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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
上海市 丰村
1957.07.00
（丰村：作家）
这是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故事，自然它是真实的。
这个故事是一九五六年四月末旬季凤珠大姐告诉我的。那时，她正在休假，刚从内蒙古回到上海来。她是一个地质学家，解放后她率领着一支地盾勘探队几乎跑遍了全国。但是，她也急切地怀念着她的家，她的成家立业的儿女和几个知心的朋友。“我不能忘记的人，就是我的力量。”她说。她已经是五十岁的人了，新的生活和新的事业，使她获得了那种生命的力量和生活的激情。
我和季凤珠大姐是老同事和好朋友，我们共过患难，一直亲近如姐弟。她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我们几乎是天天见面，几年的分别，仿佛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谈不完的事。在一个礼拜六的夜晚，她给我讲述了这个故事。那时候她有着显然的激动和固执的骄傲。她开头说：“现在的青年人，都有一颗美丽的心，那心呵，象宝石，象水晶，五光十色而透明。”后来，她又自语说：“年青人都多么可爱。但是，他们可又有着自己的忧虑和苦恼。有时，甚至于叫人担心。”说罢，她抬眼急切地望住我，又说：“你记得我的侄女儿季玉洁么？你教过她，她是你的学生。你曾夸说她‘是个有办法的孩子，她将会是一个事业活动家’。你不记得她么？”她还说：“季玉洁是个地下党员，是进步学生的核心，是个敢作敢为的孩子。你接触过她，就不会忘记她。”她还说：“季玉洁那孩子的一双深沉的沉思的眼睛，随时都在流露着智慧和意志，那是胆怯的人不敢正视的。”她后来自语似的感慨说：“生活是多么复杂呵，生活对人又具有多么大的教育的性质！而人在生活中，该需要什么样的准确、又准确呵。”她最后自信地又说：“生活是无情的。但是，人是生活的主人。”
解放后我几乎变成了一个旅行家，我到过许多地区的许多城市。我爱那些城市，我爱它们的独出的自己的特色。西北那些小县城有着一眼到底的朴素，而西南的小城市又是多么安静和幽雅。我爱重庆的富于幻想的雾，也喜欢上海的引人深思的夜晚，我留恋大连的那种令人心神旷怡的明净，也对那使人心胸开阔的内蒙城市充满热爱。实在说，我不能理解北京，但是，我狂热地爱着它。它比任何一个城市都激动我和吸引我，我日夜向往着它。北京博大而深刻，美丽又庄严，它会使我的生活感到有意义。
我从内蒙古休假来上海，首先想到的是北京。我必须在北京落落脚，那会是一种生活的享受。我决定在北京呆两天，饱享一下我久久渴望的那份生活的福分。两天过后，我又觉得至少该呆五天。我自己简直不能作主似的，结果竟呆了十天。而我离开北京那天，还有点儿恋恋不舍于它好象总在引诱着我，召唤着我。前门车站的那每一根廊柱，似乎也都唤起着我内心的一种亲切的爱。我手提着笨重的提包留恋地在月台上走着，不愿走上闷人的车厢去。
“什么时候我能再来呢？”我心里不住问自己。
开车之前，我不能不走上火车了，列车员帮助我并领我到了车厢尽头的一个卧铺房间。那是一个双铺小房间，和我同房间的一位姑娘，看样子她是在半小时之前就来到了，此刻，她一个人静静地坐着，默默望住窗外，象是凝视，又仿佛是沉思，似乎任何惊扰都不能惊动她。我放好提包和衣物之后，对于这位完全不理睬惊扰的旅伴感到奇怪，我猜度地审视了她很久。
“这是个作什么的姑娘呵？”我对自己说。我想要坐下和她搭话时，她转过脸来，惊奇的望住我，终于象个孩子似的跳了起来。
“呵，姑母。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碰到呵？”她高兴出说，惊喜使她红着脸。“谁会想到呵？”
“玉洁，我的孩子，我简直不敢认你了。”我说。这孩子的一切也都使我高兴。“你怎么也来这里了？”
“开会呵。”她说。那两只深沉的眼睛里，闪露着骄傲和遗憾的交杂的情绪，又说：“我们总是来开会呵。”
“那不是很好么？”我说，我一直盯着她，希望从她脸上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似的。
“很好。”她说，顺从的笑着，把我扶在坐位上。“我们已经多少年不见了？”
“解放多少年就是多少年哩。”我说。话没有说完，房间里又走进来一位青年姑娘。这个姑娘穿着米色的长裤，绒黄色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白条花的围巾，头发的式样也正合她的身材和脸型，给人一个懂得生活的印象。她身材不高，两只眼睛显露着动人的聪明。她走进来就感到有些冒然似的，迟疑的站着，似乎是打算退出去了。
“没有关系呵，小金，”玉洁说，她随即站起来，又说：“这是我的姑母。”她又转身对我说：“这是小金同志，我们的秘书，是和我一同来开会的。”
“又是一个幸福的姑娘。”我心里说。看到小金我就想起勘探队的那些姑娘们，年青孩子都多么叫人欢喜。我拉小金坐在我的身边。
“我该称呼您什么呢？”小金高兴的笑着，说。
“那可随便呵。”我也觉得好笑了。
“我没有姑母，也称呼姑母好了。”小金说。
“多你一个这样的侄女儿，我会感到幸福呵。”我说。
“你不嫌顽皮就好了。”小金俏皮地说。
火车徐徐开动了。我拉着两个姑娘站起来，走出房间，靠近走廊的车窗去。我想多望一眼北京，我衷心地向北京道别。小金在我的身后，自语似的说：
“我喜欢北京，但我讨厌北京的春天。”
这使我吃了一惊。我扭转身来，说：
“为什么？”
“这种永不饶人的风砂，叫人吃不消。”她说。
“不呵，”我说，“这是娇嫩的姑娘说的话，勘探队的那些姑娘可完全不是这样。”我审视着她又说：“调你去内蒙古呢？”
“那是另一回事了。”她说。
我摇了摇头，我不觉得是这样。我问玉洁说：
“你呢，玉洁？你也是这样么？”
玉洁并没有对我的发问感到惊奇，她那么遗憾似的默默的笑着，为难似的说：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一句话怎么说得完呢？”
玉洁的神态给了我一种印象：这已经是个成熟的姑娘了。小金的活泼天真，在玉洁身上已经很少了。在她的眉宇间还可以察觉出那种成年人的隐藏的内心的忧虑。现在我断定她是个有着复杂的感情的人。我担心地盯视着她。
玉洁仿佛已经察觉了我的思想似的，她逃避着我的盯视，打岔说：
“姑母爱北京哪些地方？”
“什么地方我都爱。”我说。“天安门的庄严，前门的热闹，长安街的广阔，小胡同的安静，我都爱哩。”我望望忍不住笑的小金，又说：“北海和颐和园还会有人不爱么？”
“那么，你调部里来工作好了。”小金笑着说。
“那样，谁又在边疆呢？谁在沙漠地带呢？”我说。
“我。”小金正经说，“我在办公大楼里可要蹩坏了。”她的神色庄重而又认真，祈求似的眼睛盯住我，又说：“如果我也能到勘探队去该多好呵。”
我拉住两个姑娘走到房间里。我说：
“谈点别的吧，姑娘们，我还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生活的哩。”我还说：“都结婚没有呢？”
小金肯定的摇了摇头，很爽快。
“那么，对象呢？”我接着问。
小金又摇了摇头，但是那样的迟疑而带有满意的情绪。她那微笑中的幸福的影子，使我感觉到她的摇头是虚假的了。我相信这个可爱的姑娘有着一个满意的对象了。但是，我注意玉洁的时候，她已经伏在窗口，凝视窗外了。显然她是在回避我的问题了。我疑惑的注视着她，心里想：“这孩子会有什么不幸呢？”
火车轰轰地飞奔着。窗外的春天的黄沙仿佛雾气似的，紧跟着狂跑的火车流滚。
“姑母，你先歇歇吧，”小金忽然说，她好象要逃开这个僵局似的。“我该到我的铺位上去了。”
“一起玩玩呵，小金。”玉洁转过身来说。她的眼神使我看出是那么亲近她和需要她。“你一个人有什么趣味呢？”
“我会再来的。”小金说。
“你两个为什么不在一起呢？”我插问说。
“我是硬卧。”小金说，对我笑一笑，就一阵风似的走了。
这使我想到玉洁不简单了。这个姑娘是一个相当的负责人了。在这一段时间中，我对她的印象串在一起了：她过去的勇敢和大胆，被慎重所压制了，而她的热情埋没在严肃中间了。她的纯黑的外套和蓝色的制服，以及她的那种平梳的发式，都使我感觉到玉洁这孩子是努力使自己脱离青年人，而她的精神中间却仿佛隐藏着苦恼。
“解放这些年，你都在作什么工作呵？”我终于耐不住问。
“还不是一直坐办公室么？”她回答说。
“是个负责任的人了。”我仿佛自语说，“是一个青年负责干部了。”
“这是组织上的培养呵。”她唯恐我再说下去似的抢口说，谦虚的笑着，又说：“我还年轻，不是组织培养我，我会作什么呢？”
“在你这一辈的兄弟姊妹中，你是个能干的孩子。这一点我老早也是相信的。”我说。我盯着她的眼睛，不愿她逃避我，仿佛我是企图从她的深沉的两眼里，看到我熟习的和肯定的那些东西。后来我又说：“自己越是个负责人，越应该自己注意一些自己的问题。”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不象痛苦、欢乐又不是欢乐的蹩扭的情绪，她的眼睛逃开我，思索似的埋了下去。停了好久，她才低低的说：
“哪里有时间去想自己呵！”
这是一种沉重的深夜自语的声音。这是她在倾吐她的心。我听着她的话，心里暗暗打了个寒噤。
火车上的播音员又在噪人的广播什么了，大概是要到什么车站了。但是，我似乎没有听见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压着玉洁这孩子，我为她的心灵的忧郁担心。我不觉叹了一口气。
玉洁似乎是看透了我的心情，而为我担忧了。她安慰似的对我说：
“我还不认为是个什么问题呵，姑母。”
我审视着她，说：
“不要瞒我，孩子。这会使我难过。”
她勉强笑一笑。后来，象是撒娇，又象是安慰我，她柔声说：
“我都会告诉你，姑母。不过，现在谈点别的不好么？”接着，她又说：“我把小金叫来，咱们玩玩不好么？”
没有等我答话，她就跑走了。我记得她的这个动作，这个象飞燕似的身影，是我以前所熟习的。
“孩子到底是一个好孩子。”我自语说，几乎又叹了口气。
火车离开天津车站，天已经完全黑尽了。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风在车窗外面的旷野里，无拘束地嘶叫着，有时也发狂的碰动着火车的窗户。这时，我和两个姑娘已经吃了晚饭，坐在小房间里，疲劳似的沉默着。
“昨天我和季主任几乎坐了一夜，”小金说，“今天，我可不能不早睡了。”
“昨天为什么不多休息呢？”我说，我心怀疑窦地望着两个姑娘。“你们的会议不是前天就结束了么？”
两个姑娘在默默地沉醉的笑着。而玉洁低下了头去。
“我们是在谈呵！”小金快活的说，“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谈过了。”她的灵活的眼睛瞪住玉洁，又说：“我们几乎把一生都谈了。”
“呵。”我惊奇说。后来我又说：“那么，你去休息吧，孩子。明天，我们也可以谈呵。”
小金走的时候也要求玉洁早休息。她说玉洁比开会之前瘦了。她说到上海也不会有什么休息时间。“工作在等着，把身体搞坏怎么得了呢？”她说，好象她有责任似的。玉洁挽着小金的手把她送出去了。好一阵玉洁才回来，拉住了门子，走到窗前，仿佛是对着镜子似的两手梳整着自己的头发。她似乎对窗户说：
“小金和我在一起几年了。她会为我痛苦，也会为我欢笑，她倒是我的知心的姊妹。”
“玉洁，我不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我说，“但是，我愿意为你分担一些快乐和忧虑。”我看她婷婷的站着，凝视着窗外的黑暗，又说：“也许，这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
“不，姑母，不是这样。”她终于说，动也没有动一下。“我总是觉得我能够为我自己负责。”
“是呵，孩子，我相信这一点。”我说。“那么你坐下来，把你的快乐和痛苦倾吐出来，你会更轻松些。”
玉洁转过身，企图向我笑一笑。也许是由于心情的沉重和烦乱，终于是皱了皱惯于思索的眉头，迟疑的坐在我的身边，久久没有说话。
“上海解放之后，由于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大学。”玉洁开始说。她两眼望住脚，说话象自语。“我参加工作，就给一个秘书长同志作秘书。他要负责一些文化单位的接管工作，又要负责一些对外文化的交流工作。我的工作繁忙而又没有头绪，并且，我又完全不懂怎么工作。我的工作的办法，就是苛刻要求我自己。每天，不论有多少工作，我必须把它做完，然后才回宿舍去，那怕天天到深夜。如果哪一天事情少，我也一定守候着办公室，等待我的首长，接受工作。有时得到的是几句重要的叮嘱，有时等到的是一个电话：‘小季呀’没有什么问题了，早去休息吧。这可能是十点钟，也可能是十二点钟了。我觉得！我的任务就是帮助首长，给首长方便，首长需要什么，我必须知道什么，并且拿给他什么。秘书，必须是首长的记事本，必须是首长的眼睛，必须是首长的耳朵，而且，还要是首长的脚和手。我的首长原是一个兵团的后勤政委，是个细心而严格的人。他好象懂得每一个人，理解每一个人的心。因此，他常常考虑到干部的困难，而认真的去指导和帮助干部。他常说：‘如果干部什么都能懂，什么都能做好，还要领导干什么？领导的责任就是把干部提高起来。’但是，他要求工作做好，要求‘著有成效’。他不许任何人重复错误。老实说，我有些怕他，但我尊敬他。我兢兢业业全心全力地对付工作，还怕工作做不好。我不愿意看他对‘不满意’摇头、不愿意听他对谁的错误叹气，我也怕他的那种无言的批评。我不能不要求自己把工作做好。”她忽然停住，望住我说。我说这些，你不嫌烦人么？”
“不，孩子。我什么都想听。”我说。
她盯住窗户，沉默着。仿佛她企图发现什么似的。
“一个秘书，需要懂得自己的首长。”玉洁又开始说。“需要懂得首长的作风，懂得他的习惯，甚至要懂得他的爱好。这不是说要迎合他，而是说，要关心他。为什么不要自己的辛苦劳累的首长轻松愉快些呢？为什么不要尽可能少分他的心神呢？为什么不给一个能干的负责同志多安排喘一口气的条件呢？我是这样要求我的。你也许不知道我的首长是多么不会关心他自己。他有病不喜欢看医生，他总是说：‘看啥病呀’看的时间没有等的时间久哩，我觉得这需要我为他挂号，并且给他安排去医院的时间。他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知道休息，这就需要我在休息时间里使他安静，那怕能够使他清静几分钟。他也常常工作到深夜不吃饭，我如果不给他准备东西吃，又怎么行呢？有一次他对我开玩笑说：‘小季呀，我在你面前简直象一个孩子了，没有你的照顾，我就活不好了。’我的脸一下发起烧来。我说：‘这是我的责任呵。’他说：‘不过，我剥夺了你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我又怎么安心呢，我说：‘秘书长怎么这么说呢？这不是我的工作么？’他说：‘只是让你特别辛苦了些。’我说：‘工作需要呵。’这时，是深夜十点钟。我随他走出办公室的在冷清的走廊的灯光下，他忽然自语说：‘为革命嘛，还有什么好说的？’我也点了点头。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发觉我的首长开始注意关心他自己了。他是极力避免打搅我，而亲自安排了。他还对我说：‘你看，你教会了我生活。’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要首长自己分神呢？一个秘书的责任难道单纯是处理工作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过错。对首长的生活，我深深感觉需要更妥善的安排和更细心的照顾，不然，使首长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而耗费在生活小事上面，我该如何对党交待呢？我认为一个首长的生活，在家庭需要爱人的帮助，在机关就必须依靠秘书。我不能放松我的职责呵。但是，我的首长对我对他的关心和照顾，似乎是有些不安了，他对我说：‘小季，你的工作是不是太繁重了？你这样，怎么解决你的学习问题呢？’他还说：‘我不能要你这样工作呵’一个青年干部应该有时间学习。’我说：‘生活在秘书长身边就是很好的学习呢。’他温和的笑笑，说‘这不行哩，还要读书呵，他又说：‘我来帮助你学习吧。’我衷心高兴着说：‘好呵。可是，你的时间太宝贵了。’这一天，我回到宿舍就开始读书了。我觉得，我如果不努力学习，就会辜负我的首长。有时我也觉得他的深绉着浓眉埋藏着的两只永远精神饱满的眼睛在望着我，监督着我。我不能不努力。每天，我不论回到宿舍是几点钟，我也要至少学习两小时，并且作出笔记来。当然，这样我会天天睡眠不足，我几乎是每天红着眼睛去上班。我的首长最初并没有注意，后来，他终于发觉了。他对我说：
“‘小季呀，你的眼睛不对头了。’
“‘没有什么呵。’我说我不敢看他。
“‘你眼睛里的血丝好象日子不少了。’他又说。
这会好的。我说。我简直怕看他了。
‘这不好呵，’他终于站起来，走向我的桌边了。‘你的脸色好象也不对了，不要弄垮自己呵。’
“‘我很好呵。’我说，我大胆望了他一眼。
他忧愁似的担心摇了摇头，然后说：
“‘革命工作不是一天可以作完的，今天你需要早休息。’他走回到自己的办公桌时，忽然又说：‘我用车子送你回去。’
那天下班之后，他也没有再作事了。他说他也要休息了，而一定要用车子送我到宿舍去，当然，我和我的首长同车这不是第一次，我坐首长的车子回宿舍，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只有这一次，我感觉不同了。我怕他看我，我的心在跳了。我下车之后，他说：
“‘要好好休息，要为工作珍惜自己。’
“‘我站着顺从的点点头。他的车子走了。我还是呆呆的站着。望着。好久，我仿佛才发现我自己，而在发现我自己时，我又想到他：‘他是回家了，还是回办公室了？他这样劳累怎么得了？’我迟疑地走进宿舍去。这天，我没有读书，因为，我一句也读不下去了。并且，这一夜我也几乎没有睡觉，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胡思乱想了些什么”她说着，自己就默默的笑了。后来，她深深地从鼻孔里叹了一声气，这才又说：“由于过度疲劳和睡眠不足，我终于病倒了。我不能不孤单的躺在宿舍里。我想起床，但头晕不能站立，而睡着又使我心焦。‘我怎么能病呢？’秘书长谁照顾呢？我烦燥的喃喃着。我有时想打个电话到办公室去，问问秘书长是否在？他是否很好。我躺着，无力的喘着气。但是，我仿佛是日夜想着工作和首长。虽然我有时也觉得自己很好笑，但是，我不能赶掉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直在我的身边：他望着我，象是在责备我，也象在鼓励我。他是瘦了，他好象只剩下了两只坚决有力的眼睛。我摇着头，叹息了一声。我不愿在想到他。‘他会关心他自己的。’我对自己说。但是，我又仿佛听到了他的声音：他的底沉的谈话声和他的轻松愉快的笑声。他的着地有力的脚步声，也好象向在我的耳边。我也觉得自己奇怪而为自己担心了。‘想这些作啥呀’我埋怨我自己，‘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呀？’可是，我每听到汽车的停车声，我的心又会激烈的跳动起来，而且会止住呼吸倾听着。不论有没有动静，自己也很久不能平静。我发觉我是希望他来看我，而且我也愿意看看他。因此，我也时时在失望。可是，我也怕他来，怕看见他。我怕他的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好象能够看穿我的心。但是，那一天，他终于真的来了。他怕惊动我似的走到我的床边，轻声问我：
“‘好一些么，小季？’
“我的心激烈的跳着，难忍的喘着气，不能响出声音来。
“‘需要住医院么？’他又说。
“我摇摇头。后来，我喘息着说：
“‘不，秘书长，我就好了。’”
“‘我相信是这样，’他说，低沉的声音有点愉快了。他坐在我的床边，又说：‘你一病倒，我搞得什么都没有秩序了，工作都要搞乱了。’他望住我，笑着，又说：‘离开你，我好象也不会生活了。’
“我的心跳着，我简直不知道说什么。
“‘你看，任何一个工作岗位都多么重要！’他又说。‘集体的事业就需要集体的力量。小季，’他突然抓住我的手，使我全身颤抖了一下，血液冲击着我的心。‘为革命还要坚决把身体搞好。’
“‘我一定，秘书长。’我喃喃说。
“‘那好。’他说。他站起来打算走了。又说：‘我还有会。有时间我还会来看你的。’他发觉我什么似的，奇怪的望住我。但他终于没有再说什么，他走了。我感觉到全身的轻松，我喘了一口气。我的病好象也没有什么了，我决定起床来，走一走。我想我一定会把身体搞好。”玉洁站起来，就象刚刚说的，他默默的开始走动了。
“你是在恋爱了，孩子。”我说。立刻我又觉得我说了一句傻话。
“不，姑母。”玉洁站住，否认说。“我那时没有觉得我是爱他，我也没有要去爱他。没有。”他用力摇着头。后来，她低头走着，自语似的又说：“那时候我知道我不能爱他，他有爱人和两个可爱的孩子，我如果爱他，会使他们一家感到痛苦。而我也知道，他们共过患难，他们十分恩爱。我如果爱他，我就会陷进那错误的泥坑。”
“是这样！”我惊叹说，感到难以理解似的望住她。
玉洁走到我的身边坐下来，搓着自己的手心，说：
“是这样呵，姑母。我没有想过我要爱他。”她自己也感觉奇怪似的笑一笑，又说：“我不见他，我就担心，我希望看见他，而我一看见他的眼睛就会不安，接近他我也会心跳，但是，我怎么能爱他呢？一个干部和首长恋爱会受到众人的责难，何况他还有一个好爱人呢？”
“那你不是自找痛苦么，孩子？”我忧虑地说。
她默默的摇摇头，然后说：
“我没有要爱他，我也没有感到痛苦。你也许不知道，我和秘书长的爱人姚华也是亲近的呵。她比我大八岁，受过革命的锻炼，当时是一个区委的组织部付部长。我敬爱她，叫她大姐，她也把我看做小妹妹。我有许多问题，也都需要请教她，她给过我不少帮助。她的身体不好，害着后期的肺病，只是还没有躺下，组织上和医生都嘱她住医院，但是，她不愿意离开她的家，她曾对我说：‘幸福，具体体现在家庭里哩。’她好象觉得离开她的家庭，就会离开幸福，就会有所不幸。因此，她坚持在家休养，生活在爱人和孩子身边。她越是有病，越是留恋家庭，越是重视自己。而且，她容易急躁，容易冲动，而心胸又不是那么开阔。我觉得我对姚华是理解的，我也特别敬爱她。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到她们家去，陪她一家玩一玩和做些什么。我几乎可以说是他们家庭里的半个成员。而且，她们的两个孩子对我特别亲热。那时，姚华总是说：‘你们的好阿姨来了！不要让你们的好阿姨走了，’这是我愿意的。并且，我觉得这是我的职责。但是，后来我感觉到，姚华总是用疑惑的眼睛瞪着我，她对我不是亲近而是冷淡了。在我生病之前，姚华有一天对我这么说：‘你懂得生活，你会找寻幸福，你会好一辈子哩。’后来，她也说过这么一句：‘我们家象有一块吸铁石吸着你哩。’我不懂她的这些话，但我已经感到了惊异。无论如何，我是为着我的首长，为着他的顺心和安静，我没有去想它。‘姚大姐有病，容易冲动。’我安慰自己说。当我病好之后，第一次去她家时，她的眼睛简直是在敌视我了。那眼神，我在暴怒的虎的眼睛里看到过，我心里是畏惧的。但我还是高兴的走向她，并且说：
“‘大姐，我好久没有来看你了。’
“她动也没有动一下，而且，没有把手伸给我。
“‘大姐，你的病是不是有好转？’我又说。站在她的身边。
“她翻起仇视的眼睛盯我一下，然后用力拉着嘴角，鼻孔里哼了两声之后，说：
“‘我能早死才是好事哩。’
“‘这是为什么呵，大姐？’我说。
“‘为什么？你知道。’她激动难耐的说。‘你走吧。’她用下巴指着门口。‘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也不愿看见你，在我死之前，我不想再看见你。’
“我惊骇的站着。我不知道我是恐惧还是委屈，我身上发抖，心里想哭。我呆木的站着。
“‘我是活不久了。但我不准许任何人抢我的幸福。’她又仇恨的自语说。
“‘呵，大姐，’我说。
“‘请你走！’她说。她在暴怒了。
“我回到宿舍里，哭了整整一晚。”王洁伤心似的停住了，她低着头沉默了许久，仿佛极力使自己不静一下。然后她又说：
“我曾经向我们的支部书记汇报过我和姚华的这种情况，我是希望得到她的分析和帮助。而她胸有成竹地笑着，仿佛她早就了解似的。后来她说：
“‘机关里的同志也不是没有意见呵。’她察视着我，又说：‘你的工作不坏，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但你对秘书长的态度，是不是有向上爬的思想呢？你全心全意为着秘书长的动机是什么呢？’她笑着。她好象是用笑缓和她说话的尖锐性似的。停停她又说：‘这就不能不检查呵！要检查自己！要检查自己的思想动机。’
“‘我想过我自己，’我激动的说，‘我没有不好的动机。’
“‘如果是这样，那很好。’她说。担心我不诚实似的望住我，又说：‘不过，你能不能向党保证呢？’
“‘我愿意保证。’我坚决说。
“‘可是，也应该懂得照顾影响。’她说。
“我懂得。但是，我有一点想不通：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弃我的职责呢？我是否可以不照顾或少照顾我的首长呢？我这样想过，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而且，我看到我的首长时，我就不能不照顾他，在他的面前，我会忘记我自己，也会忘记一切。我怎么办呢？”
“我想问你，玉洁，”我不能忍耐的打断了她的说话，“你的首长，他是什么看法，他又是什么态度呢？”
“他好象什么都不知道。”玉洁说，那语气是肯定的。
“姚华对他没有什么不好么？”我问，“两个没有争吵么？”
玉洁瞪着两个沉思的眼睛，摇着头，说：
“没有。他没有说过。”后来她又说：“他没有表露过他有这种苦恼。”
“是呵，姚华懂得爱他呵。”我不禁说。
“我知道。”王洁决断说。“姚华不愿意给秘书长任何苦恼，我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也不愿意。我也不愿意秘书长在我身上感觉到一点一滴的苦恼。因此，我也不能不掩藏着我的痛苦。但是，因为我一连几个星期没有到秘书长家里去，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有一天工作结束后，他对我说：
“‘为什么不到我家去了，小季？有什么使你不愉快么？’
“我的心跳着，我感觉到全身的紧张。
“‘没有，秘书长。’我喃喃说，‘这些时候，我有些个人的事。’
“‘那么，今天跟我去，’他终于说，‘去坐坐，玩玩。’
“我不要去。我怕姚华的眼睛。我担心姚华会伤害我。我不敢想姚华在首长面前会如何冲动。但是，我不愿拒绝他，我似乎也不能拒绝他。我跟他去了。我的心疯狂似的跳着，脚手一阵阵的发麻，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进他的家了。姚华正在等着秘书长。据说许多年来，即使在战争中，她也是等着他，和他同睡，也和他同起。她看到我时，显然是在生气，似乎是站立不住。
“‘你怎么了，姚华？’秘书长走向她，担心的说。
“‘今天特别不好，’她掩饰自己说，‘我想早休息哩。’
“‘好呵，’秘书长说，无可如何地望我一眼，仿佛有什么为难似的。又说：‘让小季坐一会。’
“‘不。’我说。能够离开他们的家，我就觉得轻松。‘我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看你们，可是，现在，我要走了。’我说着，就逃跑似的，跑出了他们的家，跑到大街上了。”玉洁说到这里，好象气喘似的喘了口气，沉默住了。她象是在回忆，也象是在排除回忆。她站起来，忽然问：
“快到什么地方了？”
“我也不知道呵。”我说。
她走到窗口，打开了窗户。她伏在茶几上，象淋浴似的迎着夜风，好久都没有动一动。“北方的夜，好象也是单纯的。”她自语说，然后关住了窗户，走回我的身边坐下来。“也许要到济南了。”她又说。
我没有回答她的话。她使我沉陷在她那种痛苦的处境里，我为她优心。我终于说：
“你该怎么处下去呵，孩子？”
她轻轻叹口气，说：
“正象小金说的，我是迎着痛苦生活，而这，又是我愿意的。”她仿佛说不下去似的，停了一阵，又说：“你也许还不知道，不久，‘三反’就开始了。我的首长是机关里‘增产节约委员会’的主任和‘打虎队’的队长，自然，他没有时间照顾他自己和姚华了。而这时，姚华终于病倒了，她大量呕着血，有时就会晕过去，她必须住医院了。秘书长对我说：
“‘小季，你去帮助她吧，把她送到医院去，照顾照顾她。’
“‘好呵。’我说。我跑到他的家去。
“姚华昏迷似的在床上躺着，脸色苍白得可怕。头发复盖着她的半个脸，深陷的眼睛，疲乏似的紧闭着。我站在她的床前，默默的望着她，心情沉重的发着呆。她仿佛发觉什么似的，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看到我时，两只眼睛突然睁大了，咒骂似的盯住我。
“我心里抖跳了一下，慌乱的说：
“‘大姐，咱们到医院去吧。’
“她的深陷得可怕的眼睛盯住我，没有说话。
“我简直不敢看她了。
“‘你走！’她喘息着，声嘶力竭地说。‘我不要看见你。’
“我想走开。如果我走开，她也许会轻松些。但是，首长的话在我耳边响着，首长的洞察人心肺的眼睛也在望着我。我终于说：
“‘是何秘书长要我送你，大姐。’
“‘呵，他。’她喃喃说。接着，长长喘了一口气，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她无力的躺着，闭住了眼睛。后来，她自语说：‘我要医生，不要医院。’她还呓语说：‘我不要离开他。’
“姚华住医院之后，我应该常常去看她，并且，我也想去看她。但是，我不敢去看她。我怕引起她的痛苦，我怕她的仇恨的目光。我不能不时常提醒秘书长，我说：
“‘你该常常去看看大姐，秘书长。’
“‘是呵，我该去看她。’秘书长说，‘可是，我不能守着她呵！’他无可如何地笑一下，又说：‘你看我有什么时间呢？’
“秘书长没有时间，这我是知道的。我应该替他去做他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我愿意这样。但我不敢去看姚华。我说：
“‘无论如何你要去看她。而家里的孩子，我去照料。’
“‘小季，这如何好呢？’秘书长动情的说，他说话的口齿竟是拙笨的了。‘这如何好呵？小季。’
“‘你必须去看她，’我说。我简直是在命令他了。‘你会给她力量，给她信心。’我心情激动着。‘她是多么爱你呵！’
“‘我们共过生命哩。’他说。说到爱情，他似乎有自己的骄傲。但说话之间，他却流了两滴眼泪。
“我希望姚华活着，永远活着。如果她健康，那对他该是多么大的幸福！但是，他是多么不幸呵！姚华死了。他失掉了她。”
“呵！”我几乎是在惊叫了。我觉得沉重，又觉得轻松。事情终归是该结束了。
“玉洁沉重的坐着，沉默着。火车开始停靠在一个车站上，但她仍然没有动一动。
“她死那一天，正是我们‘三反’运动结束那天。”玉洁又说。沉重的情绪使她的神情有些凝呆。“那是下午三点钟，秘书长正在作‘三反’总结的报告，而干部医院来了电话。电话里说姚华的病突然恶化了，可能是由于并发症，而难有什么希望。他们要秘书长立刻到医院去。我跑到大厅去告诉他，他要我先到医院去，他必须在一小时之后才能来。我坐上首长的汽车到了医院，跑进了病房。一个护士在病房门口挡住我，说：‘你是她家什么人？她怕是无救了。’
“我没有答话，迳直走到了姚华的床边。姚华的干瘦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露在外面的耳朵，就象一片枯叶。塌陷的眼睛紧闭着。只有一阵阵的厉害的气喘，才使我感觉到她还活着。医生和护士默默站在她的床的一边，仿佛是在等候她的气绝。我耐不住自己的激动，我哭了。
“她睁开了眼睛，看到我感觉惊骇似的，咕噜说：
“‘呵，是你。’
“‘是我，大姐，’我说，忍不住流着泪。‘秘书长就要来的。’
“‘呵，他要来。’她说，闭住了眼睛，好象她感到安慰似的。她的嘴唇一直无声的动着，似乎是重复着自己说过的一句话。后来，她突然又睁开了那怕人的眼睛，就象一个复仇者怒视着敌人似的，盯住我。并且，她似乎也企图坐起来。她对我好象有着死不饶恕的仇恨。
“‘我爱他。我不准你……’她努力说，一句话没有说完，她就气绝了。我不知道我是生气，还是伤心，是为秘书长的不幸，还是为我自己的痛苦，我哭着。我一直哭得头发木，心口发胀，我不能抑制地哭着。后来，我自己也觉得，我是在哭我自己的遭遇。我爱秘书长，他会知道我的爱情。我也知道秘书长爱我，我感觉到他那颗热烈的心。但是，姚华活着，他不能去爱两个人，我也不愿意他把爱情分给两个人，我愿意自己痛苦。而现在，姚华死了，我怎么办呢？他会把全部的爱情给我，我会象姚华那样爱他，直至终死。但是，这是可能的么？我能够得到这个幸福么？”
“为什么是不能呢？”我忍不住插说。
玉洁激动的沉默了一会。然后对我笑了一下，仿佛觉得我的插问是多余似的。
“姚华死后，秘书长就病倒了。”玉洁又说。“他病，‘三反’，中的劳累是个原因，但更大的原因，是姚华死的伤痛。他在医院里住了几乎两个月。当然，我时常去看他，并且为他照料着孩子和家务。我决心使他的家改变样子，不使感觉失去姚华的痛苦，而使他感觉清新愉快。他出院那天，对他的家庭感到了极大的高兴。‘有你的照顾，我什么都会是满意的。’他对我说。那天的晚饭我是在秘书长家里吃的，孩子睡觉之后，我们两人在沙发上坐着，默默坐了好久。我有几次想回宿舍去，但我又愿意那么坐一坐，多坐五分钟一分钟也好。他仿佛也没有那么安静舒意的坐过似的，看来他是那么满意。房内没有一点声音，空气好象也是适人的。但是，他忽然自语说：‘人应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必须的。但有时候，似乎又掌握在别人手里。’这使我心跳了，我觉得他是在说我的心似的。后来，他一下坐起身，倾心的望住我，说：
“‘小季，我们呢？’
“‘我们？’
“‘是呵！’他肯定说，激动起来。‘我们爱，我们爱吧！你不爱我么？’
“我怎么不爱他呢？我爱。我没有爱过一个人象爱他这样，我不能缺少他，不能没有他。我的心疯狂的跳着。我爱他。但是，我看到了姚华的可怕的仇恨的眼睛，听到了支部书记的声音。我全身打了一个寒战。
“‘不。’我终于说，‘这不可能。’
“‘为什么呢？’他激动着，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什么呢？’
“我感到他的手的热气，就象得到了幸福。我希望他的手抓住我，抚摸我。这似乎比他说什么话都好。但是，我听到了一阵乱杂的指责的声音：‘你这是个人向上爬！’‘我不准你抢走他！’我又看到那些嘲笑的眼睛和仇怒的眼睛。我慌忙摔开了他的手。
“‘你不要这样，’我说，心跳着。‘我要走了。’我没有看他，我快步逃了出去。那一夜，我是在黄浦江边度过的。虽然我曾两次回到他的门外，也在他的窗外，望着他窗帘上的晃动的人影徘徊过。但我还是在黄浦江边，游魂似的直到黎明。”
“你怎么这样处理自己呵，孩子？”我感到可怕似的说，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
“我怎么不想到姚华呢？”玉洁固执说，“而我也向支部书记保证过呵。”
“呵，是这样！”我死板的叫着。
“好坏，事情是已经结束了。”她说，站了起来。“他不久也调北京去了。”她低头徘徊着，又说：“虽然自己还有些痛苦，但事情总算是过去了。”她开始向我轻松的笑一笑，我简直觉得不能理解她了。
“睡吧，孩子，”我终于说，“时间已经不早了。”
“见到姑母，疲倦好象都跑光了。”她说，不住的走动着。
我整理着铺位，没有回答她。从来我想到她大学里的那两个小伙子，我耐不住问她：
“你大学里的两个朋友呢？”
“早已经分散了。”她说，“现在一个在新疆，一个在印度，是外交人员了。”
“是呵，以前就该考虑自己的问题哩。”我埋怨说。我觉得我几乎是在说一些傻话了。但是，她却认真摇了摇头，好象是否定我的说话，又象是自己的感叹。后来她说：
“那时候满心想望的，是工作和事业。爱情、家庭这些东西，自己不仅是不懂得，而且还觉得厌恶。”
说罢，她又打开窗户，伏身在窗口，迎着夜风窥视着黑夜。自语说：
“看情形，怕是要到泰安了。”
火车离开徐州车站，太阳就照耀着窗户了。我觉得我只是刚刚睡着，现在又醒了。我无论如何再也睡不下去了，而玉洁却在鼾声鼾气的疲倦的睡着。我躺着，正打算起身的时候，小金一下闯进来了。她吵叫说：
“哈，还在睡哩。”
“不要吵她。”我轻声说，就爬了起来。
“那么，咱们去吃早点吧，姑母。”小金说。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好象还有点不安似的。
我穿好衣服，梳整了一下头发之后，就和小金走向餐车去。餐车里是那么爽人而清静。一个大大的车厢只散坐着三两个旅客。我们找到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了。
“你和玉洁在一起工作几年了，小金？”我问她。
“已经五六年了。”她丝毫不加思索的说。“喂，”她喊着服务员，然后又对我说：“你吃什么？姑母？”
“什么都好。”我说，“只要汤多些”。
小金要了两个汤面，并且，叮嘱了服务员几句，然后坐下来，说：
“季主任对我才象妹妹一样哩。”
“那么，你也认识何秘书长了”我性急的又问她。
她觉得惊奇似的望住我，点了点头。后来，她有所感似的皱了皱双眉，说：
“那是我们的老首长，一个好领导。”她仿佛有点激动，又说：“他很能理解人，但是，他又好象没有真正理解季主任。”她摇着头，又说：“真的。他不理解她。”
“为什么呢？”我说。
“他信任她。”她严肃地说。“他很信任她。她的什么话，他都认为是真实的，她说‘不爱他’，他也认为是真实的。自己也就愿意担当那种痛苦了。其实，”她望住我，好象在察视我的神色似的。“季主任是最爱他的。”后来，她又说：“他调走之后，季主任并没有不爱他，她还深深的爱着他。可是，他倒真是绝望了似的，连信也没有了，即使来信也是谈公事。你知道，他正是在我们上级机关哩。”
“呵。”我说。我心里想：“事情竟会是这样。”
“一九五三年四月间，我和季主任到北京去过，”小金说，一双灵活的眼睛似乎也变得呆滞了。“我知道季主任要去看他，希望有机会向他表示心迹。她一路上显得高兴，并且不断和我谈他。可是，到北京后，她却又不敢去找他，好象遭受什么打击似的。我说：‘我陪你去。’那天开会之后，我就和季主任跑到他的家里。呵，天，他正在房里和一个女同志谈话，看来，那个女同志已经不是什么生客，而仿佛是他家里的人。是她让坐，她在倒茶。季主任有一阵几乎站立不住，仿佛眼睛也失明似的，她一把抓住了我。后来，她才镇静了下来，总算愉快的支持过去了。”小金停住，望着我，解释说：“那就是何秘书长现在的爱人，曾经当过演员，两人一同出过国哩。”
面已经端上来了。我们开始吃面，并且沉默了。
“那天晚上，我才真正理解了季主任，”小金耐不住似的，一面吃着，一面又说。“当我们走出何秘书长的家，她腿软不能走路了。但是，她神情坦然。回到旅馆之后，她不要睡，她要我陪她。她说：‘夜里坐一坐该是多好，多难得的事呵。’她还说：‘北京的夜是多么好，在深夜里，你就会觉得你和毛主席在一起哩。’但是，又怎么能够一直不睡呢？而睡下之后，她的痛苦的哭泣，又把我弄醒了。我说：
“‘既然自己痛苦，为什么不和他谈呢？’
“‘我不能破坏别人，不能让别人痛苦。’她说。
“‘要我，可不是这样，’我说，‘要是我，我就对他谈出来，由他去选择。’
“‘不，不。’她说。‘我会支持过去的。’
“是呵，她会支持。这次我们到北京开会，还到他家去吃了饭哩。可是，那已经完全是同志了。她还对我说：‘你看老首长是多么幸福。’是的，我也觉得他是年轻了。”
一批旅客拥到餐车里来，看来，我们的谈话是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急忙吃完了面，去小金的寝车看了一下，又走到我的寝车来。
玉洁还在睡着。好象她今后没有机会多睡觉而决心睡到上海似的。
“我是玉洁的姑母，我不能不担心她哩。”我坐下来说。
“谁也是这样。”小金说。她斜着身子坐在茶几上，望着上铺沉睡的玉洁。后来又说：“她工作忙，很少时间去考虑自己的问题。”她纳闷似的低着头，又说：“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假日。就是有朋友，有时候两月三月也很难见一次面，这不能不是个问题哩。”
“玉洁也有朋友么？”我关心地问。
“有过哩。”她说。“那是个青年外科医生，是个有事业心的人，并且也是个钟情的人。”小金回忆的皱着眉，停了一下。又说：“那是前年后半年了。他们是怎么认识，认识了多么久，我并不知道。可是，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发生问题了。”
“呵，这孩子！”我说，“怎么总是这样呵。”
“不，不。”小金摇着头否定说。“那时我们工作忙，经常有大批外宾交插着，工作繁，会议多。她那时又是办公室的副主任，每天不到深夜，就无法喘口气。”说到这里。小金还觉得有些紧张、烦心似的。“有天傍晚，季主任从会议室里跑出来，慌忙紧张的对我说：‘小金，快给干部医院外科病房徐医生打个电话，就说我没有时间了，他不要等我了。’我打电话给这位医生的时候，他很不愉快。他在电话里说：‘一个人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为什么一天到晚要坐在会议桌上呢？她什么时候能够不开会呢？’是呵，每一批外宾的活动，每天都需要安排，工作也需要检查，怎么能不开会呢？他不是不了解，而是心急不耐了。深夜里我和季主任走回宿舍时，我说：
“‘怎么要我打电话呢？他不愉快呵。’
“她无可如何地笑着，望了我一眼。在灯光里我看到她的眼神是那样包藏着委屈和无奈。她说：
“‘我知道他会生气，我简直不敢打电话给他。’后来，她又说：‘我们三个月没有碰面，并且，我已经失约几次了。’
“‘为什么不叫他来呢？’我说。
“‘来又有什么办法呢？’她说。她要我回答似的望住我，又说：‘他也忙呵。他自己也不知道，哪一天他不站在手术床边。”
“是的。我们的生活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季主任的痛苦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当我问到季主任是不是看过徐医生时，她简直激动起来了。她说：
“‘他既然不能够理解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我感到担心而惶恐，我不敢去看她。
“‘为了爱情，要我放弃工作，改变职业，这是不可能的！’她忽然又说，仿佛是受到了什么侮辱似的，那种愤怒的神情是我没有看见过的。她愤然沉默了一阵之后，又说：‘爱情不能祈求，而且我也不会要哩。’
“‘这是怎么回事呵？’我惊愕说。
“她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了一封揉皱的信封，我知道这是徐医生的同样的信封、同样的笔迹的许多来信中的一封。这些信当它们来到的那些时候，我都看见过的。
“‘你看，他在写些什么？’她气恼的说，摔给了我。
“他的那封信确实说了不少叫人生气的话。但是，能够看出他是为了爱她，他是为了得到她的爱。只不过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
“‘从信上看，他还是爱你的呵。’我说。
“‘这种爱情，我不要哩。’她轻卑地说。
“她把那个家伙丢开了。后来，那个徐医生的电话她也不接了。她总是说：‘小金，你告诉他，我在开会。’其实，她却望住我安静的微笑着。”
“她小时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我忍不住说。“她怕是三十一岁了，也不小了。怎么是这样呵！”
“这不好么？”小金说。
“是呵。”我无限感慨说，“这是她的可贵之处，但也是个悲剧。”
“不，不。”小金强辩着。
“不什么呢？怎么不呢？”我说。
“你们争论什么呵？”是玉洁的声音，她已经睡眠惺忪的坐起来。
小金一下跳起来，叫着：
“呵，你醒了。快起来吧，蚌埠快要到了。”
小金在房间里愉快的扭了两个圈子，踏起舞步，显然是逃避着玉洁，匆忙逃了出去。
季凤珠大姐要离开上海回内蒙古的前一天，我去看她，我们又谈到了季玉洁。她心情畅快的说：
“玉洁那孩子，谁也不用担心她。”那口气带着自信的豪气。“她是个有主张，有看法的人，这类人，是用不着谁为她忧心的了。”我看到她是全心愉快的。她还说：“我曾到玉洁机关里去看过她，她使我觉得她是一个组织家，一个工作的组织家。”她兴高彩烈的眼睛望住我，又说：“不过，她们的工作忙而紧张。你在那里呆一会儿，就好象每一根神经都拉满了弦似的，叫你难以喘气。”她用那老年人的有意思的表情，感叹的摇了摇头。又说：“我在她的办公室里呆过半个下午，那使我吃惊而钦佩。一个办公室，就象打仗的指挥部：电话交错的竞赛似的响着，人员们不断急步出进，那工作是紧张的，但是有秩序。我观察着每一件事物，而我觉得每一件事物都作好了安排。玉洁就是这个秩序的组织者。我看着那孩子，她给了我一个新的东西，那就是信心，工作的信心。”她严肃的自傲的笑了一下，又说：“这孩子不会是一个失败者。”
“我能够想象这一点，”我说。“这可以和她的过去联系起来的。”
“是么？是么？一个事业上的胜利者，在生活上会是败北的么？”季大姐兴奋欲狂的说着。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到，她对季玉洁的完全的信任。她还说：“一个有主张的人，她所想的，就是如何实现她的主张哩。”
季大姐谈到季玉洁的生活，就有一种难以压制的激动。她仿佛是企图说服我似的，又说：
“你看着，玉洁会是幸福的。她怎么会不幸福呢？”
来源：原载1957年7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