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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在国际部党支部大会上讨论反右派社论时的发言
1957.06.17

一、两个月来对我们是一番见识，一番教育。中央是清楚的，掌稳了舵。而社的领导不是如此。

新华社整风还有半年。目前确有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来攻击党的领导。

社内、社外有许多人对党表现了失望，说党是一团糟，不参加党了，把申请书当着群众撕掉。

这次运动，领导是不很清楚的。群众也有些模糊。我们应自认为是左派。尽管有几百万军队，但如大多数群众为右派所迷惑，迷失了方向，照样对我们是危险的。匈牙利事件在这一时期来是在个别地区出现了的。

新华社总的形势与社会上相同，右派思想和言论是有的。但在具体点名时，要缩到最低限度。他们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开会、写大字报等都很积极。相形之下，我们是不如的。当时一片要党下台的声音，职工代表大会、编委会、整风领导等等都要换。如果真的换了，形势就不同了。而目前这些东西的影响是很大的。

有些同志在人民日报文章出来以后很激动，很愤慨，抵触很大。这些同志很可能是好同志，是应该团结的，但肯定他们是受右派思想吸引的。也有些同志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思想苦闷，会彷徨，我们在工作中应该注意团结，要团结他们。

我们应在工作中把三害的是非和左右两条战线的斗争分开来，不能混起来。

我们不能轻易休战，右派分子要下台是可以的，但要有批判，要投降缴械。

来源：《李慎之材料之七》（内部材料定期收回）

附

试揭新闻工作中的一个矛盾*

现在是大家都在忙着思索和揭发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新闻业务》的编者要我也来谈一谈新闻工作中的矛盾。我对新闻工作的理论知道的很少，实践也十分贫乏，勉强应命，只敢从日常工作的体会中试揭一个矛盾，倘能成为引玉之砖，就是万幸了。

几年以来，不时使我苦恼的一个问题是在我们工作中常常可以感到存在着某种“宣传与报导的矛盾”。所谓宣传也可以理解为指导性或者教育性，总之是为一项具体政策服务与向人民供应一般消息之间的矛盾。

从开始作革命的新闻工作起，我们大家就都懂得，我们报导的东西第一必须是真实的，第二必须是对人民有利的。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的原则，现在也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这些原则。

但是，在实际的工作中，许多同志都逐渐发现，要正确地判断报导什么，怎样报导才能对人民有利，并不常常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迄今为止，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报导出去是否对人民有利的时候，标准就是同这件事情有关的政策。如果有利于这项政策的推行的，就能够报导，否则就不能。就我所一直从事的国际新闻工作而言，判断的标准就是外交政策。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不报导某一类消息，或者只按照一个固定的观点去报导某一类的消息，我们的格言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们大多能够亲自看到采取这种报导方针的好处，它有助于统一群众的认识，集中群众的意志，在过去的生活中充满着激烈战斗的年代里，由此而产生的作用无疑是肯定的。

但是在长期执行这种报导方针以后，我们也能同时看到这种做法会造成使人民“蔽聪塞明”的后果，而且在人民中间培养了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事情发展的逻辑看来竟有一点是“爱之适足以害之”。

“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方面是推行某一项政策的利益，另一方面是让人民得到充分的消息而能够对事物有全面的了解的利益。两者相较，到底孰为大？孰为小？

对于我说来，这是一个常常引起困惑的问题。

我们都十分明确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人民要行使作为国家主人的权力，能够广泛地了解国家各方面的情况乃是一个先决条件。一项政策既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指定的，人民就应该有权知道它所以制定的根据，有权在实际生活中去考验它，有权在发现其缺点以后去修正它，否定它，或者再制定另外一项政策去代替它。正是在这里，新闻工作可以起极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报导的新闻仅限于证明某一项既定政策之必要、正确和英明，那么，我们的工作对人民来说就很难避免出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作风，而对执政者或者决策人来说，也就很容易助长他们的偏听自得的可能。

看来，如果把一般新闻报导工作和为具体政策而作的宣传工作作一定的划分，可能是适当的。但是这需要在多方面加以衡量。我模糊地感到它可能牵涉到如何认识客观事物的哲学问题，也可能牵涉到权力的渊源或者归属的法学问题。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我相信，这个问题的解决也许会帮助我们克服日常工作中碰到的许多困难。希望同业诸同志有以教之。

*原载新华社：《新闻业务》195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