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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共河南省文联支部的信
河南 王大海
1957.06.19
(王大海：作家，《奔流》编辑，河南省文联常委)
省文联党支部全体同志们：
这封信里我想谈一下几年来对于文联党组织的一些意见，我想尽可能地谈得彻底，同时却又简短，——这是为了彼此都节约时间。
我以为，文联党组织是存在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三种歪风的，其中某些地方还相当严重，作为文联这样一个群众团体来检查时，最突出而有害的是宗派主义，它损害了会内会外党和群众的团结，损害了不少会内外可以为社会主义的共同事业效力的人们的积极性。
下面我分别举出一些我所看到的事实，它究竟是什么“主义”我就不加分析和归类了。总之在我看来是有害于党的真正利益的。
一、我以为文联党组织比较突出地表现为对党员的要求不严格，党员在许多地方忘却了自己的模范作用——然而非党同志的某些缺点与错误却常常受到过于苛严的责备和处理。
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文联党组织的成员们在各种政治的、物质的享受上，却常常计较得比非党员同志更积极些。（有些非党员在文联，特别是肃反后，已经不敢有所要求了，并不是他们的思想比党员更好些）据我所知，几个党员同志对于工资、住房……直至政治待遇如参加会议和看文件等等，是时常表现出不满的。实际上，从政治待遇说，文联的一些非党的县级干部其实政治待遇很低，我到文联二、三年来，几乎没有听过什么报告，更没有看过什么文件；几年来，非党同志们的工资没有什么变化，而党员有的却提升得很快。如果不认为那是庸俗而也是一种现象值得注意的话，我要提出仲宇同志的保姆也睡着省级机关县以上干部用的棕床，听说老道同志看见了，认为她也未尝不可如此，便也给保姆去搬了一只，而有些工作辛苦的同志，只能睡着木板床，尽管他们的级别还是较高的。仲宇同志是常常强调“制度”和“政策”的。为什么要这样作呢？
如果在别的单位，仅仅为了这个问题，就会有许多同志提出意见的。然而文联却没有声音。这表示什么？难道说这是同志们都很艰苦——愿意让棕床给保姆睡，还是很团结，谁也都愿意卫护领导同志的威信呢？文联长久以来没有对党的批评的声音，这决不是好现象，而是值得更好地思索的现象。
在作风上，我要举出一个突出的例子，何南丁和××的不正常的关系，已经是工人新村群众所啧啧烦言的了！这无疑是一种道德上的堕落现象。我相信，如果是另一位同志犯了这样错误的话，从仲宇起到其它的党员同志，一定都会侧目而视甚至切齿痛恨的吧！——为什么到了南丁的身上，这就成为一件可以原谅的，只是在背后提起时摇摇头，或是竟然如有些人一样作一些所谓“老处女”的心理分析。——这是党性的表现么？
我以为，切实一些看，文联党组织的一些党员同志，修养是比较差的，思想意识上的锻炼实际上很少，到了文联，是一帆风顺的，因此不但滋长了骄傲自满，而且有很大的盲目的优越感。在几次大的事件中，党员所表现的不是政治上的敏感，实际上往往是起了相反的作用的。例如：
对于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长久以来，便盛传着省文联的宗派主义、压制新生力量了！但是切实一点检查一下，究竟是谁表现了宗派主义和压制呢？在编辑部，难道家骥同志不是首先很同意李琮的批评的吗？对于河南日报的批评，我曾几次听到他们的不同意见，在创作组，南丁、克西对于〈不能走那条路〉究竟又表现了什么态度呢？
在胡风问题的开始，南丁是盛赞了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直到他的那篇反动的反批评文章的胡风的“意见”发表之后，据我的记忆所及，克西和南丁都是认为“有道理”的。
所以要提到这些，不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水平不高之类。问题在于，当问题更深入的时候，当最后总结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些当初实际上起了带头作用的同志，往往成为批评者，而把过失和责任诿诸文联的一群“未经改造的人们”——非党员。这里看不到党员严格而痛切的自我批评精神。有时我以为连他们自己其实也已经忘记了昨天的言论，只是觉得：我是共产党员，我是不能不——而且也一定是正确的。
我以为文联的这些同志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所以，他们在思想上以至品质上，不能示人以实际的领导和模范的作用，有些人还是尊重他们，我以为这是一种假象，或是为了敬爱党的缘故。
在生活作风上，克西、南丁、长俊等同志几年来都滋长了一种盛气凌人，毫不谦虚的作风，自然，在表现形式上，克西是飞扬的，南丁比较潜伏，长俊是表现在当处理具体问题时（如在编辑部对待非党的领导）。
如果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是党的思想工作重要一环的话。那么党员同志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相当不好的。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去年春天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期。仲宇同志的学习基本上是没有学进去，所以提不出问题，南丁和克西两个人，要么不来，来了是发一通谬论，对于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故意发表怪论（有时并非故意，而是确实没有好好学，如说脚上的皮鞋也是商品等等），最后常常不再是争论问题，而是争论那争论本身了！
但是几年来文联的政治生活中绝少对于这些同志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公开的批评。相反地，这些同志的缺点其实大家心目中都很清楚，有时背后常谈起。但是在党组织似乎有这样一种不成文的看法，所有这些党员的缺点，无非是共产党员身上一点点不可避免的弱点而已——至于其它的人们呢，那就是小资产阶级以至资产阶级的严重的思想问题了！
二、我以为文联党组织的同志们，对于会内的非党同志在看法上，以至使用上，是表现了不正确的观点的。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已经有同志曾提出了。我想简单说一下：
文联组织对于苏金伞主任的看法，始终缺乏真正的从思想感情上的尊重。几年来的相处，使我感到，苏主任在做人上有很大的长处值得学习，他是真挚而坦率的。在艺术观点上，有一部分不够健全的地方，但是也有不少正确的地方；在文学修养和创作修养上，更有他独创的值得学习的地方，在领导工作上，尽管有时过于重感情，还不够全面等等，但无疑是具有组织工作的能力的——文联的不少党员同志，比我到文联早，但我以为，由于用了宗派主义的眼光，所以就看不到苏主任这些长处，相反的，总是在心目中认为“民主人士”（这里的民主人士好像是布尔什维克之外另一个种族的代名词，有点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或抗日时期“开明地主”那样的同义语，总之是较少尊重的含意），有时一些尊敬的姿态，也是做出来的而非出自内心，最不应该的是好像在实际上——政治上，任何一个党员都比苏主任高一些似的。——这种感觉之产生不能说是没有客观原因的。
对于钱继扬、赵清勃的看法也是如此。
苏主任和钱继扬同志担任着文联、编辑部的领导职务，但是他们应当说处在半有权的状态。因为在文联全体人员的心目中，仲宇同志实际上的权力要比他们大得多了。
举个例子像郑克西同志要调到上海去搞创作，他从来都是找仲宇谈，至于苏主任的意见究竟如何，那实际上是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的。
我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党内对于非员工作的看法上的宗派主义观点：
大概是五六年的春天或五五年秋天，总之那时处在肃反的后期。郑克西同志和我谈话时说：“你应当有这种思想准备，今后一切思想战线上的工作，非党同志是不能担任领导的……”
（这话是在资料室谈的，声音很大，我希望还有别的人也会听见，以证明他是实实在在的。）
我当时为他的话感到十分地寒心。这寒心决不是出于为了我不能够在文联取得一个小小的领导地位“如执行编委之类”。我所感到的寒心的是，文联党内（我相信这句话不是出于克西的创造，而代表着文联支部内当时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的）对于党和非党的工作安排竟然会存在这样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宗派主义的观点。——难道党，伟大光荣的共产党，真的会这样隘窄如克西所说么？难道说今后一切思想工作真的非要党员担任一个领导才算好么？当一九五五年时我就根本不会相信这种看法的。自然今天更加认识了这句话的性质了！但我相信，当时持有这种观点的恐怕不是克西一个人，只是克西还直爽些，便把他作为“打通思想”的一个党的原则来向我说服罢了！
三、文联党组织的狭隘，缺乏兼容并包，从六亿人口出发的气派和认识——实际上影响着整个省文联的工作，形成了对一部分人的冷淡以至排斥，同时阻挠着文联放手展开工作。
文联党支部的观点和作风，实际上是支配着和决定着整个省文联的工作路线和作风的。由于党内存在着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对于一部分在旧社会工作过的人，不能从发挥积极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观点去团结他们；因此在更多的时间里是排斥所谓旧知识分子和旧文艺工作者；
文联的党支部所依靠的几个实际上政治思想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这几个青年时常存在着个人的某些打算，他们并不能够真正周密而冷静地考虑一下文联的工作，顶多只能灵感式的忽然提出几句意见（有时这些意见也存在很大的片面性）；文联党组织依靠这几句灵感式的意见办事的时候，怎么会作得确当而正确呢？例如文联的工作路线，以文学为主之类的提法，是违反文联章程的原则性问题，文联章程就如宪法之为全国人民行动的原则一样，是文联工作的准绳，但有些党员同志却认为那仅仅是形式，他的意见好像是万能的。什么文联章程他是不管的——因为作为文联会员，他并没有看过那东西，不知道文联是文学、音乐、戏剧、美术、舞蹈工作者们之所“联”，而非文学之联，要改为文学之联，只有会员大会才有此权力的。
灵感式的、凭个人好恶和少数几个人的不成熟的意见办事，结果便是像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会议人选之为许多人所不满。
由于文联支部所信任的少数人其实不作或不大能作事；而不敢放手让有些人去作事的结果，——便不能不是：整个的文联都不大做事。
这样，太平是太平了，也省事了，文联几年来没有出过什么大的乱子——但是如果文联关上一个月的门，大概也不会有人发现或奇怪的。只要留一个“奔流”继续出下去。
四、对于仲宇同志的思想作风的意见：
所以要单独写一点关于仲宇同志的意见，是因为，他作为文联党支部的负责人员，有许多问题之产生，是由于他的思想作风。
仲宇同志的思想作风，依我看来是简单化、表面化加上一些粗暴。
根源在于学习不够，这个意见不仅是我的，（如果同志们没有提到或没有尖锐地提到的话，那么我要说明：）也是文联不少同志在背后常说的，也是党内的同志所常常提到的。
学习不够的结果是两个：
其一是把许多问题简单化。不够艰苦的人常常欺骗自己，认为许多事物其实“很简单”，仲宇同志就有这种毛病，其实他的知识是不多的（尤其在文艺方面），然而老仲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似乎承认了就丧失了威信，其实这种态度是更加丧失威信的。仲宇同志对许多政策问题不能体会精神实质，而时常从字面和条文去理解，对于来自耳旁的意见，也不大能辨别其正确与否；对于周围人也不大能够辨认其为真正的忠诚与否，（在这方面，他是喜欢小小的奉承的——在内心里）
作领导人的忌讳之一是有虚荣心理，可惜仲宇同志偏偏有这个弱点。他的容易脸红是内心秘密不由自主的泄露。
学习不够的第二个直接后果是粗暴。因为实际上没有足够的真理能说服人，而又必须维持自己的体面，于是便只有乞求于用党所赋予的权力（党给予这种权力是为了保障正确的政策之贯彻的），来粗暴地压服别人了。
这种压服对于党的利益和威信，实在是最有害的，他能够深深地伤害同志的感情和自信心。
我在这里诚恳地呼吁：仲宇同志必须学习！必须好好地学习。如果体会到党所赋予的责任是多么沉重的话，仲宇同志是应当用三十倍的努力来学习的。
五、文联的“墙”的厚度如何？
文联存在着一堵相当“厚”的墙。
这座墙是由文联党支部对于非党干部的三不：不信任、不放手、不尊重——同时也是由党外大部分干部的二缺：缺乏主人翁感，缺乏斗争性，对于生活中一些错误的事物作斗争——这是每个革命干部应具有的品质，所共同造成的。
文联党内外有墙：表现在当面极少提意见，背后窃窃私语十分多。
正因为当面的善意的批评机会太少，凡是背后听到的意见，便大都是尖刻的很难听的。
党内外有墙，党内也有墙。栾星同志和克西、南丁同志之间，和仲宇同志之间；仲宇同志和其它同志之间。
我试提供一个测验文联的墙是否拆除的方法：看看李贤儒同志是否能把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他说出了心里的真心话，文联的墙大概基本上是倒了。
我的意见基本上说完了。说基本上，是因为一封信里不可能全部说完，而且，我正在写一个散文，停顿了整整半天和一个晚上来写信，我的思想还有一半停顿在写作上。但是，在这封信里，我把最初想到的——大概是最主要的——都写了出来。
我不能回去参加整风，帮助党，更多地提出我的意见和看法来和你们争论，这是遗憾的事。但我深信，文联党支部的同志们，会像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当做的那样，勇敢地起来向自己每一点微小的错误与缺点展开斗争的。文联的每个同志，亦会本着爱党、爱社会主义的心愿，热诚而真挚地来帮助党开展整风的。
同志们，衷心地祝文联党支部整风胜利。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