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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执政党就有官僚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 唐若萦 胡仁生 蒋济良 王福沛 何世芬 张绍鸿
1957.05.00

“只要有执政党存在就会有官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唐若萦）

“党委制在过去是必要的，现在却不然了。因为共产党是个执政党，一切重大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一切功劳也都归功于党，而作为他的成员和各级领导人员成为光荣的表现形态。现今社会条件下，经济的全民掌握表现为执行党的掌握，而具体是党委和个别党员的领导所体现。”“由于是领导力量，一切大权直接掌握于党委和个别党员，……群众是能够批评它，而他可以检讨，作了检讨就完了。群众一般对党员尤其是领导人员没有制约力。”“现今一切按照党员而不是工人阶级意志办事。由于生产资料国有化，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在掌握了经济力量和政权条件下实行党委制或者首长（党员）独断，冲洗了群众在历史发展上的作用，使群众很难制约社会的一切活动，党员紧紧把握住生产物质条件，社会的主人实质上是党员而不是人民大众。”因此他要求取消党的领导，说什么“应该是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政权也应该属于人民”。他要求“党政分立”，“经济与政治割断联系”。因为“党委的领导在企业活动上表现为党员的领导……容易造成超出思想和政治领导而具有一切特权”。

“‘三害’产生的条件是在现社会当上领导后，即掌握一定的政治经济力量，而就是有‘三害’的物质条件，使得有可能表现出来。‘三害’的产生是由于党员领导者享有特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胡仁生）

“党的‘宗派主义’是在革命反对反革命的斗争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蒋济良）

“在阶级斗争时期，人民为三大敌人压得窒息，因此为了共同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十分缓和，人民服从贫困，民主范围狭小，人民不但接受，而且出于情愿。但是在目前敌人已经打垮，人民虽然被解放了，然而人民的利益在相当程度相当范围内受到‘三害’（其实何止‘三害’）侵犯，倘使不解决这些矛盾，人民的不满，将比武装敌人的攻击的威胁大至千倍万倍，因为党再没有力量反抗了。”（中国人民大学 大字报）

“党、团、群之划分，是产生宗派主义的根源之一。由于领导的文化程度低，来领导文化程度高的，就会产生宗派。如果高的领导低的，就没有问题了，低的领导高的，被领导就不服气。（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学生　王福沛）

“分配不合理使人滋长向上爬，升官发财的思想。党为了保证干部质量就要尽量使用党员，于是就引起人们把入党看成晋升的手段，入党客观上也成了晋升的必然步骤。因之掌握权力的党员就无形中有了特权。加上旧思想残余就可能利用权力地位扩充势力排除异己。群众不敢提意见，无疑与自身利害有关想往上爬，起码要保护自己的地位。这样就发展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裙带式的形成与宗派主义总是有关的，这一切直接间接地扩大了官僚机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生　何世芬）

“党有特权思想，在政治、物质、生活上都有，成一种风气或工作路线。党和群众矛盾很大。党是宗派主义产生的根源。等级制度与特权思想，我觉得是今天社会的两大污点，是一切不合理现象的源泉，而特权思想又和宗派主义密切相关。党远远脱离了人民，尤其农民，已对共产党抱极大不满，甚至义愤，因之，觉得共产党已经得病，做一个群众，要向党提出忠告，共产党啊！你应当记取国民党的教训，以国民党为前车之鉴，要警惕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资料员 张绍鸿）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