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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研究所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的发言
中国科学院 杨思仲
1957.07.25

[杨思仲：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思仲在整风领导小组7月25日扩大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

一、关于办同人刊物：

经过情形：办同人刊物，开始是侯敏泽找我谈起这事，侯敏泽是在文艺报批评陈企霞、冯雪峰之后与我接近起来的，那时只是常来约稿。两个月前，他谈起办同人刊物的问题。这之前，他曾陆续给我谈到文艺报的一些情况：关于文艺报的现状以及文艺报的将来。

关于文艺报的现状：侯敏泽对文艺报机构重叠，力量对消，编辑部人员的力量不能发挥，劳逸不均，编委会不起作用，开会浪费时间等表示不满，侯敏泽还谈些对人的看法，说萧乾对理论不感兴趣，陈笑雨（副总编）不是搞文艺的，开会争篇幅，对侯金镜没作太多的批评，说张光年组织能力差，软弱，编辑部弄得乱，力量不能发挥是与他的领导方法有关，对人民日报对文艺报的检查是流露过不同意的意思的，他对陈企霞是同情的，唐达成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尖锐些，他这些谈话给我造成的印象是：文艺报问题多，情况不好，我对文艺报的机构也不了解。

侯敏泽谈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文艺报的将来，他说很多人都认为文艺报这样搞下去不成，赞成办同人刊物，他又说张光年先是不赞成的，后来彷彿也表示赞同，他说这是大势所趋，文艺报可能将来分成几个刊物，搞理论的单办一个，另一些人（可能是指萧乾、陈笑雨）搞社会生活，我当时感到办同人刊物，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所以，侯敏泽提出时，我并不感到突然？在这以前，他曾表示愿到文研所来工作，我觉得他能搞研究工作，是欢迎的，也曾向领导上提出过，他提出办同人刊物时，我说我不能负责，因怕麻烦，我还是愿搞研究，我提出可找冯雪峰来编。唐因、唐达成对冯不太同意，我坚持，去找过冯雪峰两次，冯雪峰对同人刊物这事看来不很热心，态度是比较消极的，他可能顾虑到组织上对他有意见，因为他说过：如果由他出名办，去中宣部登记，恐怕要压下来的，此外，他对我们的文艺工作不满意，有消极悲观情绪，感到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难解决。可能他还感到力量小，他后来也同意了，说开始一段时期他可负责，我想，将来再说吧，第二次去找冯，是侯敏泽订了个计划（题目，约哪些人以及刊物的人选问题，方针未谈）冯还嘲笑说订得那么具体，计划请冯写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和鲁迅的文章，他自己则写文艺批评，唐达成、唐因也写这方面的，我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我这时还未与唐达成、唐因见过面，对人选问题，刊物的范围还有争论，我和侯主张专搞理论，冯雪峰主张理论创作都要，因此在人选问题上就提出了作家参加，冯雪峰提出他可联系杜鹏程、柳青、侯敏泽提出刘宾雁，冯还提出丁玲，我不大赞成，但觉得不大好说。我不认识刘宾雁，他的作品至今未读过，所以也没发表意见，侯敏泽还提陈企霞，我和冯都不赞成，觉得他很难合作共事。最后一次谈同人刊物问题，是在文艺报开编委会时，侯敏泽说会开完后，到他家去谈谈，我与唐达成，唐因去侯家，在路上，唐达成谈他对作协党组批评陈企霞、丁玲很反感，觉得很多材料都不确实，还说他曾在党组织会议上放过一炮，作协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他的看法。还谈到这次作协的整风，唐达成、唐因都表示怀疑整风是否有效，到侯家后，没有集中谈甚么，可能因为我和唐达成、唐因平时没有接触，不熟的关系。后来梅朵来了，从开完文艺报编委会到梅朵来时，约谈了一个多钟头，梅朵来了，也没谈甚么，八点多钟我要回来，要大家出来走走，他们都不愿意，接着谈下去了，我就走了。梅朵与他们是比较熟的，梅朵曾以文汇报评论员的名义写过一篇谈人们如何歪曲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谈话的文章，侯敏泽为他修改到深夜，梅与侯的关系较密切，我只觉得梅朵还易接近，有点海派。

二、与侯敏泽、唐达成、唐因，冯雪峰的关系：

过去“人民文学”与“文艺报”的关系不好，我与他们也很隔膜，对他们那种飞扬跋扈的作风，我印象也很不好，侯敏泽是反对“三千里江山”的，还写过文章反对我写的关于“三千里江山”的文章，与侯敏泽的关系有改变是在陈企霞、丁玲被批评，文艺报改组，康濯、张光年结参加文艺报工作之后，他那时来所找过我，曾谈到他过去受陈企霞影响，自己有错误，我觉得，他有了新的认识，能批评自己，后又常来约稿，我对他的印象就慢慢的改变了。根本的改变是在批评朱光潜之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批评朱光潜，我觉得这文章写得很好，有条理，花了工夫，觉得他有研究能力。

与唐达成、唐因私人无接触，我对他们这几年的一般思想和文艺思想也都不了解，侯敏泽提出他们时，我曾犹豫了一下，但想到可能作风已有所改变，也就未加反对，他们对中宣部的批评照报上揭露的逐条驳斥，从根本上反对我是不知道的。只知他们对检查文艺报有意见，唐达成对周扬的批评，那些观点我事先不知道。周扬同志的一些看法，我是有怀疑，但我认为唐的意见是更错误的。他们活动文汇报办副刊我不知道。

与冯雪峰的关系：我感到过去冯雪峰对我是不满的，因为冯和丁玲很好，丁玲是对我不满的。曾有一篇文章批评萧也牧也批评了我的批评萧也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冯雪峰写的，他不满意我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也可感觉出来，他在第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我是不同意的，我对冯雪峰印象的改变是在检查丁玲问题时，我感到他的表现和丁玲、陈企霞不同，他是靠近党的。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解释清了（他说批评萧也牧时因不知陈涌是我，我原以为他对我不好是由于丁玲的关系，这想法也消除了）。他对我态度也较亲切，热情，送书给我，给我鼓励，我知道他对文艺界不满，对周扬有意见，但谈得不多，我想，他可能有顾虑，想到我是周扬同志的学生，不适宜在我面前来谈这些，也可能怕我在另外场合谈出来，也或者他自己在压抑自己的不健康的情绪，他曾谈到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在党、在周扬同志领导下进行很好，很深入，讲时是诚恳的，我觉得他虽对周扬有意见，但对党的领导还是极力靠近的，我觉得他品质还是好的，印象很好。他在我面前没有怎样发过牢骚。他还和我谈过些有关鲁迅的一些问题，也都是学术上的。

与侯敏泽、唐因、唐达成、冯雪峰的关系，总的说来是这样：我与侯、唐等有不同的地方。也有共同的地方。共同之处就是对当前文艺领导有很大的不满（冯也是），不同的地方是：我与唐达成、唐因在中宣部对文艺报批评的问题上有不同，我觉得批评是对的，不能推翻的，对陈企霞、丁玲问题的处理，如在全国范围在党内传达，我认为有缺点，很大的缺点，但基本上是对的，我与冯雪峰的文艺观点有共同之处。他与胡风接近的那些唯心的观点是看得出来的，不同意的，如他对老舍的根本否定也是我所不同意的。

三、反对右派斗争的态度：

对章罗联盟以及报上揭露的很显著的有政治野心的分子，我认为反对是应该的。开始时，也认识很差，如对“党天下”就未从政治上考虑，只觉得储安平爱出风头，有反感，对章罗的批判开始时也跟不上，后来材料揭露出来后，对一棍子打死的作法我是同意的，感到是应该的。但对文艺界，文艺问题上反右派，反右倾有否必要，我是怀疑的，我认为文艺问题上反左，反教条主义还是主要的，我完全看不到敌人，没考虑到文艺上的右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在具体的问题上我也同意，如人民日报组稿反击右派我也是接受的。

我对赵讽批评吴祖光的文章，感性上是有抵触的，我觉得道理上不能说服人，人家说缺点你就说优点，忘了缺点，吴文我未看过，但从赵文所引的话看来觉得无大问题，我对夸大我们文艺工作的缺点的右派言论是同情的。文艺报的反右倾思想的社论，总的方面我不反对他的提法，特别是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如工农方向等，但其中的具体意见，如说优点列举许多数目字在感情上则是抵触的，我觉得，在文艺问题上那样批评吴祖光是不对的，因此，我在反右派斗争中不积极，与右派有共同之点。

遇见杨志一，他说“人民文学”的大字报上说杜黎均等反党集团，我知道杜等对党不满，各有原因，但说反党集团是不恰当的，我觉得有人不加分析，赶浪头很是反感，于是就说象阿Q和王胡比赛捉虱子越多越好，这还联系到作协的肃反，我也是不满意的，我曾对李清泉说过，“人民文学”搞了有40％了吧，他说一半也有了，我还曾两次对他说：你到“人民文学”来，二年没搞编辑，尽搞肃反，象阿Q捉虱子一样，这话侭管对具体问题而讲，但是很怪的是反党的言论，与右派言论一样，运动中虽有缺点，也不应这么讲，这是完全丧失立场的。

四、对错误的看法：

1．在思想上，这几年中形成了严重的右倾思想情绪，还有反党的思想情绪，在文艺问题上我强调艺术方面，政治性比较起来是有忽视，修正主义是否有，我还没有检查，但至少有这危险，我主观上并未根本否定政治性，还好似从艺术性上来肯定政治性。有修正主义的危险。理论问题现在还难谈。

我目前的文艺创作是冷淡的，有不满情绪，看缺点多，看优点少，这与我思想上强调艺术性有关，对我们的文艺首先要强调政治是有抵触，与党的文艺思想有抵触，所以，我同意办“同人刊物”虽然主观上没有明确的要反对党的领导，监督，但实际上却是不愿党来领导，监督，与党的思想有距离，在感情上总感到党管得少，也许还好点，有这种情绪。

刊物没办成，从那次谈过后，侯敏泽再未与我联系，他只写了一短信来说不办了，我回信也就说同意，不办了吧，我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是抱消极等待的态度，刊物若办成了，那很可能走上修正主义的道路上去。

关于宗派主义：我们这几个人除了对党对文艺领导不满外，还共同认为，现在的刊物都是百花齐放，我们主张要有特色，有流派，我说过，我们的刊物不讲统一战线，只有我们同意的才发表，这是带有宗派情绪的，如按照我们的情绪来办，是会有宗派主义的，刊物发展下去是会和党对立的。

要求离开党的领导监督的情绪也表现在其他问题上，在对作协的意见中，我对叶圣陶的作协不应是领导作家的组织表示同意，这是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从理论上不反对党领导文艺，但不通过组织，怎能领导呢，我主张用鲁迅当年领导文艺的方式，个别联系去领导作家，这种手工业方式是不能完全适应目前的情况的，这是企图削弱党的领导，虽然，我还未明确意识到，分析起来确是如此。

2．有来重的自由主义：

表现对革命利益不关心，对不利于革命的言论行动采取观望放任自己的态度，另一方面，与组织疏远，对别人情况不积极反映，自己的情况也不向组织反映，我同意办同人刊物，对当时文艺报思想斗争是不知道的，只认为是具体作法的争论，所以，我还不是有意地促进文艺报内部的分裂，阻碍党对文艺报的作用，然而，客观上却是这样，我没有向张光年，向所的组织谈，并不是有意隐瞒，侯敏泽说“暂不宣布，”时，我当时感到气味不对，但想到先宣布了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也就同意了，觉得没甚么，我和侯敏泽，唐达成、唐因在这点上还不是一样的，并不是有意不说，见不得人，而是自由主义。

对文艺报，编辑部内部情况过去的确不了解，虽然隐约地知道了有不同的意见，一直没意识到是路线的斗争，直到人民日报发表后才认识到，但侯敏泽是谈过对文艺报的不满，我也没有向张光年，给所里来谈过，我想他们已公开谈过，这也是自由主义。

辞文艺报编委的问题，那还是在文艺报改版时，我不同意文艺报办成象报纸一样，曾给编委会写过一信，提出辞职，觉得有不同意见，很难起作用，这是真实的，没有别的甚么其他用意，给杨志一谈第二次辞职的问题，不是与谈捉虱子联在一起的，我对文艺报的现在不能发表很多理论文章的作法不同意，辞职与唐等问题没有关系。

在人民日报发表文艺报问题后，我还没有表示，因为我当时觉得我要办同人刊物的主观意图与唐等是不同的，他们是严重的，我的无所谓，这也是自由主义的态度，应该向组织申明的。

3．这些问题，如缺点看得多，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与我的自高自大有关的，总觉得别人不行，对别人的劳动不作全面的估价，很容易否定，办同人刊物虽不是我主动，我发起，但他们如没有找到我，可能不会找冯雪峰，我支持了他们，我所起的不好的作用是很大的。

这些思想是与我的更广泛的思想有联系，如文艺观点等将来再作检查。

第二次发言

我对杨志一说：你汇报去吧。不是很激动时讲的，是我对他个人印象不好，从前在作协时，我一次在民盟会上说，大家对陈企霞意见多，可以谈，杨就向陈汇报了，陈就说我“挑拨”文艺报工作人员和他的关系，我对杨志一的作风便很反感。就说了这句话，带有嘲笑的味道，当然性质是有不同，说明我对运动的态度。

为甚么推荐冯雪峰？由于在许多文艺问题上，许多意见上赞成冯雪峰，思想上有共同的地方。

看了人民日报后，我不向组织说明办同人刊物一事，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觉得我和唐因等不一样，不一定专门提出来谈，并不是故意不谈，也并没有商量好不谈的。我和丁玲几年来没有见过。我觉得办同人刊物是自然趋势，这是由侯敏泽那里来的印象，他说钟敬文要编散文刊物，冰心要办一个儿童刊物，当时我觉得机关报变同人刊物是自然趋势。

对侯敏泽，觉得他是有不正派作风，比如他桌上放了一本画册，我翻翻，他就说送给我，很不自然，过去印象很不好，印象改变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到文研所来时，说起他与陈企霞的关系而有悔过之意。二是看了他批判朱光潜的文章（约四五万字左右，康濯也说准备出一小册子），这样，对他不好的印象就慢慢模糊了。

开始商量同人刊物时，反右派斗争还没开始，以后斗争开始后，曾把同人刊物与斗争联系起来想过，但很模糊，以后表现也就只是被动，没有真正认识。

关于同人刊物，曾谈过出版事，侯敏泽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我的意见是不能作为新文艺的附属刊物，他们只能管发行，侯还谈到纸张等问题，开始谈的时候，我的意见只能一、二个人脱离文艺报，没有提出唐因、唐达成，冯雪峰曾说我搞编辑工作后，可离开文学研究所。我当时大概表示这事很困难，同时自己也不太愿意完全搞编辑。最后一次在侯敏泽家谈了一些文艺界整风的问题，我说整风是很困难的，是怀疑的，（雪峰也有这个看法）唐等谈到文联大楼的大字报没有什么意思，都是勤杂人员搞的，鸡毛蒜皮的事。（梅朵也说没有什么意思）。梅朵还说，文汇报犯了一个错误，将储安平的发言用专电发到上海，他也谈到外国记者，我随便问过他外国记者与大使馆有无联系，与中国记者有无联系等等。

关于办刊物同意侯敏泽提出要保密，我主观上是怕引起误会，因为我在文研所也常表现出我对目前文艺的领导和文艺的现状不满。当时主观上认为这个刊物没有什么不正当。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