧为转移，如清高宗之用和坤。一种是以政策为转移，天子要实施那一种政策，就挑选能够坚决执行这种政策的臣僚来当政。后一种情形，我以为是合理的，秦孝公的用商鞅，宋神宗的用王支石，还有，宋高宗之用秦桧，都是此类。
现在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内阁的更选，也常常是依资产阶级的政策为转移的。因为在那些国家里，资产阶级就是天子。
我国现在，没有封建式的天子，要说有天子，就是六亿人民。六亿人民现在要彻底实施是社会主义的政策。谁能坚决执行这个政策呢？看来看去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所以六亿人民共产党来领导政权，所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实施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受命于人民，领导政权，同时也联合党外的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士来当政权，这是很合理的事。
但是，共产党在执行社会主义政策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所以人民要它纠正，所以它自己发起整风，请人民来批评，这也是很合理的事。
但是，现在有人说，人民完全不信任共产党了，共产党应该垮台了，下轿了，甚至于该杀了……六亿人民是不是这个意见呢？看工人、农民(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和其他人民，是没有这个意见的。有这个意见的只是有些“人民”——“包括反革命在内。”
假定这些“人民”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该由那一个政党，那一些人士上台来代替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地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呢？——假定这些“人民”要求的还是社会主义政策的话。(但这当然是笑话！)
倘有这样的一个政党，倘有这样的一种人士，那么，据我想来，共产党会自愿让贤的。因为，总的说来，共产党是没有宗派主义的，它只愿意社会主义真正能够实现。
但是我又想：只要中国的天子还是六亿人民，而不像葛佩琦所说的“包括反革命在内”，而且反革命的意志不起决定性作用，而且六亿人民还要继续实施社会主义，那么，共产党还是不垮台的好，不下轿的好，更用不到杀掉，整整风就行了！
自然，共产党的有些党员干部，一方面为了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加上个人的爱憎关系，“一朝天子一朝臣”地对待所属干部，有固定的一批亲信，而且总是不信任这一批以外的人，这叫宗派主义，这回是应该整掉的。
但是，现在有人把当政事情只看作是“坐交椅”，储安平先生因为国务院总理的交椅上没有一个民主人士，大为不满。另外有一位张云川先生，以梁山泊比现在的政权，他说卢俊义一上梁山，为什么就坐了第二把交椅，而柴进、李逵反而居后？大为不满。他所说的卢俊义，大概是某些民主人士吧？
从“交椅”观点看来，共产党占得太多了，令人不满；有的民主人士坐得高了，有的民主人士却坐得低，也令人不满。问题所以很复杂。
如何解决呢？有的人提出了方案，以为应该“轮流执政”。这是大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在开了，这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我们等着看看这个代表六亿人民(天子)的大会意志吧，是不是决定“轮流执政”呢？
北宋的好些朝，是“轮流执政”的，一朝天子任命一批臣子实行新法，另一朝天子又任命另一批臣子实行旧法，反反复复的“轮流”了好几回，结果呢，把天下弄得乱七八糟，金兵打过来了！
现在倘若实行“轮流执政”，我看也是危险。试想，共产党执政时，实行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实行改造，“定息”七年；而另一种人执政时，却因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二面性，不要改造，只摘掉他们的资产阶级帽子，而把“定息”延长为二十年，多多的给赎买金，这也是“社会主义”；再换一种人执政时，却把“统购统销”等政策一律取消，专给高级知识分子发弹簧床、转椅，送菜送饭，多多的贡献猪肉，而让工人、农民生活“改善”到国民党时候的样子……这，也许还是叫做“社会主义”！
共产党执政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另一个党执政时，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再一个党，例如反革命(他们也是“人民”，也该“轮流”到的呵！)党执政时，则实行反革命专政，杀掉共产党员“百分之九十几”，把民主党派也压下去，……
这样的“轮流执政”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我简直不忍想像，我也是当今天子的六亿分之一的细胞，我反对！
我不但反对在整个中国“轮流执政”，并且反对有些人所主张的在一个省内先试试。因为一个省，如这样搞，也会搞得乱七八糟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个机关的多数代表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是非共产党员，这事说明着今日之天下，本是人民之天下，并非共产党一党的“党天下”。但是，我们的储安平先生之流，却硬看中了主席和总理或省长的“交椅”，为什么呢？他们是重视了执行机关，这又为什么呢？大概是，他们认为这样便于实行他们的——也许也叫做“社会主义”的政策罢？
倘若今天的六亿人民这个天子是秦二世，竟让储安平先生等心目中的人去执政，那么，也会重讲“指鹿为马”的故事，硬要人承认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但是，秦二世已经死了。今天的天子，是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六亿人民！
卢俊义坐梁山第二把“交椅”的事，当时梁山的人，连柴进和李逵本人，都未曾表示不满，虽然他们上梁山在前，而且是志愿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呢？我想，因为柴进、李逵等人，是专讲“替天行道”的政策，专讲义务的，只要于团结有利，于事业有利，是不计较坐次的先后的。
梁山的人们自己不计较的问题，却要现在的民主人士来计较，真奇怪，他们现在参加筑墙还不够，还要帮助梁山去筑墙！
过了时的纪念: 重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十五周年纪念日已经过去了，但是，我重读了这篇文章，却有一些感想想说说，虽然时令已过，但问题似乎还是存在的。
1943年，我又有机会参加已经脱离了五年之久的文艺工作。那一年，在初步整风，特别在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思想基础上，曾经和一部分同志，在小范围内作了一些走工农兵方向的实践的努力。我们学习了社会，研究了农民面貌和心理，当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妇女中间最少变天思想，所以他们拥军(八路军)最坚决，其中有一个深刻的原因，是害怕两性生活中已经解除的痛苦的复发；并且懂得了那个地区过去的普遍的性乱，主要地不是道德的堕落，而是妇女在丈夫身上受到不可告人的痛苦的结果。我们发起了一个小小的“写作者请工农兵作顾问”的运动，画家打好画稿，对农民说明主题思想，请他们指正；写文章的人，把文稿念给农民听，问他们懂不懂，好不好，请他们提修改意见；这样做的结果，每次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一个同志的文章中，有“从纺纱开始一直到把布织成的全部过程”这句学生腔，一个老太婆听了不懂，经过再三解释之后，她说：“这话是‘连纺带织’呀！”使我们亲切地认识到人民的语言精炼。我们也曾在一个村子里组织了一个农村剧团，帮助农民编排新戏，有的同志还同农民一起演戏，结果全村大部分的青年男女都要求参加剧团，满村遍野，朝朝暮暮，都洋溢着歌声，而且对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宣传效果……在这样的一些实践中，我们一些同志，对毛主席的“讲话”，确实有了进一步的领会。
但是，这个“新文艺运动”才开始了一个头，我就离开了那地区，而且又离开了文艺工作。那个地区的文艺运动的后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的十多年，我对于文艺工作，又一直只做着观众和读者，看到了文艺工作者的日益丰富的成绩和功绩，是高兴的，但同时，也看出了一些问题，发生一些感想。
关于生活
毛主席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说了这话以后的十五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是愈来愈丰富了，特别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以后，新事物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为文学艺术不知提供了多少新材料。但是，我们有些作家，对于这样的文艺源泉，如何取，如何用，似乎茫无所措了，有的竟只好自叹“江郎才促”。据我看，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作家们对于新社会的生活的一些基本特征，尚欠明确的认识。在旧社会，人类的生活，向来是自发地形成和发展的，而在新社会，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的领导之下，自觉地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倘若不具有相当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的头脑，就无法深刻反映现在的生活实质，甚至对于现在生活中的缺陷和错误，也难以明白其究竟。哲学全面地改造着生活，生活愈来愈哲学地自为化了，所以生活对于文艺作家，也愈来愈要求以哲学的头脑去反映它的哲学内容。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之所以失去了深刻反映现实的力量，原因就在于此。其次，在现在的生活中，科学技术的应用，愈来愈普遍了。不要说在工业中，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农业合作社中，科学技术的地位，也日益扩大着，人与自然力之间的关系的种种新过程，构成着人民生活中日益占重要地位的内容。因此，现在的作家，倘若不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知识或者至少是能够理解科学技术知识的基本能力，那么，要很好反映现在的生活，也是困难的。例如对于长江大桥吧，抽象的歌颂只需要一点热情，形象的反映却需要丰富的知识。有一部苏联的小说，叫做“活命的水”，其中除了思想性，还从科学技术方面反映了改造自然的斗争；倘若缺少了后一部分，缺少关于养马事业和水利工程的许多不只是皮毛的描写，那么，这小说的价值，就会大大降低了。
因此，新的生活，对于作家的修养，是提出着新问题的。
关于人性
毛主席说：“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几句话，反对了那种不承认人的阶级性的人性化，但是，十五年来，却被许多人们利用来根本否认人类有共同的人性，其结果，连阶级性也被曲解了。人类之有共同的一般人性，正如它还有与其他生物共同的生物性一样，是不能否认的。只是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带有阶级性”。而且在阶级社会里一般人性被阶级性排挤到人性的次要地位，而且往往因阶级性而变质，特别在阶级斗争剧烈的时候，一般人性常常似乎完全消失了。马克思理论生产，以为“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在它真正把共同之点提出来、固定下来，因而省得我们重复的限度以内，是一个合理的抽象”，没有这个一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不过，只认识生产一般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用的，在具体分析的时候，还要不“忘记了本质的差别”。我以为人性一般同阶级性的关系，也是如此。例如，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本来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个人性被歪曲了，剥削者以此为可耻，但还是需要被剥削者来实现它，被剥削者以此为累赘，但还是不得不去实现它；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才将在社会成员面前，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劳动从沉重的负担变成愉快”(恩格斯)。又如，爱，至少是亲子之爱和两性间的爱，是共同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这种人性，或者被金钱所磨灭，或者被大义所摈弃，而在阶级斗争极残酷的时候，革命者对这种人性的要求，竟不得不实行自觉的自我牺牲。乐生恶死也是普遍的人性，但在阶级社会里，压迫者竟以杀人为乐，而革命者则情愿杀身成仁……但是以上种种情况，究竟说来，还是证明着除了少数被阶级性弄得灭绝了人性的剥削者以外，一般的人们，都是追求自由的劳动，诚挚的爱，健康的生活的。所以，马克思以为共产主义，乃是“作为人类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的即人性的人类底完全的有意识地并且在至今的发展底全部丰富性中生成的复归”，阶级性是对无产阶级社会的人性之否定，共产主义时代的人性之“复归”，则是否定之否定，使原始的一般人性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
所以，根本否认人性存在的阶级性论，在理论上，是否歪曲的，它解释不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例如，倘若没有某些共同人性的基础，中国资产阶级为什么竟可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者；特别解释不了李后主的词为什么能够感动人民之类的文艺问题，至于在实践上，那些不承认人性而 自以为无产阶级性极强的人们，则不过使自己的行为变成矫情，并且不能懂得别人的心理；而在创作上，也只会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显得不合情理。
关于歌颂和暴露
毛主席说：“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又说：“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这里关于暴露问题，讲得很清楚，对人来说，只应暴露侵略者、剥削者和压迫者，不应“暴露人民”，但侵略者、剥削者和压迫者”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也是应该暴露的。所以，革命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所应坚持的，只是在人民内部，暴露是“对事不对人”，而暴露的目的，则是“治病救人”。至于歌颂的问题，倒有值得研究的一些地方；在这里，我只想说一说对于新生事物的歌颂的问题。大凡，一种新生事物刚一露头或者只是个别地出现的时候，如黎明的日出，第一个劳动模范的产生，人们总是以又惊又喜的浪漫主义的心情去大声欢呼它，这是自然的，必要的。但当日已中天，或劳动模范已经大量产生的时候，人们虽然还是歌颂，但未必再用惊喜的欢呼，而态度会越来越现实主义的，有分析，有批判，着重肯定其中最新的发展，还要指出其中的缺点；这也是自然的、必要的；这不是不再爱它，而是更爱它了，如母亲对于成长的儿女。这时候，倘再是一味笼统地大声夸奖赞叹，恐怕就会显得歌颂者的少见多怪，而对歌颂的对象的发展，倒未必有益了。
所以，如何歌颂和暴露，既决定于事物发展的具体情况，也决定于作者的认识发展的实际程度。
关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
毛主席讲到十五年前的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时说：“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的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有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这一段话，在今天有更加重大的意义。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关于国际统一的战线中“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关于在人民内部有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和只有爱国主义的各种人物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都是根据“讲话”的基本精神的。只有从这种精神出发，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只有从“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而且“在产生团结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的认识出发；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实现“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
所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基本思想，在十五年前的“讲话”中，已经是阐明了的。
× × ×
十五年前的“讲话”，指导了文艺整风运动，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客观现实发展得太快，而文艺界的主观状态，还是远远地落后。为了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又需要有一个确实的□□的整风运动；而在新的整风运动中，“讲话”仍然是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关于李煜的词
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谈：他现在也知道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皇帝李煜，写了好多台词，历来都说这些词极好；但现在的文学家们的意见却不一致，有的说李煜的词有现实主义和人民性，有的说没有，出了一本“李煜词讨论集”，还没有结论。因此，他现在不会去读李煜的词，等作了结论再说。他还问我，对这问题有什么意见？
我是文学的门外汉，对于李煜的词，也在等候专家的结论。但是，我劝那个青年，不必□□结论，先去读一读那些词，看看自己的感想如何，将来再对证结论，就可以有更多的体会。
至于我自己，过去是爱读李后主的词的，现在也还爱读。过去读了“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类的句子，很感动；那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我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而现在，读起那些词来，还是照样的感动，这自然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还未彻底根除的缘故。但是，我又想，这未必是唯一的缘故。皇帝之于小资产阶级，距离还是很远的，所以，小资产阶级而被皇帝所感动，这里也有问题的。
我过去读李后主的词的时候，明知这是一个皇帝做的，但绝对没有想到那是皇帝在说话，被感动之际，也决没有把自己摆在皇帝的地位。现在也仍然是这样。而且，现在的我，亡国之恨是根本没有了，个人的“离愁”，也不是“剪不断理还乱”了，现在是一心在走社会主义的路，但读起那些词来，还是感动。这道理，我实在说不出。
依我想来，李煜的词里面，总有一些什么东西，与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情感有某些共同的地方，不管那是不是爱国主义或人民性。
我不同意有些人的说法，他们为了证明李煜的词有爱国主义和人性，就作了考证，说南唐的经济是上升了，李煜的政治是进步的。我以为，不管那时的经济政治如何，但李煜之为皇帝，却是一个希里糊涂的皇帝。他希里糊涂地做了皇帝，希里糊涂地做了十多年皇帝，希里糊涂地断送了皇帝和整个南唐。所以，王国维说，他“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的确，我以为他是个不好的皇帝。
这个不好的皇帝，却不同于刘阿斗。后者亡国以后，在晋朝说：“此间乐，不思蜀也”，而李煜却说“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有那么深厚的“故国”之思。所以王国维说他“不失赤子之心”，而他的作为皇帝的短处，却成为“词人所长之处”。科学地说来，马克思主义地说来，“赤子之心”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东西好像是有的，例如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的儿童的那种心理状态，在阶级意识形成以后，这种心里状态似乎也多少会留下一点，而使不同阶级的人们普遍相通的，好像也就是这东西。这东西不能叫做人民性，但它是人民性的基础。
有的人说李煜既然是皇帝，一定不会有爱国主义和人民性，而且不会有真挚的爱情。这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同另一些事情联系起来看，我却有了疑问了。“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我看就是李煜一类的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两句话，只要换一个“宫”字，也就是贾宝玉——或者曹雪芹本人的写照；贾宝玉的“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也正是李后主的考语。但为什么，贾宝玉对林黛玉可以有真挚的爱情，而李后主对小周后却不能有呢？为什么，大贵族出身的曹雪芹的作品可以有人民性，而且那么高，而李后主一定不能有呢？大贵族的公子哥儿，同皇家的太子和皇帝，从阶级观点上看来，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同是皇帝，俄国的彼得大帝可以有爱国主义，而李后主为什么一定不能有呢？莫非因为，李后主是在亡国以后才爱起国来的，所以不能算数么？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被文学家们所肯定的。那里面，自然有对“重色思倾国”的“汉皇”的讽喻，但那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之处，也是动人的地方，使我们觉得虽是皇帝，也还是可以有真挚的爱情的。尚不承认这一点，那么，“长恨歌”也得重新估价了。
王国维说李后主的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还说他“仅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评价太高了，我不能赞同。但是我现在也不能同意对李煜的词的思想内容贬得一钱不值，只给他留下一个没有思想或只有反动思想的很高的艺术性。
敌与友的关系
东汉的王充公是力避迷信的。但他有一个同乡朋友，叫做谢夷吾，是一位排在“后汉书”的“方术列传”里面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弄迷信的人。有一次，谢夷吾奉上司之命，去治乌程县官的臧罪；他下县以后，什么也不动作，大哭一通，就回来了，弄得人莫名其妙。他回报上司道：他自己下课的结果，知道乌程县官不久当死，所以不值得杀他。这个谢夷吾，后来官至刺史，他曾经向朝廷上书推荐王充，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对王充佩服得很。
“后汉书”的记载很简单，我不知其中的底细。但最近看到贺麟先生的文章，说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者的关系，常常是师生朋友的关系。我想王、谢的事情，也是一例吧。
以为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和唯心主义的根本观点——即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完全相反的两个观点，可以彼此融洽，相师相友，那是说不通的。但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之作为朋友师生，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不少的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虽然在根本观点上是树立的，但就在哲学的其他问题上，是会有共同意见的；例如辩证法的思想，唯心主义者可以有，唯物主义者也可以有。在关于自然的具体知识方面，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也是共同的，彼此可以互相补充启发。在实际的政治问题上，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也会有共同的立场。例如王充，尽管是当时最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也并没有代表农民要求的革命的主张；在“论衡”里，有“宣汉”“须颂”等篇，大讲其汉朝已有圣帝，“治已太平”，并特地声明：“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在政治上并不敌对，所以谢夷吾不但能够容忍他的反对迷信，而且还推崇他的“天才”。以现在论，唯心主义者只要政治上拥护社会主义，还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朋友么？在历史上，我们甚至看到不但哲学的基本观点不同，而且政治见解也不同的，却也可以只因为互相尊重私人品德而做朋友的——但自然，这是在同一阶级范围之内才行。在两个敌对的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代表敌对的阶级的唯心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之间，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的。前几年，在一个研究生物学的机关里，米丘林主义者同摩尔根主义者论争得很激烈，几乎闹成对抗性的局面。后来大家检讨了一番，肯定了一条：在科学观点上尽管可以是敌人，在政治上却是朋友。于是“科学上的敌人，政治上的朋友”，一时成了一句口号。这一条是发生了好的效果的。我不懂生物学，只知道米丘林主义的基本观点的确是唯物主义的，摩尔根主义者呢？——倘若它的根本观点真正是唯心主义的，那么，在这一点上，确实可以说是米丘林主义者的敌人，说是说，决不能妥协，更不能融洽的。但这并不妨害政治上作为朋友。而且，这政治上的朋友关系，对于经过客观的诚恳的论辩，最后共同归于唯物主义的真理，在科学观点上也成为朋友，是大有帮助的。
联想
1953年，一位研究文字学的老教授，告诉我祖宗的“祖”字，古时作“且”，有人以为是牌位的象形；但据他考究，象的其实是男性生殖器的形。他给我解释得很详细。这是国内一位有数的文字学家，人又有极正派的，甚至很带点封建性的正派，何况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的这话，丝毫没有一点玩笑在里头。
因此，我联想到花。植物学家告诉我们，花是植物的生殖器。但是古今中外，人们对于花，倒是作为美物来欣赏的多。就是植物学家，明知花是什么，但是在他的研究工作的范围以外，当他看到花的时候，不论树上的、田间的、瓶中的、画里的，或在妇女的衣衫上的，也只当着美的对象看，未必联想到其为植物器官的一面；即使联想到这一面，也未必进一步联想到其他。就是人体生理学家，在研究下体时，也何尝引起过别的想头。
科学家为什么偏没有那种“敏感”？论理，科学家是最富于联想力的。联想，就是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暂时联系”，这对于认识客观现实，获得知识，扩大知识范围，有极重要的意义，是科学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科学家竟没有“看见洗脸的人……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屁股”(鲁迅)的联想力。这是为什么？我想，道理很简单，正因为他们是科学家。他们以科学态度对待事物；他们把对象的特性，严格地规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他们把丰富的联想力，用在客观对象与其周围世界的自然必然的联系方面；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是完全忘了“我”，不涉任何私欲的。
我们现在学了辩证法，知道任何事物是处在与别的事物的联系之中的，因此自觉地讲究联系，大大发展了联想力，这是很好的。但是，在实际上，不正确的想联，想入非非的种种联系，也还是存在的。
有这样的事：几个干部在休息时间闲谈，谈起“三国演义”。有一个说到，刘备和诸葛亮，表面关系很好，但在政治路线上是有分歧的。诸葛亮坚持联吴伐魏，想最后实现汉的统一；刘备却懼曹操势大，只想并吞软弱的孙吴，与曹操二分天下，就心满意足。不知怎的，这一番议论，被领导人知道了，他就神经紧张起来，联系到这几个干部是在议论他，而议论他就是反领导。
也有这样的事：一个教员：在讲规律的时候，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人每天要吃饭，拉屎，是由于新陈代谢规律的作用。这话，引起了很大的风波，人们在领导之下群起而批判之；就吃饭拉屎是规律，首先是荒谬和庸俗；而在讲台上讲吃饭，是宣传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腐朽的庸俗唯心主义；而用意，是腐化干部，瓦解革命。
也还有这样的事：一位自命党性极强的哲学家，在一次哲学讲演中联系实际道：“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没有结过婚而肚子大了，人家问她原因，她说是被鬼缠上了，怀的鬼胎。同志们，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啊！”这位哲学家的联想能力，真是丰富极了。这样的思想方法，自然是少见的，但在生活中，有时候却可以对于一部分事业发生虽然是暂时的，却很重大的影响。
至于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特种的条件反射，疑神疑鬼，吠影吠声，见曲木而肉跳，闻敲门而心惊等等心理现象，是不少的。凡这些，对于生活，也起了消极的作用。
正确得掌握唯物辩证法，发展正确的联想力，对于生活、科学与艺术，都是必要的；而“想入非非”的联想力， 则只会使人走入迷途，贻害非浅。巴甫洛夫的学说曾经警告我们，在以语言、词进行思维的时候，“词的无数刺激，使我们能远离开现实，因此我们常常应记住，不要曲解了我们对现实的关系。”
质的规定性
任何事物，都处在周围世界的许多不同的关系中，因而有许多不同的方面；所以，它的定义，它的质的规定性，也有许多方面。例如，一本书，在作者是研究的成果；在读者是知识的来源；在书店，这是一个商品；而在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则有时是引火物，有时是酱缸的掩盖物……所以，列宁说：“定义可能有许多，因为对象有许多方面。”
人也一样，某个一定的人，在党组织内，是党员；在行政机关里，是首长；对上级是下级；对下级又是上级；在家庭里，是丈夫和父亲；到医院求诊治，成了病人；到百货公司，则是顾客……
两个事物，在同一关系下，从某方面来看，它们是同质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它们又是异质的。马克思说过，在互相交换的关系中，两个商品(例如小麦和棉布)，从使用价值方面看来，是质上相异的东西；而从价值方面看来，它们却是质上相同而只在量上有别的东西。
人也一样。两个在同一机关工作的人，从党的组织关系方面看，都是党员，是同质的；但在业务方面，一个是处管人员，一个是的技术人员，是异质的了。
这种看法，在理论上似乎可通；在实践上，则有重要意义；而且，人们通常在生活中就是这样处理的。例如，通常一个机关的首长，到百货公司去买货，就只以顾客身分而出现。否则，一进店门，就对大家自我规定：“我乃首长是也， 闲人站开”，使出浑身的首长解数来，岂不要弄得大家莫明其妙么？
但在报纸上看到，我亲眼也看到过，有些人，把自己的质，规定得一成不变，例如，规定为首长。因此，他到戏院去，不买票而要占特座；他到百货公司去，把先到的顾客引开，命令店员优先为他服务；他到医院去，对医生和护士要求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诊治和护理；他回到家里，对自己的父母，以行政命令分配勤务；在理论问题的争辩中，他要求下级服从他的意见……总而言之，他给自己规定的首长这个质，是绝对稳定，在任何关系下不变的。
虽然如此，但实际生活究竟是方面很多，关系很复杂的；所以，上述的首长，有时候也不免要把自己的质的规定性变通一下。例如，当他的在同一机关中工作的爱人，在组织生活上发生了什么不大好解决的问题时，这首长忽视宣布：“老婆的事情，我做丈夫的不好管得。”原来，在这时候，他不把自己规定为首长，而规定为丈夫了。
这样的首长，也有他自己的哲学理论，他根本上，是主张质的规定性的单一论，绝对稳定论的；所以，当别人说，质的规定有多方面性的时候，他认为是诡辩，是折衷主义，对于列宁的话，他也否定。列宁说过，例如一个玻璃杯，它的“用途、它的使用、它和周围世界的联系都在变化着”，它可以是饮水器皿，可以是投掷用的沉重对象，它可以是关闭蝴蝶的罩子……因此，“必须把全部人的实践——既作为真理的标准，并作为对象与人所需要的东西之间的实际规定者——包括在对象底完全的定义里面去。”但我们的首长认为，列宁这话，会引导人走到反动的“实用主义”的道路去。
在对待爱人的组织生活问题上，他为什么又变了呢？这道理他没有说，我想，这里面一定有极其深奥的理论，为我所不能懂的，例如不变、万变、随机应变之类。
我想，一般的人，还是承认质的规定性的多方面说的好，这使我们在实践上会近情近理些。例如，不至于一见人民币就认为资本，而说在人民银行里有五百元存款的人就是资本家，又如，自己下班回家的时候，不至于向三岁的孩子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纪律性……
当然，另一方面，质的规定是有相对稳定性的。但据我看来，这恐怕只是说，在一定的关系下，某事物一定是这而不是那。例如，在党的生活中，对自己的爱人，只应以同志关系来处管，而不是以夫妻关系来处管。(六月号文艺月报)
从卓别麟谈到法斯特和鲁迅
卓别麟的新片“国王在纽约”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据报纸上所登的节略看来，诚如“纽约邮报”所发表的悉尼·斯科尔斯基的文章中所说：“不管任何人的个人感觉怎样，一张查刊·卓别麟的影片总是属于重要的电影的特殊一类里面的”。
使我感到兴趣的，是影片里面这样的一段：那位欧洲国家的被黜党的国王，在纽约被认为有钱的人，而受尽了美国方式的种种热烈招待之后，他遇见一个正在看一本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的男孩。国王很诧异，他问小孩是不是共产党。小孩问他，是不是只有共产党才能看卡尔·马克思的作品，“于是小孩和国王之间产生了友谊”。而结果，小孩受到一个调查委员会的传诫，而国王则“昔日英雄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业游民”，从高高兴兴来到的这个“自由人的国土”——美国，悄悄地回到“他认为他的老家欧洲去”了。
一位国王(自然是被黜的国王)和一个男孩，由于马克思的著作的因缘而产生了友谊，有人以为不近情理。但我以为，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加上美帝国主义的反共宣传和种种破坏各色人等的命运的势力，小孩读马克思著作的固然会日益多起来，而且某些国王的读起马克思著作来，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过去的宣统皇帝，现在不是也在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么；而且，据说还颇有领会。这，不仅是共产党叫读的缘故，而且有日本帝国主义过去对他的启发在内。
但是读读马克思的著作，不一定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卓别麟的影片中的那位国王就会要求加入共产党。而且，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人，也未必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曾说梅林，“他不仅是一个愿意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且是一个知道怎样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见“愿意作”和“知道怎样作”，是两回事情。我自己，入共产党多年，至今也还不很知道怎样作。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不久以前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的作家霍华德·法斯特。他自己说，“我是由于个人的亲自体验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他退了党，不过自己说还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为什么要退党呢？因为他在苏联共产党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觉悟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对，以为这是“不道德”的“暴政”，是没有“伦理”，没有“自由”的制度。他容忍不下去了。
我不想反对法斯特的退党；而且，我对他还有一定的尊重。因为，他在反对苏联，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他仍然反对美帝国主义。他说：“我对于在国内这里的不正义和下流暴政所说的话，或是对于我国外交政策中各式各样的疯狂表现所说的话，丝毫没有从我的脑中消除。”他还珍视着杰斐逊，富兰克林，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因为这样，他还是一个反帝的战士，所以还值得我们尊重——当然不是当作马克思主义者而尊重他。
我想说的，是法斯特的这种变化并不奇怪。这里面的深刻的原因，鲁迅在1930年早就指出过的。那是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演说，一开头就说“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他的理由，第一条是：“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条理由，则是：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况，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实际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总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我以为法斯特的变化，原因就在这里。在资本主义包围仍然存在，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派遣特务，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去进行颠覆活动的现在，他幻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就应该放弃镇压，废除死刊，对一切人讲自由和人道，根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这也实在大浪漫谛克了。他想不到，这种主张，说是容易而作起来却要糟糕的。
苏联过去的肃反工作中，有错误，曾经错杀了一些好人。苏联共产党自己已经检讨，纠正了。法斯特反对这种错误，自然是对的。但他现在根本反对杀人，连罪大恶极而顽抗到底的反革命，也不许杀了，这也没有懂得建设的麻烦。
法斯特现在是从左到右了，但还没有走到极右，拒绝了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要他“到委员会去充任一名友好的证人的邀请。因此，他现在是又反美，也反苏。这样的人，今天不只法斯特一个；但他的不同，是还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这里，我的怀疑：这样下去，他的共产主义理想，到底将靠什么来实现呢？
鲁迅也是作家，但他没有讲过共产党；不过，他的见解，使我们看出他实在是“一个知道怎样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以，他永远是我们中国人民的骄傲。
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 (“打杂新集”自序)
一
由于“北京出版社”的提示，检点从去年十二月起到现在为止，半年来所写的杂文，竟有四十来篇了，决定编成一个集了，叫它做“打杂新集”，因为二十年前曾编印过一本“打杂集”的缘故。
二十年前那本“打杂集”的成因，是偶然的。一九三三年，我还没有发生充一个著作者的愿望的时候，每天看看“申报”，读读那上面的“自由谈”。有一天，忽然以为自己也可以写写其中的一类短文，就写了一篇，寄去了，隔了几天，竟被登了出来，于是就继续写，写得很多，后来编成一本“不惊入集”，但被国民党的检查机关禁止印出，连稿本也无影无踪了。一九三六年，又编了一本“打杂集”，这回总算被准许印行，可是经检查官老爷们动了一些手术，问鲁迅先生说还是让它同读者见见面吧，好在面目大体还在的，“也给中国的著作界丰富一点”，他还给作了一篇序，将我的杂文与唐太宗的诗“夫子何为者……”相比，说前者不及后者的“和现在切帖，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但就在当时，我心里也有数：鲁迅先生的话，不过是给我指示一个努力的方向，并非评的已有的成就。至于当时已有的成就，虽然现在手头没有那集子，无从检查，但想起来，是要脸红的，因为我记得，那时自己见识和思想，远比现在贫乏和浅薄，写的时候，往往有一点点意思，却敷衍成篇的。
然而，鲁迅先生给开出了一个方向之后，我却反而不写杂文了，主要的原因，是抗日战争发生，就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干别的一些行当去，虽然那也是打杂，这样的一直过了二十年。
到了去年，“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视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用的是假名，也没有告诉他们通讯地址。这一篇就是“想到活捉”，过了几天，居然也见报了，我很佩服“人民日报”编辑部看稿的认真，对新生力量的注意，因为他们是不知道我是个旧人员的。但是，后来他们为了发稿费，查起来了，我也只好献出正身去。于是，他们就鼓励我写下去，我也就把积压了二十年的一些意思陆续形诸笔墨。由于在一个时期内，老作家们忽然很多休假了，“人民日报”的八版就抓我填空子。三、四两月，发表我的东西至二十一篇之多，他们说，这是“空城计”，用我一个龙套来伪装藏着若干大军。因此，署的是好多个假名。
这以后给别的刊物也写了一些。
二十年前后，两次的开始，都是偶然的，两次都一发而不可收，但真所谓偶然之中有必然，这里面就有必然性，这必然性在于：一、社会是需要杂文这东西的；二、我是只能写写杂文的。因此，我发生了一种复杂的心情，对于我的杂文尚能适合社会的某种需要一节，我感到酸辛的快乐；但对于我自己只能写写杂文这一节，又感到快乐的酸辛！
二十年来社会变化很大，而鲁迅先生又不在了，这也是快乐而酸辛的。
二
但是，这一回，我写着写着，忽视苦闷起来了，因为看到了一些客观的情况，又因为写作中的一些因素，我觉得杂文似乎面临了一个新的危机，于是，将所感的写了一篇“小品文的新危机”，发表在四月十一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七大矛盾，并说了些矛盾如不正确解决：小品文就会消亡，“人民日报”八版的编者，要大家来讨论这问题。“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编辑部还先后召开了座谈会，我都参加了。参加讨论的文章和座谈会发言的内容，我不去详说它了，总之也是百家争鸣，许多意见都很好，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一位范舟同志，他认为我所提出的七大矛盾但“根本无法解决的”，而且因为，“即使是专家，也不能保证不出差错”，所以主张“小品文不该继续存在”，“必然是……消亡”，他还用讽刺的口吻，说我对小品文的希望是“梦拾黄金”，坚决反对带讽刺的小品文。
文章和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些对我的批评，都是和风细雨，但有些朋友当面的忠告，却比较尖锐，有的说我是“无定放矢”，因为现在并无取缔“匕首”和“投枪”式的小品文的法律，小品文并无消亡的危机，而且近年倒是繁荣起来了。有的朋友，则说我“无病呻吟”。有的还说我那篇“新危机”是站在人民以外的讲话。
朋友们的善意值得感谢，我也应该进行检讨。但我以为，我所说的那些矛盾(或者叫做问题)，是存在的。至于“危机”两字，却是援引自鲁迅先生，而没有把原意说全。鲁迅先生说：“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生和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所以，我本来应该说，现在的许多矛盾如果解决得好，今后的小品文会得繁荣，或更繁荣起来。否则就会消亡——自行消亡或被迫消亡，我只说了消亡，是片面的。
至于“无病呻吟”说，则有点冤枉，我的呻吟，确实是因为有病。这需要用事实来说明。
我发表于“人民日报”的第一篇东西“想到活捉”是有感于一个同志的惨死，写出来的，刊出以后，就有两位作者合作，在“人民日报”上提出批评：第一，他们把我的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演出“活捉”的主张，归入了鬼戏“一律可演”的一类；其次，他们认为阎婆惜和张文远之间的爱情是“可耻的，罪恶的，说不上比死更紧张”，大概因为宋江是农民革命领袖，阎婆惜不爱这样的人，就已错误，何况“还一定 并非要把宋江置之死地不可”。他们又说“昆曲‘活捉’是与‘水浒’原著的精神有抵触的”。对于这样的批评，我觉得有些不满足的地方，曾经写了一篇答辩，但因为这小问题不值得引起“争鸣”，所以没有发表，——现在编入附录里。
由此可知，我的第一篇小品文的一开头的结果，就使我考虑到写法上的困难。但是，这还是小事，而那第二篇用“回春”这笔名发表的，“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却真是面临了消亡的危机。
在那一篇里面，我讲了一些普通的道理之后，顺便轻轻地刮了一个八级高干的烂疮的几个细胞。我的本意只希望他自己感觉到一点，以后警惕警惕，对于他自己，对于事业，会有好处，所以不提名姓，也不露机关。但是，那文章一发表，大祸就临到许多人的头上了。
首先是祸延文章里所说的那个组织科学讨论会的教研室。那位八级干部，命令教研室的人们说：“回春的文章，是诽谤我的。但那个会是你们组织的，所以你们有责任写信给“人民日报”，声明不是事实，并且斥责回春。否则，你们就会犯自由主义的错误”。教研室紧张了好几天，向所有到会的人调查的结果，终于觉得无法执行这命令，因为回春所写是事实，而且还不是丑事的全部，怎么好说诽谤，有什么可以斥责的。
于是，八级高干大怒了，在一个教学干部会议上，发表演说，痛斥了回春的“诽谤”，“无聊”和“反党情绪一顿”。然而最后又说是根据“宽大政策”，不予查究了。但结果，人们倒纷纷查究起回春是谁来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恐怕人们误猜好人，就挺身自首，说：“回春就是我，不劳查究，听候法办！”
接着，是祸延“人民日报”。那八级高干，责成一位九级高干，亲自起草致“人民日报”的信稿，大意是：回春就是徐懋庸，是一个坏人，他的文章中所说，不是事实，仍然是为了反什么的捏造，“人民日报”登他的文章，有损党报威信，此后不许登他的文章……云云；又一次召集了教研室的人们，要大家签名。但是，在会议上，大家拒绝了签名，因为要对事实和党性负责。最后是，由校长办公室的名义，另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听说，那语气，却缓和得多了——我不知道“人民日报”接到这信没有？
我要请教我的朋友们，对于这样的情形，我能够不感到“危机”么？我是“无病呻吟”么？有的朋友又说，高级干部的事情，一般人是看不到全面的，所以可以批评，但不易批评。这话也极对。但是，我又要请教：那位高级干部，单以处理回春的小品文这件事而论，难道还有什么伟大的真理，为我们一般人所认识不到的在里面么？
倘若做了结论，那位高级干部的所为，完全或基本上合乎真理，而揭露他的人是“站在人民以外”，那么，我就声明：我甘愿自己的小品文甚至连同其他，自行消亡，不特取缔，以证明我决不愿意“站在人民以外”。
自然我也知道，那位高级干部的所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仅有的事。但正因为仅有，所以很突出；很突出，所以不能使人熟视无睹；不能无睹，所以不能不感到憎恶而批评之。又正因为是仅有的，所以扫除了这一点点儿的阴暗，社会主义社会就会更加光明，容忍这阴暗，而以扫除者为“站在人民以外”，那么，小品文的危机，也实在只有“一直得到死亡”的一途，而且关系所及，不仅仅是小品文的问题。
然而，仅有论也不对了：在“文艺报”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因为起初有些同志也认为并无危机，所以我把这一椿公案也讲了一下，接着，别的同志，举出了类似的事情，竟有好几起。
对于这类事情的是非，我现在还在等待看结论。
三
但看情形，小品文消亡的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我自己还在写着，发表着，也是证明。那么，留下的问题，是怎么写的好些。
这问题，我是没有把握的。我现在的所作，比起二十年前的来，似乎有些进步，因为现在的意思比较多些，但我自己总不能满意。我曾给自己规定，文章中要“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点儿自己的风格”。但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各方面的修养都不够，特别在“有点儿生活”的问题上，因为自己近年生活圈子小，孤陋寡闻，所以取材所及，只限于少数亲炙亲历的人事，这自然还由于心脑的狭隘。但另一方面，我也不惜把自己作题材，剥削自己的皮，以示我自己并非真理的占有者。我的灵魂，也确实存在着许多阴暗面，我自己将它暴露出来，也许倒是对于进步有益的。
此外还有一个我自己意识到的缺点，是一二千字的文章里常用引文。这原因，我在“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上坦白过，“有三个意思——两个坏心肠，一个好心肠。第一个坏心肠是偷懒，因为用自己的话说很费劲，第二个坏心肠是要吓唬吓唬别人，因为某些不常见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说，别人会说你是标新立异，一引证权威言论，大家就不说什么了；一个好心肠，是马克思的话、孔子的话，一般青年不懂，引用来一说明，可以帮助青年理解。”但坏心肠总是该有的，好心肠则未必能够正确做到。所以从今以后，我想至少要少用引文。
总而言这，我要在各方面努力学习，以求渐渐的有所进步。
“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同志是可感的，他们一方面给我鼓励，另一方面也及时给我批评。他们还毫无保留地把读者的指摘转给我看，使我有检讨自己的根据，所以对这类读者，我是更感谢的。另一类读者也值得感谢，他们给我鼓励，例如“一副对联”发表以后，就有好几位老辈和青年，来信赞同我的意见，并写了那副对联寄赠，其中特别使我感奋的是一位志愿军的干部。
社会主义的社会是幸福的，这幸福，不在于生活已经怎样美满，而在于任何人真能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即所谓各尽所能。我的劳动，只限于写写杂文，在自己是应该惭愧的，但社会并不以为轻贱，这实在是对全体劳动者的鼓励！而劳动者的各尽所能，一定会促进生活的美满。
四
这集子，把近半年来所与文章的大部分编进去了。编排的方法，是不分类，也不按照写作的时序，而大体根据发表的先后。
最后，我将这个反映着我自己的灵魂光明面和阴暗面的集子，特别献给一位非常关心我的老朋友！
给《长江文艺》编辑的六封信
王淑耘同志：
收到你们编辑部的信，知道那一篇“惊险故事……”，虽然幼稚得很，却蒙采用了，还寄来稿费。这可见你们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是很积极的。
编辑部还约我写杂文，自然很愿意写。现在就寄去两篇。
我要附一点说明。
我是被湖北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封为“假马克思主义者”，“反动资产阶级思想家”，而驱逐出境的。到了北京，有人可怜我，怕我没有饭吃，就说：“写写杂文吧，也许湖北的真马克思主义是不会来跟踪追击的。”于是，我就写了起来，似乎北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远远低于湖北，所以，光是三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11篇。最近，上海方面也来用此法救济我了，当然也证明他们的水平之低。
但我的杂文，拿到湖北去发表，我的顾虑是很大的，我怕你们那里的真正马克思主义者会要我的命。因此，请你们为“长江文艺”的命运考虑(一月间，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写公函给“人民日报”，一、说发表我的文章有损党报威信；二、命令“人民日报”以后不准登我的文章)。再为我的命运考虑。总要弄清楚毫无危险，才可发表。否则，就拉倒；当然，不好，也拉倒。但如拉倒，则请速将原稿退回。
我哲学研究工作开始紧张起来，但看样了，哲学会研究，杂文也会愈多。只要真马克思主义者不要我的命，大概你们以后还会看到的。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批评。
“长江”编辑部的信中说，我的有一些杂文很受读者欢迎，不知是那一些？望告，使我可以总结经验。
“长江文艺”编辑部：
今天一连收到你们三封信，热闹极了。感激你们处理稿件的认真，严肃。
“武器”一文，一句照改。“郐子手”一节，不是对批评俞平伯等而要的。摊开来说，我指的是李凡夫的所为，特别是他对我的行为。但是，我在文中说过：“现在的理论界，郐子手和艺人道不会有”的，有此一句，人们就不至于误会我是指谁了。所以，这一处，我不打算改。
以后，我想替你们写写彭鼎(也有鄙人)式的短文，(论艺术的)，不知你们需要否？对于他的“也论悲剧”一文，不知你们有何意见？
敬礼！
又、
关于“郐子手”一点，你们在讨论中，有点误会我的意思了。你们以为我把“郐子手”看做“敌人”，不是的，在旧社会，敌我两国，各有各的郐了手，故敌之郐子手为我之敌人，而我方之郐子手对我却不是敌人。
现在人民中国，本来已没有“郐子手”了，当然，还有执行死刑的工作人员(二者有本质区别，说来话长)。不过，有些人，论其立场，抽象地看来，是忠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但他却志愿充当人民政权并不需要而他误以为还需要的“郐子手”，他确实做了“郐子手”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阵营中的志愿“郐子手”，还不是敌人，所以，他能检讨，改正就好了，但是不检讨，不改正，发展下去，后文就难说。
“长江文艺”编辑部：
十六日信收到。感谢你们的同志式的亲切精神。
你们需要杂文，我可以动员彭鼎他们，每月供给两篇，是做得到的。
我在最近两三个月来，也实在写得多，原因是很有趣的。主要是汉口的一位真正马克思主义大师，要我的命，不成，又设法向全国各宣传机关、报社、出版社分送广告，说我是假马，反动，想断绝我的发表之路——其实，我本来早已不想写文章的——从而断绝我的生路。被他一激，我偏写了起来，先是用假名，不写地址，不露真名，向“人民日报”试了一试，而竟被他们追查出来，要我继续写，这样就写了下去。凑巧，“人民日报”在这时期，正闹缺这类东西的“危机”，不断的催我就填了一个空子，好在，思想是现成的，光是那个大师的故事，就写不完。现在是，北京的“文艺报”，上海的“文艺月报”，也约去做短工了，对于你们，曾有一些老交清，自然也无容辞。
关于“小品文的新危机”，是有感而发的，我在里面提出了七大矛盾，没有回答，但实际上是暗示了答案的，“人日报”和“文艺报”为此都开过座谈会，会上谈得很热闹，但“人民日报”近来连续发表的议论，都是含糊的居多。弗先的“不要怕民主”一文，实际上也是对小品文的危机的答案，只要讲民主，什么“内外”，“上下”之类都不成问题了，其实“内外”并非问题，问题是“上”，那些官僚主义者，碰不得，但我以为一定要碰。“武器、刑具……”，也是碰的大师，你们不怕“命运”受影响，我更不怕，因为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彭鼎的东西，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约好出五本的“美学小品”的散篇。实在写得太简略一些，但他不喜欢，也不会写大文章，他近来写的几篇交差的哲学论文，也只几千字，不合现行的规格(至少一、两万字)，但他死不肯拉长，固执得很，其实，为了稿费，拉长了是很便宜的。
下期的两篇，当于五月初寄去，大概是彭鼎动手，论“丘中之美”的，你们以为合适否？论杂文的，当等“人民日报”再热闹一阵，写一篇寄去。
敬礼！
“长江文艺”编辑部：
上月寄去“关于杂文通信”一稿，不知收到否？你们准备如何处理？如不用，希即退回，以使我自己另作处理。
闻得人言：武汉方面的一些权威之士，对我的杂文厌恶透了。我倒不以为意，但我早就关照你们过，你们的命运要考虑一下——现在不知是否已经受到警告之类。
望复！
敬礼！
“长江文艺”编辑部：
前寄一函，询括作“杂文通信”一稿事，未获答复，殊深盼念。
此稿如不拟于七月发表，恳即航邮寄回。因另有刊物，对文中意思感兴趣，愿意捡破烂也。
听说，我的作品，在武汉很激起义惯，我倒不怕，武汉以外的刊物也不怕，而你们，既在武汉，就得小心一点。
敬礼！
“长江文艺”编辑部：
24日信收到。
“杂文通信”承发出，很高兴。近来很多人来问我杂文写法，有的学校，还找我去讲，其实我那里知道。这一篇的刊出，就可以使大家知道；在我，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吧了。
七月贵刊对“武器”的两篇反响，不拟有所反应。 不关根本原则性的问题，辨来辨去，是没有多大意见的。倘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大师，以裁判的姿态而出现，则当提出申诉。
最近我的笔是愈来愈勤了，但也写溜了，什么都写。除了哲学文章外，还在写武汉大学的长篇小说，给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画画像，大概会有五十万字以上(伟大也矣！)至于人民日报式的杂文，倒不大想写了。有两篇抒情的散文(“母亲”及另一篇)，被“人民文学”拿走了，他们八月要用，此外，则写写二、三千字的亲感，因为感得，一千多字的东西，意思多了，就晦明白了意思就不易尽。而我的乱七八糟的意思，偏是多。……
附：第五中级党校转来的徐懋庸给该校辅导员支一峰等的信
徐懋庸给支一峰的信
编者按：本校辅导员支一峰向组织交出徐懋庸来信十九封。这些来信有点像胡风的密信，极尽其拉拢人，联络人，并辱骂党校领导，进行挑拨离间的能事。徐懋庸还倡议组织“哲学合作社”，要支一峰和胡扬青加入，他们两人已答应加入，这样，以宣传错误理论和骂人为“专业”的徐懋庸，已由“单干户”变为“合作社”了。徐懋庸的“合作社”，旧的已被打垮，新的又建立起来。真是顽强得很！
支一峰同志：
我已安抵北京，谢谢你的送行。祝努力学习，做好工作，并预贺再作爸爸。
暇希来信。
祝
好！
支一峰同志：
我寄给你的第二信，想已收到。
李侠平、扬青他们，一直没有给我信，不知为什么，请问问他们。我与孙萍同志畅谈过一个下午，谈得很有趣。
祝
好！
编者按：看了前面两封短信，可知徐懋庸一到北京就注意与支一峰联系。从信中又可以看到，徐懋庸到京后即找孙萍同志“畅谈了一下午，谈得很有趣”。谈什么呢？孙萍同志(现任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在本校犯错误受处分后，本来没有表示有什么意见，在高级党校学习有进步；但一经徐懋庸与之“畅谈”之后，就写信给湖北省委，企图翻案，可见徐懋庸的煽动力甚大。以后徐与孙还不断有联系。
李、胡、支同志：
今天才收到二月八日的信，很高兴。我本以为汉口的雪，大得把你们冻僵了。
我现在不正式搞“中国哲学史”了，参加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但“王充”还是要搞出来的，开了头，决不撤手，这是我今后的态度。
工作条件，一方面可以说很好，特别是时间多，但也有坏处，因住宅离所远，只在家里办公，去所每周不超过一、二次，开会而已，这就缺少平时一有问题就找人交谈的机会，长此以往，是耐不住的，但在半年以内，闭门读书，也好，而且可以约束一下我的野性。
京中友人，对我的小品很感兴趣，颇有纵恿从事文艺创作者，我的心有些活动，也话以此为“副业”，这有点对不起“哲学”，要分些心了。
离孙萍同志很近，已经畅谈了两回，很有意思，并知道更多的情况。
你们那里，春风吹到了没有，春风是使人们愉快的，但竟有迎春风而“哀鸣”者，可见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了，它也实在不肯进化。
“拙作”之事，决不拉倒，因为，我想“社论”是写不好的，中央意见，也还是让“拙作”见见世面，但如真有那么一篇绝好的“社论”，拙作在“相形见绌”之下，自然就无发表的价值了。
“慢慢是快”又引起一阵紧张，实在很抱歉，但这是他们把人看得太下贱之故，我何尝是专靠骂人吃饭的。这当然也证明有些人心里有鬼，所以听到任何的敲门声，就不免把神经拉紧了。但自然，今后觉得需要骂的地方，还是要骂的。
你们的态度很对，问题在于迎春，不是干人。干人是别的人们的“专业”是一种下贱的专业，正正派派的人，谁愿干这一行，只要把冰雹化掉，大家身上清清爽爽的，就会拥抱起来，把共同事业办好。
“公告”没有发，真像是瞒不住的，嚷了好久的“高级过度”说：原来从头是一个人的美梦。说梦者给有些人们也添加了许多愉快，但梦一破，也不要丧气，只要事情办成， 那里在乎高低。
新作家的大作，可惜无从拜读，既然百家争鸣，那么，各种各样的作品总要出现的。至于那是顺风，那是逆风，总要由事实来证明。
我买到了法文的“政治经济学第二版”，“资本论”的法译，也已去定，在京，买外文的确较方便，你们有所需要，当效劳。
支哲说过的卡片箱，确有需要，有便，说定请为定做一下。
与你们的信同时到的，是中央送来的那次谈话记录，要我校正，校阅中，感慨很多。
祝
好！
此后寄信，还是寄“阜内王府仓二十三号”
编者按：徐懋庸这封信，说明从今年二月份起就开始向 李侠平、胡扬青、支一峰等人进行了系统的露骨和煽动。他首先问“你们那里春风吹到了没有”，接着就是谩骂，什么“哀鸣者”，“特殊动物”，“不肯进化”都来了。但徐懋庸一面辱骂别人，一面却装好人，说自己不是“专靠骂人吃饭的”，不是干那种“下贱专业的”，那么，徐懋庸到北京后，主要干了些什么呢？
信中所说“高级过渡”，是指党校任务改变的问题。中级党校是否转高级党校，这是中央的决定；但徐懋庸却说成“个人的美梦”，徐懋庸这种诬蔑，实际是对中央的诬蔑。
这封信是徐在接到他们三个人二月八日信的一封回信，他们表明是要“迎春”了。可知他们三人与徐早已互通声气。
支峰同志：
“湖北日报”收到。儍夫的大作，不知内幕者只能认为泛泛言论。当事人看了，恐怕他未必以为是自己的肖象，使他心惊的，恐怕还是梯丘的玩意儿。
昨天，“青年出版社”有两个人来找，其中一人，曰“周仲德”，也许就是“文骞”公罢。我问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笑而不答。在他们讨债之下，我开了三张空头支票：一曰“政治学小品”，二曰“美学小品”，三曰“逻辑小品”，如真兑现，可谓“集”小品之“大成”矣！弗先、回春等人的小品，他们看过，说还要看看，甚至说要找些青年开个座谈会，收集反映——对此，我坚决劝止了。
今天(三月一日)彭鼎氏之“一副对联”，比弗先等的更精彩，我非常欢喜这一副对联，愿足下亦欣赏之。
于公来信，为整风向我“搜集材料”。给他写了四大页，望转交。
孙萍消息灵通，说物质的运动趋势不妙。
出版社(青年)问我汉口有何人可拉稿，我推荐了李、杨二公(希望他们把讲稿好好修改一下)，顺便却说了他们的坏话，望李、杨努力。
近来写作的热情，简直不可抑制，弗先氏等的作品，可以出几百篇来，实因过去想过扯过的太多，一时都想不起来也。靠着这一股热情，对出版社开的支票，一两张在年内是可以兑现的。苦的是写得快，抄起来却费劲。现在的助手，可不敢像对你和王姑娘那样的驱使了。
今后报上如出现一个徐选牲(徐先生也)，也是熟人，你可看看他的作品的。
我诚诚恳恳地希望你，要有计划地，踏踏实实地学习一些东西。“慢就是快”、“一副对联”两文的经验，不是空谈。你的最大缺点，是不能保持心境平衡，就是神经的抑止作用差，太容易随时兴奋而且过度。北京的老朋友们，遇见梯丘，都惊异他在经历大变之后，身体健康，情绪愉快，工作有劲，以为有什么秘诀。据我看来，无他，大体做到“心有常闻”而已，自然还很不够。
神
好！
编者按：徐懋庸这封信无非是吹嘘自己，打击别人。信里说的弗先、回春，彭鼎氏、懋选牲均是他自己，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如何“精彩”，要支一峰加以“欣赏”。并报告支一峰说，他对出版社的人，一方面推荐向“李、杨二公”拉稿，一方面又说了学校负责人的坏话。徐懋庸逢人便说学校领导人的坏话，还说他不是干那种“下贱专业”的呢。这时候徐懋庸最得意忘形的时候，那些骂人的杂文，准备写出几百篇来。他自己的“神经抑止作用”作差，与支一峰无异，却吹嘘说已大体做到“心有常闻”。并以“梯丘”(英文译音，老师之意)自居，一师，一徒，互相吹捧，竟至如此肉麻的程度。
一峰同志：
昨晚写作的信，今天想补充一些。
因拟写小品大成，故想对自己写的东西作一检讨，使以后写得好些。为此，请你也提提意见(顺便征求一下熟人意见也好)，要提得认真、诚恳，至少要提十条(包括特点、优点和缺点)。这样，一方面请你做考官，另一方面也考了你，对你是有好处的。
徐选牲的“财神爷教育”，已见今晨报，又是另一路人也。
老支：
十八日信收到。买家具的事，就那样办罢。
近来开始在写大文章，故“屁股”写得少了。但“人民”那里，还存有七、八篇，慢慢出来，也够瞧的，他们的地盘只这么大，所以订了合同，每月只登他四、五篇，或者多些。否则。光是我一个人大唱其戏，也不像话了。“彭伯通”不是我，香港的转载，未得我同意，那里就是这样乱的。
你从技巧上来看“转折，呼应……”等，是入了末流。凡是好的小品，(不是我的)那主要之点，是要点儿生活、哲学和艺术。在极丰富的生活现象中，炼取典型，三言两 语，刻划出本质。转折、呼应之类，是思想历程的自然产物，非故弄技巧也。总之，是要会思想，小中见大，大中取小，化 简为复，化复为简。我这所以历次劝足下留心世务者，就是要去思索业务。法国的拉·梅特里说过，有的人到了四、五十岁，什么都学过，什么都知道，独独没有学会思想。此话极使我注意，二、三十年来，常以此自警。
至于我的东西，你指出那几篇，谁也比较好一些，还有“刻头发……”也是自以为较好的，但人心不同，有的人，也颇欣赏那些论人与人的关系的东西，“财神爷的教训”是最不费力之作，只要对国际问题和经济学熟一点，就能抓住要点的，而有些人却认为很好。
我写一篇，大概花一个多钟头，但其实，平时脑中转得多。有许多是二、三十年来扯过乱谈多次的，这里可悟出一点道理：问题在于平时多想。大小事情联系起来想。“人民”的编者颇“惊奇”于我的“出手之快”，其实没有什么稀奇。但自然，运文的练，也是要紧的。
“联想”一文，被编辑删了一些。故有些好戏，不能与观众见面了。他们掌握政策，顾虑多，其中实在也很有共衷。——此文大约不久会见驳的。
“学风”之严重，令人慨叹。但总不能说是徐某捣鬼歟？！你们，苦头是要吃的，怎么卖力，也不会讨李公的好，但不管他，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他的小厮，他踢几脚，只要不踢死，还是为人民服务，他怎么办？
哲学讲座尚未开始，据说要等下半年。前些日下写成“内因和外因”一篇，在征求意见，也许可以寄一份稿子，借先睹之快。
敬祝！
“百家……效果”内二事实是一事之二部分，是我亲手造成的事情，故很有意见，内“马列主义者也无真正发言权”一语，说破了真实性，此间同志以为甚妙也。
编者按：徐懋庸这封信，由称同志到称老支，更加亲热了。信中并教给“老支”写作的技巧，教他学会“小中见大，大中取小，化简为复，化复为简”。后来支一峰在大鸣大放中，真正学到了徐懋庸的手法，把学校小的缺点夸大为大的错误，把学校的成绩，却一笔抹煞。把陈治自杀复杂化为十大质问，把向党进攻的复杂问题则简化为只是对个别领导同志有意见，支一峰真不愧为徐懋庸的“好学生”了。从信中又可以看到支一峰把学校整风情况向徐懋庸报告，徐懋庸又乘机进攻煽动，说什么“学风之严重，令人慨叹！……你们苦头是要吃的”等等。支一峰等人从二、三月间已开始猖狂向党的领导进攻，原来是右派徐懋庸在背后煸风点火的。
一峰同志：
闻上海家具价甚廉，想买几样，而上海熟人，尚联系不上，故特相烦，是否可以转托人代办一下？
一、沙发一套(长短三件连几)床椅双用沙发一件，圆桌一件，圈椅(可转者)一件，书柜一对——是必须的。
二、如有成套(据说有十三件一套者)而适当的，买一套，外加双用沙发。
三、质料形式，求稍精致而不华丽，沙发求适用于小客厅者，不要庞然大物。
四、无论照一、二条办，连运费不超出五百，最佳，稍出头些亦可，自然越便宜越好。
希先复有此可能否？如有可能，当于四月底寄款。
敬礼
编者按：徐懋庸在北京，支一峰在汉口，北京的人经过汉口的人转托上海的人去买数百元家具，可见徐懋庸骂人吃饭已吃得不坏，而支一峰则甘愿为徐懋庸服务，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
一峰同志：
前几天寄去托购家具的事，想已收到，昨听人说，那成套的有梳粧台之类，则于敝居不相称矣，故望先做一点调查工作，不必急，北京的价是大了一点，但从上海购运，麻烦也太多了，故在京陆续购买也好，但对两用沙发则兴趣甚大，而北京买不到，所以最好能帮忙办到。
今天收到五日来信，感到兴味。把大样寄去，一以供欣赏，二则也是一种神经战术。玩笑已开够了，“长江”去登的事，千万不要做。我是有诺言的，必要再刺一下时，还有另外的东西出现的，一出现，比这还要有趣些。
黑氏文章，主要讲具体分析，与“规定性”理论亦有关。苏联发表此文，是为了治治教条主义，你看出了黑氏在骂“太太”的官腔，也是对的，我对此之感兴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对弗先等报屁股作家，给了一个鼓励。他们低能， 不会写冠冕堂皇的大文章，弄弄小品，洩气得很，看到大哲学家(可惜是唯心主义者)也写这类东西，他们比较安心了。
梯丘的作品，要你仔细看看，并非有学习价值，只因既然是熟人，就有“义务”细看，吹毛求疵，促其进步。此外，一个人，对熟人近事既没有习惯深刻了解一下，那么，对大事情，未必就会去深刻的，用眼光心思，养成一个习惯是极要紧的。但对熟人近事，也不要太热中。王国维说过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这两句话很要紧，才能熟悉，出，才能从大处去看，不为私见所感。
别人的不大同你谈学问，未必是看你才智不相当，我看，也许因为，在他们，学问还是太沉重，太生硬的东西，没有化为自己的思想，所以还不能做到随意而谈。这也难怪，人是要经过这个阶段的。古人所谓“蜕化”，不容易。但我还是主张先慢后快，先方后圆，先严肃后活泼的。
你不要失掉劲头。今天在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有几句话告诉你一下，对你是有益的。他说古今做大事业、成大学问的人，必经三个境界：第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是说：环境黑暗，现状困难，不知真理在那里？追求)，第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说，求真理而不得，忍受痛苦牺牲，但继续努力奋斗，决不甘休)，第三“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说，艰苦奋斗之后，终于发现了真理，欢喜！)——我的解释不知对不对？但大致是不会错的，暇时当将此意敷衍成一篇短文，与大家见见面。
希望此信会使你感到兴趣
好！
对联已有武汉大学一老教授允写，你不必再费心了。
编者按：徐懋庸在写了许多报屁股骂人杂文之后，马脚渐露，恐怕徒弟看不起，便异想天开，认为大哲学家黑格尔也写杂文，自己可以“安心”了。并嘱徒对“梯丘”(老师)的杂文还是要“仔细看看”。支一峰感到自己不行，没有人和他谈学问，徐懋庸则加以安慰，叫他不要失去劲头，并引用王国维“人间词话”来向支一峰打气。这几句引文的注释，是极为恶毒的，请阅者注意。后面一封信，则向支一峰说，他已运用黑格尔的笔法，又写成了骂人的杂文。
昨天收到铁路局的到货通知单，说“摘引卡”一个已到，今天去取，说还差一个什么通知书，无此，需机关证明。大概一、二天即可取来，不知只是卡片，或连箱子，取来后即可见分晓也。
款如何寄法(清单亦未到)？望示。
家具之事，决分两步办，望即去定一双用沙发，其他以后再说吧！
关于Hegel的那篇文章，经你提起，拉扯地写了一篇东西，寄人民去了。兹将“副本”寄奉，以博先睹之快。看看这个，H公这意，当可更明了一些也。“凶手就只是凶手”，以及老太婆的骂街两种思想方法，在万松岭上，都是大出过风头的。“质的规定性”之简单化，“间谍”之由来，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明白了吧？
祝
好！
一峰同志：
刚才画汇35元给你，烦转上海，此刻却收到了公司来的发票和结单。款子作了一次转折旅行，又添了你的麻烦，自悔作事太“快”了一点也。乞谅！
兹将结单寄去，这也是要回上海的。
敬礼！
万松的文章及“简单复杂”均已露布，看后有何感想？
一峰同志：
航信收到，家具就那样买吧(两用沙发十三件沙发)算起来，连运费一共四百，比北京买还是便宜，只要式样好。
李公检讨有进步，应欢迎，但深根是不肯挖的，他还以省委作防空洞，不久，我当向省委提些问题。
李峰的信收到了。关于我的答辩文章，又问了中央，答说还是要他们在“教与学”发表，中央已告诉省委了。看他们怎么办？请告李峰。
“联想”一文，不知有何反映？又写了一篇“理论与实践联系的一例”，极有趣的，不知能不能登出，我下定决心，他不挖根，决不放松。
辅导的事，我无法“救”你，只主张：(一)材料切实具体；(二)讲得少(切忌多！)(三)要使他们易懂——你读过我的“含蓄”一文否？那样做是最好的。
祝
好！
编者按：从这封信可以看到支一峰向徐懋庸用航空快信报告学校的整风情况。徐懋庸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煽动，并答应向省委提意见，以便与支一峰互相配合。徐懋庸到北京后，一再向中央告状。要登他的答辩文章，不告状我们也是要登的。因为我们并不害怕毒草。
一峰同志：
回的信收到。沙发套子的布料，你们决定就是了，不必寄样子来让选，我并不是高明的美术家。
任务完了以后，好好读一点书，是必要的，弗先的思想方法，有些东西，是可取的，是卅年历炼的产物。他的小品，登得太多知道的人日渐多起来了，好几起刊物经过“人民日报”来定货，真名字也是瞒不住了。扬公说过，“商标坏，货色好”，货虽不一定好，但商标实在被李公宣传得太坏了。“中国青年”来订货，交出去了，但用了老商标，他们迟迟疑疑，似乎要求换一个，他暗中发了脾气，说，货退了罢，又死不肯，结果还是照样，他们当面来谈到三次之多，心是诚恳的，话则吞吞吐吐，他老兄做痴假呆，坚持了下去，他们没办法，天下事，就这样有趣。
“内因外因”寄去草稿一篇，供先睹之快，因看过的人多了，很模糊，对不起，看过的专家们，基本是肯定的，扬公一个有些意见，待修改，大约过上两三个月，也许给他看看世面，你们有何意见，望速告。
敬礼
编者按：在这封信里，又是互相吹嘘。徐说自己的思想方法是“卅年历炼的产物”。“扬公则说”(指胡扬青)“商标坏，货色好”，徐懋庸很满意，但认为商标之所以坏，是别人把他宣传坏的。他的徒弟们颇为此在学校闹了一阵，说我们把徐懋庸“搞臭”了。到底是徐懋庸把自己搞臭了还是别人把他宣传臭了，自有公论，这是毋须争辩之事。
一峰同志：
好久不见来信，是养儿子忙乎或又养了儿子？
三用沙发未到，钱也汇不出去，很有点儿牵挂，上次来信，关于令岳的通讯处，一字未清(0或5)故我寄去之信，不知收到否也。
此次望重开一地址，清楚些，再加一篇帐单。
我已发心愿写一部长售小说，有五十多万字，大概一定要写的。
祝
好！
扬、支：
目前寄出二信，今天收到四月的信。
你们同意参加合作社，很高兴。
选题计划，前信已有提议，你们可在那个范围内具体拟定。题不妨小，而要透彻、生动、轻松，尽样能通俗。我的还没有作到。好在我同出版社约定，是不一定成体系的，写得多了，可以陆续的分册出版。
前已寄去我的两篇，“不可知论”，大体定局，另一篇，是请你们补充修改的。
今寄去，“物心区别”(还有一篇在抄，明后日寄去)。这篇反驳太多，不能算是范品，但写法大致如此。明后日寄去一篇，格式可以算数。
党校提纲，一定要作为经典来研究，可批判之处，附上几笔，一般不要太多，看内容而定。
可以拿出几篇如“不可知论”，“物心区别”等多给爱看的人看看，一以征求修改意见，二则，使人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出版社名勿雾)。
我想，写写是有好处的，使对哲学问题了解得更深刻，故须以严肃态度出之，骂骂大师，是次要的，而且也要严肃。(我有些挖苦话，定稿时当去掉)。同时，也对“社论”的所谓“严重错误”考验考验。
我的稿子，希支公代为抄清(复写更妙、寄我两份)。以后，不一定再寄了，除非可以作为范品的。
你们的写作，随时寄我，有些，可以先寄到刊物上去发表。很有人要的。
小品文，也可以写。向我要的人多，有的可以寄我转去。
祝
好！
“根本问题”已抄好，一俟附去，小说只写了二万了，还有49万没写。支公愿作校对，自然是欢迎的。
编者按：徐懋庸要组织“合作社”的原信，支一峰、 胡扬青还没有交出来，可能是见不得人，为“梯丘”保护一下。但从这封信，可见胡扬青和支一峰已答应加入他的“合作社”，使得徐懋庸“很高兴”。这个“合作社”表面“好像是以共同写哲学著作为目的，其实要支一峰等人加入，能写出什么哲学著作呢？很显然，徐懋庸组织私人“合作社”是别有企图的，看他首先要搞的就是要批判“党校提纲”并“骂骂大师”，可见徐懋庸在这里要搞的是什么勾当。
一峰同志：
来信收到。沙发事，因天津运输行叫我去“办手续”，前天已托一人去代办，尚未回，不知办得如何？无恙最好，另买一只，也可以，尚不太麻烦。
“通报”说，未有所闻。但我想，一方面，过去有一次“通报”(英雄三期文章中段说的)(五五年)上了当，现在人们未必敢贸贸然了。二方面，有人因“文汇报”犯错误，很希望把我夹在里面，让他们快意快意。其实，我在文汇报所发表的东西，倘看看内容，是不值得“通报”的。但京中亦有忌者，则是真的。
四期尚未收到。引起注意，是一定的，因为可以看看假马的真相。
柳君信尚未收到，不知他要说什么。
陈健昨来信谈了一次。
章君一文，望扬青速提意见
祝
好！
编者按：徐懋庸六月七、八两日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过了时的纪念”，宣传超阶级的人性论，此事在党校已引起了批评，党校负责同志并在大会上宣布，党校内部整风情况不得向校外传播，但支一峰仍然向徐懋庸报告了。可见支一峰，不顾党的忠告，仍然死心地为徐懋庸服务。徐懋庸看到支一峰的信后，强作镇静，认为值不得“通报”，如果真有“通报”，那是因为北京也有嫉忌他的人。徐懋庸只能骂人和向党进攻，别人则不能对你们批评，一批评就成了仇人。可是徐懋庸这种疯狂性不能再继续多久了。
一峰同志：
按天津运输行信，云沙发未遭焚毁，堪称万幸，“另买”之说，自然作罢矣。望函令岳，将前后所填之款，一并示知，以便补寄。
“教与学”第四期尚未收到，他们只肯寄一本的，你是否可以设法，另弄两本寄来？
章君一文，望催胡公速看寄还，他催得急也。
哲学论文，胡公是否在写？
祝
好！
一峰同志：
天气太热，而拉稿者众，(北京各报，如刊物，大致已全了，终日手不停挥，昏昏沉沉，故懒得多写信了。但并无论何贵恙，希勿会。
派人去天津，货无恙，只要负担一些别的货费的损失费就行，大概沙发不日可运来，运来后，当补寄款项给上海。
本来有个假期，写邀请合作的同志写成哲学书，但现在反右派，天天开会，所以休假不成了。
长江、湖北日报未见到。武大的点名的右派，都是我的死对头，今天看到武大党委书记的一个报告，内有一段：“徐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决不可以否认徐同志和以徐为首的武大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中所取得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巨大成绩，决不可否定一切。历次的运动特别是这一次运动证明，武大党的组织是好的，是坚强的，那些右派分子诽谤为“徐……余孽”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徐……工作时期所交的朋友是党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在党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支持了党。也正因为这样，右派分子才对他们这样深恶痛绝，……造成这种歪风，过去武大党委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坚持原则。……”
五年以来，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很有点安慰之感。现在我要看看在党校的朋友如何？
七月发表的文章不少，都较长，人民文学上的两篇；长江文艺上的一篇，文艺报、新观察的各一篇，请读读，并指正。
神
好！
编者按：徐懋庸到了七月间，还在“手不停挥”的写杂文骂人，但气焰已不如前，有点“昏昏沉沉”了。在此种情况下，忽视看到了武大的报告，精神又抖数起来，向党进攻的“大学里的右派”可能就是这时候的作品。但毕竟气候已发生了变化，徐懋庸得意忘形的时间快过去了。
一峰同志：
四日信收到。
我的信，并非不可见人，但坚决不同意交出去。我在党校做了结论以后，无接近人之自由，现在又没通信之自由。为什么，他们要看，须经过法律手续，你把全部信整理好放着，但一定要有法律手续才行。他们要看，请先将我此信让他们看。他们要倒行逆施到几时？
武大党委作了一个报告。内容很明确。就是徐有错误，但现在证明，徐所打击的是右派，“徐为首的武大党组织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中所取得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巨大成绩，决不可以否定一切。历次运动特别是这一次运动证明，武大党的组织是好的，是坚强的，那些右派分子诽谤为“徐懋庸余孽”的同志是我党的好干部，徐工作时期党所交的朋友是党的真正朋友，他们在党遭到困难的时候支持了党；也正是因为这样，右派分子才对痛他们那样深恶痛绝”……又云：“徐离开武大这几年中，我们没有进行过群众性的反右派斗争。”
武大的刘真，同我不相识，他不是我小的“小集团”，以上的话，是他代表党委公开的报告(我见到的是铅印发行的“学习简报”。这话不是随便说的，这里，也打了李凡夫的耳光，因为他在五三年检查工作时，主要依靠的就是那些右派，是他否定了一切。
沙发尚未到。
敬礼！
编者按：七月初，支一峰的反党言论已受到批评，他一面说，将把徐懋庸的来信交出来，一面又写信向徐懋庸请示。徐懋庸表示“坚决不同意交出”并以“法律手续”来吓唬人。但支一峰终于把信交出来了。于是徐懋庸与支一峰等有关系，真相大白。徐懋庸再一次引用刘真同志的报告，以鼓励支一峰。可是刘真同志七月二十六日在“学习简报”上发表的正式报告是这样写的：“在徐懋庸的问题上，我们决不袒护徐懋庸在武大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相反，我们经常清醒地记住徐懋庸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的后果，引为教训。徐懋庸错误主要有两条：(1)背犯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2)向党闹独立性。徐懋庸的错误是严重的。因此，徐懋庸受了党和行政上的纪律处分”徐懋庸虽想翻案，又有什么办法呢？对徐懋庸的处分，是党中央的决定，而不是李凡夫同志的决定。当时李凡夫同志率领的工作组在武大检查工作，完全依照中南局的指示，并没有依靠右派，或否定一切。这件事，中南局的负责同志和参加工作组的十多个同志都是可以证明的。徐懋庸企图翻案，并借此向党进攻，是白费心机的。
一峰同志：
7日信收悉。我也是反右派忙，开会和写文章，故只能少写几句。
岭上的事情，我看一时是不会澄清的，徐公的人性说，他们说未见党提过，自然，他们是未见的。但马克思好像不是党员，所以他们见了也不会同意，或者不会懂得，关于此点，我还准备写文阐明。至于“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不会组织原则云云，那么，我还有个道理的。我那些文章，是在他们违犯组织原则，迟迟不发表“反批判”之前。那时，他们不讲更重要的组织原则，要我讲什么？而且，党内党外，他们是怎么分的，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先例在。我们是分得清的。
你留在岭上，走不成，不要闹。李氏夫妇，到底是不能吃人的。好好工作，读书，就是了。
沙发尚未收到。
神
好！
编者按：徐懋庸最后一封信，看到煽动支一峰等向党校领导进攻，没有成功，已有点洩气，说他也在反右派(他应该首先反自己的右派言论)，“故只能少写几句”，并认为“岭上的事情”(这是暗语，即指党校的事情)，“一时是不会澄清的”。徐懋庸及其门徒想混淆是非，扰乱人心，当然是办不到了。于是指示说：“你留在岭上(还是暗语)，走不成。不要闹”，即指示支一峰要打退却战了。但又安慰说，你不要怕，“李氏夫妇，到底是不能吃人的”。在这里，徐懋庸向党校的领导同志又咬一口。但是，徐懋庸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今天，第五中级党校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站稳了立场，坚决向有严重的右派言论支一峰等展开反击了，反对你们这一伙的，岂只是一两个人而已么？至于支一峰等辈，当然是可以“好好工作、读书”的，但必须彻底悔过，下决心重新做人，才有可能。
× × ×
从徐懋庸支一峰等的大批信来看，可知几个月来学校发生的事情与徐懋庸有密切的关系。支一峰等是得到徐懋庸的鼓励和煽动的。在大鸣大放中，他们好像吃了雄黄酒，原形更加毕露了！支一峰等在大鸣大放中的表现，不止要搞垮学校的领导，而且远远超地了这个范围。在这期间，徐懋庸发表了许多文章，“真理归谁家”，“过了时的纪念”，“苦闷”“蝉噪居漫笔”，“大学里的右派”等等，他所进攻的目标，早已不是个别领导同志，而是整个党和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文章中，有明显的超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并尽情地诬蔑党的高级干部。由此可见，徐懋庸与支一峰、胡扬青等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他们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他们组织“合作社”的性质和目的，也就不难理解了。他们的理解，决不是“抽象的思维”，而是有充分的物质根据的。
徐懋庸胡扬青的信
编者按：徐懋庸给支一峰的信已经打印出来了，现在又将给胡扬青的信打印出来。这些信主要是谈“合作社”的事情。在信里，暴露了徐懋庸在北京也拉了一个人加入他的“合作社”。这件事，我们建议中国科学院党委加以审查。徐懋庸既然在科学院工作，为什么要在组织之外，又来一个私人组织呢？问题更严重的是支一峰有严重的右派言论思想一贯落后，并没有什么写作能力，胡扬青有显著的右派言论，正在审查中，徐懋庸把他们拉在一起，事情就更值得注意了。徐懋庸是怎样把胡扬青拉上的呢？除了利用通信、挑拨等手段以外，还用介绍投稿的方法。这样，他们的关系就愈来愈深了。在大鸣大放中，为什么胡扬青和支一峰等如此卖力地为徐懋庸辩护，在这里可以找到原因。
在六月四日的信里，又暴露了徐懋庸对国家“有奖储蓄”政策的曲解。我们国家的“有奖储蓄”是社会主义积累资金的方法之一，但徐懋庸却看作是向资本主义让步的。对95%或99% 的人吃亏的。他并且诽谤我们的高级干部“也颇热中于得奖”的。他是通过叫胡扬青改稿的方法来散布他的错误观点的。
他讽刺党校的提纲为“经典著作”，指示扬青等必须为此批判的“根据”。我们当然欢迎批评；但是徐懋庸的作法，显然并非出于善意。
扬青同志：
原稿请改一下，改后可直接寄去。寄给“人民日报”文艺部顾家熙。
下面附顾家熙同志给徐懋庸的信，这封信于五月二十三日由徐转给胡扬青。
懋庸同志：
胡扬青同志文本拟采用，后经研究，认为这篇文章把电话机的用处一概抹煞，并把官僚主义、同志关系疏远等等，都归咎电话机，未作什么分析，没有说服力。不知你以为怎样？请他再补充一些如何？
“雅量”一文已发，争取早日刊出。此致
敬礼
扬青同志：
一个23岁的青年，通过人民日报，寄了一篇文章给驰先。我看了甚觉警异，看他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不低， 文章也写得好，特别是有独立的言之成理的见解。
但我对于这个问题(有奖储蓄)，却并未留心过，现在也懒得用功夫去研究它，故将原稿寄给你，望仔细研究，提出意见。
我所不能肯定的是“有奖储蓄”的实质到底是什么？
但我同意他其他的许多意见，总之，不能以“苏联也有”等理由，来辩护这是完全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
但这也确有助长投机等资本主义思想的副作用，据我所知，有些高级干部也颇热中于得“奖”！
原稿看完，请附意见，挂号寄我。
这个青年很可爱！
上次提议的哲学合作社，你们考虑了没有？我想，暑假中如有一个多月时间，你和支公之中有一人来京，同我一起搞搞，一星期写两篇(这完全是可能的)，就可以完成任务了。
祝
好！
但无论如何，你们现在可以写起来。
扬、支二公：
连续发出几封信了，没有得复。
我对于“合作社”，很热心。在北京也找了一个朋友。望你们务必参加，(北京的朋友，主要是同我合作反批判部分的充实)，希望你们着重在辩证法部分。范畴问题，最好我写写。矛盾统一规律问题也请你们写。(质量、否定之否定，我们已写)。
大概每篇四千字，凑成二十几篇，可以了。
昨写完一篇“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在复写中，可以当作样本，不日寄去。
今日寄去二篇，一、“不可知论”，二、“反映论”后一篇请大加充实修改……前一篇亦希补充。
党校的经典著作，(提纲)必须作为根据。
拟“序文”的一部分，亦寄去。
祝
好！
徐懋庸又一封挑拨离间的信(第五中级党校转来)
编者按：徐懋庸给×××同志的信，是又一封露骨挑拨离间的信。信中谈到关于本校教学会议和民主检查的性质及过程，被完全歪曲了，其目的在于挑拨×××同志等与领导的关系，并对党校领导同志作恶毒的人身攻击。徐懋庸及陈治等在当时的会议中，是批评×××同志最积极最尖锐的，现在却把实情加所歪曲。关于本校领导同志三次告诉王韦一事，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王韦曾跟随着高教党委书记来过一次则是事实，但并没有人邀她来。徐懋庸还把自己所犯的错误，一概不认帐，党对他作了宽大处理，他却埋怨在心闹过不休。
值得注意的是：此信是经过支一峰之手转给×××同志的，很显然，徐懋庸这些有意歪曲事实以及挑拨关系的观点，已充分被支一峰等所利用，他们在学校中大事宣扬，有一个时期闹得满城风雨，原来是由徐懋庸“供给材料”的。同志们应很好研究徐懋庸通过胡、支、刘、钱有关学校大是大非的错误意见的一致性。
××同志：
来信收到，很高兴。
你们整风开始了，很好。弄清几个重大问题，对党是有利的。
我所知道的情况是较多的，但大部分已对省委、中央谈过，现在不想去多谈它了。只说几个问题。
关于第一次教学会议，问题不在于谈的经验是什么(这是印成文件的，你们可以找到。)问题在于：(一)这次会议的开法，我本不赞成。当陈健通知我，说领导上发现你的讲稿有问题，要开一次教研室全体会议时，我就说，于上课才一个多月，有问题可以在我们教研室内先谈一谈，领导同志参加就行了。而他们不采纳，一定要大搞。(二)这次教学会议，效果并不好，但×××自以为很成功，向中央写报告，说是“领导有经验，才开得这样成功”的！我看了原稿，提意见，说，这次会，只提及了教条主义，没有真正解决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问题，不能说领导有经验，只能说领导对教条主义警惕性较高。(三)×××虽然在文学上接受了我的意见，但仍然骄傲自满，自鸣得意，他曾三次告诉王韦，要高教党委的两个书记和王韦到他那里谈话，王韦不知道什么事这样要紧，我对她说，很可能是要介绍推广这次教学会谈的经验。后来他们到李处谈了，果不出我这所料。——由此可见，此人做了一件事，不问实际效果。就自鸣得意，上报下传，想出风头，居功劳。这样的事很多。我写的一篇改进教学的意见，他亲笔批了说写得很好，铅印了发给大家，也上报中央，要在党校工作会议上散发，出风头。(是因为当时他已汇报我是反党，所以终于没有在党校工作会议上发。)
关于孙萍问题，有几个极坏的地方：(一)为斗孙萍，五个月只开所谓“党委扩大会”，不开一次党小组会，所以科级以下党员，有五个月没有过组织生活，我曾提过意见，不理。(二)他在第一次教学会议上斗你，后来斗孙萍，主要依靠的积极分子就是陈治、刘、我)在大会上发言，说是“这个小组分析能力强”。我们三人其实都不想作这种积极分子，故曾互相推。但后来在肃反中，“小集团”的人批评你和孙萍，都成了反党反革命罪状。这是恶劣透顶了。(三)故意说自己“或晚睡不着觉”等话，在群众中加强对孙萍的坏印象，还要把这些话写到结论中去，后来我提了意见的。
关于肃反中对我的问题，可多了，主要的：(一)他们力说没有把我作为肃反对象。但实际，派人暗中监视我(刘明知道)，又变相搜查我(王泽民、支一峰知道)搜检的事，我质问过党委，温卓华对我自己亲自承认是他到王泽民的办公室里“拿”到我的文章的，但经我一揭发，温却拉王家瓊、唐秦波写材料替他负责责任，鄙卑已极。(三)×××怎么动员，怎么布置，怎么在会上公开作我是“帝国主义间谍“的结论，你们是知道的。(四)在我的兄弟徐钦舜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把我的问题弄严重，去挤徐钦舜，把徐钦舜挤严重了，又回头过来挤我。手段很毒辣。我与徐钦舜的经济关系，徐钦舜有帐目，十分清楚，但他们在搜出了徐钦舜的帐目以后，应该查清，却还要榨我。混帐之极！徐钦舜，至少解放后没有任何问题，结论已做，但他们硬要说我包庇反革命。(五)我从医院回来以后，×××同我谈话，还威胁我，一则说中央对我印象坏极；二则说，省委对我印象坏极；三则说，剥我的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文章，要到报上公开发表；四则说，“群众现在还有意见，说对你为什么这样宽大”。我听了气得很。他在“教与学”的文章中，公开写着：中央宣传部曾通知各地方党报，不要发表我的文章。我于一月二十三日在中央谈话时问去，据中宣部同志答复，并无此事。那么，其造谣的大胆，也实在惊人了。(如果中宣部个别同志曾与地方党报个别同志谈过此话，则×××也不应把此作为中宣部的通知，公开写在文章上)。(六)他们怀疑我是反革命的根据，(说检举材料很多)，大部分是1944年整风的材料(！)一部分是一些反革命分子的“检举”，但至多也不过并不确实地说我在“新生命书店当过编辑”之类罢了，还有是徐钦舜的问题。凭这些“根据”，就那样搞法，实在莫明其妙。此外对于我有利的材料，他们懒得调查，温卓华一方面追我的“小集团”，一方面又说：“小集团”在经典著作中无定义，无耻极矣！
我现在还背了一个“留党察看”的处分，主要根据是“反党……”“非组织活动”，其次是包庇反革命，(是那么一回事)，第三是我自己交代的过去男女关系。我觉得自己确有一些错误，从处分中吸取教训也好，所以对处分不提意见，但×××在党内再三“贯彻”，一定要给我这样一个严重的处分，其心思是也很坏的。
我供给你材料，暂止于此。
我现在工作、生活情况都很好，空前快乐，闲时也写写小品文，老朋友们都很鼓励我。同潘老在一起，很谅解。因此，离开党校，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了。
望今后多联系，两、三年前我对你的态度，你是知道的，我对你有些粗暴的地方，但恶意是没有的。
敬礼！
整风中，不知涉及校长办公室写信给人民日报抗议回春的文章之事否？此事前文既多又恶的行为，最后给人民日报写的信，又是一个大笑话，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同志说：既然与事实不符，而作者并没有指出机关名人名，校长何以知道在说他，要来抗议，此非“此地无限三百两，对门王二不曾偷”之故事乎？
校长办公室而写此等抗议话，实亦有大问题在也。
有关支一峰与徐懋庸关系的一点材料(第五中级党校转来)
编者按：徐懋庸在离开党校前就对支一峰做了不少工作，赠书也是方法之一。他把陈治(本校肃反斗争对象，与徐懋庸搞非组织活动，在运动中叛党自杀)的遗物——“唐诗宋词选”赠给支一峰了。徐懋庸利用赠书方法，煽动支一峰对党仇恨，支一峰在大鸣大放中，利用陈治自杀事件，大做文章，向党进攻并向其他同志进行煽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以徐为师的。
兹将徐懋庸在该书的提词次马修业同志的意见，一并印出来。
早就听说徐懋庸临走时候赠给支一峰一本书，并且题了字。今天晚上算是弄清楚了。原来不是一本书，而是两本书。
一本书是徐懋庸自己送给支一峰的，是列宁所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这可能是为“刺激”支一峰研究哲学的兴趣而赠的吧。
另一本是唐诗宋词选，是徐懋庸“转付”给支一峰的陈治的遗物。此书扉页已不知为何人撕去，封二由徐懋庸墨笔题诗八句，并特注明“转付”之原意。现将该诗及其书写格式照录附后。从这一首五言八句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赠书者的原意，使我想到支一峰时×××同志说“把你打成特务，并与小集团联系起来，则小集团的成员中有特务分子、投敌变节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这样，即使徐懋庸历史上没有问题，也够呛了！”和支一峰在其“陈治之死”一诗中所写“一死畏何罪，清议自然知。”等，原来是由“梯丘”耳提面命的！
此书陈治遗物也，见之伤心，不忍携带，转付支君，并题八句：
一死『畏』何『罪』，自然清议知，逆鳞披不得，傲骨竟难支，枝蔓根由我，火炎祸至斯！
茶烟停『小集』，遗物忍相攜。
几篇杂文
小品文的新危机
“人民日报”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关于批评性小品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我们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讨论。
1933年，鲁迅曾指出了当时的小品文，有从为“挣扎和战斗”的武器转化为“小摆设”的危机。但后来，经过鲁迅自己和“左翼作家联盟”的努力，终于克服了这些危机，把小品文保持为“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中的“匕首”和“投枪”。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二十年来，小品文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暂且不谈。现在，我看到小品文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因为它有许多矛盾尚未正确地解决。
第一，这类小品文“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所以，它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了；那么，这类小品文是否还有存在的理由呢？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过去的小品文主要是对敌的，所以是“匕首”和“投枪”，其特点是锋利。现在，小品文倘还存在的必要，那么，主要地应该作为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治病救人的药。而药之为药，总是求其有效而不生副作用的，所以必须中正和平。但社会生活中的病，比人体的病复杂得多；而且后者是个体的，前者却往往为许多其他条件不同的人们所共有，所以，副作用可以多得很。而小品文又不大愿意失去自己的锋利的特点。这又是一个问题。
自然，中正和平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只要面面都关照到，而且征求各色人等的意见，进行几十次的修改。但这样，文章一定会拉长，完成的时间一定会拖迟。而小品文，却给自身规定了用短小的篇幅来迅速地反映现实的任务。怎样解决这个矛盾？
第三，这类小品文同其他批评文章一样，对事不对人。但一则，事与人是很难分开的；二则，小品文要求自己有点儿形象化的味道，不同于抽象的论文。这就免不了触及具体的人的皮肤。何况，人又有种种，即就干部说，也有大小不同。看近来的报章杂志的趋势，小品文的锋芒大都指向较小的干部，很少接触到大干部的思想作风。但小品文自己的“骄傲”，却很不愿意只给小干部充当盘尼西林。怎么办？
第四，全面性，总是要的，小品文也不例外。但小品文，还是因为“小”，又于由一些别的特性，它只能突出某一面，而暗示另一面。现在的许多人，对于全面性的要求，却真是全面极了。例如，翻开一张地图，看上面画了一个箭值，标着“北”；人们就不满意了：方向至少有四个，现在只指明“北”，东、南、西到哪里去了？片面之极！这也给小品文很大一个教训，但纠正的办法只有一条：拉倒。
第五，现在一切要求严肃和谦逊，当然是正确的。但小品文，它的天性之一则是活泼，甚至于要带点儿嬉笑怒骂，这又与许多人的所谓严肃和谦逊发生了矛盾。马克思曾说，“天才的谦逊是要忘掉谦逊和不谦逊，使事物本身突出”；而“严肃的意思应当是对待事物的严肃”。他还说：“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不谦逊仍然采取谦逊的态度，这也就是精神的最严肃的谦逊”。但是，小品文能够援引这些话来规定自己的风格么？照许多人的意见看来，是不能的，他们所要求的严肃是一本正经，谦逊则是一味小心。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第六，小品文也是给广大群众看的，所以也要求通俗， 现在许多人所要求的通俗。是字字现代化，句句北京化，而且每一个引证都必须是人人熟悉的。但是，小品文，为了给自己添一点色彩，有时不免要拉扯古人，牵涉外国，而且加一点未必是大家知道的知识进去。这就脱离了群众。
第七，还听说，现在有许多能写文章的人没有材料，而有材料的人又写不好文章。编辑部却既要有材料，还要文章好。于是，老作家退休，新作有出不来。这又怎么办？
此外，矛盾还多，不一一去说它了。
这样的许多矛盾，就造成了小品文的新危机：消亡的危机。
倘若肯定小品文在今天的社会里还有存在理由，那么，这些矛盾，是必须正确解决的。如何解决？需要认真的讨论。我个人以为，首先应当遵循“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其次，要作到鲁迅所说“和现在的切帖，而且生动，泼刺，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
为此，现在的小品文作者，必须从头学起，在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提高自己，在保存优良的传统，克服过时的积习，使自己的作品总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自己的风格。对于读者，也应当注意适应，但又要提高他们，不是一味的迁就。作者和读者要在相互影响之下，彼此促进，以致拥有材料的广大读者也慢慢地学会了写。
最后，我还希望写小品文也要做到又快、又好、又省。
人和事和理
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论和风细雨”之后，很受到有些人的责难。
总的说来，他们都责我设立新的清规戒律，妨碍批评，所以我也是“罪无可赦”。
有一位的意见比较系统，他说我第一，不该提倡“心要平”；第二，不该提供“事要实”；第三，不该提倡“理要通”；第四，不该提倡“批评”，一定要随时进行，随时随事弄清是非，解决矛盾，不要只等到运动来时算总帐。
“子岂好辩哉！”但既然弄到“罪无可赦”的地步，那么“不得已也”，分辩几句吧！
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要不得，但事物的运动，总是有个规律的，所以，合理的规律，却还是要。凡不赞成别人提出的规律者，自己也还是有规律的。例如，5月26日“人民日报”上，所载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卢郁文先生说：“从一般情况看来，党与非党之间是有墙和沟的”，但他自己，“和党员一起工作、学习、下棋、打扑克，并没有感到有墙，自己也没有自外。”他说到了一般和个别的规律。但是，谭惕吾先生不同意，她认为，“卢郁文说与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
我不认识卢先生，不明白他的“衷”，所以无法评论。但从谭先生的发言里，可以看出，她也是有规律的，就是说话一定要“由衷”，而且，一定要说共产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毫无例外地有隔阂，才是“由衷”。——但是，我也不认识谭先生，也不明白她的“衷”，我只是从她的话里，根据逻辑，看出这意思的。
可是，无论什么人说话，总是有个规律的，反对不合理的清规戒律，本身也是一条规律。
所以，问题只是规律的对不对。
我相信，在“批评”中：心要平，一般地还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进行的批评，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自然，有些人，因为过去受了官僚主义者的不平的对待，现在心里有不平。这心里的不平：是情有可原的；而且这不平，岂不也是对于不平的不平么！现在如何解决过去的不平呢？为了拆墙，所以必须挖起新的沟来，或者为了填沟，必须筑起新的墙来么？如果这样做，我看只会落到庄子所说的：“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永远地以不平对不平，循环往复，我看，矛盾是久远不得解决的。但自然，过去由于某些原因，心里有很大的不平要鸣的人，自然也应该鸣出来，但最后，恐怕还是要归于平的。
事要实，我以为也还对。过去的官僚主义之所以使人不平，就是因为在整人时事不实。现在我们整官僚主义了，难道不需要实事求是么！小时候看到乡下人吵架，甲对乙说：“你是我的儿子”，乙以为不是事实，不平了，反过来说：“你是我的孙子”。这场架，永远也吵不完。
理要通，我以为也是对的。官僚主义者之为官僚主义者，就是不讲理，我们现在反官僚主义，不讲理能反得了吗？
但据有一位同志说，我的文章中最错误的一句，是说为了“理要通，这就要多懂点马列主义”，因为这就把不懂和少懂马列主义的人，“拒之于千里之外”了，尤其是把不懂马列主义的几亿工人农民“拒人于千里之外”了。这实在是“罪无可赦”！
然而，在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时，一个公共的理，我以为还是需要的。否则，公有公的理，婆有婆的理，有帝国主义的理，有爱国主义的理，有唯心主义的理，有唯物主义的理……人人各执一理，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大家讲一个共同的理，问题才能解决，而，这个共同的理，我以为，在现在就是社会主义(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一定要是马列主义)。不懂这理，也可以放、鸣的，但最后总得以这理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
说到几亿工人农民，那么，我相信，而且我见过，他们只是不懂或少懂教条，而对于实际生活中的马列主义，他们倒是懂得。例如，去问问农民看，“共产党应不应退出农业合作社？”他们会给我们一个完全合乎马列主义的答案的。
还有，我不反对运动来时算总帐。但我反对“只等到运动来时算总帐”。平时一遇矛盾，就随时分清是非，解决问题，这只会对运动来时总帐容易算清，吃过官僚主义的亏的人，难道看不出，正是因为平时不分清是非，所以运动来时才搅得稀里胡涂的么？
但是，现在既在运动时间，自然是要算总帐的。我只是说，以后要注意随时看清是非罢了。
在这次整风中，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人，不好说话。我以为，有些话，不说也好，但有些话，是必须说的。
这界线在哪里呢？我以为：
一、人挨了骂，是可以不做声的；
二、有些事情，是可以不辩的；
但是，三、关于有关根本原则的道理，是不妨而且应该说说的。
还有四、真正的错误，是必须老实承认的。这也是讲理。
论刮风
寒风腊月天的西北风是刺骨的，人们连一条窗缝也要糊得严严的，不让风进来。天气热闷了，人们却欢迎风，“清风徐来”，觉得非常爽快。
现在又整起风来了，整的对象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汗酸气 ，因为这些汗酸气已经使大家忍耐不下去了。但要吹跑这些汗酸气，却需要清新的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风。
现在，这批评的风还没有大吹，但人们对它的态度却不一样，有的欢迎，有的发愁，有的则无所谓。
欢迎的不必说。发愁的，也知道风是一定要刮的，但希望它一阵子就过去；无所谓的，则以为刮也好，不刮也好，而且相信刮起来也只是一阵子的。
那发愁的，我看是错误了季节的缘故。他们以为现在还是冬天，而他们在冬天曾经刮过伤风，所以有点怕刮风。这自然也难怪。但是，现在已经到了暖气，人民内部的一切矛盾发作起来，汗酸气多了，一阵子风是吹不光的，何况这风又是和煦的，刮不痛的，所以，大可不必发愁。其实，就是在冬季，虽然天冷，但我们不是也常常要开开窗换换空气的么？
那无所谓的，也许是闻惯了臭气罢！但是，自己的臭气即使闻得惯，甚至于还觉得有点香；但是，对别人的臭气，难道也闻得惯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人是有“福气”的了。不过，照我看来，一方面，这一时的福气，会缩短自己的寿命，长远看来，并不能算是什么“福气”；另一方面，一个人生活在人群中，他的鼻子尽管特别，但其他大多数人的鼻子是正常的，他们要求吹风，而且要求刮个透，把臭气吹个尽净，臭气再发时，还要求再刮。所以，风总是要刮来的，而且不会一阵子就过去，发愁也没用，无所谓的人身上，也要被刮倒。
既然如此，还是一齐欢迎的好罢。
怎么欢迎法？懂事的人，是解开衣襟，让自己的汗酸气先散发出来，再让风吹跑它，如果，知道风是躲不了的，却为了怕感冒，多穿几件衣服，把全身连同汗酸气紧裹起来，这样，结果只会使汗酸气愈来愈多，可真是会生病的。
个人也好，社会也好，发生各种各样的普通臭气，并不是反常的事，这证明机体在活着，在进行着新陈代谢，在发展。所以，放几个屁，流一身汗，本来也不是可耻的事。只有迷恋自己的屁臭，容忍别人的汗味，不愿意吸取新鲜的空气，那才是反常，而且可耻，而且也危险，会很早发出尸体的腐烂气。所以，如果要健康，要长寿，那一定得经常吹风。没有一种生物不需要经常吹风的。
总而言之，我看是要注意健康第一的原则。整风是为了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社会的健康的。
不过，这次的风，同过去历次的整风，有些不同之处，也该估计到的。
这一次整风的课题，是新的，叫做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也就是，正确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其目的，不是拔掉什么植物的根干，而是吹掉它身上的不利于生长的积物。所以，我们首先得把一些不正确的“整人”和“挨整”的观念改变过来。
这一次是和风细雨。和风细雨不比狂风暴雨急骤，伤不了人，但正因为是和风细雨，所以普遍、持久，不会是一片子，一阵子，而且沁润的力量大，它会一点点都渗入人们的毛孔，直到心脾去。因此，对于思想上有准备，欢迎它的人，这风是很舒服的；但对于不欢迎它的人，这风却有比狂风暴雨更讨厌的地方，想躲躲不掉，盼它赶快过去也不成。
这一次，又是在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上的整风，那批评，是从党内党外上下左右一齐来，有东风，也有西风，整个的空间要激动，所有的矛盾要暴露，因此，虽没有狂风暴雨的飞沙走石，但开始的时候，天气会显得烟雾迷离，使人一时看不清事物的真象，而且有一种闷人的压力。这就需要沉得住气，而且要睁起眼睛，打开脑子，仔细地分析事物，辨明是非。过一阵子自然会天朗气清，心怡神爽的。
因此，对于这一次整风，更需要用高度的政治觉悟，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主动的积极精神去对待它。当然，采取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态度，是不行的；如果有坚持这种态度的人，那是证明他们已离腐烂不远了。被动，也是不行的，小被动会变成大被动。
因此，经过这次整风，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觉悟，就会大大提高。
但是，听说还有一些人，对整风，基本上是欢迎的，但对于这次的风，究竟是不是和风细雨，却抱着怀疑的态度。这些人里面又有两种：一种是，只怕来的是狂风暴雨；一种是即使狂风暴雨也不怕，“老子大风大浪经过多了，怕什么？”
怕是不必要的。因为党已经宣布了是和风细雨，而且广大群众要求的也是和风细雨，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而且还得相信自己，你不是也盼望和风细雨的么？最好，自己先做个模范，实行和风细雨的批评。
至于不怕狂风暴雨的，那自然有点英雄气概。但是，如果因为不怕狂风暴雨，所以对于和风细雨就满不在乎了，“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那可不好。又倘若因为自己不怕狂风暴雨，所以整风一到，在对待别人时，性子一发，就狂暴起来，那可更不妙了。
教条主义和心
甲：“有一个人，写信告诉他的朋友说：‘可惜我妻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儿’，你以为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思想情绪？”
乙：“这还用问！重男轻女，封建思想！！”
甲：“但这是马克思的话呀。”
乙：“你开玩笑！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会说出这种话！”
甲：(翻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一卷二O九页)：“你看，1851年4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明明是这样说的。”
乙：(思索了五分钟)：“这个问题的确值得研究。马克思既然这样说，其中一定有重要真理，男女之间，除了政治上应该地位平等，在其他方面，确也有本质的差别：例如，中国最好的扮女人的演员是梅兰芳，最好的理发和厨子，也都是男人，现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领袖，只有西班牙的是女人……这样看来，女人天然比男子次一等。但是，很可惜，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后来没有很好发挥。现在对于我们，倒是一个创造性的研究题。”
……
亲爱的读者：上面这一段，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朋友新近告诉我的。甲就是我的朋友自己，而乙，则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师。
听了这故事，我也莫名其妙。翻翻“马克思传”，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马克思夫妇头两次生的都是女儿，所以第三次希望有个男孩；这大概完全是为了家庭成员的多样性起见，并非从社会的观点，对男女有所轻重。
马克思的这种心理，原是普通为父母者的常情；他也只作为一种私事，向朋友说说，不作为一条普遍真理来宣布。但我们的有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待这类事情的态度，却实在奇怪极了。或者，一听有人说这样的话，就不调查情况，不分析原因，就作出“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结论，或者，一听说这话是马克思讲的，仍然不调查情况，不分析原因，就认为重男轻女也合乎科学真理，并且“创造性”地联系许多事例加以证明。
这样的理论家，就是教条主义的标本。
这样的教条主义理论家，我们碰到过不止一两个。
但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特征，是自以为阶级性强，原则性强，掌握大道理，反对小道理。他们一般是不承认人的心在私生活上有自由活动之权的。有的青年在看苏联电影和话剧之余也看着旧戏，就被批评为低级趣味；有的青年读读“红楼梦”，就被指摘为庸俗倾向；你同一个知心朋友常在一起玩么？私人拉拢！你因为有事不参加集体的游园会么？自由主义！在去年，你穿旧布制服，那就是顽固保守，而且大大使社会主义社会减色；而今天，你把去年勉强置备起来的花衣服还穿着么，那就是腐化堕落；你不爱同组织介绍给你的老干部结婚么？资产阶级观点！你对土地改革以后老老实实但没有劳动力的父母供给一些生活费么？敌我界限划不清！你在自己的小小工作岗位上安心愉快地工作么？没有远大理想！你立志想做一个专家么？名利观念！……总而言之，教条主义者人数虽不多，但他们理论实在是很厉害的，什么事情都被它提到原则的高制，世界观的基础。凡是有点儿温情的，一定是温情主义；凡是偶尔想想家的，就是家庭观念很深；凡是看不惯某些大干部的挥霍浪费的，一定是平均主义在作崇；凡是向别的机关里的熟识的同志谈谈调动工作的愿望的，一定是非组织活动……这一切，最后的结论总是个人主义，唯心观点，资产阶级思想。
我不是说，青年们中间没有个人主义，唯心观点，资产阶级思想等东西，而且，我以为还很多。但是，我又以为并非上述的种种表现，在每个人都是个人主义之类的思想。对每个人的表现，要作结论，都必须进行具体的调查和研究才会合适，不能一见影子就套帽子。社会生活很复杂，反映在人们的脑子里，思想情绪也很复杂，哪里能够一概而论。譬如，马克思因为已经有了女儿，所以想男孩；而男孩多的人，则想生个女儿；我们能够说，后者又是“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想做国丈的思想么？
我也主张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个人自由应该服从政治利益；但所谓服从，不等于取消小道理和个人自由。在不妨害大道理和政治利益的限度内，尽量地多承认些小道理，多给一些个人自由罢，这反而对大道理和政治利益的实现会有好处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的积极性就能发挥起来。
也是新近听说，有两个大学生，在一个科学机关里闹了两年多的情绪，已被人们认为落后之极的。但是最近，一个新到的领导人，对这个机关的工作情况和这两个大学生的思想情绪仔细了解了一番，发现这个机关过去陷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工作没有计划，干部没有事干；那两个学生因为无所事事，苦闷不堪，所以闹起情绪来了。于是，新到的领导人就把工作整顿了一下，定出明确的计划，对那两个大学生谈了话，同情他们过去无事可干的苦闷，也批评了他们的一些缺点，并明确地把任务分配给他们。不到几天，那两个大学生就变得安心积极了，做出不少的工作，使得原来的许多认为他们落后得不可救药的人们诧异起来了。
教条主义者被许多空洞的教条塞住了自己的心。因此，他们的心就不能体验到实际生活的意义，更不能感觉别人的心的跳动。他们自己，在玩弄教条中，也许感到抽了鸦片似的昏昏沉沉的快乐，而想不到别人——尤其是青年们却被他们的教条熏得昏昏沉沉的痛苦。
吞吞吐吐的原因
我的一篇“武器、刑具和道具”引出了两篇探讨的文章，都发表在“长江文艺”七月号上。对于“战士和刀”那一篇，因为我的水平低，看不懂，所以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吞吞吐吐的武器”这一篇，却有几句话要说。
我的杂化，总是有感而发的。“武器、刑具和道具”，确也是亲眼见了一个我以为是“郐子手”兼“艺人”的理论家的所为之后，有感而写的。但我确又“吞吞吐吐”，没有直书其名和事，但原因并不“微妙”，也不是有所“顾虑”。
真正的原因，说来到不太简单：第一，我在写那篇东西的时候(五月)，我所依据的那个“模特儿”，还没有对他自己的行为作检讨，正式的结论也还未曾做出；至于他 自己的理论，还在书上写着是为“完善”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就不便直书。第二，我的确“蔽塞”得很，世业见得很少，而我又相信“郐子手”式和“艺人”式的理论家，现在即使有，也不会多的；在不多的之中，我仿佛以为是的，又只有这一个，而连这一个也不能确定。第三，这一个即使能够确定是“郐了手”和“艺人”，但我又秉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因，只把脸谱大略勾出，则让本人自己照照镜子，有所警惕，今后能够悔改；同时，也使别人注意一下这种可能的倾向之不良。第四，我实在极不希望我抽象地描绘的这种情况，在现实上存在。第五，但我以为，我抽象地所说的那种倾向，总是值得注意，即使“无”，而需要“加勉”的，这就不能已于言。
这样，结果就成为“吞吞吐吐”了！
但与其说“吞吞吐吐”，倒不如用了列宁的话来形容，就是“如此的确定，又如此的不确定”。如此的确定的是：我坚决反对那种理论界的“郐子手”和“艺人”的倾向；如此的不稳定的是：我不希望现在有那一个人，(连我的那个“模特儿”在内)真正是“郐子手”和“艺人”。
我希望读杂文的人，最好也只是注意意思，而不必作考证，作索隐，来满足好奇心。但自然，我也不反对别人的根据真人真事，直言无隐的批评，只要实事求是。
我也希望写杂文的人，不要根据一个或者几个事实作出全面的结论。但自然，我也不反对读者的拿出自己的经验来印证，也只要实事求是。无独有偶，也仅仅是无独有偶而已，决不能因为有偶就断定一概如此。
一概而论，不作具体分析，我以为是最危险的事。
我极不赞成“吞吞吐吐的武器”的作者，把现在我们国家机关的执行死刑的同志叫做“郐子手”。郐子手完全是旧社会的产物，这是被雇佣的专门以奉命杀人为专业的人，这种人的行为是卑贱的，残酷的。而现在的执行死刑的同志，一则不以行刑为专业，二则，他们在执行死刑的时候，是体现着人民的意志，也体现着他自己的作为人民人民的意志的，三则，他们的杀人，乃是对敌人的最后的一击。所以，他们乃是道地的人民战士，决不能将“郐子手”的恶名冠在他们头上。就是“水浒”里的“铁胳膊蔡福”和“一枝花蔡庆”，他们上了梁山以后，也不是专业的郐了手了。何况我们现在在执行死刑的同志，与梁山的杀人者又有原则性的区别。
说“郐子手虽没有阶级性”，是错误的，郐子手绝对是剥削阶级的制度的产物。革命阵营没有郐了手，和革命阵营没有讼师、二爷、书童、丫环、……等等一样。
极期
“一杯有颜色的毒水我决不会喝，然而一杯看来是清亮而无颜色的毒水，我却喝下去了。
这是一个受了右派分子的反社会主义言论欺骗的大学生的话。他叫洪有仲，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生。就在十天前，他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处散布右派言论的本校法律系四年级学生程海果(又名林希翎)的狂热的支持者……。
“总之，我糊涂了，开始失去平衡，开始以冲动代替了理智……在一个时期里削弱了我对党的热爱的程度”。
——“毒草识别记”，原载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我读了“毒草识别记”以后，想像了一下这个受右派毒害的大学生的思想及变化过程中的痛苦。但不知怎的，我的思绪，却忽视联系到自己生病的经验上来了。
在北京遇见了分别了几年、十几年甚至于二十几年的老朋友，大多数说：“怎么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瘦，也还是筋骨倒硬。
甚至于二十几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可谓顽固之极矣。但实际上变化是不小的，目力和牙齿，衰败得很显著。
但我的身体，确实也可算是顽强的，很少生病；一共只生过三次大病，而且都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却都没有死掉，而且还获得一种很有益的经验。
1943年以前，我从未生过大病，根本没有进过医院，所以也没有医学的知识人，但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那里，却曾经学到过一条。
鲁迅先生“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曾说：
“我所谓危机，也如医学上的所谓‘极期(krisis)，一般是：
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于恢复。”
1933年读到这几句话，因为正在看政治经济学的书，报纸上也讲着经济危机，所以感到了兴趣，找了一本日本的医学书查了一下，想知道这Krisis的详情。在日文里，这字的医学术语，译作“分利”或“峠”，是指由药物动员起来的抵抗力同病菌的决战过程。后来看哲学书时，又把这字词“Momenx”“利害转换线”等联系起来。
不是为了医学而查究出来的这字的意思，总算也使我得了一条医学知识。这知识，在1943年第一次大病的时候，得到了感性的证实。
1943年4月，我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忽然生起大病来了。没有医生，不知道是什么病。发着烧，而敌人又来“扫荡”了，于是由两位同志护送着，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山沟里面去。那里却有一个也在打游击的医院，经一位女同志的诊断，说是急性肋膜炎。住在矮、黑、窄、挤的民房里，每日听着不远的地方的枪声，吃着药，承蒙两位同志无微不至的护理，还蒙房东老太太的照顾，慢慢地觉得好起来了。但有一晚，却突然的发起高烧。护理的同志惊谎起来了，但我在神智还清醒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极期”的问题，所以告诉他们说：“不要慌，这是危机，但不一定就死去，也许倒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果然烧全退了，身体觉得完全清爽了。又陶了几天，敌人的搜山追近时，我能够骑着骡子转移了。
那时护理我的两位同志和房东太太，是非常可感的。 他们还给我很大的精神的支持。
1948年6月，我在赤峰的乡下结束了一次土地改革，回到赤峰城内，借住在赤峰中学，准备参加总结工作的会议。但突然生起伤寒病来了，一发就很严重。虽在城里，也没有好医生。四天以后，承蒙冀察热辽分局的负责同志从三百里外派了一个日本大夫来诊治。
那日本大夫叫做光藤博士，原我被我们从敌军解放过来的。他的医道很高明，服务态度也极好。这以前，他曾经两次给我检查过身体。他在批评我的沙眼和牙齿、皮肤等缺点之后，却肯定我的卫生的“成绩是主要的”，没有任何慢性病，特别对于我的心脑之正常，大加表扬。
这一次，他仔细诊察了一通，注射了两针，留下三天用的药，说以后再送来，就回去了；因为整个分局系统只有他一个高明的医生，不能在赤峰久留。
光藤博士走后的第三天，我突然发起高烧来了，自己知道这是“极期”的到来，让自己和同志们都镇静。果然第二天烧就慢慢的退了，此后没有再恶化。可是因为不能进食，虚弱得很，只是服着博士派人送来的药，大量的喝开水。
博士的再来，是十几天以后的。经过复诊，对我说了几声“恭喜”，说只要静养就好了。他接着说：“你这回退烧的快，出于我意料之外，本来我估计你还要烧十多天的。现在可以告诉你，上次诊察之后，我觉得你的病是很危险的，当时脉搏完全散乱了。现在好了，你那个好心脑又跳得正常了，恭喜，恭喜！”
因为参加土改工作的干部和学员，也已陆续回来，住在一个原来是兵营的校舍里，我也迁到那里去休养，靠着葡萄糖来营养。
一天的早晨，卫生员给我注射了20C.C的葡萄糖，忽然国民党的飞机来空袭了。我被扶到卫墙外的一个菜园子里去防空。那里虽然挖着一些壕沟，却完全是象征性的。敌机有三架，炸弹掉得很多。轰炸的第一阵，在我所在的十多丈以外的地方，就落下雨杖；离我不远的我的儿子，被震坍的土埋起来了，但立刻被挖出。同志们把我转移了一下，让我躺在一个较深的干粪坑里。我仰面躺着，睁眼望着敌机的盘旋和陆续下弹。先后有好几枚我觉得是直对着我下来了，我每次无可无不可地想到：这回“中彩”了，但它们却都在别处爆炸。校舍的院子里，也炸了一枚，把粮食仓库震坍。后来知道，在我发烧时住过的赤峰中学院子里也中了两弹。
这一次轰炸，一共延续了一百五十分钟之久，街上死伤了许多市民。我们的人，却幸而一个也没有损失，但许多学员是惊慌的。为了安定人心起见，我叫把所有的干部学员集合起来，讲了三分钟的话，说明敌机的这次轰炸，不过是我军向南反攻胜利所引起的报复，不是敌人反攻的先声。接着，又召集了十五分钟的一个干部会，决定即日迁出城去。
当天下午，我们都到了乡下。而我的病体，却日见其好转了，几天以后就能进食，而且能起来走动走动。
在这一次的大病之后，我体会到精神力量的作用。乐观的镇静，使我克服了发高烧的“极期”；置生死于度外的镇静，使我克服了两小时半的轰炸所造成的震动和疲劳的影响，避免了可能的死。
第三次的大病发生于1955年10月，到1956年8月才全愈。这是一次极其复杂和奇特的病，是精神和肉体都受到致死的威胁的病。
先是由于我的精神方面的某些疾病，由一位最善于“治病救人”的医生，给了我极为奇特的治疗，这且不去说它了。但到了1956年4月，忽然害起泌尿系统的病来了，终于进了一般的医院。一般的医院里的医生，采用的是通常的医术。用了大量的金霉素，发生了效力，但当然又经过一次“极期”。这一次发高烧的时候，因为曾经躺在病床上看过一次“七侠五义”，所以在昏迷中，一面也感觉到医生护士和来探望的一位老太太在旁边着急，而意识的主要活动，却在与艾虎、智化……等人物打交道，不知为什么，我总是看到那艾虎尽自把一箱箱的黄沙往地下倒，沙……沙……沙。
但这一回，我在感觉到温度开始急剧上升的时候，却没有想到“极期”问题。我只记得向护士要过一次冰枕，却没有任何思虑。
这一次的住医院，达一百一十一天之久。因此关于医院的知识，增加到可不少，也算是一种副产物。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代，却来谈什么个人生病的琐事，岂不无聊么？不错，是无聊的。但我关于“极期”的这一点无过实验的医学知识，却自己为是值得介绍的，因为社会主义时代的人，有时也有生大病的可能。
今年整风运动开始以来，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散布了许多的毒菌，使得不少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高级和准高级的，老的和少的，中毒了；原有的多多少少的一点社会主义觉悟，抵抗不住那些毒菌，于是思想上发了一场大病——右倾病。6月8日以后，“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社论，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也公布了，这是给患者注射了金霉素。我亲眼看到，这以后，有些人的思想更糊涂了，病势就进入了“极期”——会得一直往右，也可以回头向左的危机。
思想上的“极期”，时间是较长的。要良好地度过这危机，一方面，患者自身必须依靠理智、意志和知识所给予的镇静，把过去思想改造中所获得的和现在新注入的社会主义思想集积起来，对反社会主义的毒菌进行一番剧烈的斗争；另一方面，负有治疗和护理之责的人们，也要镇静，不要因为患者发烧太猛而就陷于绝望。
左与右(未发表)
一
“文艺报”第九期上，有一篇题为‘宁左’‘勿右’的短文(作者李凤)；我看了不很明白其中的意思。
看前面，好像作者是在反对那种抱着“宁左勿右”的观点的人们；但到末了，他把这种人同另一种“今天宁左勿右，明天宁右勿左”的人们混为一谈，统称之为“可恨的市侩”。实则为，这混同是不符实际的。实际上，“今天宁左勿右，明天宁右勿左”的人们，是毫无政治立场的投机者，也确是“可恨的市侩”，其本质是右派。但另一种人，是一贯地“宁左勿右”的，因为一贯，所以有一定的立场，他们的立场是左的，他们是忠实于革命；显然，他们在不该“左”而“左”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片观上面的，他们的行动是离开原则的，而且客观上对革命是不利的，所以他们的这种“左”的偏向也应坚决纠正；但是决不能说他们是“可恨的市侩”。他们的品质，同那些“今天宁左勿右，明天宁右勿左”的人们，有根本的区别。
作者又说，他十八、九岁在参加土地改革的时候，从一味采取“保护自己”的立场，先是故意“左得出奇”，后来又假意检讨自己的“左倾机会主义”，以迎合“上层路线”的□“回避干部”那里，首次体会到“宁左勿右”思想的实质。作者自己呢。那时是“小资产阶级孽根未除的，却为此感到”一种被欺骗被污辱的委曲的情绪”。我以为作者的话里有矛盾，那个“回避干部”的表现，虽不能代表一切“宁左勿右”论者，却正是代表着“市侩”式的一类。但这“市侩”式的心理，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孽根”，倒是十分投合的；怎么这“孽根”会被引起“被欺骗污辱”之感呢？会对此感到“被欺骗被污辱“的，必须是有正确的立场的人们。
作者又说，当时“贫雇农和工作组都有点“左”，不仅那个“回避干部”一人，原因是：“那时解放战争胜负未分，地主阶级反水倒把的事情很多，又加上指导上有些偏差”。指导上的“有些偏差”自然是不好的，但主要的情况既然是“解放战争胜负未分，地主阶级反水倒把的事情很多”，就说明着当时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处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在这样的情况下，贫雇农和工作组的即使是过“左”的情绪，难道是从“个人得失”出发的么？我看不是！这是从阶级的 得失(也就是阶级的“胜负”)出发的。在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关头，而能从容应战，不左不右，自然最好。但若修养不够，做不到这样，而又要基本上站稳立场，“保护”被剥削阶级的利益，那么，“宁左勿右”，总比“宁右勿左”好些，因为倘若“宁右”，那么地主阶级的反水倒把就会获得全胜，而贫雇农就会大败了。
作者自云，他现在已到“而立”之年，但“还是容易”被“宁左勿右”口号所“迷惑”，而“最近”又为此“多添了一层被污辱被嘲弄的痛苦”。这样容易被“宁左勿右”所“迷惑”，而这样容易因这口号感到“被欺骗”、“被污辱”、“被嘲弄”；被同一个东西弄得颠颠倒倒的，作者的心里，到底是什么一种心理呢，莫非真的是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的“孽根”么？
但可注意的是：“最近”，是什么时候呢？“最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发右劲的时候，在这时候，作者的为“宁左勿右”这口号所“迷惑”而又感到痛苦，这心里，是无非我所能够理解的了。
“宁左勿右”，“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光荣”，这两句话，诚如作者所说，“不见于马克思主义经传，也不见有人公开提倡”。“提倡”这话的“许多人”之中，可能包括主观上坚持革命立场而不正确者以及“市侩”们，还有这是右派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诬蔑。作者如果不知道这情形，那么“痛苦”是情有可原 的；但如果知道这情形，而还要“痛苦”，那么，这“痛苦”是多余的，或者是别有原因的，但我不明白这原因。
二
然而，左、右的问题，确实是很难把握的。
我是一个有“左”倾右稚病的人，曾经因为这病，误过事，吃过亏。但是，就在我“左”得厉害的时候，在许多问题上，比起别人来，我却是极“左”的“右派”。
解放初期，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工作。这个大学，在解放以前，有一批当权派，据说其中还包括一位“慈禧太后”。接管以后，他们都原职原薪，被留任了。他们的被留任，深为另一位教授所不满，他多次对我说，“那班当权派，尤其是慈禧太后，过去压迫我们，现在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撵走？”我答复说：“党的政策是团结改造，何必撵走呢？”但这位教授嫌我革命不彻底，始终非常不满。在这问题上，我是“迷惑”的，教授是那么地“左”，而我却如此之“右”。
另一位教授，属于过去当权派的，又以为我太“左”了，不但嫌我“左”，而且嫌在我走后，克服了我的左倾错误的党员们还是“太左”。他在大鸣大放中，经过报纸指出，那个大学有一座“铜墙铁壁”，奠基的“功劳”应归于我，而后来的党员又加固了。怎么办呢？照他的意见看来，要拆除这“铜墙铁壁”，实在只有共产党退出大学，并请他们再来“民主治校”之一法！
在这个大学里，还有一位中文系主任。他把好几位老教授当作“封建余孽”，非打倒不可。在这问题上，我又是“右派”，“右”到要保护封建，再三劝告他要团结老教授。但是他实在“左”极了，始终不听我的话。
在这样的许多问题上，左右之分，在我是糊涂了多年了。
然而，最近在“长江日报”上看到，这位中文系主任，乃是武汉大学中最猖狂的右派分子！
三
这个右派分子，叫做程千帆，又叫做程会昌。
他从一九五三年以后的反党活动，可以看六月二十八日以后，特别是七月十七日“长江日报”的报导，我这里不多介绍了。我只说一说他发表于“文艺报”第七期上的一篇叫做“从同志谈到红色专家”的文章。
作为章乃器的应声虫，程千帆也跟着批驳斯大林的“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一句话。他还说“红色专家”已经逐渐成为“专家中间的多数”，同章乃器的“红色资产阶级”相陪衬。
又因为我曾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同志”，检讨到我自己过去的宗派主义的错误，程千帆借题发挥，又揭露了我的另一个错误事实。他说：
“也是那一位不许非党人士称他为同志的老党员，曾经在我们的学校里，对党员发表过他非常著名的演说，大意是勖勉青年党员们努力争取做个红色专家，这是很好的。但同时，他又非常精彩地说：那些旧知识分子，即使进步，也不过半老徐娘擦脂而已。”
我这“非常著名的演说”发表于一九五O年夏。那时候，青年党团员，很多鉴于解放前的大学的助教的倒楣，不愿意做助教工作。我召集了一个党团员助教的会议，讲了大意如程千帆以引的那一段话。不知怎的，这话传到程千帆的耳朵里去了，于是成了“著名”的了。程千帆的耳朵也真灵！
这“非常著名的演说”的前一部分，连程千帆也以为是“很好的”，不去说他了。后一部分为程千帆所批驳，我自己也曾经检讨过，这话是有错误的，不应该这样的去看旧知识分子，而且会引起青年党团员不尊重老教授的恶果。但在事实上，我们那时对于旧知识分子，是区别对待的，很多的受到我们的尊重，成为党的亲密的朋友。这批朋友，多年来被程千帆等辱骂为“人格卑鄙”、“党边”、“假积极”……但据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报告，“历次运动，特别是这一次的运动证明”；这批朋友，“是党的真正的朋友，他们在党遭遇到困难的时候支持了党”，这里面的详细情形也不去说它了。我现在所要说的是：我那“非常著名的演说”的后半部，一般地说，毕竟是错误的，但不幸错误的话也会有说中的地方，例如对于这个程千帆，我的话不但“非常精帆”，而且正确之极了。这个程千帆，虽然曾经“左”得比我彻底，“红”得比任何人都鲜艳，今天现出原形，却不是一个只靠“擦烟脂”的丑恶不堪的右派，我之不许他这样的人称我为“同志”，也是正确之极了。
“论宁左勿右”的作者所谓“今天宁左勿右，明天宁右勿左”而骨子里右到发黑的人“可恨的市侩”，总算有了一个标本，就是这程千帆！
× × ×
斯大林引过果戈里的“死灵魂”中的一个马车夫批评一个女仆的话，借以批评有些资产阶级右派的人们：“哎，你这个脏脚丫头……毫不知道那边是右，那边是左”。
“那边是右，那边是左”，我也是时常“迷惑”的，但经过这一回反右派的斗争，总算大致明白了。
徐懋庸的几篇哲学著作(第五中级党校转来的)
编者按：这几篇东西，是徐懋庸寄给胡扬青作为“合作社”的范本的，打印出来供大家研究。
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我们研究哲学，是为了要认识世界，而认识世界，又是为了要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使自己能够很好地生活。
但是，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却发现“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这样，我们就发生了物质的现象和观念的现象这两种形式的相互关系的问题。
这问题有许多的方面：
第一，凡是我们观念中存在的形式，是否实际上也一定存在。例如，有些人的观念中的天堂、地狱、鬼神……等东西，实际上这些东西也存在么？凡承认在人们观念中出现的东西，客观实际上也一定存在的，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唯物主义的观点则不同，它认为我们的观念中的东西，不都是客观上存在的，要确定我们的观念中的东西是否客观上存在，必须经过经验和实践的检证。
另一方面，我们的观念中所存在的一切(我们的已有的知识)是否包括了客观存在的一切？承认“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人，不但骄傲自满，而且，他就是唯心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则相反，他认为“在我们的眼界所及的范围之外，存在一般地是未解决的问题”(恩格斯)旧译本43
第二，凡是观念中和客观实际上都存在的两种事物形式，是否完全一致的？唯心主义者以为两者完全一致，他们认为“物理的经验的要素”(即物理的东西、外间世界、物质)与感觉是同一的。(唯与经一O九)他们以为，他们看到的太阳比地球小，太阳绕着地球而运转，那么实际上太阳也一定比地球小而且它绕着地球而运转。唯物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我们的观念中的事物和客观实际的事物，两种形式，可以一致，但不一定一致，“我们的表象的对象是与我们的表象有区别的，自在之物是与我们之物有区别的，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唯与经”一O九)要知道两者是否一致，也要经过经验和实践的检证。
第三，如果发现了观念中的事物形式和客观实际的事物形式不一致了，那么，那一个是真的，那一个是假的？那一个是完全的？那一个是不完全的？唯物主义者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我们观念中的形式，才是真实的，完全的，客观应该服从我们的主观。唯物主义者则相反，他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客观实际的形式才是唯一真实的，完全的，我们的主观应该服从客观，我们应该根据客观来修正我们的主观。
第四，如果我们观念中的事物形式同客观实际的事物形式完全一致了，那么，这两种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是先有客观实际上的那个形式，然后产生我们主观观念中的那个形式的呢？还是相反的呢？唯心主义者的主张是，先有主观观念中的形式，然后从中产生客观实际中的形式，思维决定存在，精神产生自然界，我的“色、香、味形态、密度”等感觉的复合“决定了苹果的存在。或者说，苹果是上帝或“绝对观念”所创造的。唯物主义者则相反，苹果是不依赖于我们感觉而存在的东西，至于我们观念中的苹果，则不过是客观实际存在的苹果在我们头脑中的反映。所以，先有客观实际上的苹果，后有我们主观观念中的苹果，存在决定思维，自然界产生精神。而且，唯物主义者还承认，人们的幻想和想像的产物(如天堂、魔鬼……等等)，也还是自然界的产物，“因为幻想的力量，正如人们一切其他力量一样，归根到底在其根本上和起源于改造自然界的力量。”(唯与经一O九)“西游记”的孙悟空等等，是幻想的产物，它们虽然不是自然界实存的东西，却是自然界某些实有的东西而在人的幻中的变形。
以上所说，是物质的现象形式和观念的现象形式的关系问题的几个方面，虽然没有包括这个问题的一切方面，但这几个方面是存在的。
但是，有的自命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人，不同意以上的说法，他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说法，他批判了这种说法。
我们的哲学家说：“按照常识，马克思主义者在讲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时，应该从哲学的根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去阐明这个问题”，他认为上述的说法违反了“常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语言”。据我看来，“语言”确有几点不“共同”，但实际上问题是一样的，因为“物质的现象形式”，就是“存在”，“观念的现象形式”，就是“思维”，岂不是明明白白的事么？而且，“物质的形式”和“观念的形式”，不是斯大林说过的话？不也是一种“共同语言”么？因此，在我看来，这位哲学家未免把“常理”和“共同语言”规定得太窄太死了。
接着，这位哲学家又批判道：“我们知道，在哲学上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从物质到思维，这是唯物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从思维到物质的路线”，他以为我们前面所说的那种分析，“不是先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然后承认思维是物质的反映，而是先将思想，然后再讲存在不存在，这种讲法，一开始就把别人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这就是说，即是不是故意把别人引导到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上，最少也是把别人引导到逻辑与现实过程不一致的反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错误道路上。”
据我看来，先讲思维怎样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来，是一回事，至于思维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说存在与思维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那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面前所说的四条意见是，不错，话是从“凡是我们观念中存在的形式……”讲起，都从思维讲起的，但是，请看看每一条的具体内容吧，那一条是“引导”别人达到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这个结论去了呢？那一条把别人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呢？恩格斯说到哲学的最高问题的时候，也是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他也是“先讲思想”，为什么没有“开始就把别人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了”呢？
自然，有些哲学教科书，(如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提纲”)是这样说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物质和意识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这里的确是“先讲”物质，似乎正确得很，但这里只是提出问题，倘若结论是“意识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那么不也还是“把人引导到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上”去了么？
我们的哲学家，还讲什么“逻辑与现实过程”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自然，这个“理论要求”是有的，但那是说的另一回事，是说的逻辑的发展过程应当同现实的客观过程一致，主观辩证法应当同客观过程一致，但不是说的问题从那里提起，不是说的从那里找关键，不是说的科学考察和分析从那里开始。马克思曾说：“人体之解剖是猿猴解剖之一关键……有产者的经济，对于古代以还的，给与关键”(“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请问我们的哲学家，马克思的这几句话，是不是违反了“逻辑与现实过程不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呢”？
打个极浅的比喻罢，按照“现实过程”，是先有父亲，后有儿子的，所以，在作关于遗传问题的逻辑时，应该由父亲到儿子。但是，当一个儿子，检讨他对父亲的关系时，他说：“我叫××，我的父亲是××等……”这个儿子，在这里先讲他自己，却后讲生他的父亲，这岂不也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了么？但是，我相信，只有头脑与常人绝对不同的哲学家，才会有这种看法的。
同一位哲学家，他曾经教导我们说：“有一个十八岁的大姑娘，没有结论，肚子大了。人家问他为什么？她说，是有鬼缠上了她，所以怀了鬼胎。同志们，这是唯心主义啊！”这里的这个唯心主义的例子的奇妙，且不去说它。但照“现实过程”鬼缠在前，肚子大在后；而我们的哲学家，却也“先讲”肚子大，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看起来，这种“逻辑”，是只配他自用的。
我们的哲学家又批判了“脑中有天堂，以为一定有天堂， 脑中有鬼，以为一定有鬼，这就是唯心主义”这个说法。他说：“在这个定义里……只承认实物与幻想有区别，是不能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个界限的。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也没有完全否认脑中所想的东西的存在，没有否认实在的物与幻想之间的区别，他只是认为存在是感觉的复合，不论实物与幻想都存在于意识之中”他认为我们面前所说的第一条意见“与贝克莱所说的竟如此相象，到底是为着达到什么目的呢？”
对于贝克莱大主教的书，我是一本也没有读过，“相象”与否，无从判断。但是，我们在前面为了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一共讲四条，而我们的哲学家所批判的，只是其中的半条。但就是这半条，还是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的，倘若有人承认“凡脑中所想的，以为实际上一定也有……脑中有天堂，以为一定有天堂，脑中有鬼以为一定有鬼”，那么，这人，尤论如何是唯心主义者，而且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这有什么可以丝毫怀疑之处呢？难道，在我们的哲学家看来，这种观点，也可以是“唯物主义”的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竟这样难以“划清”么？
我们的哲学家又批判了“承认脑中所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没有想到，没有认识，这就是唯物主义。而有的说，脑中想到的就存在。我未想到的它就不存在，这就是唯心主义”这个说法。他说：“这种说法也完全不能正确解决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的问题。因为客观唯心主义者，也承认在主观之外，还还在着没有认识到的东西的。同时，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也不是不可能转到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的，贝克莱正是如此”。又是贝克莱！
但是，我以为倘有人，竟承认他脑中所想到的以外，就再没有什么存在，这无论如何是唯心主义者。另一种人则老老实实承认他脑中所想到的以外，还有许多没有想到，没有认识，那就是承认在他的意识以外，还有许多客观的东西存在。固然，仅仅这一点，还不能说他是唯物主义，(因为他还可以承认有神)但是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其他观点那么这也就是唯物主义者了。这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只有像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他为了要判定别人是“贝克莱”等等，就从别人的话里面摘取一两句，放在自己的脑中，于是相信除了自己脑中存在的那一两句别人的话以外，再没有其他的话存在了，于是做起结论来很方便，实在与主观唯心主义“如此相象”；但据他自己说，却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者！
本来，唯物主义的思想，是一句话可以说明白的，那就是“对自然界的本来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恩格斯)。
但为了与唯心主义区别起见，多说几句也不妨，所以有“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说法。
为了细致一些起见，更多说几句也不妨，例如我们前面的那种说法。
然而，我们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除了自己规定的说法以外，就不准有何相反他的“共同语言”的说法。他自己，在解释唯物主义时，绝对地只要“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党校”的“提纲”)这个公式就行，人们倘若违反他，从别的侧面多说几句，就非成为“贝克莱”不可了。而且，他还可以在别人的话的“本来面目”以外，任意附加许多“外来的成份”。
这种哲学家，本来是“如此相象”于主观唯物论，又“如此相象”于无知之徒，然而，据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题未定)
范令涛
杨青：
此篇请补充一些正面的道理进去，拉成四千字就行。
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哲学教学研究室编著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提纲(1956年9月印行，据说是该校李凡夫校长的著作)第二十九页上，有这样一段话：(编者按：这个提纲，并非李凡夫同志的著作，提纲是内部发行并未公布的)
“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一方面承认反映事物的映象和摸写(按应是“摩写”，但“提纲”均作“摸写”)同所反映的对象有相似之处，同时也不否认他们之间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在于：映象和摸写同所反映的对象就其内容来说，都是客观的，不能臆造，不能虚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反映的对象是第一性的东西，而映象是第二性的东西，它们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是主观的东西，所以两者均不能等同。”(参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版190页和135页)。
我在学习这“提纲”时，反复读了这一段话，结果是百思不得其解。
从这段话只能得出以下的结论：
第一，人的头脑里面的映象和摸写所反映的对象的内容，既然“都是客观的 ”，“不能臆造，不能虚构”，那么，凡是人的头脑里面的所有一切表象，连“幽灵、魔鬼，天主教圣徒……”(列宁所举的例，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19页)等表象，也都不臆造，不是虚构”，而“都是客观的”了。这岂不是说，人的头脑是不可能歪曲地反映客观实在的么？这岂不是说，映象、摸写同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不是“近似”，而且是完全“等同”的么？
第二，人的头脑里的映象同所反映的对象的区别既然只是第二性和第一性的区别没有其他，那么，岂不是说映象和对象，主观和客观，除了根源和派生的关系不同，“就其内容来说”，却是完全“等同”的么？
我查了“提纲”所指示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O九页和一三五页(新版的和旧版的都查到了)，都发现不了列宁这样的说法。
在讨论到反映论的时候，问题已经不是思维和存在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关系，而已经是思维的存在的关系的另一方面，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呢？我们能否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得出一个对现实的正确的反映呢？的问题(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讲得很多，列宁在这本书里，关于反映理论的问题，我看来看去，只有两点意思：
第一、我们的知觉或表现或理论，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但反映的结果不一定是客观真理，它可以歪曲，并且加上臆造和虚构。不过，这种歪曲、臆造和虚构，也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正如“提纲”所指示的书中一O九页所引费尔巴哈的话：“幻想的产物也是自然界的产物，因为幻想的力量，正如人的一切其他力量一样，归根到底在其根本上和起源上是自然界的力量。”列宁的反映论的第一个要点，并不是要论证反映不能歪曲对象，不能臆造，不能虚构，他只是论证人的头脑中所反映的东西，其根源是客观物质世界，而且所反映的东西如经实践证明，那就是反映了客观存在，“我们的行动的成功证明着我的知觉与被感知的物的对象的(客观的)本性之一致(符合)”(恩格斯语)总之是反对不可知论。
第二、即使意思不歪曲、不加臆造和虚构地反映了客观存在，但这反映“最好也只是存在的近乎正确的(相应的， 观念上切取的)反映”(“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三三五页)，因而“反映可以是被反映者彻底近似地真确的摸写，可是说它们是等同的，就荒谬了。(三三二页)在提纲所指示的一Ｏ九页上，列宁也只是说：“我们的表象的对象是与 我们的表象有区别的，自在之物是与我们之物有区别的，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正如人自己也只是那反映在他的表象中的自然界的一小部分”。这里并没有说不同之处在于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只说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这个区别，在反映论问题上，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唯心主义者的哲学派别中，有的虽然承认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但也承认思维能够认识存在，即第一性 的东西而能够认识第二性的东西，所以，辩证唯物主义在反映论问题上，只是要在承认存在于思维的基础上，辩论物质世界可以认识，认识到什么程度，而反对不可知论。因此，“提纲二七八页中所说唯心主义者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来否认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了。——哲学经典六六九页。
“提纲”区别了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但仅仅作了这一个区别，却又承认两者的内容“都是客观的，不能臆造，不能虚构”，字眼上是“近似”，实际上是“等同”起来，这岂不是等于波格唐诺夫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底等同论”，乃是十足的胡说，乃是无条件地反动的理论”么？(上引书三三三页)
这个问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根本问题，关系十分重要，含糊不得的，希望“提纲”的作者给我们解释清楚。
我也想过也是“提纲”的作者会给我们解释道，他的意思是某人的印象和他的映象所反映的对象，对别人说来，“都是客观的，不能臆造，不能虚构的”罢？但这也不对。因为，第一，在讲反映论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应该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不应该是上述的问题，第二，别人了解某人的表象和他的表象所反映的对象，同样不一定是客观的，是可以臆造，可以虚构的。
“提纲”指出了参考书，但其解释又与参考书的内容不同，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
关于“不可知论”
在哲学的根本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除了思维和存在，那个在先，那个在后(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呢？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唯物主义者，认为：现实世界和它的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们在实践中，接触外界的事物，看到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事物的片面，看到事物的外部联系，而在头脑中得到感性认识，然后，人们把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于是认识了事物的全面、本质和内部联系，达到了理论性认识。我们的理性阶段的知识，凡是经过经验和实践考验过了的，就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尚未认识之物，但是靠了科学和实践的努力，这些尚未认识之物是可以逐渐揭露和认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叫我们尊重科学，努力科学研究。
但是，另外有一些哲学家，却认为世界和它的规律是不可能认识的，或者不可能彻底完全地认识的。他们虽然不一定完全否认科学，但否认科学能够成为客观真理。
“不可知论”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唯物主义者，也是承认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认识性的。
唯心主义者，有的也承认世界及其规律的可认识性， 有的却是“不可知论”者。
但是现在有一些哲学著作，把一切唯心主义者说做都是不可知论者了，例如，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提纲(1956年9月)第30页上，就有这样一段话：
“唯心主义者……认为世界是不能认识的，不可知的，尤其是现代唯心主义者。他们中间有些人认为，人们在认识世界时，所认识的不是自然界，而是“宇宙精神”，即上帝，这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的说法；又有些人把感觉和思维说成是认识的唯一对象，这是主观唯心主义者的说法。总之，他们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来否认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
这一段话，显然是出于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书(人民出版社版)338页的(只有个别句子的省略和颠倒，以及个别字面的改变)。但是阿历山大罗夫同页书上，还有一个交代：“哲学唯心主义不是公开地否认认识世界及其规律性的可能性，就是口头上承认世界的可认识性，而实际上却趋向不可知论”。在上述的“提纲”上，把这一交代都撇掉了，因而更进一步，把阿历山大罗夫的观点说成是绝对的了。
这说法是有值得研究的余地的。
我们知道：在“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上，凡是唯物论者都认为自然界是基本起源，凡是唯心主义者承认为精神先于自然界存在，这区别是极清楚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区别哲学的两大营垒(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时，仅仅根据“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这一方面。但在这个最高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在关于“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呢？”也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这一方面，情况就不同了，并非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是主张不可知论的。
一般地说来，哲学家总是本来以为世界可以认识，才去认识世界的。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说：“在哲学的思想形态中，思想成为知识，成为由把握对象而得的总念式的知识。”(贺麟译本“小逻辑”50页)否则。倘若有人根本认为世界不可知，那他就不会去搞他的哲学研究了。所以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都是肯定式地解决”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这个问题的；我想，道理就在于此。
一般地说来，认为“思维是第一性的，存在是第二性的”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是比唯物主义者更容易承认现实世界的可知性的。因为，他们既然承认自然界是思维的产物，那么，认识自然界就是认识思维本身，自己认识自己，这是不困难的。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最先存在的东西，然后，“绝对观念”外化为自然界，然后，通过人的思维，“绝对观念”认识了自己所外化的自然界和它自己。这样，“绝对观念”间接地认识了“绝对观念”自己，是不困难的。所以，黑格尔本人就驳斥“不可知论”。他对新康德派的“不可知论”者说：“如果你们知道了事物的一切属性，那么你们也就知道了事物本身，那时留下来的只有上述事物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这一赤裸裸的事实，而只要你们的感觉确知了这件事实时，你们就完全全全认识了这一事物，即认识了康德的有名的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22-24)。主观唯心主义者，如贝克莱主义者，则“承认‘物理经验的要素’(即物理的东西，外间世界、物质)与感觉是同一的。”(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43-44页)这样，只有感觉才是实在的；感觉直接认识感觉自己，这更是不困难的。所以，列宁说，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是承认思维能够认识现实世界的；我想，道理就在于此。
但是，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的唯物主义者，他们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客观世界，而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还没有提供相当的实证的材料的时候，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倒是不免感到困难的。东汉的王充，是唯物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幽冥之实尚可知，沈隐之情尚可定”(“论衡”：“书虚篇”)；另一方面，又认为“天下事者不可知……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可晓也。”(“实知篇)我以为，他说的“不可知之事”，不是原则上否认其可知，而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尚未可知。这是古代唯物主义者的老实之处，与辩证唯物主义者承认在我们的眼界所及的范围之外尚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尼赫鲁在“印度的发见”一书中说，古代印度的唯物主义哲学中也有“不可知论”，这实际内容我不知道，也许就与王充的意思相同。
至于真正的哲学上的不可知论者，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一种恩格斯所称为“含羞的唯物主义”的不可知论者，他们的自然观完全是唯物的，但是他们又“小心谨慎地补充说——我们无法证明在已知世界以外，是否还有某个至高主宰存在”，这就陷入唯心主义了。例如康德，当他“承认我们之外的某种东西，某种物自体，符合于我们的表象”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而当他“宣称这个物自体是不可认识的、超越的、彼岸的”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了。(列宁)
在十九世援后期和二十世援初期，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果，已经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实证材料，由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概括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在这以后，“经验批判主义”者们，既坚持主观唯心主义，又坚持不可知论，这就成了最反动的唯心主义，而且成了极端的折衷主义；他们把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列宁所引车尔尼雪夫斯基语)。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根本地取消了。于是，他们的“哲学”除了企图使人绝对不信任一切科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反动目的以外，就根本失去了哲学本来的目的。
不可知论与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至少有以上所说的一些情况。所以，简单地认为一切唯心主义者，“他们都是这样或那样地来否认认识客观世界的可能性”，这说法是未必确切的。
弄清这问题，是有意义的，不但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遇见这样一种唯物主义者，他承认世界的可知性，因而就自以为求知没有什么困难，甚至于自以为已经无所不知了，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人对事的“本质”作出结论；另一方面，当别人因对于某一问题还没有调查研究清楚，说“某一问题现在虽然如此，本质未必这样”时，他就说这人是不可知论者，唯心主义者。
这种唯物主义者，在读书的方法上，也显出了他的特殊之外。他会得超越书本的字面，而直探书本的本质。例如上面所讲，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对各种“不可知论”是有具体的分析的。但是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却可以不顾恩格斯和列宁的分析，也不顾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自己的言论，却一慨评定“不可知论”者都是唯心主义者，亚历山大罗夫同样地做，但他还绕了一个弯子来论证，而我们的唯物主义者却更直截了当，弯子也不绕。这也许是创造性的表现，但却是一种从心所欲的创造，那科学价值，是可疑的。全部哲学史到了这类唯物主义者手里，问题可是简单之极了。
对于唯物主义者，承认可知不等于已知，承认不知不等于不可知。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话，我以为，在一定的意义上，倒是唯物主义的精神，比我们的从心所欲的唯物主义者要唯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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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真理(上)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通过自由讨论，通过斗争，分清是非，发展真理的方针。
百花不会都是香美的，百家不会都是正确的。讨论和斗争的结果，必然会辨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当然，有些香花也可能带点毒，而有些毒草也会有点用处，有些正确的理论里可能也包含错误，而有的错误理论里也可能不无正确之处。事实上既然存在着这形形色色的花要放，有这么多的家要鸣，那么，就先让齐放出来，争鸣一通，慢慢地经过考验，恰如其分地鉴定它们的香或毒，是或非的实质和分寸，真理就明白了。
有两个意思：第一是客观事物及大发展的规律，即“客观的、不依存于人和人类的真理”(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125)；其次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思维中的正确的 反映，也就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论，就是要解决这两者的关系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真理？世界上有葡萄，有的葡萄是甜的，有的葡萄是酸的，这就是客观存在。承认葡萄就是葡萄，甜的就是甜的，酸的就是酸的，这就是承认真理，葡萄是有它的发生、发展的规律的，葡萄的变酸变甜也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也是客观的。发现和承认葡萄的这些客观的规律，也就是更进一步地发现和承认了真理。中国有个共产党，它领导了革命胜利，它领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绩，但它也有缺点和错误，这是客观事实。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不承认真理。共产党的领导革命和建设，它的取得成绩和弄出错误，都是有规律的，不知道这规律，就是没有深刻懂得这方面的真理。
客观事物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马克思)。简单到如一颗甜葡萄，任何人去吃它的时候也是葡萄，也是甜的，决不会对张三是葡萄，对李四变成樱桃，对苏联人是甜的，对美国人却是酸的。它的规律也一样。因此，要知道我的头脑中所浮现的某个事物及其道理，是否客观存在的，是否符合实际的，就得问一问它在其他人们看来是怎样的。倘若，它对其他的人和我都是一致的，那么，它才是真正存在的，它是客观的，它是普遍的。费尔巴哈举过一个浅显的例子，我的意像中有一百元货币，这只是对我一人的存在，未必是真正存在着这一百元，但我手中有一百元，它就同时对我存在，对其他的人也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存在，普遍的存在‘是真理了’。
现在中国的社会，少数原来的剥削者的生活比解放前下降了，这是真理，这是任何人看起来都同样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改善了，这也是真理，也是任何人看起来都同样的。因此，关于全体人民的生活的真理是什么呢？绝大多数人改善了，而少数人下降了，就是这样。关于全体人民的生活，只说改善，而不承认有少数人下降的一面，就违反真理；反之，只说下降，而不承认绝大多数人改善的一面，更违反真理。但有时为了说话简单起见，“四舍五人”，概括地说人民生活改善了，也是真理。关于共产党的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也是这样。还是成绩伟大毫无缺点呢？还是成绩是基本的，错误是次要的呢？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呢？还是毫无成绩，一团糟呢？这不能由一个人随便一说，而要全体人民根据客观事实来评定。现在右派分子说共产党一团糟，与绝大多数的看法不一致，他们违反了真理。
因此，真理这个东西，就其本身说来，是只有一个的。任何客观事物只有一个面貌，只有对任何人都相同的一套规律。
但是，对于同一事物，为什么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道理非常之多，而产生百家争鸣现象的呢？
这是因为一个客观真理反映在不同的人的头脑中，却会发生种种的异样。一切人的头脑，一方面都是相同的，都有反映能力，都能思维。另一方面，却各各不同，因为有立场、观点、方法的差别。都反映，而反映的结果却不同，或者全面，或者片面，或者反映了本质，或者只反映了表面，或者反映了内部联系，或者只反映了外部联系。有的人还存心颠倒歪曲，指鹿为马，说黑为白，这就产生百家而且争鸣起来了。但争鸣的结果，总要得出一个一致的共同的客观真理来。
所以，百花齐放也好，百家争鸣也好，参加的人首先必须承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而且有服从客观真理的诚心。所以列宁说：“作一个唯物主义地者，就是说要承认我们的感觉器官所展示的客观真理，承认客观真理，即不依存于人和人类的真理”。而不承认有客观真理的，则是不可知主义者，或主观唯心主义者。
承认有客观真理，那么就是承认有绝对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及其种种事物，世界及其种种事物的规律， 它们存在着、发展着，它们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和发展着，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人类不存在的时候，它们也存在和发展，有了人类，但当人们不看到经们，不承认它们的时候，它们也存在着发展着。这就是绝对真理本身。
客观上存在着绝对真理，人的头脑有认识的能力。但是，人们 认识绝对真理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任何个人，单独说来，是不能达到绝对真理的，因为世界的空间上其大无外，在时间上无始无终，绝对真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而个人的年命是有限的，他的思维是极端有限的，所以绝对不能穷尽绝对真理。我国古人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就是这意思。
至于就全人类说来，那么在它的无限连续的世代系列中，是可以完全认识绝对真理的。
但是，所谓无限连续的人类世代体系的思维，是通过一个个极端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而实现的。而每一个人的思维只能认识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或一瓢。把自古逆今的一切个人所认识的真理集中起来，即是相当于客观世界发展至今为止的全部真理(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的总和，但这客观世界还要继续发展。所以这总和也不能算是绝对真理的全部体系。
列宁说：“我们的知识对于客观的、绝对的真理的接近的界限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可是这个真理的存在是无条件的，我们之逐渐接近于它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知识通过每个历史时代，只能一步一步地接近客观的绝对的真理，但当我们每一步接近它的时候，它又发展了。但是，我们不能不断地逐渐接近它。所以，知识是无尽的，但知识又是可以不断发展的。人们永远不能一下子抓住绝对真理，但永远可以追近它。
列宁又说：“画像的轮廓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可是这幅画像描绘着的客观存在着的模特儿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知识在每个历史时代，只能近似地描绘客观世界的轮廓，不能作到完全与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等同，最好也只能是客观世界的“近乎正确的(相应的、观念上确切的)反映”。但是，客观世界本身的存在，却是无条件 。
列宁又说：“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在认识物底本质上进到在煤焦油中发现亚里查林或者原子中发现电子，这是历史地有条件的，但是每个这样的发现是向着“无条件客观的真理前进一步，这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知识的成立，是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或推动的，例如在生产力与科学不像现在似的发达的时代，决不能发现原子能。但现在原子能一经发现，就向客观的绝对真理前进了一步，今后还要前进，不会终止。
所以，列宁说：“一句话，任何观念形态都是历史地有条件的，可是任何科学的观念形态……符合于客观真理、绝对自然，这是无条件的”。例如，关于阶级斗争及其规律的学说，是十九世纪的历史条件的产物，但这个学说符合于几千年来的阶级社会的客观真理，却是无条件的。
这一段话有重大的意义。它告诉我们，客观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但我们的知识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是由无数个人的努力探索的成果积累起来的，但知识是无穷尽的。所以我们只要努力就可以发现真理。但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不能自满，不能停止探讨的努力。
但是这里又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问题。
科学所发现的每一个真理，都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滴，所以都是绝对真理。但是每一个真理，仅仅在一定的界限内才是绝对真理，一超出使它成为绝对真理的限界以外，真理就变成错误了。一超出这限界以外，在那个限界中本来是错误的就会变成真理了。所以，每一个别的真理，对整条绝对真理的长河说来，又只是相对真理。所以，绝对真理的长河是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的，而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所发现的真理，只是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添加新的几滴。
因此，每一个别的真理在一定界限内都是绝对真理，但又是相对真理，因为它之具绝对真理的意义是有限界的。
在这里，为方便起见，我想用有限的事物来说明这个道理。
例如，关于某一个人，我们说他是婴孩，在一定时间内是绝对真理，在这时期内，说他是儿童、青年、中年人，老翁都是错误。但说他是婴孩，又是相对真理，因为超出一定时期，他就不是婴儿了。而在下一时期内，说他是儿童就是真理了。由此类推，说他是儿童、青年、中年人、老翁都是这样的。关于这个人的绝对真理的总和，就是婴儿、儿童、青年、中年人、老翁、死人等相对真理的总和。关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段——原始公社制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等等，也是如此。
又如，马克思说过，同一谷物在造酒业者是原料，在种谷者是种子，在市场上是商品，在被人吃掉的是消费资料。在什么条件下说它是什么，是绝对真理，但另一方面又是相对真理。关于谷物的全部绝对真理，是由它的许多相对真理构成的。
关于资产阶级在什么条件下是革命的，在什么条件下又是反动的，或者是两面性的，或者可以改造为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或者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了，也是这样，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整体。
以上所举的都是有限事物，但以这种理解为基础，就可以理解关于无限的客观世界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但是，一则它的阶级斗争等学说不是适用于任何社会阶段性，二则它的休系不是已经最后完成了的。所以它又是相对真理。
辩证唯物主义是绝对真理。但是，一则它只包括世界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二则这方面的规律也不是已经包罗无遗了的，所以它又是相对真理。
因此，列宁说，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差别是这样的“不确定”，但又这样地“确定”。不确定的是，不能说那一个真理是绝对真理，而另一个真理是相对真理，不能这样说法。因为同一个真理，它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确定的是，同一个真理，只是在一定眼界内才是绝对真理，超出这限界就成为错误，所以它又是相对真理。
所以如此不确定，是为了避免那种死顽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喜欢把一个真理说成绝对的绝对，随时随地乱套的。所以如此确定，是为了避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绝对主义和诡辩主义，这些观点就是使人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在任何条件下是莫衷一是的。
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而转移，所以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的限界内，某个真理之为真理却是绝对的。
有的哲学教科书，如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编的“提纲”中说：“在每一个相对真理里面，同时也包含着绝对的认识，即绝对真理的颗粒”。这种提法，我以为是值得怀疑的。这话所根据的大概是列宁的提法，列宁说：“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在这绝对真理的总和中添加了新的几粒”。但按“提纲”说来，则相对真理同绝对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不过相对真理成份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绝对地是相对的，另外则有几颗“绝对认识的……颗粒”。这是与列宁的话毫不相干的，与真理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符的。“提纲”没有用实例来说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这种无条件地确定的区别，所以我们只好怀疑了。
马克思说：“真理占有我，不是我占有真理”。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承认客观真理，而且在发现了客观真理后，要服从客观真理，即让我为真理所占有，也就是照真理办事，如果以为“我占有真理”，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所想的是真理，于是公说公的理是真理，婆说婆的理是真理。教条主义者说他的教条主义是真理，修正主义者说他的修正主义是真理，右派也可以说他们的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真理，百家有一百个真理。那么世界上反而没有真理了，就没有共同的是非了。这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结果。只是一片混乱的热闹，客观真理却不见了。这样，社会就没有了秩序，人民也就生存不成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占有真理”，即使占有的真正是客观真理，但既然是我的占有物，我就可以随意处理它，固然也可以把它在实际生活中运用，但也可以把它置之高阁，在实践中并不运用它，使它只成为空泛的材料，成为废物。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初稿)
“现实的修正主义批判”的一部分
近四十年来，和近十年来，特别是最近一年来，人类历史，经历了许多急剧的巨大的转变，而且正在迎接新的转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包罗万象而充满矛盾的实践任务。这种形式与任务，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它能够创造性地，正确有效地解决新问题。正因为这样：这个理论正在重新受审查。各式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根据前一时期的实践经验，检验这个理论的已有的全部内容直到它的基本原理，都企图在这个理论宝库中添进新的东西去，同时修改它的那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
这种努力是正常的现象，是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的本分，是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这对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推进共产主义运动，是有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据理论基础——辩证法唯物主义就是要这样做的。
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也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为了保卫共产主义事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也是必须的事情。因为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事业，都是起破坏作用的。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制定他们的革命理论基础的时候，因为还不曾有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实际经验，所以十九世纪末叶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只是从理论来了解理论和以理论来对待理论的话，那么，近四十年的特别是现在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处在不同的情况，从而也有其新的特点了。现在的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于理论之外，不能不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他们在教条主义地和修正主义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也是同时从“实际”出发，从“经验”出发的。特别因为最初创造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经验的是苏联，所以他们往往又是从审查苏联的经验出发的。又因为其中有许多人自己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以他们又往往以自己的经验与苏联的经验相比较的方法来干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这些特点，我们必须注意到。
因此，引证一下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经验以及苏联经验等问题所说过的话是必要的。
第一，列宁说：
“我们并不把马克思底理论视认为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巧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为一个科学奠定了基础，而社会主义者若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我们认为我国社会主义者特别必须独立阐发马克思底理论，因为这仅仅提供出一般的指导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局部说来，在英国是与法国不同，在法国是与德国不同，在德国是与俄国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苏联中文版一O五页)
第二，列宁说过：
‘俄国马克思主义自己既无经验，既认为不能臆造出一个资产阶级的运动，所以在革命之前，当然不能提出一个正确的土地纲领。但是，他们也犯一个错误，就是当革命已经开始以后，他们没有把马克思的理论适当应用到俄国新奇的条件之下来，(而马克思与恩格斯是时常教训别人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却反而把马克思理论在别时代的条件下的应用，机械地搬到另一时代来)。(“在1905年至1907年革命中的土地农民问题”。“列宁选集”解放社版，三卷二九九页)
第三，列宁又说过：
“现在我们已有相当丰富的国际经验，这种经验十分确切地表明出，我国革命底某些基本点所有的意义，不是地方性的，不是民族特殊的，也不是俄国单独的，而是国际的意义。……即是说，……我国所发生过的现象在国际上也有重大意义，或者说，这种现象由于历史的必然性要在国际范围中重演出来”(“列宁文选第二卷苏联中文版七二九页。)
但是，列宁接着又说：
“要在夸大这个真理，认为这个真理所包括的，不仅是我国革命基本点中的某些基本点，那自然是大错特错， 须知将来即使在一个先进国家中无产阶级革命得到胜利以后，想必会发生一种剧变：那时俄国很快地就会不是模范国家，而又成为落后的(按“苏维埃”与社会主义的意义上说)国家——假若忽略这一点，也同样是错误的”。(同前七三O页)
以上所引的列宁的前一段说话，是无须说明的。后面几段，则在中共中央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概括的很清楚，那里面说，苏联的经验就其国际意义来说，可以分做三部分。第一，“在苏联的成功经验中，一部份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中的现阶段具有通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方面。”第二，“另一部分不具有这种普遍意义。”第三，“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
这里所说，不但对于苏联，而且对于任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和成功的国家，都是恰当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列宁已经提出的俄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成为落后国家的可能性。现在有些人，认为列宁的话已经实现了，苏联已经“落后”了，某些国家已经代替苏联成为“模范国家”了。这到底合不合现实？
我们现在，就以上的几个问题来看看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特征，他们的不同之点和共同之点。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教条主义者有种种，有的是一味空谈理论而根本不联系实际，有的是用理论硬套实际，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把理念看作“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们把经典著作和个别领袖的言论看作神圣的教条，他们不问时间、地点、条件，把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看作永恒真理、普遍真理和绝对真理，他们对客观事物不进行具体分析，而只是摘引经典著作中的断章片义作为自己的理由去解释事物。他们不愿意看见新鲜事物，当世界上出现了“新事物的时候，他们总要用削足适履的办法，塞到老教条的框子里面去。他们常常只看见一般而看不见特殊，只看见同类事物之间的同一，而看不见同中之异。
修正主义者也有种种。有的也只是以理论去修正理论，有的则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去修正理论。但他们的共同特征，恰恰与教条主义者相反，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固的科学基础，它的基本观点，它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可以任意修正的推翻的，他们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也摘引经典著作中的断章片义，却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们自以为善于发现新事物，却把新事物看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其本身就是最初的时候，所以要否定最基本的根据。他们常常只看见特殊而看不到一般，只看到事物之间的异，而看不见异中之同。
但是，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有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主观主义的产物，片面性的结果。他们都引证马克思主义的辞句，但都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他们都歪曲了客观实际。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没有加进丝毫新的东西。教条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科学停滞，而修正主义者的自以为新的东西却实际上使这个科学向后退步，因此， 教条主义在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显得僵死无力。而修正主义却可能直接走到向资产阶级让步的境地。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
我们不难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例。例如中国共产党对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与教条主义相对立，中国共产党没有全部搬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和政策，创造了一些自己特有的新鲜的东西。但是，又与修正主义相对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新办法，又完全贯彻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基本的原则。我们看看：恩格斯在“德国法国农民问题”中所说的不能剥夺小农的原则，必须领导小农过渡到协作制的原则，不能用强制办法而让小农自愿地参加协作制的原则，必须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个目的原则。还有列宁的必须在工作阶级领导之下，加强工人阶级专政和巩固工农联盟的原则以及依靠贫农、与中农成立协定，一分钟也不停止反富农斗争的口号，有那一点被修正了呢？有那一条被取消了呢？
中国共产党在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也取了许多教条主义者所梦想不到的新办法。但是，修正主义者能够因此借口，说中国共产党的这方面的政策和许多具体办法，在基本点上，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据的么？赎买政策的理论根据，过去谈得已经很多了。我们可以谈谈另一个很有兴味的问题。恩格斯在一八四五年所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曾经大力强调：“共产主义不纯粹是工人阶级政党的学说，而且是一种理论，其最终目的就是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在关系的狭窄的范围中解放出来。过了四十七年，恩格斯自己检讨道：
“这个论断在抽象的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却是无益的，甚至多半无益的。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以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那么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的准备和进行社会革命。”(“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二三页)恩格斯之所以进行这个检讨，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另一方面，又因为当时已经有“披着羊皮的豺狼”，即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也就是修正主义者“以一种似乎不偏不倚的观点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同上)因此，他觉得自己的原来的论断，尽管在抽象意义下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是无益而有害的了。
但是，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了，恩格斯这个原来只是在抽象意义下是正确的论断，现在在中国，却具有实践的有益的意义了。在工人阶级已经解放了的条件下，在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建立和巩固的条件下，在工农联盟已巩固和发展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强大的条件下，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条件下，中国的资产阶级，非但不再反抗工人阶级的解放，而且也感到自己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需要了，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了。他们争取变成工人阶级了。共产主义在今天的中国，真正成了“按其原则说来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敌对”的学说了。(三五一页)恩格斯的原来的抽象真理现在变成具体真理了。
预言性的真理总是抽象的，但真理的实现，必须结合实际，成为具体真理。教条主义者始终沉溺在抽象真理之中；而修正主义者，则根据一时的某些实际情况，根本否认某些重要的抽象真理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关于包罗万象 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辩证法的学说，所以是非常深刻的各方面的学说，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是不懂得它的“生动的灵魂”的。
× × × ×
在对待经验的态度上，一般的教条主义者本来是不重视实际经验的，他们自己不努力去获得直接经验，他们也不重视群众的实际经验。但当领导上肯定了某些经验时，他们也就把这些经验毫无区别地奉为普遍真理，要把它们到处搬用。有些人，自己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也就要推到四海，强加于人。修正主义者，则或者本来自己也没有什么经验，或者自己创造了未必成熟未必正确的经验，却自信获得了唯一的真理，要推翻别人的久经考验的普遍适用的经验，但在实践上，又有意无意地采取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以及资产阶级的这个那个经验，折衷、混合地充当自己的新经验。教条主义者肯定已有成论一切，连错误的经验也在内；修正主义者则否定已有成论的一切，连正确的经验也在内。但两者的共同之点，则都是片面性都分不清普遍经验和局部经验、正确经验和错误经验的界限。
最近十几年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苏联经验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教条主义者肯定了苏联的一切，认为唯有苏联的最好，修正主义者，则根本否定苏联的一切，以为苏联全部错了，而自己却是唯一的“革新者”，只有自己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良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处在两极，但正如恩格斯说过的：“极端相合”，两者的结果，都达到了“极端的幻想，盲从和迷信。”而且这都成了“单凭经验，非常蔑视思维，实际上走到了极端缺乏思想的地步的派别。”(“自然辩证法”二九页)
尽管教条主义同样是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但是修正主义却有更大的危险性，因为教条主义虽然窒息了群众的和民族的创造力，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停滞不前，但是究竟还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普遍真理，所以还不至动摇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而修正主义者，则由于，它的不肯定性，模糊性，不可捉摸性”而且总是机巧周旋于两个水火不相容的观点中间，力图“赞同”这一个观点，又赞同“另一个观点”(“列宁文选”两卷集一卷四三五页)所以会堕入叛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直接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借取武器的末路。教条主义者造成思想的顽固，修正主义者却造成思想的混乱。教条主义造成一种无生气的团结，修正主义者却直接破坏团结。所以，要问谁更直接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利，那么，我们不得不说，是修正主义！——我们在这里说的还不是那些“披着羊皮的豺狼”，伪装社会主义者而实际是帝国主义走狗的修正主义者。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内，修正主义是想以不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微小的改良来取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阻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那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修正主义就会造成一种也许是某些修正主义者并非预期的后果，取消已经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复辟。
“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谁提出来的？
现在所有的哲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引自“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哲学教研室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学提纲”)这是根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总结”一书中的说法的。恩格斯原来的说法是：“全部哲学、尤其是近代哲学的伟大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但是，初学哲学的人，往往不免要寻根究底，问：“为什么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呢？这个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
许多哲学教科书(例如上述“党校”的“提纲”)却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有人根据过去的哲学家的解释，用了自己的话，通俗地答复这个问题道：“为什么发生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的呢？是因为有了人才有的。如茶杯、狗、猴子、就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
这话遭到了批判。那批判者，是一位自命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个哲学讲坛的主持者、他批判上述的说法道：
“这……显著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在庄重其事地去教导别人。当别人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时， 他却不同意、而肯定说有了人才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以下是一大段的嘲骂，并判定那说话者是主观唯心主义 者等等。
我对于这个哲学家的话却有怀疑。
我也相信，“茶杯、狗、猴子”这类的物质，是没有思想的，所以他们也没有哲学，没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等等的问题。
哲学和其他的科学一样，都是人才有的事情。有了人才有哲学；有了人才发生哲学的根本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以及其他一切哲学问题。所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之所由以发生的基本根源，确实是在于人类的发生。
因为在人类产生以前，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具有思维的物质，根本不存在思维这个东西，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发生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的关系的问题，因而也根本不会发生思维与存在的那个是第一性的、那个是第二性的问题，因而也根本不可能发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的分歧。世界上有了人，有了思维，才发生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这确实不是什么“玩笑”，而是应该“庄重其事”地交代明白的一个极简单的自然科学常识。
承认这个极简单的常识，就是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
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再三强调“在人类以前自然是否存在”的问题，他说：
“自然科学肯定地主张：在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在地球上未曾存在并且不能存在的状态下，地球就已经存在了。有机物质是后期的现象，长久发展的成果。这就是说，那时候并没有感觉的物性——并没有“感觉的复合”——并没有照阿万那留斯的理论讲来好像是与环境“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自我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意识感觉是很高度的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自然科学自发地站在其上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六一)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的是：先有自然界的存在，然后有人类(列宁称之为“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存在，也就是“说然后有思维(恩格思称之为“物质……自己在地球上的最高花朵”)的存在。这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
但是，先有自然界，后有人类和人类的思维是一回事，而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又是另一回 事。在人类和人类的思维尚未产生的时候，那个自然界，一则它本身没有思维，二则，世界上还没有思维这个存在，所以它是根据不能提出这个问题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自然界是只运动、不思维、不言语的。
而提出这个问题的、确确产实是人，是人的思维。这里有什么“玩笑”呢？
是思维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思维是主体，自然界是对象，主体要弄清楚自己同对象的关系。所以恩格斯说，这个关系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他把“思维”和精神说在前面，是有意思的。现在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的著作里，把这个问题说成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把物质放在前面，自然也对头，但是为了表示问题发生的根由，却不如恩格斯的提法来得正确。
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说：“自然科学必须从光追溯到眼睛，哲学必然从思维的对象上追溯到‘找思想’”。这话虽然在说着别人的问题，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一般光的存在，先于我的眼睛，而我的眼睛同光的关系的问题，却是从我有眼睛这事出发的。整个自然界的存在， 先于我的思想但我之所以考虑“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都是从我有思想这事出发的。没有人，没有能思想的人的眼睛，怎么会有光学？没有人，没有人的思想，怎么会有哲学？
恩格斯说：“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我们关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究竟处于怎样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的思维能否认识现实世界呢？我们能否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得出一个对现实世界的正确反映呢”？(367)在这里，又把“我们(即人)的思维”再提出问题，是人要知道自己的思维能否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而不是那个没有思维的现实世界再提出思维能否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自身的问题，岂不明明白白么？
但是唯物主义所说的思维乃是人的思维，人这物质的思维；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的思维。在黑格尔，人的思维不过是“对观念”通过人的头脑而在思维着自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我们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承认“哲学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客观与主观的关系问题”，(上述“党校”的“提纲”)但是，他不承认这个问题乃是主观提出来的，仿佛，当那“主观”(意识)还不存在的时候，那“客观”就提出这个问题了那么，那“客观”是什么东西呢？除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就不能有这样的“客观”了。实际上，物质世界这个客观，只刺激我们的思维，而并不提出问题。
因此说有了人，有了人的思维，才发生思维对存的关系的问题，才发生哲学上的一切问题，我以为是正确的。
但是，人的思维为什么会提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呢？
这是因为：“统一而不可分的自然表现在物质的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统一而不可分的社会生活也表现在物质和观念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上”。(“斯大林全集”第一卷二八八页)所以，人的思想，在对自然界的关系中，发现了自然的许多事物，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的形式，又有一个存在于自己主观中的观念的形式，而这两个形式，有相似之点，又有区别之点。康德曾经举过例子，我手中有一百元货币，那是实际的、客观的、物质的东西，而同时在我头脑中也有一百元货币，那是意识的，主观的观念的东西。再如， 我有一个爱人，一方面是存在于我的头脑之外的一个人，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我“眠思梦想”都存在于头脑中的一个“倩影”。
问题就在这里了：我们的思维，就是要解决那两个一百元的形式和那两个爱人的形式的关系，思维对存在的关系，主观对客观的关系。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说法，也就是“关于所谓人的求知欲”的问题。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所谓的人的求知欲的基本问题，据列宁说，“用现代语言讲来，就是认识论的基本问题”。
这个关系问题的解决，当然对于“日常工作和生活”是有重要大意义的，倘若思维是第一性的，而存在是第二性的，那么，只要我脑中一想有个一百元，我手中就有了一百元，我脑中一想有个美丽的爱人，我怀抱里也就有了这个爱人，多么称心如意啊！但是，倘若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那么，事情就不能这样简单的称心如意了。现在的许多人之所以为成“主观主义者”，不就是因为他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追求这种称心如意的结果么？
所以，人之所以发生哲学上的这个根本问题，不是无中生有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而确立关系着“工作和生活的”一切问题的解决。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的终结”里面早就说过，“思维对存在”这个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根源于蒙味时期人们的狭隘愚顽观念中的”，就是说，蒙味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发生这个问题了。恩格斯说：
“在远古的时候，人们还丝毫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还不会解释梦里的现象，便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并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某种独特东西，即寄居在这个身体内并在人死亡以后就离开这个身体的灵魂的活动，——自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就不得不思索这个灵魂对外界的关系。(366)
远古的人们之所以思索这个问题，也还是为了解决自己的“日常生活“。既然灵魂是可以离开死亡了的肉体而继续活动的，那么，自己的灵魂，有自己的肉体死亡之后，将到那里去了呢？这是一件可以安慰的事，还是一件不幸的事呢？
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日益复杂起来，特别是人类社会发生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时期，在欧洲，则是人类从基督教的中世纪的长久冬眠状态中醒觉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问题，“才能充分尖锐地提出来，才能获得它完全的意义”。(恩格斯)
到了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和帝国主义世界逐步破灭的时代。阶级斗争愈加尖锐激烈了，所以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又有了更尖锐的提法和更复杂细致的争论了。
但是，这也只是表明了阶级社会的一定时期，这问题才“充分尖锐的提出来，才获得它完全的意义”，却并不是表明：在这以前，根本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呵！
而我们的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以为“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提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批判“有了人才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问题”的提法是错误的。
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阶级性”和“党性”是强极了，但是，我以为他有很大的缺陷：第一，从他的批判，使人可以理解为没有人类的时候，也是有哲学的，没有思维的时候，也是有“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的。第二，他又使人理解到在阶级斗争发生以前，人们是根本不发生“思维对存的关系”的问题的，人们的思维中根本没有唯物与唯心的矛盾的。另一方面当人类社会中阶级消灭以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的问题，唯物与唯心的矛盾，却将绝对不存在了。
听信了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话，那么我们的抽象的“阶级性”和“党性”，也许会得非常之强，但是，我们的得之于自然科学的简单常识却得完全抛弃了，我们的首尾一贯的逻辑方法也只好完全抛弃了，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我们是无法读通了，而对实际生活，尤其无法理解了。
尤其危险的是，我们将会跟着这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走到唯心主义的道路去，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在人以外有一个“上帝”式“绝对观念”，在思维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
论辩证唯物主义对待错误的态度
这一次共产主义整风，检查自己的缺点错误，并欢迎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人士帮助检查。人民群众和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正确地或者不完全正确却出于善意地揭发了共产党的缺点和错误。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许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错误地对待了共产党的错误：他们夸大了共产党的某些真正的错误，他们把共产党的正确也说成是错误；他们说：“成绩是基本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个对共产党工作的估计是不符事实的；他们说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到了令人“长太息”的严重地步，共产党已经一团糟，非夸台不可了。
要正确发现和指摘别人的个别错误，是比较容易的，这只要一点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这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
要正确地全面估计别人的错误，却比较困难了。这要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帮助。
而要正确地处理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分析发生错误的根源，从错误中找出教训，找出改正错误的正确方法，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那就更不容易，更要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实三次犯过令自己和别人“长太息”的严重错误，几乎落到完全垮台的地步。但是，在那几次错误之后，共产党没有垮台，而是愈来愈坚强，以至于有今日的伟大成就。这就是因为，共产党依靠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故。这就是因为，共产党除知自己不可能绝对避免错误，所以敢于检查错误，勇于承认错误，而且善于从错误中找出有益的教训，坚决改正错误的缘故。
但是，并非任何人(包括某些共产党员个人在内)都是这样的。
并非与别人的错误相对立的思想和行动一定是正确的，也可以以错误对错误的。
并非任何人都能使自己错误转向正确的。
因此，也并非任何犯了错误的人都不会垮台而且会变得坚强的。
为什么这样呢？这也要依靠辩证唯物主义的探讨。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导我们：我们对所研究的客观事物，必须实事求是地，考察它的各方面的联系，发现它内部的基本矛盾，并考察这次矛盾在各方面的具体关系之下进行斗争而引起的事物的发展变化。由逐渐的变化而引起根本的变化，过渡到新事物去。
我们正确地掌握了这种哲学，在实践中遵循这种哲学的指导，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否则就会犯错误。但许多人，虽然正确地认识了事物的规律，但在实践中却不一定就按照规律去处理事物，即所谓“明知故错”。而且，本来是正确的，但“只要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前再多走一小步——真理便会变错误”。(列宁)
由此可知，正确的认识只对正确的行动提供一种前提条件，使之有可能性，但要实际上做到行动上的正确，却还需要其他条件。这里面，主要的是忠实于客观世界，忠实于已经认识了的客观真理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认识和实践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全部意思，就是从切合实际的认识出发，通过正确的实际的行动，在实际上达到预期有效果。而这，就是唯物主义的精神。
许多辩证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上，讲唯物主义比较简单，而辩证法部分却讲得多。因此，在许多人中间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而唯物主义则处于第二位。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本来是不可分割的，因为这是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统一。但历史上，客观世界在人们的主观中，却因反映不全，被分割了，有的唯物而不辩证，有的辩证而不唯物。到了马克思，才在认识上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统一起来。
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容人有所偏重偏严。但如人们在建立这个世界观的过程中，由于只能循序渐进，要从“唯物”和“辩证”中先找个重点的话，那么，我以为，必须首先奠定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在着重唯物主义态度的锻炼的时候，可能多少带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但这用不着怕，因为只要唯物主义的精神愈来愈彻底，那么，自然会愈来愈深入地发现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发现其辩证规律。反之，离开唯物主义的精神而主观地讲究应用辩证法，那么，就会如列宁所说，有陷入折衷主义与诡辩的危险。折衷主义和诡辩，会使人陷入重大的错误，而且不会承认和改正。
有人会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为什么他能正确地发现那么多的辩证法？我以为，黑格尔之为唯心主义者，与别的唯心主义者大有不同之处。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在一定限度内是忠实于客观的，他忠实于他所幻想的“绝对观念”(天)，同时他忠实于他以为是“绝对观念”化身的自然界和精神界，他不是全凭主观的。他的绝对观念是幻想，而他对现实的自然界和精神界的态度却是客观的。所以，列宁以为，只要打倒了他的“天”(绝对观念)，那么黑格尔的哲学的其余部分就是唯物主义。所以，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体系，不论就方法或就内容来说，都不过是按照唯心主义倒置起来的唯物主义罢了”。因此，我敢于说，比起我们许多被主观主义所支配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黑格尔倒是更唯物主义的。当然，由于他相信“绝对观念”的存在， 所以把许多事情弄颠倒，弄糊涂了。
辩证唯物主义，不但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且首先是辩证的唯物主义。我们一定要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去理解和应用辩证法。
现在，“好中有坏”，“坏中有好”的两点论，是很被注意了，这对于克服片面性，是大有帮助的。但是我以为，倘不以唯物主义的精神去理解它，那么，“两点论”也是有危险的：它可以成为折衷主义或诡辩者的工具。
试拟一例：某个有权力的宗派主义者，在残酷地打击了一个过失不大的干部，而最后不得抚慰一下这个干部的时候，说：“你受了打击，是痛苦的，但是你若能够吸收教训，整个的事件的是非观念，在我们的脑中消失了，留下来的只有两条：一、打击人，对别人有好处，二、挨打击是痛苦的，但挨打击可使自己进步。总而言之，是打击得对。这种“两点论”，似乎“辩证”极了，但我以为，这里丝毫没有唯物主义的气味，因为，那“辩证”是片面的，没有找到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态度。这是官僚主义者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回避责任的手法。
什么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对待错误的态度？第一，是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第二，是客观地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第三，这样才能从错误中找出对立物，吸取教训，这样，才可能认真地找到纠正错误的办法，而且认真地纠正错误。
毛主席讲到“坏事能否变成好事”问题的时候，说我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是：“第一，反对”，因为它会使全世界人民受到巨大损失；但是，“第二，不怕”，因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这里的“第一”、“第二”，不是形式的次序排列，而是“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意思。这就是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坏事，我们应该坚决反对。但是，如果它违反我们的意志而发生了，那么，我们就得唯物主义地正视这客观存在，而且我们又得辩证地发现和争取它的对立面——(帝国主义总崩溃和社会主义者全世界胜利的好事)的实现。
帝国主义总崩溃和社会主义者全世界的胜利，是有别的道路的，可能通过痛苦较小的道路达到的。但是，通过第三次大战而实现的结果，却是第三次大战的派生物，所以，在这关系上，第三次大战是第一性的东西，而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则是第二性的东西。
我们说革命胜利，“第一，好；第二，也不好，因为它可以冲昏人的头脑。”也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决不因为怕冲昏头脑而不去争取革命胜利，只是在胜利后警惕它的可能派生的对立物。
我们说：“犯错误，第一，不好；第二也好，因为错误是成功的先导。”也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决不故意去犯错误而创造正确的先导，只是犯了错误以后，去研究它可能派生的对立物。
有些人，也承认自己错误了，但是，只限于承认组织结论的正确、和承认自己主观的偏差，他没有切切实实从对于察观规律的违反上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所以他尽管诚心拥护组织结论，而且自怨自艾后悔无穷，但还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但是， 错误向正确的转化，要有条件，要有努力，要有正确的努力。要有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努力。否则，错误对错误，以主观主义对主观主义，以宗派主义对宗派主义，以官僚主义对官僚主义，那么错误只成为另一种错误的先导。
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错误从来是采取唯物主义态度的。他们首先在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事实中，注意到全人类的认识史，其实是通过无数的错误而逐渐发现真理的奋斗史。我们检查一下中外的思想史就会知道，自古以来的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总是错多而真理少(不要说那些无数不成家的思想者了)自然，愈忽是往后，是错误渐少，真理渐多。但就是一个在结论上掌握真理较多的思想家，在其得出结论以前，也还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是用不到奇怪的，因为，因为这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客观发展的必然过程。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上凡属于不是明知故犯的错误，不采取斥责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毛泽东)，也承认“失败为成功之母”这句老话。恩格斯在一八九O年，论到英美工人运动情况的时候，说：
“……他们跑的是自己的路。我们不能把理论事先硬注入他们，但他们的经验，他们自己的错误及其恶果，不久就能使他们的鼻子碰到了理论——那时就好了”。
所以，从去年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揭露了一些错误，如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匈牙利领导的错误……等等，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错误是发生了，但正确处理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却更健康地发展着。
列宁曾经批评过的“患着怀疑主义衰弱症，学究主义盲目病，爱讲后悔话，不能挨受苦楚的”人，现在也还有，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较多。斯大林同志的错误及其某些后果被揭发以后，外国的个别共产党员(例如美国的霍华德、法斯特)大为失望了，甚至于退出了共产党，根本反对起无产阶级专政来了，主张起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来了。这种从左到右的变化，原因自然很多，但那根本的，却是没有能够按照辩证唯物主义来看问题。
关于这个从左到右的变化的根本原因，鲁迅在一九三O年早曾透辟地分析过。那是在“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上，鲁迅的讲话中，一开始就说：“左翼”作家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理由是，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误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这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
我以为，鲁迅的这话，是完全实事求是的，贯彻着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这符合于“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中的基本精神。简单粗暴地批判错误，也是一种破坏，所以也是一种痛快的事；但要从对错误的批判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却是一种麻烦的建设，需要辩证唯物主义的——而首先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浪漫谛克的态度。
对于德国的梅林，列宁曾说“他不仅是一个愿意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并且是一个知道怎样作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单是“愿意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能还是唯心主义者；要“知道怎样作”，就得学会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次整风中，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追求社会主义；却对社会主义建设采取了浪漫谛克的态度，要求过高过急，发现一些错误，感到一些困难，就大为不满，不知不觉地跟着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大叫大嚷共产党不好。原因就在于不懂辩证唯物主义。
至于那些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然是不懂辩证唯物主义的，但不仅仅如此。他们是在立场上根本同我们相反，所以，共产党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在他们也以为错误了。他们有别有用心。
现在事实证明，“知道怎样马克思主义者”，是艰难的；而知道怎样作一个民主人士，也并不容易啊！
徐懋庸的杂文和哲学论文编目
第一部分：“打杂新集”，从1956年11月起到1957年4月止写的，共53篇，约13万了。已由“北京出版社”排出样子，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停止付印。选入“打杂新集”中的文章，都是曾经在其他报刊发表过了的。其目录如下：
想到《活捉》………………………………(人民日报)
附录：辩明什么样的《活捉》(晚报、卢启)
再谈《活捉》………………………………(人民日报)
对于百家争鸣的逆风………………………(人民日报)
大国主义和大国……………………………(人民日报)
一个惊险故事中的平凡人物………………(长江文艺)
宋士杰这个人………………………………(戏剧报)
武器、刑具和道具…………………………(长江文艺)
没法就范的规范……………………………(长江文艺)
对《何谓干预生活》的补充………………(人民日报)
“慢就是快”及其他………………………(人民日报)
批评和团结…………………………………(人民日报)
老实和聪明…………………………………(人民日报)
关于《刻头髪巧天功》……………………(人民日报)
“花迎”……………………………………(文艺月报)
百家争鸣的效果……………………………(人民日报)
一副对联……………………………………(人民日报)
财神爷的教育………………………………(人民日报)
人与人之间…………………………………(人民日报)
也是劳动……………………………………(人民日报)
对于领导者的识别…………………………(人民日报)
简单与复杂…………………………………(人民日报)
谈含蓄………………………………………(人民日报)
联想…………………………………………(人民日报)
英国的传统…………………………………(人民日报)
精神的节约…………………………………(人民日报)
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例………………………(人民日报)
也论悲剧……………………………………(人民日报)
续论悲剧……………………………………(文汇报)
英雄的意志和感情…………………………(人民日报)
关于王国维的艺术思想……………………(文汇报)
“后事如何”………………………………(文汇报)
两句杜诗的一解……………………………(文汇报)
真理归于谁家………………………………(文艺月报)
学会思想……………………………………(中国青年)
孩子的启示…………………………………(人民日报)
敌与友的关系………………………………(人民日报)
一个好题材…………………………………(人民日报)
同与异………………………………………(人民日报)
同志…………………………………………(文艺报)
从卓别麟谈到法斯特和鲁迅………………(中国青年)
社会的爱护和自己的奋斗…………………(中国青年)
小品文的新危机……………………………(人民日报)附录：我说小品文要消亡(范丹)
未必…………………………………………(北京日报)
关于讽刺……………………………………(北京日报)
胡适和他的《蒋总统》……………………(文艺月报)
不要怕民主…………………………………(人民日报)
不要怕不民主………………………………
第三种人的体会……………………………(人民日报)
共产党与科学………………………………
“应该让别人说完”………………………
论和风细雨…………………………………(人民日报)
再论和风细雨………………………………(中国青年)
人和事和理…………………………………(北京日报)
第二部分：一般杂文、散文。均为1957年5月和6月所写，个别的是以前写的，6月后才发生的，共17篇，约3至4万字，除有几篇因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未及发表外，其余都是发表过的。其目录如下：
苦闷…………………………………………(文艺月报)
大场面的墙…………………………………(人民日报)
关于反面意见………………………………(人是日报)
教条主义和心………………………………(中国青年)
关于李煜的词………………………………(文汇报)
关于杂文的通信……………………………(长江文艺)
白薇…………………………………………(文汇报)
蝉噪居漫笔…………………………………(人民文学)
冷除了的悲痛……………………………(人民文学)
吞吞吐吐的原因…………………………(长江文艺)
过了时的纪念……………………………(文汇报)
论叶夫盖尼·斯泰霍维奇………………
关于邵阳市一个青年的来信……………
论个人打笔………………………………
关于生活的美化…………………………
用笔的斗争………………………………
质的规定性………………………………(文艺月报)
第三部分：徐懋庸自己认为是属于“反右派”的文章。均为1956年5月至7月所写，共30篇，约8万字。大部分是已发表的，其中有几篇未发表，有几篇则存在某些刊物的编辑部。其目录如下：
论刮风……………………………………(政治学习)
雅量………………………………………(天津新港)
论“一朝天子一朝臣”…………………(新港)
拟漫画之…………………………………(漫画)
有没有毒草………………………………(中国青年报)
要害………………………………………(新观察)
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青年报)
这是什么科学……………………………(中国青年报)
工人阶级的忠告…………………………(工人日报)
最快乐的社会主义者……………………(工人日报)
意识的两重性……………………………(文汇报)
拟漫画之二………………………………(漫画)
记忆的作用………………………………(新观察)
章乃器的老实话不老实…………………(大公报)
算帐的分歧………………………………(文艺报)
阶级分析方法没有过期…………………(政治学习)
极期………………………………………(新观察)
死的捉住活的……………………………(新观察)
马哲民的“忘我”重论…………………(大公报)
轮流执政的后面…………………………(中国工人)
一位同志的思想…………………………(大公报)
大学里的右派……………………………(大公报)
对章乃器先生的笑………………………(工人日报)
修养………………………………………
立场………………………………………
右派分子的伎俩…………………………(大公报)
罗隆基式的官僚主义……………………(大公报)
以上都是发表的。
也谈天气…………………………………
左与右……………………………………
论民主自由………………………………
储安平的“观察”之观察…………………
论积极分子…………………………………
“论恨”……………………………………
白忙一顿的右派……………………………
关于旧社会学的恢复………………………
两种独立思考………………………………
以上是未来得及发表的。
第四部分：关于哲学论文八篇，约3万多字。均为1956年11月至1957年6月所写。其中除“内因和外因”曾在“哲学研究”1957年第2期发表外，其余均未发表。其目录如下：
内和外、内因和外因………………………(哲学研究)
关于哲学的根本问题………………………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
关于思维的力量……………………………
论辩证唯物主义对待错误的态度…………
论真理(上)………………………………
论真理(下)………………………………
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
以上四部分共计114篇，27万多字。绝大部分都是发表了的。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