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全文： |
 |
给爸爸的信
武汉大学 韩予贤
1957.06.18
[韩予贤：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
（一）
爸爸：
……
关于“鸣放”“整风”我说了很多，但忘了一件事，党中央认为整风的目的就是整风，我们一些老师，同学认为除了这个目的外，还有争民主，争自由、维护人权，维护宪法的目的。党委书记刘真不同意后者，一个帽子扣下来，“你们向谁争呢？向人民政权，向党吗”？更有两眼仰视青天的这样说：“我们有民主，有自由，有人权，根本用不着争。”我们提到肃反时有侵犯人权，违反宪法的事，刘真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沈吟半晌才说“关于这个问题嘛，大家可以讨论”，其实显而易见的，用不着讨论，你去郑师提的这个问题，据我估计，打死王校长他也不会同意你的看法，………毛主席虽然提出大鸣大放，实际上是小鸣小放，最好是不鸣不放，储安平可算大放了一通，结果呢？判处死刑（舆论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们（卢郁文之流），藉此向党委表示忠心耿耿，一些麻木的可怜虫也跟着不明是非地乱喊乱叫，如果在郑师你放的“大”了一些，逆领导之耳逆的厉害了一些，也会受到储安平在全国的待遇的，武汉文艺界一个人说的妙，“不放不鸣没错，放错了一点就算大错”。算了吧，闭门读书，修身养性，比什么都强。
（二）
爸爸：……
毛主席的讲话今年三月在武大已经传达过了，我不想再看，看看又有什么用呢？毛主席的东西都是好的，但在辩证法变为诡辩术的时候，再好也无济于事。
今年是我懂事的一年，懂事也就是悲哀的开始，也许经历的悲哀多了，感觉迟钝了，也就麻木不仁了，不过现在距离麻木还有一段距离，所以还要悲哀一个时期。在武汉大学，领导和一些正统人物，官方人士是认为我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最近报上又提“右派”这个名词，他们当然又给我加了冕“右派”，实际上我们既不反党，也不反社会主义，我们不过是不愿意浑浑沌沌地过一生罢了，不愿意使肩膀上不是长了一颗脑袋而是长了一条尾巴罢了，我们不过是有些看法和武大党委的看法不太一致罢了，党虽然英明大方，但和历来的统治者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人民最好能像羔羊一样顺从，有些人是天生的驯服，有些人是假装驯服，以达到卑鄙的个人目的（如卢郁文之流），我们这些野性未驯“的粗狂的青年人便倒了霉。如果说我们倒了霉当然就说得通，和领导闹“别扭”是沾不到便宜的，譬如最现实的毕业分配，中学教员、文化学校对便是我们光辉前途。如果说不倒霉也说得过去，没有任何虚伪地过了一生，让性格得到充分发展，走那条路呢？我的人生观是哪条路走着舒服便走那一条，因此我情愿倒霉，即使到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时候，我也不后悔，虽然某些人可能认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相信党和社会主义社会当我劳动的时候是不会让我挨饿的，因此就算“憔悴”也“憔悴”不到那儿去。刘真当然恨我，我从没有把他看得高尚，他当然会报复，让他报复好了，一则我无可奈何，再则我也的确不大在乎。
党提出了整风，大鸣大放，但党对情况估计不足，因此只好收，“放”怎来收呢？明目张胆地收说不过去，于是打起反右派的幌子，匆匆收“放”。历史是公正的，我觉得恐怕未必。历史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来说，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也是有阶级性的。如果某件事的真相对统治阶级有利统治阶级就揭露它的真相，如果对统治阶级不利，就掩盖它的真相，“反右派”的真相什么时候才能揭露呢？
……四年的大学生活将要结束了，等待我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高中毕业时，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刚刚三年，就成了这个样子；生活里谁是最残酷的东西呢？
（三）
爸爸：上面是接到信后马上写的，写完了已经夜十二点了，今天下午又接到你转到的樟菲的信。他说的事我料到一些，但没想到竟这么残酷。我离开武大的时候同学们鼓励我走，但现在觉得很对不起同学们（当然不包括田蒂先生），我走并不是怕是非，即使五雷轰顶我也不出卖我的好朋友，下学期怎末办？闭户读书，用沉默表示我对一些衣冠禽兽的蔑视。看了樟菲的信你作何感想呢？他写给我的都是最真诚的话语，你看是捣乱分子，右派分子吗？
来源：《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195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