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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党整风“鸣”“放”一鳞牛爪——在座谈会上发言稿
重庆 聂器成
1957.05.00

[编者按：聂器成，地主出身，旧职员成分，农工民主党党员。叛徒。现在市专卖公司任课长。其主要反动论点是：（1）“君子群而不党”。认为历史上的党都是脱离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走群众路线；（2）“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替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此话指“三反”、“五反”、“肃反”而言）；（3）共产党员的作风，恶劣到和秦始皇不相上下，有千百万个秦始皇（指共产党员），好脑火；（4）同意“党天下”观点。]

1．从历史民族性对解放后党群关系矛盾问题的一点体会与分析：

党群关系矛盾不是偶然问题，也不是个别现象问题。

古人说：“君子群而不党”，我国历史是尚“群”不尚“党”。党走群众路线历代认为不可能，解放初时，我内心想“共产党是大公无私的党，可能会走群众路线”，现在看近几年事实是“共产党也还有些“私”，以致走群众路线很多是走过场装样子。”

成语说：“党同伐异”，“同一鼻孔出气”。从近几年事实看是：许多共产党员，乃至党的若干政策措施，这种表现不是没有，不是少而是很多，许多党员不用脑袋，一味随声附和。找缺点错误不是找党员而是惯于找群众（找群众缺点错误。批评教育不算不对，但对党员反是则不对了），从很多问题（看），党员认为只有群众错，没有党员错，相反只有党员对，没有群众对，“天下无不是的党员”（对群众），请党员领导同志反躬检查一下，不会不能自我发现。不具体多举例，我记得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大约在55年秋汪全斌同志听茹谦同志反映沙区与财会科一个什么问题，硬不让我稍加申说，汪还是锻炼比较好的，我想是党的政治教育原则问题，汪、茹是党员，我是群众。

我国的历史民族性，是爱“王”道（以德服人），不爱“霸”道（以力压人），古人说“孰能一之？”曰：不嗜杀人（不爱整人。能容人、容物的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曰：“天下莫不与他！”（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国际和平政策亦通）。但我看近几年来党的领导——通过许多党员领导作风是用“霸道压人”的多，用“王道服人”的少。表现“了不起”、“嘴上吹得天花乱坠，实际情况有的不堪想象”，如专卖酒征专利厚。55年干酒降度（57度降到50），不降价，没有任何理由，国家积累不择手段。应当说是“国家对人民的剥削”，也就是“党剥削人民”。古人说“民无信不立”近几年“立信”的工作作得很差。许多事朝令夕改，美其名曰“适应客观情况”，“要用辩证唯物观点对待问题”，我觉得是乱搬教条、借口，蒋介石反动集团所以丧尽民心，最主要是由于四大家庭压榨剥削，“好话说尽，坏事做尽”，如47年宋子文长行政院“黄金兑换率贬降案：即一显著例子，天怒人怨，经济崩溃无法收拾，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固然不能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相比。国家、政府的应尊重“民信”则所说古今中外没有什么不同。

知识分子（不论大、中、小）虽然在全民中不是多数，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却有其相当的主导作用。要从构成历史民族性上看则有其代表作用。知识分子就是从来的所谓“士”，“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准士为能”（说明士是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为国为民的活动的中坚力量），“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说明士的感情），“士可杀不可辱”（说明士的气概）。但党的领导——通过党员领导，对知识分子的特性问题，一般注意重视不够。特别是对所谓“旧”知识分子瞧不起，许多事实举不胜举，党的领导思想是：赶快培养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排挤旧知识分子，在任何场合，都轻视中年、老年的知识分子（有党籍自然又有所不同，老党员比非老党员关火）。

我有些切身的感受（我能不能算知识分子，起码货想是没有问题吧）：如几年来拿我当典型批评对象（广播、墙报等）次数多。具体事记不清了。但回想没有一次是有关个人问题的。假如是党员即使是个人问题也不曾有过干脆地揭发于大众之前。这么作，只是教育了群众，却偏袒纵容了党员。助长了党员骄傲的气息。我和领发导在财会业务问题处理上有时因职责关系不能不有所申说，或至于生争论。老实说，不免因此而招致领导上的不满意（西南区公司及原来市公司印象最深）。认为我们是属于组织性和纪律性差的而不太够驯服的人。我现在回忆我所申说或争论的也从没涉及过个人问题——这只说明近几年党的领导，通过党员领导的作风是只要驯服无条件服从。窒息人的思想智慧。党员入党，提拔干部也几乎都以恭顺服从为衡德标准的主要方面。我认为这是党的作风的非同小可的问题。从我解放后的职位（税局50年西南军政委刘伯承给任命书为市局级副科长。调专司现职）体现党对所谓旧知识分子“走下坡线”，和有党籍的青壮年的“上坡线”，对照鲜明（应声明：我决不是为具体的我争名利的思想而提出这问题。从具体的我们的才德受组织已够厚待了）在中高学校新教师领导老教授。很多“旧者、老者（指群众）无用者也！”，我认为是过于偏见。还谈谈细小问题，我在税局时，每次分得娱乐赠卷，总是较同级党团员差一、二、等的，我没修养，好几次抑不住气愤把它撕了。

我国民族性，在个人考验上有“忠”“恕”两字：我想忠恕不只是封建社会有用，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有用，也可说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哲学思想，现在“忠”就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勤勤恳恳地工作。但看这几年非党群众很多是做到了。倒反共产党员却很多虚浮不务实际，如我司党员同志就很少虚心学会搞实际精力工作。×同志说：“党已批准我入党，快要升科长了”。×科长一调到组技科竞赛和合理化建议工作，首先就提出要取消同业务竞赛，我说它在财会工作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仍主张任其自流。不能再给奖，×科长要我同他作“思想汇报”（政治思想与业务截然划开）实在可笑。足以概括党的领导演化为党员领导欲的发展趋势真叫人可怕。忠，又可说要表现在工作、学习、思想、生活等各方面起表率作用。这却在许多共产党员表现的是特权作用。高人一等的思想行为已到很普遍很严重的程度，要拿国民党政权时代比，国民党是首先坏在上面，逐渐蔓延普遍坏。现在共产党首先坏在下面，……党员显得人人“了不起”！教育人、领导人。

再说“恕”，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毋欲人之加诸我，亦毋欲加诸人”，就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给人家想一想，我觉得党员领导各次民主改革、思想改造及“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很多地方缺乏“恕”的思想体会。所谓“恕”并非遇事主张保守右倾的说法，能作“恕”的工夫，就能本公持正地对待问题、处理问题，就能比较地少于纠偏，少犯错误缺点。

我们都能回忆国民党政权时代，在蒋介石公开反动之后，防范陷害无所不用其极，而所获结果是人心离散，反动派政权土崩瓦解。现在人民政府政权性质当然不能拿蒋介石反动政权相比，但执政方法，我国历代能政简刑清。轻税簿敛的，老百姓安居乐业，欣庆太平盛世，否则反是。如楚汉、项羽自恃勇悍，胸襟窄，多猜疑忌才连一个功臣助手范增也不能容与共事下去。刘邦比较开豁，入关只约法三章。故刘成而项败。这种例事，历史上多着，现在所不同的。有主义，是党的政治，不是没有主义的人的政治，但实际没有多大差别的。

我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来搞社会主义，和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好多领导方法应有所不同，如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就有区别，知识分子也有区别，因此民主革命打倒三大敌人是非常正确的，敌我分明，故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毛主席的威望不知高到什么程度。简直不能用言语形容它，之后搞社会主义革命，在作法我觉得就有些过于机械地形式地学习苏联，拿我国整个民族来说，民主革命胜利是标志整个被压迫民族的翻身，处理国内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没有同时考虑民族阵线的问题，故显得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上，知识分子问题上有些彼此分得过火。

共产党对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统括为旧知识分子阶层，具体组织成各个民主党派和各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我认为也同样犯了对整个民族阵线与阶级斗争在中国现实情况下搞社会主义敌、友、我界线分别的比较模糊，因而几年来必然形成的对各阶层知识分子的贡献与作用估价过低，不够重视，视各民主党派为装璜点缀品，为革命的随从，为共产党的尾巴，更必然形成：中国革命的功绩，唯一是属于工人阶级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力量分担的估价上的纠偏而提出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确做到了有偏则纠，是好的，但在全国千多万党员恐怕能领会并能勇于纠偏改过的就非常的少数了。

我国国情不论古今，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爱国主义者，现在更加上社会主义，在接受上不会显得什么勉强，是容易理解的，主要还在党的善于领导。

历史民族性应当肯定它是和任何事物一样是有继承性的，许多共产党员思想认识和行为作风上鳌头自大，自我作古，割断历史，否认过去一切，对非党的人、事、物都瞧不起。党员一切以教育者改造者自居，是共产党员也就是共产党的最大缺点，这次整风，整“三害”不只整它的表面现象所谓走过场，应当虚心鞭劈里，入木三分追根究底，具决心，下辣手，整出一套新的搞社会主的领导方法来，不仅限于整掉若干具体问题上的党群关系的矛盾为已足，才对。

2．“鸣放”之后，是虚心于改，还是存心于“整”的问题：

我说千万不能“整”，只能“改”才是办法，下面我想起两个历史故事：

一个是“整”：周厉王虐，国人谤王，……得魏巫，以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不敢谤王，道路以目。“结果是周厉王不得善终，王朝陵夷。

一个是“改”：郑子产为政不久，老百姓不谅解他许多政治措施上的改革，每聚于乡校说长短，或劝子产毁乡校，子产曰：“夫人日而作焉，退而息焉，以议朝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从之，其所否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子产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的道理，心地开豁，子产为政数年之后，郑国大治人民爱戴极了。

我觉得，共产党搞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没有问题，但搞社会主义方法上就有许多地方值得研究，商榷，我国近几年来，在经济生活接近消灭了剥削阶级，得到解放，但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却朿缚太甚，还没有得到解放，应当通过这次“鸣放”（群众）帮助“整风”（党里）解决“精神解放”问题。

有些老党员经多年出生入死，对革命有功劳，流血拼命斗争过来，在生活习惯上有些特殊，并非装作，群众接触是能体谅不会有意见，但许多新党员，并没有什么功绩，那股“一获党籍，身价百倍，趾高气昂”的歪样子，群众接触必然看不来有意见，——这古时也有个比喻，“西施颦而美，东施效颦则更丑”，现在群众对党员意见的多，实在不足为怪，群众对党员有意见，群众对党员并没有成见。

总之党员应当虚心“改”才对，改的要求并不高不可及：

1．要千多万党员都改掉“秦始皇”的作风，独断专横，无视群众是行不通的，秦始皇袭其父祖在战国末几世的声威余荫，统一天下，就自认为了不起。为所欲为，不准老百姓说话，违禁者诛，偶语者弃市，增固万里长城，罢诸子百家学说，焚书坑儒，妄自称“始皇”，以为二世三世至万世而为君，现在党员作风有的恶劣到和秦始皇不相上下的程度，千百万个秦始皇好脑火，应力改。

2．关于“党天下”与“党员天下”应明确界说，党天下是体现在党的正确，大公无私的政策上面，至于具体党员，应不能和群众有何两样，目前党员是贵族，群众是贱民的情况，应从党员作风上思想上力改——这连带要考虑机关党委领导“作风的改进问题”。

3．具体在我机关——也可说是普及全国的每一个机关，学校、团体、场合，那种党与非党“一日之内，一宫之间，气候不齐”的情况，应改成一样的气候情况。

4．那种党员治人，非党员治于人，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情况更坏，应力改，（目前党员不务生产也正如党员食人，非党员食于人——劳心者食人，劳力者食于人，情况太恶劣了）——应包括党员应虚心学习业务、搞业务，把高人一等的皇冠揭掉。

5．党员“不鸣不放”的现状应改变，才能拆墙填沟，“鸣放”决不会天下大乱，因为大鸣大放，并不涉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党员自外，等于至少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用脑筋不愿清除墙沟很危险。

6．五伦之中无“朋友”的问题，我认为只是群众没有朋友，而党员“有同志也就有朋友”因为一经取得党籍的人，同志间公私照顾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充分的发挥了朋友一伦的作用，群众一与人接触，容易扣上“搞小集团”“作风不正派”的帽子，记得我在几次填工会或人事表时对解放后的“接近关系”就无从下笔，有的说“同志”挤掉“朋友”的话也不恰当，这种情况应改变，（我说的并不是提倡去搞小圈子，我觉得，人到底是情感动物应让情感有正当发展的出路，不要朋友伦常之权也只能由党员独享）。

7．统战问题，我自五二年12月参加农工民主党，对几年来的统战工作粗略领会一些，总的觉得，民主党派搞的统战工作，是半身不遂的统战工作跟着共产党走，并不是能够健步同趋的形式，而只是完全不用脑筋的党云亦云，党步亦步，所以被讥笑民主党派是党的尾巴，应声虫，实际也是如此，这样搞怎么能够起到发挥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分的积极作用和团结作用呢，我认为党应当认真考虑和改进统战政策措施，我说民主党派即各阶层知识分子能贡献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潜力是很大的。

8．我司应改的一些具体问题：“经理，党支书只亲近人事科，不亲近业务各科”，“人事政治科领导业务科室思想作风”“惯找群众岔子，作买领导欢心的积极分子的汇报和听汇报的作法”，“严太林、王保生式的干部作风”，“开会干部（经理）”“培养提拔干部（党团员及积极分子）”“一年到头左保送右保送学习干部”“长年长月搞工作，听之任之的，归档不动的干部（如器成便是）”“党委领导而不由党委每个人领导一切”，“党群政治感情改善”等等……在我，在要求党要求领导改的同时，还丝毫不能放松自我的改造，改善党群关系也好，改进工作也好，更好地搞好社会主义事业都是要大家动手动脑的问题，在思想认识上“都不能认为与我无关”——我认为整风的最终目的在此，大鸣大放的最终目的也在此。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二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