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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庄本先的恶毒言行
1957.07.26

编者按：右派分子庄本先，一贯仇视人民，仇视社会主义，仇视共产党，散布反动言论。整风开始后，勾结煽动其他右派分子，结伙向人民，向党疯狂进攻，引起了群众义愤，向其开展了激烈的说理斗争，但20多天以来他始终躲躲闪闪，避重就轻，狡猾抵赖，甚至扬言“尸谏”，并以死威胁，拒不彻底交代。在群众的据理批驳和检举事实的面前，他才谈出了些反人民的言行，初步暴露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计划。现把这些材料整理公布出来。

匿名恐吓信是共产党假造的，制造“物极必反”；葛佩琦的话如果出诸毛主席的口，许多人又会封为圭臬

像北京、上海那样大放大鸣才有劲，才痛快。劳改局的整风是扯蛋。民主人士提了些意见，有人就说是向共产党进攻，气的好像民主人士扒了他的祖坟似的。青海省的整风，放的迟，收的快，这和气候有关系，春天来的迟，冬天来的早。李维汉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总结，很使群众模糊。我看共产党的整风是“内严外宽”，有人说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话有道理。卢郁文接到的匿名恐吓信是假的，它的内容并不反动，是共产党假造出来的，想用一封信来扭转乾坤，制造“物极必反”。毛主席说：“大赦了农民要打扁担”，但葛佩琦说群众要杀共产党，我认为这是“飞跃式”的。其实葛佩琦的话，如果出诸于毛主席的口，许多人又会封为圭臬，当作至理名言。我的话是香花、是毒草，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毛主席的两点论使人分不清好事坏事

毛主席的两点论不高明，好像闹着玩似的，是给缺点打掩护，使人分不清好事或坏事。实际上立场坚定就容易和主观主义混淆，党性就容易和宗派主义混淆，勤勤恳恳就容易和官僚主义混淆。教条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产物，总结工作时总是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难免的”，成了个公式，随便套，这是教条主义，是玩弄文字，我非常反对。如果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又有何不可？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干部，就是一些脑子硬化和阿谀奉承的人。北京话一到地方就变成地方话了，到青海就变成“阿么了”了。解放前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现在共产党又称国民党为“蒋匪”，这岂不是“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吗？说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我承认；说共产党是正确的，我不承认。

共产党无法无天

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公布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看中国肃反同样也扩大化了，是宁可错杀九十九，绝不放走一个，付出代价太大，得不偿失。肃反运动是历来各项运动中最糟的一次，在这次运动以后，共产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了。肃反运动是调动了消极因素，不是调动了积极因素。解放前监狱的犯人并不多，现在的犯人多，案子办的粗糙，冤枉了的绝对数比解放前大。旧法官不少是公正的（按：解放前，庄本先是个旧法官）希特勒的法庭还准犯人说话，现在中国的法庭不准被告说话，公审大会不经审判程序，胡搞一下，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共产党怎么能用这个办法来扩大劳改队伍！？简直是无法无天。现在说谁是反革命，很难说，还不如说乔迁是“反革命”。

现在的劳改队就像奴隶社会，劳动教养所就像德国的集中营，是个高级动物园，我曾和报社李楷说过劳动教养并不是耻辱，而是光荣。

省上领导都是“饭桶”，青海日报社是“魔鬼集团”，我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与这个社会同归于尽

现在国家干部是一个最落后的阶层。当了干部就失不了业，所以有许多人鬼混，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喝凉水，还不如旧社会的人有责任心。公私合营后，产品质量反而降低了。劳改局干部里面有“特务”，有“内侦”，有“鼻子上抹白灰”的人，处长们犯“官迷”。青海日报社是“魔鬼集团”，青海日报社都是些“王八蛋分子”，青海日报社长是“屠宰场场长”，杀人不见血。省委宣传部长是“文化特务”。公安系统把个别领导奉为“神明”。省委书记是“颟顸分子”，省上的领导都是“饭桶”，脑子硬化了。

我恨这些人，我恨这个社会制度。我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如果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一定上马路。但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如掉下个原子弹，和这个社会同归于尽，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应该按照美国的一套制度来改造我们的国家。英国的两党制也好，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可以唱对台戏互相竞争

我从来就对革命不满，就恨共产党。共产党来了，我一切都完了从清朝沈家本提出变法，就是按照中国国情来立法的，“六法”虽然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但只要加以适当改革，就可以为新社会服务。“六法”总比无法好，而解放后却要进行司法改革，反“六法”观点。现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冷冰冰的，没有一点人情味。美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法制很完备，美国的生产力比苏联还强，美国的社会制度有竞争，可以使人进步，我认为应该按照美国的一套制度来改造我们的国家。英国的两党制也好，一个在朝，一个在野，可以唱对台戏互相竞争。我崇拜贺林的哲学思想，我拥护拉斯基的政治，费边的社会主义。个性解放为什么不可以追求呢？

我要从思想上涣散人们的团结意志，动摇这个社会基础

我要散布不满情绪，从思想上涣散人们的团结的意志，动摇这个社会基础。在旧知识分子中宣扬旧社会的生活，使一些留恋旧社会与新社会有抵触的人，更增加对新社会的不满。旧知识分子最看重的是自尊心，过去在运动中受过审查的都会不满，反动思想他们都容易接受。但知识分子又多半都是爱国的，散播不满只能提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不能提中国；不能成套的说，也不能太露骨；对不了解的人也不能轻易说。这个社会什么人都不敢相信，今天是和你一个床上睡觉的爱人，明天脸一翻……

在缺少判别是非能力和革命锻炼的青年，特别是对新社会生活不习惯而又有个人野心的人中，对新社会的阴暗面加以暴露与渲染，使他们迷失方向，为我所掌握与左右。劳改局有些青年人不满、青海日报社对党不满的人比劳改局更多，民主检查时就有些人想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问题。我想在劳改局，也更想回青海日报社，因为那里大家都认为乔迁有错误，我去了就有市场，我可以兴风作浪，进行破坏。肃反时我被审查过，人家可以理解我，不会认为我是进行反动宣传。这个社会给我很多痛苦，光是我自己不满不行，引起别人的共鸣才是最大的报复。

我专门搜集这个社会的阴暗面，加以渲染和夸大，准备写成一本书，到香港和国外去出版，控诉这个社会

我专门搜集这个社会中的阴暗面，加以渲染和夸大，准备把它写成一本书到香港和国外出版，向这个社会控诉；我真想写一本“我选择了自由”（苏联叛徒在美国写的。庄的四姐夫的弟弟高宗武原来是汪精卫部下的汉奸，后被蒋介石收买给了30万美元，也在美国靠写书生活）那样的书到美国卖掉。现在把劳改新生报作为自己的据点来搜集阴暗面材料。

黄绍竑的发言在报上登出后，我曾到铁、木工厂去收集犯人的反映，犯人知道了很感兴趣，他们说这下该大赦了，重的改轻，轻的释放，黄是政法小组长，说话是代表政法小组的。

在搞展览筹备工作中，我借搜集连环画材料的机会，在犯人中了解情况，并向石麟祥宣传说：犯人孟桂兰、马义、李玉棋等都判的太重了。采访时我曾和设计室犯人晏宗鼎说：你现在劳改，刑满了就工作，到工作时历史问题总会弄清楚的；我也是旧社会来的，参加工作后也把历史问题弄清楚了，过去的事情……晏接着说“庄先生，过去的事情算了”。我找严洪闻（原在青海日报社工作，后判刑劳改）谈过两次话，一次说，我要回报社工作了，你要善于在改造中养成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品质。（即灌输“诚恳、善良、正直”的一套）。

把劳改新生报掌握在我的手里作为推翻人民政权的一个武器

我想用资产阶级的办报方针，才能把报办好。内容要新鲜、有趣，给人一种好的印象，然后再逐渐增加揭露阴暗面的稿件，揭露犯人与犯人、犯人与犯人组长、犯人与干部之间的矛盾，使人感到阴暗面是主要的，许多矛盾无法解决，使犯人感到劳改新生报是给他们说话的，在犯人中建立威信，今后我们下去可以有进行破坏的条件。但光靠这几个青年人办不好，因此，我建议要老办报的人，这里说的老报人就是我、朱丁和石麟祥下场采访；揭露阴暗面，首先要我们写稿子作榜样；要冯百丰、罗昌栋、樊金龙等在家搞编辑工作。

文体大会后，我具体参加了新生报的工作，实际上我等于把报纸抓在手里了。我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在背后说处长不参加实际工作，连编前会都不参加，不能指挥工作，使别人感到处长不负责任，不接受处长的领导。在处长面前又讲别人的坏话，说万师孟、朱丁以前在学校都是特务学生，石麟祥情绪不好，不能安心工作，冯百丰写稿中把犯人写成工人，樊金龙什么工作都不愿干，罗昌栋有不满情绪。自己又抢着做工作，说别人不愿做的我来做，给党多做些工作有什么不好，以此骗取领导上的信任，取得新生报的实际领导权，把新生报掌握在我的手里，作为推翻人民政权的一个武器。

整风开始后，局里有不少人提出改组机构。这是个机会，我想搞个研究机构，后来由冯百丰提出建议把新生报扩大和劳改工作参考资料合并。这是个阵地。石麟祥、朱丁我可以控制掌握，冯百丰、樊金龙也是容易掌握的，黄康、李桂安（过去和冯百丰一起工作，对肃反不满）调来也可以；听说中央要给青海日报社补充骨干，那里人一定有剩余，我准备建议再从日报社调来一部分人。并计划在犯人中建立写稿员组织等。这些都可以为我利用。

我活着就是要推翻这个政权，这个工作要准备三、五年

我终身完了，我恨这个社会和政权，我活着就是要推翻这个政权。光靠知识分子是不能推翻政权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思想上给人以影响，打起来世界大战才行。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我希望早一点发生变化，不然自己就会痛苦下去，自己一人不能造反，只有忍受。一旦世界发生变化，就可以把我这一套拿出来。在中国一定要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来，这样社会才能巩固。旧知识分子和一些年轻人可以作反革命力量，如果形势起了变化，劳改队的犯人思想也一定会起变化；旧知识分子只不满不行，还要有相当的工作能力，青年人要有野心的，犯人要摸清那个单位的有号召力。这些工作不简单，至少要有三、五年的准备。随时准备撤退，不然给人看穿了就很危险。这个社会像我这样思想的绝不只我一人，将来看形势变化了，别人做开了我再做。现在我是走一步就撤退，我反正要起破坏作用。对象一定要经过长期了解，要和这个社会誓不两立的人才行。

我在青海掌握不了群众，一定要离开青海到北京、上海去，那里亲戚朋友多，找几个大头头。我以前的教授现在北京的有瑞莫、蔡枢衡、闻洪钧、张奚若，章乃器和我不认识，我去一介绍也能知道。我和闻洪钧谈的来，他崇拜英美，我认为可靠。到北京了解一下情况，如果有利就留下来。我多次想把我自己的事情写信告诉朱育璜、闻洪钧、费孝通、黄绍竑、罗隆基，还想到北京去找他们。上海有杨兆龙教授，我准备今年年底告诉他：青海肃反搞的很糟，外省调来的犯人改判释放的也很多，判决不经过审判程序，没有陪审，没有主刑就判从刑等情况。向他了解上海还有那些旧司法界的人，了解那里的人们是否可以为我利用。上海还有朱伟民，是联大同学，一块参加青年军的，他政治上反动，他姐夫顾建中是中统局副局长，在上海他经常到中统局去，中统局还有人经常给他寄钱。我到上海找到他还可以通过他找到一些人。

天下要大乱了，这次推翻不了这个政权，起码也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共产党提出整风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后，我认为共产党不这样做就要垮台，中国不走资本主义，也得采取一个折中办法。这一下天下要大乱了，共产党一定要委曲求全让出一部分政权来。报上说要解散各民主党派，成立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我想，英美的两党制看来就要实现，唱对台戏的场面也要出现，这样共产党不能独断专行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局势一定要起变化，这次推翻不了这个政权，起码也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一贯造谣污蔑挑拨离间

庄本先1952年就曾和李楷说：“目前情况很紧张，说不定已经打开了（指三次世界大战），参考消息上登着打落敌机一架，安东已修下地下长城，防止原子弹。”“现在徐向前、彭德怀、林彪等没有在国外，也没有在朝鲜，看样子有问题。”“派贺龙当西南军区司令员，是为了监视刘伯承。”“刘伯承住南京、陈毅住上海是互相监视。”污蔑领导和被领导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骂我党、团员和靠拢组织的同志是“狗”；骂华东新闻学院是“集中营”，骂该院辅导员为“幽灵”，“鬼鬼祟祟不怀好意”。1950年在青海日报社工作时，说他是“虎落平阳被犬欺”，骂报社领导是“地主”；骂干部是“说客”、“不是人类”“饭桶”“废物”“疯狗”“瞎髀”；说译电校对科的同志“对这些人根本上没办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团员开会，他说“开黑名单”；上早操，他说“苛政猛于虎”等等。

来源：《青海日报》1957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