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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大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若干材料
北京大学 “五月”编辑部
1957.07.00
序言
第一部份 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活动史
一、这个反动小集团是如何产生的
二、作为这个小集团核心的一个骨干集团
三、这个骨干集团的各种复杂的、疯狂的和恶毒的活动，以及右派分子的秘密联系
四、这个小集团的反动性质以及它是作为哪一个阶级的代表而出现的
五、“百花学社”的分崩离析。若干分子的顽固抗拒和掩护退却以及秘密活动的继续
第二部份 一些“百花学社”骨干集团分子的材料
结语
序言
整风运动以来，我校的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右派分子，他们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叫嚣，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对我们的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发起了疯狂的攻击。广大同学一开始就给予了这种种反动言行以愤怒的反击。当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等社论以后，我校更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声讨右派分子的运动。由于我校右派分子大部分都在“百花学社”和“广场”，的名义下，集结为一个骨干集团，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和宣传中心。因而，我校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也就主要针对着这一反动中心。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由于不明真相，对这些右派分子的认识还有些模糊，相信他们“心地善良”，“赞赏”他们“打破教条陈规”和敢于“独立思考”的“勇敢精神”，甚至真的把他们当作是无辜而善良的羔羊。这些同学疑惑：有些右派分子是否真如大家批判他的那样坏？是否是人们把他们丑化了？“百花学社”到底是学术团体还是政治性的反动小集团？
为了有助于同学们对“百花学社”及集结于“百花学社”的右派分子有个清楚的认识，我们编了这份材料。我们叙述了“百花学社”成立和变化的历史，指出“百花学社”的反动性质及其主要活动。由于这一骨干集团的成员各有其特点，所以我们同时又为这些人物写了简史，汇编了他们的主要言论，并且加了一些按语。从这些比较公开活动的右派分子的一些公开的言行中，我们便可清楚的看出这一骨干集团的明显的政治性质，他们的用意和企图；便会明白：阶级斗争、阶级立场等等问题，都是客观存在的严重问题。
同时，这样一个汇集，可以提供一些材料，帮助以前对右派分子言论关心较少，或只知道一些片断的同学，多少能看到一个全貌。从而，能把一个右派分子的全部言行联系起来看，能把这一右派分子和那一右派分子的言行联系起来看，能把校内右派分子的言行和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言行联系起来看。联系地看问题，就容易剥开假饰的外表，而把握本质的东西。
第一部份 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活动史
一、这个反动小集团是如何产生的
5月20日，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出现。受到广大同学驳斥后，便有“自由论坛”(陈奉孝主持，曾出过“肃反”问题的专辑，详情暂略。)来和谭天荣联系。于是“谭天荣办公室”出现了(陈奉孝为办公室主任，并出布告，规定办公时间，以及在未名湖畔接见同学等等)，“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也出现了。
在论辩过程中，谭天荣与张景中等结成了朋友，加上陈奉孝的组织联络，在“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筹备下，便于5月29日开“百花学社”的成立大会。会上有六个发起人(谭天荣、张景中、杨路、陈奉孝、王国乡、龙英华)的发言。组织名称也有各种提议，后经张景中确定为“百花学社”。在发起人的发言中，均强调他们关心的共同问题是政治问题和哲学问题，强调要怀疑社会主义和党的方针，强调“变革”，也强调要办一个刊物发行全国。王国乡的发言专门谈到这一问题，指出校刊、广播台的倾向与他们不同，要办自己的刊物，第一期搞大字报集子。从这些发言中，可以看出他们组织“百花学社”的反动政治目的。在发言之后，就登记社员，分组讨论。
过一天就有第二次会议。会后(31日)发表了“百花学社”的“宣言”，宣称“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为“百花学社”中之一派。他们再三宣布社的组织原则是既无领导者又无被领导者，个人活动，社不负责，这样大大地便于谭天荣他们的骨干集团利用社的名义大肆活动，别人无法干涉。
二、作为这一小集团核心的一个骨干集团
百花学社的社员名单掌握在谭天荣手中。但是从他们的活动看来，组织和控制着百花学社的主要是下列骨干分子：谭天荣、张景中、杨路、刘奇弟、王国乡、陈奉孝、龙英华，叶于生等。实际上的百花学社，就归结为这些骨干分子的活动。百花学社的性质是由这些骨干分子的言行所决定的。其他社员中有一部分，或者惑于该社的表面上的学术性质而参加，或者惑于“真理”、绝对民主、绝对自由等口号而参加，有的更只是为了新奇而参加。他们除参加两次会议外，在社里并不起作用，不过是那些骨干分子的一项“群众”资本而已。
三、这个骨干集团的各种复杂的疯狂的和恶毒的活动；以及右派分子的秘密联系
这一骨干集团，除了分别以最活跃的姿态贴大字报、演说、参加辩论外，还进行了许多较大型的活动。
(一)龙英华曾以“百花学社”为名召开“哲学讲座”两次。而陈奉孝等人则陆续接待了外校来的数十批人，商量什么，不得而知。
他们还制造大字报的高潮(如叶于生)，他们反对学生会、校刊、广播台，企图这一切都由他们来掌握。
(二)他们不仅在校内进行活动，而且到校外活动。“广场”编辑部在“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中承认：“在这运动中产生的“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派人到北京各大学进行宣传活动。”他们不仅进行宣传活动，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他们还进行组织活动(在北京有的高等学校里已经发展了所谓“百花学社”的“社员”)。他们企图把所谓“运动”推行到全国去(上述“纪事”也说：“有些同学正在积极工作，可把运动推广到全国去。”)
他们到处寄发宣传品。如谭天荣到处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到天津去时也带了大量宣传品。特别是他们收集了一些反动文章编成所谓“北大民主接力棒”，广泛的寄到全国各大学。它的内容充满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意诬蔑和攻击，扰乱了别校的整风运动，也损害了北京大学的光荣校誉。“接力棒”包括的文章，有“我的忧虑的呼吁”(叶于生)、“百花学社宣言”、“是时候了”(张元勋、沈泽宜)“白毛女伸冤”(刘奇弟)“胡风决不是反革命”(刘奇弟)“一株毒草”(谭天荣)“怎么办”(匿名)等文章。他们带到天津去的也大致是这些宣传品。张景中曾否认“接力棒”是“百花学社”搞的，但谭天荣却在6月27日的批判谭天荣大会上明白承认“接力棒”的第一棒是他们发出的。
(三)他们一方面到北京各大学及全国各大学活动，另方面与人民大学的右派分子林希翎有着密切来往。刘奇弟、崔德甫、王国乡、叶于生等人都经常往访林希翎，而林希翎，又和右派分子谭惕吾、黄绍竑等有着联系。这是一条十分值得注意的线索。右派分子打算在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中找同盟军，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
(四)“天津之行。
张元勋说：“到天津去宣传是‘百花学社’组织的，行动是秘密的，因为怕党委‘捣乱’，行动有良好的组织性，会上领导者之一王国乡即拿出印好的传单。叫沈泽宜去天津是为了朗诵‘是时候了’，因为此诗已在南开流传，我没有去是因为要准备出版‘广场’。我们是分工合作，相互支持的。”
六月二日他们组织了六人小组，冒充“北大访问团”到天津去点火，发动所谓“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事先，他们印了宣传品，包括“白毛女伸冤”，“胡风绝不是革命”、“一株毒草”以及“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等文章，谭天荣在6月27日的会上说这就是“民主接力棒”的第一棒。他们到天津散布谬论，传授捣乱伎俩，进行了一些阴谋活动。
先后到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学院等高校进行了活动，前后约一星期。在那里他们重复了他们在北大发表的谬论。
到天津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其主要活动之一是吸收基本群众，争取中间群众，准备在天津扎根，运动过后，作长期的斗争。在天大曾物色了些对象，其中之一机四王大奇在北大批判谭天荣大会上说：
“6月2日，谭天荣和我说道：‘论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一文，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同时，还说了一些认为确实而不可随便乱说的话：……(按：其实都是一些他们所任意捏造，然而到处散布的谣言。谣言内容和叶于生‘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的内容大致相同。)……另一个同学和我说，现在是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它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争取民主。这个运动应该由‘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来领导。在这个运动中，学校是用大字报，工厂农村则应该是拿刀子的问题……。”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活动的一般情况。
天津师院数四“争鸣小组”是他们物色到的一大对象，6月3日晚，谭天荣、刘奇弟之流召集“争鸣小组”若干人员开秘密会议，总结当天下午开大会的教训，刘说：我们所以未能随心所欲，是因为会议由学生会掌握，非先搞垮学生会不可。谭说：且慢，我们还是暂且利用学生会，等我们走后再搞垮也不迟。以后布置了第二天的战斗。四日下午的辩论会按其布署，“争鸣小组”掌握了会场，但后来在同学们的反对下又告失败。
会后他们又召开了秘密会议，谭刘等怂恿“争鸣小组”组织代表团，那怕每班一个也好，到北京向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去请愿控告，并搧动“争鸣小组”和他们一起来北京。
五日他们在天津师院又开了一个小型漫谈会，进行了所谓争取基本群众的工作，但“争鸣小组”组员之一揭露了三日夜间的秘密会议，他们在天津站不住脚了。
天津之行的活动有二：①公开演讲以搧动群众；②秘密活动，发展组织，搞颠复活动。这时他们另一些人正在北大搞“广场”的出版工作。
(五)“广场”
谭天荣6月11日给“广场”主编张元勋的信上说：“当我们去天津以后，全部领导权却不明不白地转移，甚至刘奇弟参加编委会都受到无理的阻挠。我真不懂叶于生、梁次平之流凭什么拒绝我们，我们本来就是主人”。很明显他们这种矛盾其实不过是像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矛盾而已。谭、刘以及杨路都参加了“广场”的实际工作。
6月5日“广场”临时编委会宣布成立。这正是“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一文中所说的“在‘自由论坛’和‘百花坛’的基础上”出现的“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同人刊物，”是“这次民主运动中新生的鲜花。”“自由论坛”是“百花学社”发起人之一陈奉孝主办的。出过几期大字报，还曾出“肃反专号”。后出油印小报，一期专门为林希翎的言行辩护，是一个十足的反动小报。“百花坛”是“百花学社”大将刘奇弟主编的一个反动小报，崔德甫、刘奇弟常在这里写文章，发表反动言论。如“百花坛”第二期“好一个聪明人”叫嚣“好一个聪明人，昨天斗那群无辜者，气势多么凶，今天轮到你头上，却要细雨又和风。”在另一期中利用卑鄙的手段，写了一篇‘驳丁尔纲’，大力为林希翎的反动谬论辩护。
同日贴出了煽动性的大字报“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里边说“广场是民主墙的产儿，是五一九运动的产儿，是同学自己畅所欲言的园地，但是广场在难产中，”“校方也不给任何支持”。要求同学捐款，贷款。倒也有寥寥几人去凑热闹。但究竟多少人捐款，捐了多少，都一直保守秘密。他们到处扬言有一同学捐款400元。关于谁捐的，他们有人说是西语系的，而又有人说是生物系的。竟然将‘大庭广众’下的捐款也视之秘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使我们想起张景中的话：“经费问题……其他办法我们是要用的，但只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
关于经费问题他们曾进行了一次阴谋活动，并几乎得逞。龙英华出面找马寅初校长，伪称党委同意拨款帮助他们办一刊物，马老误以为是学生会的干部，答应给500元。在他们高兴之余马老发现是“百花学社”搞的骗局，收回成命。这一打击非同小可，更加促进了他们将“百花学社”和“广场”的关系隐敝起来。
早在5月20日谭天荣的‘一株毒草’以及22日‘自由论坛’陈奉孝的声明中都提到办一个刊物的问题。5月29日下午在林希翎的宿舍王国乡、崔德甫等人，又一次的商讨了刊物问题。王国乡说“要斗争到底没有自己的刊物不行，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而运动是短期的。”同时据他们说，他们走到了前头，是点火人，他们要“好好领导运动”“启发群众”“攻克思想僵死堡垒”等等。林希翎说这是“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正如另一编委叶于生在另一地方说他们的刊物要像列宁的“火星报”一样。这就是说，“问题在于动手，在于发动群众，”“工作方法应不断改变，不应老是搞运动”(张景中)。发动群众组织“百万大军”以达到“现阶段社会质的变革”，这就是“广场”所想要达到的。
在这次会议上还谈到编委问题，林希翎做了原则性的指示：“谭天荣、刘奇弟不行了，没威信了，要多发现一些隐名能人”。于是“隐名能人”的张元勋，沈泽宜被选中了。而正是这里埋下了前面提到的矛盾。谭天荣在其6月28日“快刀斩乱麻”中说‘有些编委们，总觉得我们的大字报，我们的辩论会，我们成立‘百花学社’，特别是我们‘天津之行’，已经使我们失去了群众基础。为了挽回这种局面，他们愿意出面创办‘广场’，一旦‘广场’巩固了以后，他们就退出来让给我们这些冒失鬼，对于这种见义勇为的举动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我是不大欣赏的”。看来谭天荣比他的“女英雄”还差一手。
实际上“广场”的编委有两套，公开的和秘密的。由前引谭给张的信中知道谭是主人，而张沈二人不过是傀儡。(沈泽宜说“广场”第一期的文章他和张元勋都是不同意的，但“百花学社”既经定稿，他们无能为力。)公布的编委中有五个公开的“百花社员”，而实际上秘密参加编辑工作正是“百花社”的核心人员如谭天荣、刘奇弟、杨路等。谭天荣曾在前信中指示张元勋“在以后的各期‘广场’中刊载刘奇弟、杨路和我的作品。这期的内容没有我们的作品，我不能忍受”。
谭天荣本来是应该忍受的，“广场”要冒充北大同学的刊物，当然要伪装一下。我们且看一下广场未刊出的“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对“一株毒草”的看法：“‘一株毒草’的作者在这里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就明白了“广场”的倾向性，同时也知道了这种伪装并不高明。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奇弟知道“广场”的经费是秘密不能告人的，为什么张元勋等“控诉”工人时，却要谭、刘出面去借扩音器。其实，“广场”第一期正是在百花社员们的努力下用自己的油印机印出的。
当人民日报指出“百花学社”为反动小集团后，谭天荣、张景中之流矢口否认“百花社”和“广场”有关系，这是无济于事的。
“广场”的第一期在未出版前目录更改多次，发刊辞屡加修改，并改头换面，以“民主墙选集”的名义出版，但直到印好订好后还撕去了“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一文，企图隐瞒“广场”和“百花学社”的关系，并掩盖其反社会主义的气焰。但即便从其发行的第一期来看，反动的性质也是十分明显的。在它“写在前面的话”中说“我们广场将着重发表揭露和‘非正统’的作品……，这个集子表现了广场的‘倾向性’”。‘广场’第一期的文章中确实表明了它的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强烈倾向性。只要翻一下就嗅得出来，无怪有同学已将它付之一炬。
“广场”原来的发刊辞中说：“这个运动已远远的超出了党内整风的范围，而具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与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与否定，对现代的一些论点要重新估计，评价与探索………”。他们早已看到了这个运动已超出整风范围，他们的觉悟是高的。但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的觉悟，正是这种没落阶级的立场，使他们发晕了，高兴得过早了。又说：“我们的广场矛头指向阳光下的黑暗，我们的广场又是火葬场”。其实这正是说，他们——黑暗势力要向阳光进行攻击，结果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火葬场。
从“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的一些看法中我们更明白看到了他们的倾向性。看吧！“是时候了”是“首激情的充满了战斗气息的诗，鼓舞了人们的情绪”。(这就是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誓言)，而刘奇弟的反动的“白毛女申冤”是“用北大确切事实说明了‘我的冤像白毛女’”(刘奇弟是被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他向谁伸冤呢？)谭天荣的‘一株毒草’“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对他们说来，现在是“教条主义的统治。”)此外，还有对林希翎的吹捧以及对胡风是否反革命的争辩的片面报导，对“谈谈”的反动言论的赞许，对广大同学的诬蔑等等，不一而足。更奇怪的是他说“北大同学为使南开同学明白真像，于6月2日组成了访问团到南开去了”。这正如他们宣布“广场”是北大同学的刊物一样又在无耻地撒谎。他们只是北大的败类。他们把现在的社会描写成是“压抑着青年的一切戒律、禁忌、偶像、教条，……笼罩在青年生活中的沉滞呆板，相互不信任，冷淡，唯唯诺诺……”认为他们这次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是“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幌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这正是“百花学社”的政治纲领。他们就是这样先把我们的社会诬蔑为漆黑一团，企图混乱人们的思想，以便于他们的进攻。
6月22日“广场”编委会在广大同学反右派的声浪中宣布解散。但这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法，他们并没有停止活动。这正是工作方式的改变，如其喽啰黄友钊所说，他们当前的任务是转入“书斋斗争”，就是说要由公开斗争转入秘密斗争了。
(六)在谈到这一骨干集团时，应该附带提一提下列三位人物：李燕生、崔德甫、陈爱文。
据消息，李燕生也是百花学社社员(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并且是所谓中国匹克威克社的社长(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组织)。他公开的文章并不多，但活动却很频繁。在人们与谭天荣的第一次辩论会上喊出“不要谈政治”口号的就是他，撕“五月”快报(该快报号召展开反右派斗争)的也就是他。他还参加“广场”的编辑工作，“广场”第一期的原来目录中有他好几篇文章。据最近消息证明，刻印“北大民主接力棒”的人，正是李燕生。
崔德甫，虽未明白参加“百花学社”，但在“百花坛”上公开发表过贺信，实际上也是核心人物之一。也为“广场”编委。下面将再作介绍。
陈爱文，为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林希翎来北大的第二天早晨的一个辩论会上，他声称林希翎是他带来的。并摆出一付公正客观的面孔，说明林希翎的到来纯属偶然，而林希翎的发言更属偶然。但由于他用来证明林希翎发言是偶然的论证(林希翎事先把谭副检察长的材料说给崔德甫听了，如果她自己要发言，她何必还要说给崔德甫听呢？)实在牵强，似有意制造，当时便有人怀疑。之后，陈爱文积极为刘奇弟在“肃反”时的反革命罪行辩护，虽然他毫无根据，却张贴大字报，出席辩论。此外，他还到处在大字报上加批。如，在一张责问龙英华为什么说共青团员是三青团员的大字报上，他批着：“他(指龙英华)说的是‘部分’，你们何必紧张？”
四、这个小集团的反动性质及它是作为哪一个阶级的代表而出现的
根据“百花学社”的骨干集团组织“百花学社”的反动目的(从他们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的发言可以看出)，根据他们的一系列政治、组织、宣传活动，以及骨干分子的言行(见后)，足以看出这一骨干集团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丑恶面目。一方面，他们疯狂的仇视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仇视我们的现实生活；他们恶毒的攻击我们的“肃反”运动；他们诋毁马克思主义和咒骂我们的各级领导人员；他们散布大量反动宣传品；另一方面，他们筹备出版机构，出版刊物；他们企图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开辟他们活动的据点，发展他们的组织；他们想一切办法扩大他们的影响……。因而，无可怀疑，“百花学社”决不是什么一般的学术团体，虽然他们也曾以惊人的狂妄和无知大谈学术问题，但也不过是为了掩护他们的政治目的或作为达到政治目的一种工具。(就是谭天荣，在5月24日的辩论会上也曾说，他们特别关心政治问题，并承认“黑格尔—恩格斯学派”里面，包括有别有用心的人，甚至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分子。)因此，百花学社肯定是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反动小集团。这个小集团虽然规模不大、寿命短促，但它的出现并非是偶然的。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结果就是私有制的永远消灭。而这个小集团的全部活动则正是企图抗拒这一历史进程的。因此，这个小集团的实质，乃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右派集团。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大学中的一个主要据点。
五、“百花学社”的“分崩离折”骨干分子的顽固抗拒、掩护退却以及秘密活动的继续
“百花学社”骨干集团的这一系列反动言行，一直遭到广大同学的反击。他们内部也有争权夺利的矛盾。首先是龙英华声称说，本来要开除谭天荣出社，后又决定留社“教育”。谁知6月12日谭天荣、刘奇弟却声明退社：“由于意见不合”。大概是他们看看“百花学社”的空架子不太中用，或者是要“转入书斋斗争”(黄友钊语)的缘故吧。但是张景中、杨路等三人又联合发表了一个告社员书，企图将“百花学社”重加整顿，宣布要讨论一些政治问题。接着是人民日报6月21日发表新华社消息中指出“百花学社”系反动小集团。张景中见报即指责人民日报捏造事实。但他的言论，当场受到广大同学的驳斥。再就有陈实等部分社员开会讨论，认为“百花学社”为反动小集团，决议谴责“百花学社”中的右派反动分子，表明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并宣布退出百花学社。
在广大同学的声讨之下，百花学社垮了，“广场”编辑部也宣布解散。但是，他们的活动仍在进行。据消息说，在昆明湖上，在还未住人的31斋中，曾见有一部分骨干集团分子聚会。同时，这些右派分子，到目前为止，也根本没有交待出任何问题。而谭天荣、杨路等人，更是继续疯狂的出大字报，进行顽抗。
第二部分 一些“百花学社”骨干集团分子的材料
谭天荣
本校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整风运动前，就曾作“叛徒的宣言”、“绝交书”、“两点论”、“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等文，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攻击。与人谈话、辩论时，态度均十分横蛮和高傲。整风开始后，即贴出大字报“一株毒草”。随后组织“黑格尔——恩格斯学派”，接着又组织“百花学社”。他不去上课，而到处演说、辩论、出大字报。他把他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到处寄发，并且到天津活动。从天津回来后，他又继续进行对党中央和社会主义的谩骂和攻击。他还自动地为右派分子林希翎辩护。为了给“广场”所召开的报告会(谈“广场”部分编委“在印刷厂被斗经过”)借扩音器，他甚至与刘奇弟跳窗进入播音室。据播音室工友陈玉良说，谭天荣还打了他。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等社论后，他又疯狂的攻击人民日报。在全校批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会以后，他毫无悔改之意，继续发表反动言论，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1957年6月29日团委会决定将谭天荣清洗出团。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做新颖观点)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无耻的李政道、杨振宇剥夺了物理学的最后一点光彩，……”(一株毒草)。
“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和常识方面存在着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几句人情话)。
“我说过毛泽东思想是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稳定的、缓慢的然而是切实的过渡，我说过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革命者我是敬爱的，但他对辩证法最多也只是一个半通，我说过康生与邓小平的报告充满了保守的自满情绪，我说过胡耀邦的思想十分混乱和空虚，我说过党中央的某些历史分析中表现得过分愚蠢，在我看来，他们的理论水平实在不高……”(救救心灵)。
按：这三段话不但疯狂的攻击了党和整个哲学、科学，而且已清楚表明谭天荣的高傲和狂妄。这类例子实在太多，不能尽举。他曾有一个“两点论”计划大纲，里面包括了哲学、文学、数学、物理、生物、时事政策……一直到针炙和太极拳。另外，他曾宣布要写出许多论文，其中有些这样的题目：“中国革命过程的历史分析”、“青年运动过程的历史分析”、“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世界思想意识形态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哲学发展过程的历史分析”……。他越是无知就越是狂妄。他的无知，已被大家揭穿。他根本不懂黑格尔和恩格斯，也没有读过几本他们的书，甚至连哲学基本知识都缺乏。关于物理学，如黄昆教授所说，他不过还是物理系二年级的水平。由于他的根本无知，他便最随意的否定一切。但是他要把自己装成很有学问的样子，以便有利于达到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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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以为石幼珊是一个诚实的人，在这次运动表现得像一个十足的说谎狂”。(救救心灵)
“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一株毒草)
按：谭天荣对任何人都加攻击，都加“否定”，从爱因斯坦、艾思奇、一直到石幼珊、三好学生。他说我们的社会“造成对一切不懂得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其实，仇恨一切的不是别人，正是谭天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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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要发生以下三件事中的一件：
1．我写出我现在想到的一切，然后自杀；
2．我放火烧掉一所房子或杀死任何一个人，让人们审判我；
3．让我见到毛泽东同志本人”。(给党委的信)
按：像谭天荣这样的人，各种手段都会用，无赖要挟也是其中的一种。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搞得你天下大乱，然后他可以趁机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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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切的交谈和沈默的支持……”。(救救心灵)
“支持我的信要写成大字报可以贴满北大每一块墙，不过这样做多乏味”。(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按：显然，谭天荣颇有点陶醉了。甚至当大家起来批判他时，他还在陶醉。唯心主义使得他头脑真的有些糊里糊涂了。这种陶醉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的“心灵”所必需的吧。然而，如果连沉默也都被算成是支持，那末，支持不就是太多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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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一株毒草)
“现在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是绝对无知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是马克思主义的严重歪曲”。(4月18日课堂讨论会上的发言)
按：谭天荣的哲学是为他的政治服务的。他赞美恩格斯，却认为恩格斯死后是形而上学的绝对统治。一切国际帝国主义者都疯狂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谭天荣打着恩格斯的招牌，也正是为了把列宁主义说成是教条主义。他说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无知，这并非说他真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同情或信奉，而是表示他要求党放弃领导，这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的反党言论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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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现在有三种力量社会力量已经形成了一支可怕的的百万大军。
①认识了历史必然性的战士们
②那些树叶一样被蹂躏的人们
③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反人民的魔鬼们
这支大军在为自己开辟道路；谁要是阻挠，就是毁灭，一丝一毫也不差的毁灭，……”。(几句人情话)
按：这段话的阶级斗争性质十分显明，他明白宣布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企图乘整风机会向无产阶级专政疯狂进攻。这也表明了谭天荣他们是十分注意对形势进行分析的。但是后一段话是错误的：一丝一毫不差被毁灭的，不会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列车，是谁也阻拦不了的。当然，谭天荣说出这句话也是“合理的”。一切没落垂死阶级的代表都梦想自己会胜利，而历史却规定他们要死亡，于是，他们便不能或不愿看到现实的真实情况，它们便要歪曲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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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研究的是‘三害’的根源，历史走向何方”，“毫无保留的拥护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对其他一切都要探讨和怀疑……”，“反对的不是执行方针的人，而是方针本身，……不能仅仅停留在批评个别人身上”。(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按：历史走向共产主义。可是谭天荣不满意这个方向，他要寻求另外的方向，并且梦想阻止历史走向共产主义，于是他宣称除了公有制以外对其他一切都要怀疑(这样的公有制，实际上成了空话)，他宣称要反对的是方针本身……。他们在“整风”中到底要干些什么，难道还不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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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重新探讨一下过去的成绩和缺点，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
“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两支大军在不同领域内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北大的学生运动不过是一次世界规模的民主运动的序曲而已。全世界注视着中国，中国注视着青年学生，青年学生注视着我们北京大学，所以我们没有权利放松自己的战斗”。(几句人情话)
“我们现在正处在各种发展的质变阶段。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又一株毒草)
按：整风运动开始后，有些右派分子的头脑就发热了。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他们以为这下子一切都要反过来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谈“重新”，不但谭天荣这样说，“广场”也这样说。在“广场”原发刊词中有这样的话：“这个运动……是具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与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与否定”，“一切……都重新沐浴”，清除掉一切垃圾，裁种下茂密的花木”，“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的把它打扫干净”，等等。这些右派分子，他们自以为是天下了不起的英雄，世界要赖他们来调整，“民主”“自由”“人道”要靠他们“重新”施于人间。他们没有发现(或是忘记了)，他们自己充当的是资产阶级的英雄。资产阶级是垂死没落的阶级，因此他们这些英雄只能为历史所抛弃。在我国，由于“民主”“自由”已经属于广大的人民，资产阶级进行剥削的“民主”被剥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自由”被消灭了。资产阶级的英雄当然不会甘心，他们想要“重新”取得那些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但是他们终于不能不发现”——如果他们还有点清醒的话——“如果他们不根本改变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们就将完全孤立，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换句话说，他们就将被抛出时代的列车以外”。(人民日报社论)
当然，他们还特别喜欢谈“质变”“变革”“复归”。他们要求的，是要我国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复归”。国际帝国主义和台湾国民党反动派也说共产主义世界面临变革(或是毁灭)，要“复归”了。这从不同地方发出两种叫喊不是完全一样吗？
谭天荣说，“为了说明一些从小积累的问题，我曾痛苦的思考过”。那么，看了上面几段话，我们可以明白谭天荣所思索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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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面前存在着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从‘中国青年’编辑们，直到我们的分支委，都是不堪忍受的庸俗愚蠢……”。(叛徒的宣言)
按：谭天荣得意的到处搬用着黑格尔的话：“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他不了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他也不想去了解，他只是想用这句话说明：在他看来是合理的，就要成为现实；在他看来是不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要使它消灭。这难道是辩证法吗？这不过是一种螂臂挡车的幻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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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1952年以后就开始了‘三害’分子对民主分子的专政”(在一次和哲学教研室的几位老师的讨论会上说的话)。
“现在的社会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三害分子的统治。民主分子是章伯钧，储安平等人”。(6月10日说的话)
“现在的世界是黑暗世界，……你们这些没落阶级竟还在作什么垂死的挣扎”。(6月12日对石幼珊说的)
按：在这里只要请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就够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正是1952年以后才开始的……。章伯钧、储安平是民主分子，我们的社会又是“三害”分子对民主分子的专政，那么，谁是“三害”分子，难道还不明白吗？谭天荣在这里最充分的表明自己是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表明他是在为资产阶级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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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立场’这术语已经成了人们理穷词尽用来搪塞一切的万能方笺”。“现在最可怕的偏见是：许多人以为听到了一向不习惯的话，就发一顿神经病，就算是站稳立场”(救救心灵)。
“……对于谭天荣，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两条道路，无论是海伦的爱情，还是凯撒的荣耀，也无论是卡尔文的火刑场还是希特勒的绞架，都不能把他从他已经选定的道路上拉开，幻想用现在这种廉价的义愤和单调的掌声影响他的情绪，说得客气一点，也至少是没有自知之明”(快刀斩乱麻)。
按：谭天荣一贯攻击“立场”。其实他仇视的只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他讨厌的只是人们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刻没有立场。谭天荣有自己的立场，他并且十分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后面一段话已说明了这一点。他一再表明自己的态度：“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就是他自己立场坚定的例子，他甚至还说：“……或者在肉体上把我毁灭，别的方法是没有的，懂吗？”这简直已经是至死不悟的态度了，还能说没有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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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理由对‘广场’的政治倾向表示忧虑，多少有才华的人没有进来，……我们应该加强战斗性，我们应该是……色彩鲜明的人。‘广场’……不能蜕化变质。”(给张元勋的信)
“所以，要害怕‘反对’，害怕‘付作用’，‘爱惜名声’，要保持威信，那么就干脆什么也别干。……随波逐流，是缺乏思想的人的本色，不应该在我们的人当中占有地位，在这方面，我有理由对广场的政治倾向感到忧虑。”(快刀斩乱麻)
按：谭天荣不但顽固地坚持他的反动立场，而且和另一些比较隐瞒的反动分子不同，他还要求“色彩鲜明”，即要求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不容许有一点动摇，甚至一点含糊、隐蔽，否则就不能留在他的集团里(“不应该在我们的人当中占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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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犯了许多错误，不过，也许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对这种错误的任何改正也许只会给你们带来更多的麻烦。……”(快刀斩乱麻)
按：这句话是说，他犯了错误，对我们有好处，他改正错误(注意：“这完全是另一种错误”)，对我们反而有坏处。就是说，谭天荣认为他和我们之间是利害根本对立的。这难道不又是一段“色彩鲜明”的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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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的‘三好学生’(或叫白疵，或者叫优秀生……)”。(一株毒草)
“青年干部僵化了，……就采取了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救救心灵)
按：谭天荣经常攻击我们“一般地禁止自己思维”，而吹嘘自己的独立思考。其实，思考总是在立场上思考的。违背了历史的必然去思考，是最不自由的思考。谭天荣说的话，自以为很新，其实却是陈旧不堪，有的甚至是死去多年的东西。
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最自由地思考。有人对此表示怀疑。这是由于他们不懂得社会发展史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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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站到理性法庭受审，如果不能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就得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理性成了度量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尺度”。(又一株毒草)
按：这句话是恩格斯说的。谭天荣经常喜欢不问历史条件的搬用一些话，以达到他的目的。上面的话，是说法国资产阶级革争时候的情况，应用于今天，则是历史性的错误。恩格斯紧接着就指出，那些所谓理性、正义、平等、自由都是资产阶级阶级性的表现。而我们则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来判断一切衡量一切。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决不可能受谭天荣资产阶级性质的理性的审判，因为它们的基础是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是最广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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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学习、工作和战斗，自从我在书本上认识了恩格斯，我便永远地战胜了意气消沉，如果我能够活下去，我便要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的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救救心灵)
按：我们引过这段话是为了说明，对于像谭天荣这样的人说的话，不能光看表面，不能不加分析。他们知道在我们社会，唯心论吃不开，便把自己说成是唯物论、辩证法，他们知道社会主义、共产党、毛主席得到广人民拥护，他们便在文章最后喊几声“万岁”，好像很坚决的样子。谭天荣还特别抱着恩格斯的名字。门面需要装璜，他也顾不得自己的观点如何和恩格斯截然相反。他说恩格斯教他怎样生活，那么，我们奇怪，为什么恩格斯就偏偏不教给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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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还是建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吧”，“救救心灵吧，不要在那封冒充北大同学的信上签名，因为那是最无耻的谎言”。(救救心灵)
按：谭天荣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许多“心灵”，和另外那些大说“人性”“良心”的人一样，也摆出一付慈悲的模样。但是，后来他露出了真实意图。他叫大家不要在致全国大学生公开信上签名。他怕自己的右派行为被揭发，怕自己散布的谎言被揭发，于是他把这封信叫做“最无耻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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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你们争取群众，一旦机会成熟，我们就要组织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学生会，你们这班人都给我下台”。(对团委书记石幼珊说的话)。
按：他们的确有政治野心，这句话已清楚说明。目前的斗争不单纯是激烈的思想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你们这班人都给我下台”。这句话和校外右派分子说的几乎一样。争取群众也是右派分子都有的打算，因为他们想与共产党抗衡。也许有个别分子会被他们争取过去吧，但广大群众他们却争取不去，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没落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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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为卢郁文所收到的匿名恐吓信所发表的社论，煽起了人的最卑劣的情绪，这和目前对某些所谓右派言论进行群起而攻之的做法，如希特勒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一样来转移这次整风的方向”。“现在的出版自由还不如资本主义社会……比希特勒的检查制度还要糟”。(6月15日在物四磁学班的会上说的话)
“现阶段反右派言论的斗争实际上是三害力量对民主力量的反攻，这是垂死力量的挣扎”。(6月10日说的)
按：我们展开了反右派的斗争，谭天荣当然很愤怒，他眼看自己的美梦要破灭了，于是他以公开的反对来抗拒。当然，别的一些右派，则采取别种方法，如“以进为退”“以退为进”等策略，来进行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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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则人民日报把卢郁文写信的没有留下姓名这一举动加以责难，是多么可笑的自欺欺人，写信人的顾虑可以用葛佩琦的遭遇来作充分说明，他们是不过不愿意在枪林弹雨中暴露自己而已。……‘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按：这段话，完全说明谭天荣的立场。如果不是反革命，有什么“在枪林弹雨中暴露自己”的问题。至于谭天荣说的“只许官家放火……”，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只许反社会主义言论“放”，不准广大人民起来批驳这种反社会主义言论。这和所谓“不准卫道者发言”、“再谈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就是教条主义”等话是同样的策略，同样恶毒的用意。一“大放大鸣”，他们就想用“卫道者”等等帽子来禁止广大人民发言，若是他们真的上了台执了政，那还了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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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按：谭天荣骂人民日报是没落阶级的垂死挣扎，其实正是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没落阶级的绝望和挣扎。这也是没落阶级常用的伎俩。例如戴佳珊说：“顽固派对非传统性的新事物、新思想一贯采取否定、侮蔑、谩骂的态度……”。其中把新生的力量说成是没落事物，企图借以逃脱自己注定死亡的命运。然而这是白费力气，死的总是要死的。而我们的社会却正是灿烂，正是年青。他们再叫也是没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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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这是一场最后的战斗，让真正的勇士们前进吧”！(这是为了反对三害)
按：谭天荣再三再四宣称这是战斗，高喊“红色的是火焰，白色的是剑”而杀了过来。这表示他们十分深刻的看到了目前的形势的严重性，自觉到这是场战斗。可是我们有些好心人，却相信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诬蔑，什么“杀气腾腾来势凶，血腥气味浓”等等。看了谭天荣的话，该惊醒了。这话告诉我们阶级斗争活生生地存在着，忘记不得。
刘奇弟
刘奇弟是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学生，思想一贯反动，在1955年肃反运动前后，假装疯颠，故意破坏校规，到新华门和民族学院去闹事，而且高呼反动口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肃反运动。在1955年9月，经北京市检察院批准，由公安局加以逮捕，在监狱中起初还想捣乱顽抗，破产后，只能坦白悔过。检察院念他年青，还在上大学，坦白又比较澈底，才免予刑事处分。今年五月，北大开展整风运动，刘奇弟假坦白、假悔过的面目完全暴露，就在出现大字报的第二天，急急忙忙地翻了翻胡风材料，马上起来为胡风喊冤，主编反动小报“百花坛”，组织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赴津煽动闹事，积极支持“广场”，要来作总务工作。后来，物理系肃反工作组公布了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刘奇弟反革命案的部份档案材料后，他进行演讲，抵赖和诬蔑我司法机关及学校领导。(顺便提一句：刘奇弟有独鸣的癖好，林希翎来时，独霸讲台。六月十六日开报告会，在通知上特别强调这一点，要求大家帮助维持秩序。)还准备向法院上诉。按这条路走下去，刘奇弟会走到哪里？刘奇弟自己清楚，当心点！刘奇弟！
现将刘奇弟为主要反动言论录在下面：
“党对我进行心理战，采用的是冷战战术。”“团委书记及肃反工作组同志是耍两面派，是阴谋家。”“团委书记是偏差干部，打击一些人的感情，和国民党的特务差不多。”
按：这是1955年刘奇弟对他接近同学说的。只有自己心里有鬼的人，才会感到别人在进行心理战。没有“根深蒂固反动思想”的人，决不会把团委书记骂得这样恶毒。
“1．仍然决心澈底整风，欢迎和支持民主运动。2．整风缩手缩脚，勿视民主要求。3．物极必反，大开杀手。”(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
按：这是刘奇弟对党将采取的政策和步骤的估计。第一点为了应酬。第二点折衷。第三点是诬蔑和挑衅。可能应该是现实的可能，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诡辩的可能。刘奇弟虽然马上补充：“那怕是1／10000的可能也罢”。这也不能改变它的实质。“大开杀手”，这决不可能。这种言论是诬蔑和挑衅。
从上面可见，刘奇弟处处是站在同党对立的立场上的，用词典中可以找到的最恶毒的字眼加到党及党的干部身上。高呼“打倒共产党！”书写反动标语：“命令处决一切共产党员。”“命令处决一切给共产党作狗腿的青年团员。”这不是反革命行为吗？
刘奇弟利用一切机会来诬蔑社会主义，他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只不过是由于现在没打仗才有的。”一见布票对折使用，马上说：“现在买布要用布票，而且要折半使用，棉花减产了，这就是农业合作化的结果。”再看下面吧。
“现在那个干部还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他还说了一大堆诬蔑攻击我国及苏联的领导同志的话)。“现在学校里设立人民助学金，所以大家也就拥护中国共产党。”“凡是拥护党和政府的人都是没有良心的，都是假的。”“现在的人没有人性了。”
“我现在发觉了有枪杆就有真理。”
按：这除了对党的仇视外，还反映了刘自己的人生观，在他看来，人们如同野兽一样的争权夺利，对金钱和权威，可以阿谀奉承，什么事却可以干，这正是刘奇弟自己画像。
“中苏条约和中美条约不相上下，苏援同美援都是从中国取得利益。……。”
按：我们中间有这种人，长着一颗右派的心，但是却装出一付公正客观的面孔，来迷惑人，刘奇弟这句话就是这样。(反苏也是右派分子反动言论的主要内容之一：因为他们知道中苏的伟大团结是帝国主义的最大威胁。)然而，有一些人却竟也欣赏这一些言论。他们虽没长一颗右派的心，但至少这颗心不太稳，不在左面，而在中间动荡。他们自认为清白，没有倾向性，没有使人讨厌的“立场”、“观点”、“方法”。一见刘奇弟说这句话，马上来称赞他，说他“公正”、“客观”，既没“亲苏”也没有“亲美”，刘奇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批“公正”、“客观”的人处处“公正”，“客观”，一见有人说谭天荣、刘奇弟打广播台工人陈玉良时马上出来说，这是一面之词。不把他们放在一个天平上就不“公正”、不“客观”，但是刘奇弟“控诉”时，他们又忘了这是一面之词，又相信了。在右派把李思敬画成一条蛇时，他们沉默着，甚至跟着骂几句“卫道者”。可是反右派斗争一开展，他们就出来“反对杀气腾腾”，主张“和风细雨”、“说理”，不要“人身攻击”。这些人是最讲究态度的，不过，这只是对我们讲究，对右派的任何态度，都十分欣赏的。对这些人，我们应大喝一声：朋友！冷静检查一下自己倒底站在什么立场上。对苏联我们就是要亲，我们是兄弟，为什么不相亲相爱呢？中苏条约和中美条约，苏援和美援、陈玉良和谭天荣、刘奇弟，这些对立物就不能放在一个天平上来称。这就是立场问题。我们不是深山的和尚，四大皆空，对什么东西都无所爱憎。我们应该有明显的爱，有明显的憎，这也是一个立场问题。至于否认苏联对我国的巨大援助，那不是别有用心，也至少是没有良心的话。
“人数是造出来的”。“我炸弹都准备好了来欢迎，他却不来了。”
按：第一句话是在大家热烈欢迎伏老时说的，第二句是在伏老第一次未来校后说的。有人会说：“这句话是闹着玩的。但是，刘奇弟“闹着玩”的话也实在太多了。每句话都是“闹着玩”，也无所谓“闹着玩”了。刘奇弟不但嘴吧上经常在“闹着玩”，而且实际行动上也经常“闹着玩”。说胡风不是反革命，到天津去，大约都是“闹着玩”吧！说“闹着玩”的朋友们，你们经常要我们从最大的善意去推测那些很不善的人，要我们有最善良的人性。是的，我们的确有最善良的人性，因为我们有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
* * *
“铁窗禁贤良，天昏地也暗；忠臣血撒地，鬼神俱哭泣”。“人啊！人啊！为何还不醒？风啊！风啊！为何今才整？”
按：这是刘奇弟写在“胡风绝不是反革命”这张大字报边上的二首诗。是谁的忠臣和贤良？是蒋介石的忠臣和贤良。是什么鬼神在哭泣？是已被镇压的恶霸地主、官僚资本家和反革命份子在哭泣。哭什么？哭那失去了的土地和已被没收的工厂，哭那已被推翻的蒋记王朝，哭自己的忠臣和贤良被捕法办。这种哭好不好？好，我们很喜欢听这种鬼神的哭。为什么“天昏地也暗”？不，窗外的旭日初升，万物沐浴在金黄色的阳光下，草木欣欣向荣地生长。就是对于一小撮人(包括刘奇弟)，确确实实“天昏地也暗”。我们还记得刚解放时，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而他们偏要唱“解放区的天是黄霉天”。两种人看来，有两种天，这是很自然的事。
最后应该提到，刘奇弟对胡风是充满了好感的，1955年肃反时，他写：“任命刘奇弟为人民总司令”、“人民党总书记，中华人民国主席”。而这个“以农民为主体，暂以蓝色为标志的中华人民国副主席”就是胡风。
* * *
“‘关于胡风革命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一部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毫无法律根据的书，把闲人聊天，侯宝林说相声的逻辑和推理搬引进法庭”。“控告只用一种新奇的‘演绎法，象‘推’几何定理一样‘推’成反革命的”。
按：这里刘奇弟说我们光有逻辑而没有事实，但“物四一小卒”(又叫“物四一小羊”)在5月26日大会上完全根据一套诡辩逻辑，来证明胡风不是反革命，刘奇弟却颇为欣赏。可见对于刘奇弟，重要的既不是事实(我们有事实，但对他不利，他就否认。)也不是逻辑，重要的是目的，就是要“处心积虑的跟党和人民政府捣乱”，的目的，为了这目的，什么东西可以用，就拿来用。
* * *
“这种行为并不是偶然干出来的，而是建立在我根深蒂固的反动思想上”。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对人民政府抱着怎样敌对的态度，我要站在法律的边缘，只要不犯法，我就采取一切手段，处心积虑的跟党和人民政府捣乱”。
“……我的罪恶意识要较我的具体罪行厉害几百倍”。(刘奇弟在1955年逮捕后的亲笔供词)。
按：逮捕后，刘起初积极捣乱。唱“光荣牺牲”以表示抗拒，打架、乱跑，教唆犯人脱下手铐，企图越狱潜逃。要他检查时，他却趁机发泄，诬蔑政府是法西斯，最后夺取警卫人员的手枪。为了惩罚这种严重违反监规的行为，即给他加带手铐，刘还想脱掉，以及撞墙自杀，但未成功。在这一切破产后，他在亲笔供词中写道：“我没法了，只好暂时丢掉死的念头，开始老实下来，并且还想想自己的问题”，因而表示“愿意接受政府的处分和教育改造，争取重作新人，将来回到社会上立功赎罪”。并比较彻底地交待了问题。在现在看来，这是在顽抗失败后被迫写的，不过，上面几句话也说出了一部份真理，在现在对刘奇弟还继续适用，当然还嫌不够。刘奇弟这种行为干下去，要走到哪里，刘奇弟有亲身体会，我们劝他当心。但这大约是废话，因为刘奇弟同班同学也曾这样劝过他，而他却回答：“没什么，若遇到反革命分子来拉我，我就参加好了”。
龙英华
龙英华是哲学系一年级学生，他在右派分子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展开的猖狂进攻中是一个有名的打手，他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一名澈头澈尾的右派分子，也可以说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龙英华在5月19日下午，利用党整风的机会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号召大家都来贴大字报，搞一个所谓“民主墙”，他的大字报成了右派进攻的动员令。龙英华的这种煽动行为绝不是偶然的，他有一个完整的打算，企图借此机会混水摸鱼。在这以后他发表许多大字报和批语，并到处演讲，参加反动组织，到处点火。
他在一系列的大字报，演讲中宣传了许多反动言论。他知道共产党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所以他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却尽了污蔑党的能事。有一次出现了一张具名为“特工训练班”的大字报，名字叫“学年论文”题目：“入党条件——培养人与人之间的残忍性”，对于这种赤裸裸的恶毒攻击，龙英华却称之为“共产党员的良药”，并说“‘凶犯手中的特务’！”“入党积极分子的镜子”，表示“欢迎这种良药”。另一次辩论会上他自己更放肆地大骂说“有些共青团员像三青团员”。龙英华就是这样地辱骂党团员的。
龙英华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十分不满，说什么宪法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合理，他主张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竞选，争取在人民代表大会取得多数。这些主张实际上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他也和社会上的野心家呼应，建议把现有的民主党派合并起来，组成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党。来和共产党形成对垒，这二个党平时各自独立……。他就是想这样把章伯钧罗隆基之流的野心家捧上台去。
龙英华接受并到处宣扬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观点，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经济危机理论都过时了”……，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这个口号“过时了”“脱离群众”等等。龙英华甚至无耻地称杜勒斯为同志，要请他来北大争鸣。这里就不难看出龙英华的叛徒的本质。
龙英华深切痛恨社会主义制度，企图利用整风的机会搞跨它。他首先攻击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我党的民主集中制，恶意地把我国目前的选举制度说成是“官选官”，把我国的委任制说成是“官派官”，他主张取消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他的这些主张实际上是鼓动无政府状态和偷运资产阶级民主的货色，反对宪法，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他还说现在我国有官僚阶层。又说三个主义是“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这也就是说，三个主义不是局部的、个别的错误或缺点，不是思想作风问题，那当然不能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解决，而要用像推翻三大敌人统治一样的狂风暴雨，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来解决。他号召推翻所谓“官僚阶层”，他宣称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伟大的五·一九运动”。他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了。
5月19日他第一个贴大字报煽动群众，以后他到处支持右派分子，鼓励他们起来活动。他一开始就称赞谭天荣的“一株毒草”说：“有好的无情攻击的一面”，马上称谭为“天才”“仁人志士”。后来刘奇弟出为胡风喊冤，他竟在马路上大叫“喊冤喊得好，要放肆地喊，放肆地说”。他还不满足于校内活动，他曾和谭天荣等约好一起去天津“发动群众”，结果只是因为谭天荣没有告诉他，才没有去成。以后他还想到工人、农民中间去点火。六月二日他到我校印刷厂去看了大字报，找到了“对象”，企图通过那位工人来煽动工人，以后他写了一封密信，说什么“工厂本来是大家的，但是你们并没有当家作主”，要他们向马校长请愿，还说“如果马校长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再想一个有力的办法吧！……”但是他的阴谋被工人们识破，遭到了可耻的失败。龙英华并不甘心于失败，他以后还是想活动，只是缺少机会罢了。
龙英华不但个人活动，而且串连反动分子组织反动小集团。一开始他就发起组织“爱智社”，号称五十年后在全国发展十万人……，以后又同谭天荣等发起组织“百花学社”。在反动分子筹办反动刊物“广场”时，他又出任编委。他的这些组织活动并不只是一些眼前的活动，他还有“远大的抱负”。在有一次党小组会上他说：“我曾想组织工人阶级第二党，只是条件不许可，所以才留在党内作斗争”。看来他的这些活动，当然是为他的党在做准备了。
龙英华是从理论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地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完全蜕化成为党的叛徒。根据全校的师生员工的要求，党已经把他清洗出去。现在龙英华还在利用二面派手法顽抗，但是人民是不会放过他的。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共产党员的良药！
半共产党员的眼中针——毒草！
“凶犯手中的特务”
入党积极分子的镜子！
一首有夸张的诗！
欢迎这种良药！”(评“学年论文”)
按：“学年论文”是署名为“特工训练班”的一张污蔑党的大字报，说什么入党要培养残忍性。这种议论与被杜勒斯赞扬的葛佩琦、王德周之流说的“党员六亲不认”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龙英华对这种议论的欢迎，是最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反党本性。
* * *
龙英华：我要骂你们团支部了！
团支委：我们有什么错误？
龙英华：你们要自己独立工作，不要再听什么团委的计划和布置，那是教条，过时了！
团支委：独立工作是好的，但总得有组织有领导！
龙英华：组织可以不要，目前的组织就是阻碍运动，是反动的，可以解散，应当由新的积极分子重新组织青年团。
团支委：那共产党也可以不要了？
龙英华：可以的，也可以解散另行组织。
(5.31．与哲一(三)支委谈话，见“X射线②”)
按：龙英华在整风期间要解散共产党和共青团，要另行组织一个青年团，组织一个党。这难道还有什么整风的味道吗？有的人说现在整风，为什么要反右派，请看右派分子要解散党了，难道要让他们把共产党和共青团解散以后再来整风吗？
* * *
“××同志：
同志们，你们受到官僚主义的压迫，受到了官僚们的不平等行为的害处，工厂本来是公有的，是大家的，……。但是现在却是这样：你们并没有当家作主……。
新的压迫和新的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大家想一想，看怎样才能把新的压迫和不平等打倒。”(秘密信，见“五月”编龙英华言论选)
按：这是龙英华给北大印刷厂一个工人的秘密信中的一段。龙英华根本不知道厂里的情况，却说什么工人没有当家作主，这倒底是为什么呢？除了煽动还能有什么作用呢？事实告诉我们龙英华的话完全是谎话。他所谓“受新的压迫新的不平等”的工人们见了信以后，把他赶出了工厂。龙英华想错了，工人们决不会上他的当。
* * *
“你们现在要做些什么呢？
一、把印刷厂的官僚们的三害行为，官僚行为，彻底揭发出来，把他们的罪过让全体工人职员知道。
二、把反官僚主义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大家开会商量，讨论……
三、积极分子去联络尚未觉悟的工人职工。……
五、推派代表向党委会和马校长请愿。
六、马校长如果不答应你们的要求，你们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你们再去想一个有力的办法吧！……
希望你们给北京市的工人带个头，并把这里说的道理向你们的朋友去讲讲。……
(信在积极分子会上读，不要贴出，保守秘密。)”
按：这是秘密信中，对于目前行动的几条指示。这里可以看出龙英华是想通过“××同志”组织“积极分子”去请愿，去想“更有力的办法”制造一次工人的大混乱，并且想以此引起全北京以至全国的混乱。可见他不是在搞“匈牙利事件”还是搞什么呢？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原来是要来一个暴乱啊！
* * *
“无产阶级专政过时了”“这个口号脱离群众”(见第二次哲学讲座)。
按：这是龙英华全部理论的中心点。他并不糊涂，他知道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命根，所以他尽情地攻击它。当然此话也有对的地方，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的确是会脱离那些资产阶级“群众”，修正主义“群众”的。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说来，这倒是最能团结他们共同进行战斗的口号。
* * *
“氢弹是个伟大的东西，在氢弹面前人类有共同的利益。爱智也要爱杜勒斯的智。国际上也要讲百家争鸣，杜勒斯同志……呃……杜勒斯先生也来争鸣，我们也要到美国去演讲。在一定的条件下对抗性矛盾就转化为人类内部矛盾，也可以和风细雨地解决”(5．29．百花学社成立大会演讲)
“用理论斗争来代替武装斗争，全世界来一个百家争鸣。欢迎杜勒斯等来我国争鸣，但我们也要派人去宣传，和他们交换，看谁是真理。在人道的基础上，在氢弹和死亡的面前团结起来！”
按：龙英华要我们大家对制造朝鲜战争，残杀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凶手杜勒斯讲人道，请他来“争鸣”，这到底是居心何在？
龙英华不会不知道，正是杜勒斯之流拿着氢弹威胁人类的安全，而他却仍然盛赞氢弹的伟大。还说什么和风细雨地解决人类内部矛盾，甚至称杜勒斯为同志，真是无耻已极！可以看出右派分子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
陈奉孝
数学系三年级学生，他是反动小集团的内幕人物，他从事的是组织工作。因为他深深知道，要对这样强大的共产党进攻，分散的“一个人的力量好比大海中的一滴水”是万万不够的，必须组织起来才行。大字报一出现他就在“自由论坛”上表示要组织集团。以后，根据了解内幕的人说，由陈奉孝纠合王国乡、谭天荣等组成“黑恩学派”，并出任谭天荣办公室主任。以后又发起“百花学社”，把他的宿舍变成“百花学社”办公室，接待了许多外校来联系的人。看来，和张景中的宣传部长对应，陈奉孝可以算是“百花学社”的办公室主任兼组织部长了。以后在谭刘出使天津时，他和另一“拉线人”叶于生一起搞成“广场”编委会，出任编委。直到现在，他还继续在做他的组织工作。
当然他并不放弃宣传工作。陈奉孝一开始就出版“自由论坛”，出“肃反专号”，说要“让对党不满的人发言。”并且油印了一期“自由论坛”，谩骂斥责林希翎的“五月”号外。他写了“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百花社成立时他又发表演讲。在最近反右派的高潮中他突然发出“一切爱国者想一想”的呼声，要大家对反革命活动、右派活动提高警惕，这实在有些做得过分。看样子他是在躺下装死，保持有生力量。不过广大群众是不会让他滑过去的。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党的政策可以怀疑……大家都来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怀疑”(5．29．百花社成立会演讲)。
按：右派分子在进攻中常常用“怀疑一切”，“探讨一切”来做幌子。实际上他们是用“怀疑”来否定一切。这里陈奉孝不是先肯定社会制度不合理，然后再叫大家去怀疑的吗？
* * *
“我们是搞集团，但是要搞的是民主集团，不是反党集团，我们要攻击我校党的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官僚主义太浓厚了。攻击坏党员和攻击党并不等价”(大字报：声明)。
按：有人说他们只是思想问题，那么搞集团算是什么呢？他虽说不是反党集团，但看他号召大家起来怀疑社会主义制度，那就可以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集团。
反动分子攻击少数人不过是他们的借口，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的本意，是“几乎没有一块干净的土地”。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继承了这个衣钵。现在我们这里的右派也这样做借口攻击有些犯官僚主义的同志来攻击党，想搞垮我们的党委会。
* * *
“我们要决定北大的一切，不让人家揪着耳朵摆来摆去，……要团结一致……消灭黑暗中的魔鬼”。(年青人，我们是北大的主人)。
按：有人说，我校右派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么他们要决定北大的一切，不推翻现在的领导能行吗？难道推翻领导不是政治问题吗？上面讲的攻击学校党领导者的目的不也很清楚吗？野心家虽然有大有小，但是野心家到底是野心家。
张景中
数三学生，是“黑恩学派”的积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之一。以“政治课不必必修”的辩论出了名。多次在校园内讲演，为“黑恩学派”招兵买马，并拒绝同别人争辩。他为“百花学社”的发起人，在成立大会上运用“否定之否定”确定了“百花学社”的名字。同谭天荣等一起赴天津点火，回来参加“广场”编委会为编委。江书记指责“天津之行”后，他同杨路一起谩骂江书记，向江书记挑战辩论“天津之行”。人民日报发表“百花学社”为反动小集团的消息后，他污蔑人民日报，并抵赖事实。批判谭天荣大会后，他继杨路之“最后宣言”发表“急流涌退”，作最后的挣扎和叫嚣。
张景中在这次向党进攻中，以诡辩著明。他活动的特点是：大字报写的不多，成系统的话说得不多，但非常活跃，几乎每一次辩论会都有他，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每一次都得到他的支持。他曾为林希翎、刘奇弟、谭天荣、蒋兴仁、龙英华…等人辩护。最近又开“哲学讲座”掩护“百花学社”的“退却”。6月26日在他宣布要“休息和玩”之后，又举行“讲座”散发谬论。
现将其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读了你的信，我很感动也很感谢，也增加了我的勇气和信心。我坚信三害是可以根除的，问题在于动手，在于发动群众”(给5506136的信)
按：历史系公布这封信时指出无5506136其人。足见他们的秘密真是不少。
确实，有些人由于认识模糊等原因，有意无意的支持了右派分子的气焰，增加了他们的勇气，现在应该想一想了。
“根除三害”这是动听的，也是恶毒的。根除者，除社会主义制度也。他们的言行可证。你看，他们要动手了，要发动群众了。“天津之行”，办“广场”，都是他们的“功勋”。
* * *
“中心组织。这想法很好，但是客观上难以实现，你可以再想想，是否有困难。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核心，正如百花学社很自然地成为大家关心的事物一样。你这一看法是十分可贵的”。(同上)
按：“中心组织”即叶于生说的政党。现在他们所谓的学术团体“百花学社”也就是这样一个核心组织。(张景中在公布的此信上批道：这正是公开说的。可见张并不否认这封信，比谭天荣还多点‘天良’)。他们懂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国他们是有困难的，但是他们习惯于唯心主义的看问题，于是他们搞了“百花学社”这一“杰作”。这种作法是可“贵”的，但也是可悲的。
* * *
“我觉得你的顾虑是有普遍性的，但这种顾虑在运动进一步发展，转入思考，讨论争辩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很快就要到来)就会变得淡了”(同上)
按：这里谈到的顾虑是什么，不得而知。但这里表明了张景中等对形势的估计，说明了他要发动群众、办刊物的企图。他们的顾虑是对的，估计是错误的。
* * *
“困难是很多的(工作方法应不断改变，不应老是搞运动)但我们决不松劲”。(同上)
按：他们的意志是坚决的，他们的诡计也并不少。你看，他们忽而热心于政治问题，忽而热心于学术问题，忽而谩骂(争取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仇视的一些人，亦即他们的基本群众)，忽而要求同情和友谊(争取所谓中间群众)。他们懂得不应老是搞运动，而应该发动群众作长期斗争。以叶于生的话来说，要办他们的“火星报”。这些青年人虽还年轻，却已经不知从那里学来了这一套政治经验。
* * *
“刊物出版情况暂时还不详细，等一等就可能知道了”(同上)
按：身为编委，对刊物“情况暂时还不详细”，遁词也。可见他对5506136尚有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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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问题只要出一期刊物就好办了。(其他办法我们是要用的，但只是在山穷水尽的时候)”。(同上)
按：此信注明6月8日所写，在“广场”、“救救孩子、(6月5日)之后。这里提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要用其他办法，山穷水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募损、贷款、预订以及所谓卖被子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有什么其他办法？他们自己知道。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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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监督和支持，我相信更主要的情况是使人信任我们”(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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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他们需要的是信任，他们是怎么取得信任的呢？信任他们的人可以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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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行动是有重大效果的，以后看事实吧！”(同上)
按：野心家的面目跃然纸上。但未免高兴得过早。事实会教训这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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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体上同意杨路最后的宣言中的说的话”。(急流涌退)
按：杨路的“最后的宣言”见杨路条，其恶毒顽固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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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使我更好地知道了政治是怎么会事，它比我想到的要肮脏得多，我必须保持我的灵魂不受沾污”(同上)
按：这里我们看到了艾登下台时的哀鸣，看到了一个“政治家”的悲哀。“一个月”未免还长了些。只是在近几天全校展开对右派反击以后，他们似乎懂得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并不是那样容易，同全国人民、同共产党作政治斗争比他们想到的要困难得多，‘肮脏’得多。他们也似乎体会到一些没落阶级的痛苦和悲哀，体会到没落阶级的不可克服的困难。当然他们并不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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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百花学社办下去，为了避免分歧，我退出”。(同上)
按：他们的退出正是为了百花学社办下去。此乃“以退为进”的手法。
* * *
“我不参加这次学习了，我要利用这几天休息和玩。……我为了某种程度上履行自己的诺言，打算……”
按：“不参加这次学习了”，多轻松！这竟是出自一个学生的口！对反右派分子的斗争如此不感兴趣，躲躲闪闪。可见贼总是心虚的。他们到昆明湖去“休息”了，去31斋去“玩”了。
小喽啰们也跟着呐喊，物四的一小卒在叫喊什么拒绝参加批判大会，黄友钊在叫喊他们的任务是做“理论战线的斗争”。
叶于生(叶于泩)
哲一三班学生，在这次右派进攻中，他所扮演的角色与谭、龙、刘、张等略有不同。因为叶于生“雄才大略，足智多谋”，所以虽然在表面上不像他们那样活跃，但是“功劳”实在不小。叶于生是善于进行政治斗争的，他信奉社会民主党，并且有政纲数套，他也懂得应该采取策略、应该组织核心力量、应该掌握物质手段……。
在这次进攻中，叶于生自始至今，是抓住关键问题发动攻势的。五月十九日大字报出现以后，当晚他就发表“改革制度”一文，要大家对准我国制度开火；在转入室内讨论右派进攻削弱时，他发表臭名昭著的“我的忧虑和呼吁”一文，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终于挑起右派的第二次攻势；“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写“谁不让谁放”一文，企图给右派打气，并封住批判者的嘴巴；江付校长批判右派时，他发表“抗议江书记的粗暴态度”，表示反抗决心。
他在校内的思想指导，只是“功劳”的一个方面。他既有很大抱负，又懂得“组织力量”“掌握物质手段”，所以进攻开始不久他就参加了“有可能转变为政党的”“百花学社”，以后又到处拉线，组成北大右派的核心——“广场”编委会，出版“广场”，以发动全国学生。在这以前，又把“我的忧虑和呼吁”寄往全国各地，企图在各大学中制造思想混乱。
现在全国起来声讨右派，叶于生也收到许多抗议信，他又暂换策略了，声称政治斗争没有意思，他要隐退了。现在他正在边战边退，显示一下斗志，再“装死躺下”以等待时机，转守为攻。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整风完了用什么来保证三害不再发生呢？必须改革制度”“我只承认公有制”“有些人以为整风只要提一些鸡毛蒜皮的意见就够了，我认为必须从大的方面着手，比如我们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工厂管理制度、法制等”“像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还不是形式主义，仅仅是个工具”(见哲一三班编叶于生言行录)。
按：读者注意，这些话是在整风刚刚开始时说的，这时才开始广泛听取意见，他就说没有信心，这是为什么呢？叶于生的确是对准根本问题开火的，他所要的不是打扫屋子，而是拆了它再盖一座自己喜欢的。
* * *
“让现存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有同等的活动机会，同等竞赛机会”。“严格地，具体地规定共产党在政权机关中的地位”。(大字报“整风而外，可以考虑的几个问题”)
按：既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有同等地位，又要严格确定它的地位，那不就是要把共产党从现在的领导地位上拉下来吗？叶于生另外还有竞选、轮流执政等政纲，看来这位社会民主党的拥护者的确要把“现存的那些民主党派”捧上台去了。叶于生是能人，他知道这是对付现制度的最根本办法。有些好心肠的朋友说学校里没有右派。请看看叶于生的主张和章伯钧、罗隆基之流有什么本质区别。
* * *
“据说北大处于无政府状态，已被反革命势力所掌握，据说闹的比波匈事件还要凶，有人以此要挟毛主席……，据说没有毛主席就不用整风了……。
这些迹象使我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这些迹象表明：在目前的稳定的局面底下，潜伏着动荡的局势。在鸣放的主流中隐藏着反对鸣放的逆流。
我以为这样的估计不是毫无理由的。现在保守势力正在利用运动中出现的局部偏差，或明或暗地阻拦鸣放”。(见“我的忧虑和呼吁”)
按：这些话不过只是“我的忧虑和呼吁”中的一部分。“我的忧虑和呼吁”通篇充满了恶意的造谣、诬蔑和中伤。这些话，在今天看来是没人相信的谎话，纯粹造谣中伤。但是它出现在同学思想比较动荡的日子里(6月2日)，的确使有些人思想混乱了。于是，这篇文章成了右派分子在我校第二次猖狂进攻的第一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大都要制造一些危言耸听的谣言，有的还有名有姓，好像很真实的样子。他们不但造了谣，而且还要把他们的谣言广泛的传播开去。叶于生就把他的“我的忧虑和呼吁”寄到全国各校去，制造了相当大的混乱。叶于生是帮助党，还是诬蔑党，是为了整风还是唯恐天下不乱，从这里大家可以有一个肯定的结论了。
值得提醒的是，这些谎话，这些谣言和当时社会上右派的谬论几乎一样。令人奇怪的是：一个大学生单单自己“独立思考”，会思考出和野心家们一模一样的谎话和谣言吗？这种异曲同工是不谋而合的吗？校内右派和校外右派有无关系，这难道还不值得注意吗？
杨路
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在这次右派进攻中他是一员“猛将”、也是一个核心人物。凡是右派的重大活动，大字报，演讲当然有他，以后又与谭天荣等组成“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发起建立“百花学社”，以后又和谭刘等共赴天津进行宣传组织活动。回京以后，积极参加“广场”工作，募捐时他坐镇收款。虽然不是“广场”的公开编委，但却参加了编辑出版的实际工作。杨路的另一个特点是他的反动性非常突出，而且很顽固。开始他就主张“胡风不是反革命”。“百花学社”成立时又讲要自下而上的改革。江付校长批判右派以后，杨路竟称他为“三害魔王”，表示坚决斗争。近日又发表“最后的宣言”，表示要改换策略，顽抗到底。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当前学校形势的主流是扩大民主加强法制，是自下而上的运动”。“今后应该继续揭发不合理现象，被侮辱的应该昭雪……控诉会控诉的是黑暗……还要进行校外宣传，办个刊物发行全国大学”(5.29．演讲)
按：杨路的方针是明确的：自下而上，控诉党，进行宣传组织活动。这是与整风背道而驰的。有些人以为他们是在帮助党整风，而当事人却知道事情不是如此。
* * *
“我愿就前问题与三害分子江隆基进行公开辩论，帮助他认识错误。我只要一日尚存，誓和那三害魔王抗争”(大字报：抗议三害分子江隆基对我的公开诽谤)。
按：右派分子在整风运动中制造了“三害分子”这一名词。他们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把我们的同志一棍子打死，打下台，好让他们上台。我们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同志，他们有缺点、有错误，但三个主义决不是他们的特征。把他们称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只能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以达到破坏我们事叶的目的。杨路不但再三叫“三害分子”，而且发展了一步，把江隆基同志称为“三害魔王”，因为江隆基同志对右派分子的活动发出了警告。他们自己是右派分子，因而便把一切反右派的人们都称为“三害分子”。他们把这个作为一种策略，一个武器。他们自认为这一武器十分巧妙，实际上却是十分笨拙的。
* * *
“党内进步势力和保守势力结成联盟(至少是默契)，以打击国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分子在北大我不肯定没有，正像某些人证明它一定有一样。从某些迹象(人民日报的报导)看来，党采取大刀阔斧的方式在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同时将许多积极要求民主与革新的人一概扼杀，严重地摧残了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力量”(最后的宣言)。
按：杨路在这“最后”宣言中还是尽情地污蔑党，恶毒地把它说成分裂的、不团结的，并给党加上了两条“罪名”：一、似乎在学校中反右派斗争的对象是莫须有的，二、似乎党扼杀了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与革新力量。这是毫无根据的。但也不足怪，因为阶级本能要求杨路这样做。如果把杨路的概念一一剖开，那就清楚了。的确，如果有人反对杨路的国社党式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却要与那些人斗争，那么我们斗争的对象才的确是莫须有的。同时，由于他的“民主革新者”是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要革社会主义之新，那么把我们的斗争说成扼杀这批力量，也未尝不可。这种扼杀对人民说来，不但不是罪过，倒是天大的好事。让那些“民主革新家”们去痛哭吧！
* * *
“民主力量应当退却……广场应当停办，“百花学社”应当解散，否则不管你是否进行了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只有一点明显的民主要求……强权与所谓舆论，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按：这一条除了对党和政府的污蔑外，倒也反映出一点真理，那就是“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不利情况下往往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有时又‘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总之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杨路也是这样的人，他正在准备装死，但是还要反咬一口再退下去。并且以身作则，指导其他右派分子。懂得了这样的真理以后，现在许多右派分子的行动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 * *
“当别人指责我参与了某些闻所未闻的政治活动(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不负责任捕风捉影的来信作为铁证时，提出抗议，这不但是我的权利，而且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的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
按：右派分子李燕生在撕了别人的大字报以后，对质问他的人说了这样一席话：“一个人本来是不会狡辩的，但是在某些时候作为一种策略来运用它，这还是可以的”。这不但是他个人的手段，而是一切右派分子的策略。听了这席话，“打人事件”和杨路的抗议就可以理解了。
* * *
“我没有爱过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来没有谈笑过
也未曾向它偶象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按：“我没有爱过人世”。这倒也许是真话。“人世也不爱我”，这不是人世的错误。假若你顺着历史前进，为何人们不爱你呢？把自己和历史的潮流对立起来，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人世”对立起来，和广大的人民对立起来，那是注定没有出路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
看完了这些文句，深深佩服杨路的顽强意志，意志用在好的地方当然会被人们赞扬，但是反社会主义的顽固性，逆着历史潮流的勇敢精神，却只能是像螳臂挡车一样的蠢事，被人们当作饭后的笑料。
王国乡
新三学生。作为反动小集团“百花学社”的六个发起人之一，筹备刊物特别积极，是“广场”的实际创办人。但这位“有头脑的人”却只担任第二副主编(这段插曲可见前面“广场”的记叙)。
王国乡主要大字报有五张：1．“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2．“一个落后分子的自白”3．“一个积极分子的自白”4．“北大民主运动纪事”5．“想！？……我做了政治祭台上的羔羊”。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谁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里面，还搀和着匈牙利人流的血液”。
按：党和毛主席从来就认为民主权利是人民斗争得来的，而反对一切恩赐观点，你去问任何一个工人、农民，他们就会回忆在党领导下的三十多年斗争。王国乡提出什么“恩赐”，这不仅是种挑拨，而且实质上是为了否定党和毛主席的伟大的领导作用。
正因为有许多先进战士(包括匈牙利的正直工人和共产党员)为民主而战斗，正因为我们对反革命力量实行了专政，才保证了人民的民主。从这个意义来说，我们的民主是搀和着匈牙利人民的血液。但这些同志的光荣牺牲和另一种人的鄙劣下场应严格加以区分，不能混淆。王国乡说这句话时，是否这个意思？不是的。在大字报上，已有几个人谈起这问题。李景禄说，本来我们是没有民主的，由于匈牙利人冲破拉科西和斯大林的“黑暗”，流了血，因此毛主席才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我们才有了民主。这难道是事实吗？原来李景禄要的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由于这种民主在我们这里是不会有的，于是李景禄就说我们没有民主。至于说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毛主席已经说过：“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可以追溯到更远。自从1927年……”，那么，李景禄怎么能说，由于匈牙利人的血我们才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理论？
* * *
“我们盛赞共产党毛主席，因为它(他)能‘顺其时’要不然，匈牙利的火焰也会在这里燃起，反革命乘机混水摸鱼，……。”
按：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在历史轨道上飞跃前进，改变了我们祖国的面貌，据我们看来，怕没有王国乡说得如此容易吧！你王国乡为什么不也来“顺”一下“时”呢？
反革命仅仅是“乘”了一个“机”，可见制造这个“机”的不是反革命，是一批点火的人。谁是点火的人呢？右派分子就是。
“有头脑的人，也不要那样想：以为整掉某些共产党员的‘三个主义’，就会万事如意，不，不会的，如果缺点只是个别人造成的，为什么全国普遍各地都如此。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
按：“三个主义”的确在许多干部身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难道因此就能说“关键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缺陷的问题”吗？我们看问题，要从发展中看，不能只看了现在，不看过去和将来。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从过去的社会发展来的，同时它并不是停着不动的，它还要向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发展。旧社会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就是产生“三个主义”的主要原因，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才提供了克服“三个主义”的保证。王国乡十分阴险的把“三个主义”的根源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这不是别有用心又是什么呢？
* * *
“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
按：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就会枯萎，当然也就无所谓什么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平等、民主、自由”，有的是资产阶级的平等、民主、自由。
“这次民主运动，主要的是……自下而上地争取扩大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序幕”。
按：这里的“自下而上”，实际上就是要脱离党的领导，这里的“思想解放”，实际上就是不满意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我国的指导思想。然而，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脱离党的领导，脱离马克思主义能干些什么？看一下谭天荣，刘奇弟，王国乡干的吧，很明显，他们都是在逆着历史“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国的科学和文艺应该达到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峰，但它同现在不是黑夜和白天的关系，而是清晨和中午的关系。用东方文艺复兴来形容，是根本错误的。如果一定要讲复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就已经是复兴。解放前文化科学的停滞、落后，而我们现在得到了这样巨大的成就，这不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吗？
* * *
“要办一个刊物……观点和中央不同……校刊广播台基本上和我们不一致。……”
“要斗争倒底，没有自己的刊物不行！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而运动是短期的，因此……”
“刊物要铅印才好，要多印些，要发行全国，把火点到全国各个角落去！”
按：这就是办刊物的目的，要“点火”，要“斗争”，要搞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很明白，要点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火，要搞的是一个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的运动。
李燕生曾经骂“五月”为官方刊物。在他们心目中，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就是官方。王国乡在积极宣称他们同中央观点不同，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还不明显吗？
崔德甫
中文系一年级学生。自从整风运动以来，表现非常“活跃”。首先是响应刘奇弟为胡风“申冤”。在5月23日出席法律系主办的“胡风集团是不是反革命集团？”的辩论会，自称是“冒死应战”。并在这次辩论会上，“奋勇”保护林希翎。第二天并宣称有人打了林希翎。(其实是一位“英雄”打了反对林的女同学)
此后，崔与林的联系非常密切，常到林处开会研究。不上课，自称有要事，虽经系里教育，但无效。
曾与林希翎、王国乡等研究办刊物之事(用刊物来争取与“教育”群众)。以后即参加了“广场”编委会。
“广场编委考”出现后，崔立即贴出“新旧官势”进行诬蔑诽谤。
江校长警告右派分子的第二天，崔德甫匿名写一“判决书”，以包拯、狄青、贾仁、贾义、魏道等审判官及书记官之名，判决叶于生、刘奇弟、谭天荣、沈泽宜、张景中等人，以示抗议。在“判决书”中，尽其歪曲诬蔑之能事，如称叶于生“胆敢提出‘忧虑’与‘呼吁’，触犯党委尊严，特判‘杞人忧天罪’。处理办法鉴于监狱不久将有人满之患……将该生囚于七斋七十三号……令其尝尝纱窗风味”。其余各人“判决”类似。
停课学习以后，曾几次不参加班内学习，而且开会时态度坚决，否认“广场”的反社会主义性质，自称是“广场”中的极左派，常与张元勋斗争，等等。
未参加“百花学社”，但于“百花学社”开幕典礼时寄一贺信，云“前途是漫长而且险阻的，但我坚信你们的劳动一定会开花结果的”。
现将他的主要言论录在下面：
“胡风没有夺得正统，于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便被镇压到雷峰塔下去了。……路翎何罪？就因他写了‘洼地上的战役’不满意抗美援朝吗？为什么不让他出来鸣呢？……或‘成天打赤膊，摇着巴焦扇’也算作胡风的罪证，给别人介绍爱人，也作为揭发的材料”。(见“最高法院必须立即向全国公布胡风事件下文，让胡风路翎等出来争鸣，繁荣我们的文艺”)
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一句故意混淆是非的话。在历史上，确是有成的，有败的。问题在于谁成谁败。我们是胜利了，而我们的敌人——反革命力量，则肯定的是失败了。但是，我们的胜利是广大人民的胜利，而敌人的失败是一小撮压迫剥削广大人民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反动阶级的失败。这两者同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至于“正统”是夺不得的，人民就是正统，反革命就是反革命。49年前蒋介石统治过中国，他还是反革命。也许对崔德甫他是正统。“成败”“正统”的问题在于阶级分析，也正是阶级立场的问题。崔德甫为胡风被镇压而申冤，为路翎鸣不平，那么他的立场不是很清楚吗？凡属没落阶级，总是对自己的失败不服气。明明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却看作是“偶然”的，明明是永远的毁灭，他们却看作是“一时的失利”。这真是没落阶级的没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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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果同学为中国少有的勇敢、坚毅、刚强之女性，诬蔑不能移其心，威武不能屈其志，不独为余之朋友，且亦为广大勇敢、正直、富有正义感的善良青年的朋友，‘旧闻馆主’诸君与之处于不同之官民阶级、地位、捧着‘大成至圣先师’的‘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无怪乎要之为‘反’革命了，然而亦可见诸君之真实形象矣！”又“吾等唾弃歌功颂德、粉饰太平、装点门面，勿在此谄媚取宠”(新旧官势)
按：真应该感谢崔德甫，他给自己勾出了一个脸谱。人们从这个脸谱的喜怒哀乐不难看出他的爱憎。对于猖狂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程海果(林希翎)焚香顶礼、赞赏备至，对于揭露“广场”编委们言行的“广场编委考”的作者——“旧闻馆主”，却大肆攻击。并说他和程等与“旧闻馆主”属于不同之“官民阶级”。这里倒也有点真理，就是二者代表了互相对立的不同阶级。但不是“官民阶级”的对立，而是资产阶级右派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的对立。
至于说到“唾弃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同样也道出了真情实意。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仇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崔德甫，怎么能歌共产党之功、颂社会主义之德呢？唯恐天下不乱并在兴风作浪的崔德甫，怎么能不把我们的社会说成不太平呢？这些难道不都是很清楚的吗？
张元勋、沈泽宜
这两位自称为“诗人”的人，在5月20日晨贴出了他们的诗“是时候了”。次日晚上，他们便在16斋的马路上发表演讲，说生活被教条主义统治，他们的感情受到了压抑。此后，他们就成为有名的“民主战士”。给党员写出了“墓志铭”、“人之歌”等等。6月2日沈与谭天荣等6人赴天津，带去宣传品(“白毛女伸冤”、“谈谈无阶级社会中的等级”等)以煽动群众，惑乱视听。张元勋未去天津，留下来筹办“广场”。沈泽宜回来后也参加“广场”工作。在吴组湘教授面前，张元勋大骂党委无耻，遭到吴先生严词驳斥。接着就“救救孩子”，为“广场”捐钱。“旧闻馆主”编的“广场编委考”被撕了，据说就是张元勋撕的。“广场”下工厂，遭工人拒绝，于是他们便回来开报告会，说他们在工厂被“斗”了。一方面，他们又日以继夜要把“广场”油印出版。于是，反动的刊物“广场”发行了。以后他们便宣布“广场”编辑部解散。然而，白天在昆明湖上，夜晚在31斋中，活动还在继续进行。
他们的主要言论如下：
“我们的运动成了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在我们的生活中，民主自由是不够的，不如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民主，我们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人性解放，举起五四的火炬烧毁人世的籓篱”。(沈泽宜在天津师范学院所说)
按：他说我们的民主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其实“民主”两字只是附带的空话。真正的意思不过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试想，在资本主义的民主之下，是谁对谁统治，而在我们国家，又是谁对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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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有鲜明的倾向性，它绝不登‘卫道者’的文章，坚决登非‘正统’的文章”。(张元勋语)
按：他们十分重视办刊物，因为他们想使这一刊物成为一个进行宣传和组织力量的工具。他们的刊物，是不许异己的文章刊登的(绝不登‘卫道者’的文章！)这使我们想起，每逢刘奇弟等人开报告会，总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反驳。这就是他们要争取的“自由”——只让他们鸣不让别人鸣的自由。是谁要向广大人民独裁，是谁要向广大人民专制，还不明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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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关心政治的”(张元勋)
按：看了张元勋的诗，他办“广场”的活动，“自由”“民主”的叫喊，难道还能相信这句话吗？李燕生也曾喊：不要谈政治，其实这个口号本身就是他们的政治。他们只准谈他们的政治，不准谈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这就是“不要谈政治”的口号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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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的‘兄弟，听我说’是向党开炮的，是想否定肃反运动。由于艺术性比较高，在同学中间的影响也就较大”(张元勋)
按：文艺有阶级性，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些话有些人不太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张元勋的话不就是一个例证吗？文艺不仅为政治服务，而且出于文艺本身的特性，它还能够巧妙的为政治服务，这一点，张元勋自己也说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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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行动太无聊了，去清华宣传失败，马校长不捐钱，到天津去又狼狈而回，在印刷一厂又挨斗，这都是党委导演的！”(张元勋)
按：这些右派分子，一见群众的一致行动，就神经紧张，说是党委预先布置的。他们低估了群众的觉悟，他们也太小看了两次革命斗争对于全国人民的锻练，太小看了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的效果了。这正是他们的悲剧。生活前进了，他们的思想还落在后面。他们不了解广大的群众，他们也就不了解我们的现实。这表明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多么必要。张元勋、沈泽宜自命为“诗人”，但如果脱离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不重视对自己的改造，那样的“诗人”，人民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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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刷一厂挨斗是太可怕了，工人挥舞着拳头，从四面八方涌来，大叫大嚷，我吓得头都不敢抬起来，而沈泽宜递了一张条子给我说：‘危险，今天可能发生意外’，没有领导者在场，我们那天可能回不来，”(张元勋语)
按：说在工厂挨斗，那是一种诬蔑。但是这段话也充分表明了这些英雄在工人面前是如何的渺小。至于说到工人不讲理，那么，理也是有阶级性的，有各种各样的理，不同的阶级讲不同的理。工人们有讲的理，有不讲的理，他们讲社会主义理，不讲反社会主义理。由于这种立场和张元勋刚好相反，于是他感到不可理解，说：“工人太不讲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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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主编太官僚主义了，我至今还不知道给‘广场’捐了400元的女侠客是那一系的，官名更不知道了。”
按：给“广场”捐400元钱的人，的确是慷慨。但难道这只是一时激于同情而发的义举吗？“广场”没有宣布捐钱的人是哪一位，是哪一系的。甚至是校内的还是校外的人所捐，也没有宣布。这真是值得深思的。就是“广场”从哪里得来了大量的新闻纸，难道不也是一个疑问吗？
结语
由以上的材料和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在这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不仅在校外而且在校内，的确存在着右派分子。他们趁着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地进攻。右派分子中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有巧妙的，也有不巧妙的。由于他们反动的立场和当前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的情况，他们必然采取颠到是非，混淆黑白，指右为左，指左为右的两面派手法，企图把水搅混，才好在混水里摸鱼。当大家起来揭穿他们的阴谋、声讨他们以后，他们则表示一种顽强的抗拒态度或者是暂时“退却”，待机再起，企图进行“长期斗争”。
应该向这些右派分子指出：你们和广大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民之间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是会向对抗性的矛盾转化的。到底是否转化，取决于你们右派分子的态度。
这次阶级斗争的风浪，对我们这些年轻的缺乏政治经验的青年学生们，(其中有些人灵魂深处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王国)，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让大风浪来考验我们吧，我们要经得住这一场风浪。
对于历史来说，少数右派分子被抛出时代的列车，决不会影响列车的前进。同右派分子相反，“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列车，必将在共产党的引导下，日夜不停地轰隆轰隆地前进”。
来源：北京大学“争鸣社”“论坛”编辑委员会，北京大学十九斋310号。195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