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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人性与阶级性
北京大学 谭天荣
1957.07.26

（谭天荣：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常常涉及学术问题时，我的论敌就用文雅的漫骂，是炫耀他们的一窍不通。这些可怜的卫道者，说了半天，简直什么也没有说，你这篇文章倒有点意思。这么说，我愿意和你谈一谈。

你似乎认为我否认人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误解，你看过我写给5302041同学的公开信没有，关于无产阶级的立场问题我说得很清楚嚜，你呀！应该再虚心一点，学术讨论可不比开斗争会。

好吧，言归正传，恩格斯说：“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一个普通的命题，他说善与恶的相互作用在推动历史前进，可是在任何历史时期这种善与恶的相互作用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因此善与恶的对立存在于阶级关系中。这不正是毛主席说得“普遍性寓于特殊性”吗？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是新生的、上升的、日益壮大的力量，而资产阶级刚好相反是腐朽的、下降、日益末落的力量。这样，无产阶级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而其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才是客观真理。这完全是可以论证的，而忠诚于革命伟大的实践家并且略识辩证法的刘少奇同志在这问题上恰犯了错误，他认为‘善’与‘恶’没有客观标准，‘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这显然是相对主义的胡说八道。

现在，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反殖民主义和反教条主义两种运动实际上是支配着一切。善与恶的对立也体现在这两种运动中，在这种意义上说来，周大觉关于领导者阶级正在形成的论点，是可以考虑的，他写道：“列宁关于阶级的定义是：阶级是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及多寡各不相同的几个巨大集团”。现在我们看到领导者已经完全具有定义所提到的条件。(1)在生产体系中处于领导地位不进行生产活动而靠进行管理活动获得经济上的优势。(2)对生产关系来说，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3)劳动组织处于支配地位，它是控制人最积极手段。(4)领导者是一个有组织集团。

在周大觉看来，现在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具有阶级矛盾的性质，我觉得这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运用的一次尝试，如果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么就用不着害怕异己的理论，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关于领导者阶级的问题，我想引哥穆尔卡的几段话，也许对澄清问题的实质有所帮助。

“要管理国家就需要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们信任他们的掌握管理国家和责任的代表，这是代表劳动群众行使权利的道义基础，只有在对给予信任的人们尽了义务的条件下才能再次得到信任，失掉了工人阶级信任意味着失掉权力的道义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个人崇拜的制度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崇拜都包括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虽然个人崇拜制度是在苏联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把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弊病的罪咎都归在苏联共产党或苏联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和它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份，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牢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些右派份子，反对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术语完全或者部份地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领导者的“行话”。如果按照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去理解，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

好吧！理论就谈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你说我看不懂荀子，我并不否认，我的古文学得很差，我只是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应该叫做十诬蔑书或者叫做十歪曲书）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了一点。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精通辩证法，正像郭沫若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一样，将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至于“聊斋”我也有些地方不懂，不过也很欣赏，比方说有这么一段话：“视之美，近之，微笑，招招手，不来，亦不去。”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中国式的简洁和美丽的句子把我引向了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它。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