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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儿子与垫脚石
山西 姚青苗
1957.07.00

(姚青苗：作家，山西省文联副主任)

当高尔基还是一个初出名的青年作家时，列夫·托尔斯泰对这位青年作家的主要印象是：“这是人民的一个真正的儿子”。高尔基终其一生，并没有辱没了这个光荣的称号，他始终没有脱离人民，为人民工作着。他没有因为个人成功而冲昏头脑，没有在思想灵魂上把自己升高到人民的头上去。他是最关心“人”的作家，他分担着人民的痛苦和不幸，也分担着他们的斗争和胜利的欢乐。

当高尔基成为一个著名的青年作家时，当时和高尔基齐名的有一位俄国歌唱家，名叫夏里亚宾，夏里亚宾差不多每年都要来尼日尼·诺甫哥罗德（高尔基的故乡，现名高尔基城）演唱，他和高尔基彼此都认识，而且是极好的朋友。夏里亚宾的出身比高尔基好不了多少，也是来自生活的“底层”，深知“底层”人民生活的痛苦与不幸。夏里亚宾是一个人民的歌唱家。

但是，在夏里亚宾的声名日趋显赫，地位更高的时期，夏里亚宾却逐渐地脱离了人民，把他的艺术去为那些少数的肥肠胖脑的贵族老爷和贵妇们服务了。夏里亚宾的生活过得很豪华，他很懂得享受，虽然他出身于生活的底层，但是也很会欣赏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他流亡在国外，但他也终究是一个艺术家，不甘心和那些白党的侨民和蛆虫们同流合污。远离了祖国和人民，他感到很深沉的寂寞、悲哀和孤独，据说在他临死之前，老是用手向空中抓着、喊着“给我一把俄罗斯的泥土”。夏里亚宾毁灭了，但是他还没有腐化到底，他还有良心上的忏悔，这是一个人民的儿子脱离了人民的道路最沉痛的悲剧。

这样的事情在我国过去的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有些人出身寒门，但是经过多年的寒窗苦读，一登龙门，便身价十倍，学问便成了敲门砖，人民的疾苦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梁实秋教授就很赞赏这种飞黄腾达的人物，认为这才是生活的正路。在和鲁迅先生及左翼作家们关于阶级性的论战的时候，梁实秋说阶级性是左翼作家揑造出来的花样，是故意挑拨和制造人间的不和。他说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反对资本家，而是要勤恳地去努力，以便将来也爬上资本家的宝座去，梁实秋称这种资本家为辛辛苦苦奋斗出来的资本家，人们应该向这种资本家去看齐。

不用说，我们的进步作家们都是反对梁实秋这种“乏走狗”（鲁迅语）的论调的。但是，那些背着一个人民的儿子的头衔而不走人民的道路的艺术家，我看我们还是有的。不要看他们过去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也曾尝过那种茹苦艰辛的生活，其实他们也会像夏里亚宾那样享受资产阶级的豪华生活的。许多同志不是谈过吗，我们有些作家们不是在古玩、吃喝、享乐和声色犬马的生活中过日子吗？这不是跟着梁实秋教授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吗？

“人民的儿子”这个光荣的头衔曾被某些艺术家作为垫脚石，而革命经历和革命头衔又何尝不会被我们的一些作家们看作垫脚石。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些时在“文艺报”第八期的“文艺茶座”上看到的那篇“演员求见记”，其中所写的那位领导，即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某某同志，我是认识的。还记得一九三八年冬天在解放区的时期，他穿着破棉袄和大棉窝窝的情况，想不到这样朴素勤恳的作家，今天对他的下属同志们还不如对热带鱼关心（据说他家里养了很多的热带鱼）。前些日子看到文汇报上的记载，曾经提及他在上海时的情况，说是有些下属们招待他，很有点像“新局长上任之前”的味道，这说明了我们有些作家们和文艺事业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经不起生活的考验，较高的荣誉和较高的职位反而成了陷阱，烧得他昏头昏脑，这实在是使人焦虑的事。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原编者按：本文原是作者今年夏天送与“火花”发表的，后经作者坚决要求撤回，故未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