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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新课题
沈阳师范学院 张百生 黄振旅
1957.06.10

（张百生：沈阳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长；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院刊编辑）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它为祖国的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人民立下了盖世功勋；同时也犯了几个严重的错误。这次整风，是十分适时的和必要的，它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事、大事、喜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次整风中，党除了应当坚决铲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三害”而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掉“三害”的根子，进行彻底的革新，不然将有葬送党、葬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一、中共中央是“三害”的发源地

党的领导力量是巨大的，每一个运动都是极其壮阔而深入的，它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

肃反是必要的。把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把解放后仍然从事反革命活动，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杀了也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标准来衡量，镇反中杀人是多了些的，其中还有的是被错杀了的。被杀的人中，有好些伪满和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和地主并不是罪大恶极，更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杀了这是思想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做法上的宁左勿右，不按法制进行的结果。我们必须看到旧思想、旧人物是历史的产物，只要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解放后又不坚决与人民为敌，就应当让他们改过自新，受到真正的宽大处理。人都是具体社会里的一员，都需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做事。在伪满和国民党军政界工作的人，有很多是来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女才去为统治者服务的，其中有些人是凶恶的，但也有些人是糊涂而善良的。还有些人虽然曾经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是出于无耐，执行上级命令。同时在当时都是统治者的臣民，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人们难免不有一定程度的正统观念或糊涂观念，为国民党卖命还自以为是爱国者。不分青红皂白大加杀戮是不人道的。

“有反必肃”的原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搞了一个惊动全民的大运动是没有必要的，也是缺乏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第一，镇反运动之后，一般说应当杀的已经杀了，剩下的残余我们量多质高的公安军和公安局完全可以对付得了。第二，这一运动打击面宽，伤了感情，使党群之间的“墙”加高加厚了，使党群之间的“沟”加深加宽了。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与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显然这是受了斯大林同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敌人越多的错误理论的影响。最近党中央提出的“有错必纠”是英明的，适时的。有些人把肃反中的错误完全加在肃反干部身上是不公平的，除了少数乘机要打击报复者外，他们不过是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已。根子在北京。

胡风及“胡风集团”是反革命分子吗？根据前些时候公诸于世的材料看来，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从胡风给党中央写的“万言书”中，丝毫看不出有反革命的味道。他只是就意思形态范围内的文学艺术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罢了，他的某些看法和建议今天看来还是正确的。对林默涵、何其芳同志的教条主义的批评，这是公民的起码权利，是百花中的一朵，是百家中的一派。至于人民日报揭发的材料和人民日报的按语，表面看来无疑是反革命，其实有些是历史问题，有些是在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对教条主义者发出的暗语，怎么能说是反党反人反而兴师问罪、大加围剿、拿入囚牢呢？“偶语者弃市”的做法，仁人志士谁还敢开口！这样只阻塞言路，助长“三大主义”，葬送革命。胡风问题已过了两年，为什么还不公开审判？我们要求党中央如果打对了就立即公开审判，如果搞错了就马上开释，并恢复其名誉。

高、饶事件的真相也应当向全国人民公布。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组织起来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出在不顾时间、条件、地点上，中央一声号响，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户就在一年之内都参加了农业合作社，而且很多是“高级社”。这是冒进了。教育农民是个严重的问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足够的思想基础，我们的农具同两千年前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一窝蜂似的组织起来，很多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干部水平低、工作混乱、非生产人员增多、生产积极性降低（此单干时）等毛病就在所难免。我们认为应当从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使之稳健地成长起来。至于说农民都有加入合作社的要求，是自由参加的，其实是大多数农民怕带落后的帽子不得不参加。去年农业增产，不能完全归功于合作化，主要的是党的信贷政策发挥了作用，假如把这贷给集体农民的二十二亿人民币贷给小农，可能还会收到更大效果。去年的合作化运动，可以说是大美中的不足。我们认为对于条件不够的合作社，如果农民又有解散它的要求，应当允许，并且应当允许小量土地自由买卖。

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总的说来是正确的。但把所有的中小工商业者甚至一般的服务性行业，在短期内合作起来是没有必要的。合营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主任、会计、出纳等等“领导人员”，使企业“衙门化”了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增加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为了发挥中小工商业者特别是服务性行业和小手工业者的积极性，便利人民，应当不加任何压力允许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单独经营。他们在强大的国营企业的领导下，绝不会兴风作浪，想向资本主义方面发展也是不可能的了。

“大梁不正，二梁歪”，中央正确，地方大都正确，中央错了，全国就错了。从上述问题中可以看出“三害”的主要根源在中央。“三害”不除，国不能强，民不能富，错不能免，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成。如果不把“三害”的根子除掉，“三害”就会像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了一劳永逸，必须究其根源，把“三害”的根子彻底挖出。

二、关键在于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核心，是我们事业的领导力量。在国家事务中不仅不能取消党的领导，而且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作用。然而从解放以来党的领导从形式上、表面上看来是加强了，但实际上是日益削弱，而且有失去领导作用的危险。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才能使党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

凡是先进的政党，都必须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为国为民为人类的，它必须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明确而独立的政治主张，它必须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推动历史前进。它绝不是为了取得特权，或者进行政治分赃，成为人民的太上皇。谁能代表人民，谁就力大无穷，无往而不利，谁背弃了人民，骑在人民的头上，就是有千军万马，也会滚下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当它的“三民主义”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时，虽然赤手空拳，也能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受到人民热烈的拥护。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背叛了人民，虽然有八百万大军，又有美帝主义者帮忙，今天也难免棲惶于台湾孤岛的所有历史都证明了：一旦出现了特权集团就必然出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就必然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有朝代的更替，天下的一治一乱，均系如此。历史的教训，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不可忘怀！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前由言论到行动都是站在历史的最前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与人民水乳交融，亲密无间。而解放后则逐渐在成为人民的上司，逐渐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变成了空洞的口号，自己变成了特权者，陶醉于自己是开国元勋，有汗马功劳，应当有权有势的泥潭中，陶醉于自己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自我欣赏里，总以为自己是最优秀的，非我不可。自吹自擂地宣传自己伟大、光荣、正确，把自己摆在国家之上、人民之上，大有“党即国家，国家即党”的气派。由于党对一切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从组织上又不信任非党人士，就会把党外的一切逆耳的忠言拒于千里之外，这就使党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开始脱离群众。党虽然拥有一千二百万党员，但这仅仅是占全民总数的百分之二弱而已。中国不只是一千二百万共产党员的中国，而是六万万人的中国；新中国不只是党一手创造的，而是好几万万工人、农人、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的。共产党的意见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从前面说过的“错在中央”就可以得到证明。况且有其名无其实的“党员”日见增多，难道百分之九十八的非党同志都无德无才，应当绝对服从百分之二的人的主张，当这百分之二人的“顺民”么！这是什么原则！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人民的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原则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党的威信一年不如一年的病根在于党有绝对领导权。一些老党员进城以后，有了特权，渐渐忘记了革命的真义，喜欢奉承，作威作福，思想硬化。解放以后很有些人看到入党是攀登仕途的拐棍，有权有势，官高禄厚，步步高升。于是就蜂拥而至，“争取”入党，在党员和党组织面前，极尽其拍马（方式变了）的能事，伪装积极，唯唯诺诺，唯命是从，歪曲事实、欺上压下，……以博取党员和党组织的欢心，达到入党之目的。入党以后，仍如上述之外，还加上对群众不是推心置腹，吃苦在前，而是成为党的“包打听”，教训、申斥群众，以改造者自居，等等。于是，在党群之间就形成了一道隔离群众的“铜墙铁壁”，促使党从组织上、思想上硬化，先锋队与战斗队的作用日渐削弱。这不是党的危机么！

建国以前和建国之初，党有绝对领导权，党员得到重用，这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级段的必然产物，是合乎规律的。今天的情况变了，历史要求党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和党员特权，不然党将阻碍历史向前发展。有人说共产党的缔造者列宁主张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是革命的最高权利机关。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岂不违背了列宁的这一原则。关于这个问题，不能教条主义的照搬，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运用马列主义。列宁当时主要是针对火与血的残酷的对敌斗争的时期，提出这一问题的。今天矛盾的性质变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大家都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人民也有参加国家事务的决策的要求。而且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不是取消党的领导，而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使党永远是先锋队。很明显的是取消了党员的特权之后，只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才要求入党了，为了借此向上爬的卑鄙的个人主义者用八抬大轿请他他也不希望入党了，因为入党以后无利可图，反而处处需要带头，起模范作用。这样一来，党的组织才能纯洁，党才能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影响人民，才能通过它的正确的主张去领导国家，才能根除“三害”，才能拆“墙”平“沟”，才能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三、根本问题在于彻底革新社会制度放手发扬民主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党一党专政，是党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独裁。党内也没有民主，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只能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决议，可以批评党中央工作，由于没有条件也就成了空谈。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是有职无权，只有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托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出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带上“莫须有”罪名的手铐。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逾越雷池一步，这怎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要改变这种情况，除了必须取消党的绝对领导权而外，我们认为还应该实行直接、普遍均竞选，让代表们能够真正代表本选区大多数选民的意见，对本选区人民负责。应该让人民自由组织新的党派、社团和出版报刊，以便广开言路，监督政府，反对廉价的歌颂，提倡大家起来反不良的现状，只要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就行，反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没有关系。“真金不怕火炼”，共产党是不怕反的，假如不代表人民利益的主张和措施，被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人民是神农氏，那朵是鲜花，那棵是毒草，人民是会鉴定的。这样才能鞭策着党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把工作做得更好。

国家大事谁说了算？在宪法上规定是“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之简称。下同）说了算，而在实际上“人大”不过是个泥菩萨而已，全权都操在党中央手里。“人大”只是走走形式，举手通过，完成立法手续。几年来很少看见“人大”对国家大事进行过真正的讨论，很少看见委员提出重大动议，却偶尔看见他们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考察记在报上发表。这岂不是笑话！更可笑的是号称统一战线的“政协”，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有关学习等问题的工作上，实际是不问政治，或者说问而不政，政而不治，治而不协。“人大”与“政协”就像两朵纸花一样点缀着民主的门面。当然，错不在“人大”和“政协”，责在党中央。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不只是以党代政，而且是以党代宪法，以党代“人大”……这样少数人的专断，肆无忌惮地发号施令，不发生错误倒是不可思议的了。而党中央从建国以来就没有进行过公开的自我批评。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大”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大”之下，使“人大”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明文规定，主要在于具体实行。我们的意见是取消“政协”，充实“人大”。增加“人大”常委人数，必要时可以分为两院或三院。要使“人大”的工作正常化，“人大”代表必须经普遍的竞选产生，一定要选出才高德硕者，才能起到真正的代表的作用，不要按各党派“政治分赃”的比例瓜分席位。要设立各种专门组织，集中最优秀的各种专家参加工作。“人大”常委委员应该是专职的。为避免权势过重，人民代表不应兼任政府之职务。应该创办“人大”的机关刊物，向人民宣传政策，刊登消息和讨论的重大问题，监督政府工作等。至于党对“人大”怎样起领导作用呢？我们认为这就要靠党员代麦的作用。党员代表能获得一定席位吗？这一点勿需担心，只要共产党代表人民利益，党员在人民中享有威信，人民一定选他进去。假如有的民主党派的成员不被选进去怎么办？选不进去，就说明人民不信任他，这有什么不好呢？在地方、工厂、矿山、企业、学校……也应当实行民主管理制度。这样便能集中全体人民的智慧，共同出谋设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健而大踏步的前进。

机构庞大，冗员过多，这是目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累赘。由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机构都叠床架屋，臃肿不堪，运用不灵，党、政、工、团四大系统，纷繁交错，职责不清。凡事人人都管，又人人都不管。特别是党的组织与政府行政部门，总是双管齐下，一个是做行政工作，一个是做思想工作，而且是做思想工作的说了算。往往在一件事情上，不是双方一齐下手，搞得一团乱，就是谁也不管，造成漏洞。徒给工作增加困难与麻烦。仔细计算一下，这些机构里的工作人员是足以成立两三套政府的。特别是由于党的绝对领导权造成的严重宗派主义，尸位素餐，力不胜任者比比皆是，而工作人员闲得发慌也是普遍现象。“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正是对这种现实的生动写照。这是对人民的一种犯罪行为。一个工作人员的工薪需要几十甚至几百个终年劳动的农民供养啊！这庞大的官僚机构将会阻碍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必须立即改革！应根据选贤任能的原则，对人事工作做一次彻底的清算，大力精减机构和冗员，不称职者应该予以降职或撤职，有些人员应该直接参加生产。党的专职干部应该大量精减。工会、青年团的干部应该进行单线工作，大大裁减专职干部，许多工作可以交给自己的成员的积极分子担任，既可节省人力、物力，又可活跃这些组织的活动。有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乱了呢？不会的。只要说明事情的真相和意义，做得公正，大家就不会有意见。为长远计，应该建立遴选人才的制度与人事考核制度。人事部门主要工作应该是掌握干部德、才情况与工作情况，正确调配干部，不要成为“干部收发室”或档案保管科。对于忠贞廉洁、德才出众的干部可以破格提升，对于贪赃枉法、尸位素餐者应予降级或撤职。赏罚严明，何人能不兢兢业业，克尽职责，工作效率定能提高。这就必然会出现人少办事好的良好局面。

工资问题也是目前一大矛盾，应该迅速进行工资制度的彻底改革，按德、才确定其基本工资，外加工令津贴与职位津贴。如此则工资方面的基本问题可一劳永逸了。

只求抛砖引玉

这次党的“整风”运动，将一洗建国以来的积垢，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春风化日的时刻，为帮助党“整风”，我们不揣鄙陋，将一管之见，请教于诸位。所提问题还很肤浅，只求抛砖引玉。（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初稿，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定稿）

来源：《反击右派分子言论集》（辽宁：中共国营724厂委员会前进报社印发，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