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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陈仁炳的言论
复旦大学 陈仁炳 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
1957.08.00
（摘录）
一、“治安策”
“我们可不可以说，目前的大问题仍旧是如何鼓励各方面基层的群众打破一切顾虑，在每一个角落里特别是不少的死角里鸣起来放起来。”
“我还有这么一个感觉：这几天听到的鸣和放恐怕还只是上海各个角落应该鸣应该放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不是还有很多东西上面的盖子，还没有揭开？是不是还有人在那里压制批评，遮掩错误？例如，昨天我们听到的中小学教师的长期以来不得解决的忙乱问题，可怕的健康问题，令人痛心的党群关系问题，等等，我就感觉到非常沉重，难过。”
“汉朝有个人叫贾谊。贾谊曾经向当时的皇帝上了一篇文章叫做治安策，拿今天的语言来说，他里面谈的都是当时社会政治内部矛盾问题。贾谊把他的材料排了个队，哪几桩是令人痛哭的，哪几桩是令人流涕的，哪几桩是令人长太息的，又有哪几桩是叫人感觉很不合理的。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本质上当然完全不是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在听大会发言的时候，也不知不觉地把我听见的各种情况在那里排队。我不敢一定说有叫人痛哭流涕的事情，但是至少，令我们长太息的事情恐怕是实在太多了。……在某个角落里宗派主义很严重，到了暗无天日的地步，……我诚恳希望通过这次整风，我们能比较彻底地解决一些人民内部重要矛盾，扫清党群团结的障碍，消灭那些可以痛哭流涕和长太息的毛病，化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我认为，在今天若干岗位上，不健康的党群关系固然一定会妨害鸣和放，但是如果不开始争取鸣起来，放起来，这关系就永远没有改进的希望，反过来说能先在党群关系上，具体的解决几个问题，作几件使群众信服的可能做的事情，也可以自然地解除了放和鸣的顾虑。”
1．“树木立信”
“部分群众在过去可能有过这样的一种不幸的经验，对于某些犯严重错误的党员干部，提了多少意见，还没有动他一根毫毛。后来，你说这个人经验主义也罢，他自然免开尊口了，不去自找麻烦了。”
“古时候有一个商鞅树木立信的故事。我向党提出，在整风的过程中，最好在不太晚的阶段里，把群众认为有显著错误的问题人物，挑几个出来，进行有效的、公道的教育和处理，这对于鼓舞放，会比几篇解放日报社论还更有说服力量和动员力量些，当然我不是说社论没有它的作用。”
| |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书面发言） |
“有人建议市委宣传部将最近三、四个月来各报上争论问题查一查账，有许多是不了了之，有许多则以教条主义结束。以教条草率收兵的，好象四平八稳。教条可作挡箭牌。如面对现实，可能就搞得不能下台。”
| | （1957年4月15日在市政办时事政策学习小组上的发言） |
2．“算旧账”
“我还有一个看法。我以为在检查缺点，明辨是非，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旧账不是不可以算的。有的犯了错误的同志，最喜欢用反对算旧账来遮掩他自己的错误。只要我们的动机正确，为了党和祖国的前途，而不是为算账而算账，不是一种‘算账主义’，那为什么不好算呢？”
3．对党内干部政策的“误会”与“应注意的问题”。
“再其次，我以为今天群众对于党的党内干部政策，是有一种误会的。也可能党在这方面，确有应该加以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说毛主席多年倡导的治病救人的道理，反对单纯惩罚主义的正确原则，是不是在执行中有偏右的情况？是不是可能由于过分强调治病救人而弄到在某些具体情况中无赏罚、无是非，只有姑息而无严格纪律？这可能只是我作为党外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种过虑。近来各方面常听到党内同志受奖表扬多而批评很少有份，是否事实？我以为，惩罚主义是不好的，但今天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问题之一恐怕是一个认真执行纪律性的问题，在同样情况的错误之下，党员与非党员应负平等的责任，这也是党员与非党员在法律与工作纪律和财务责任之前应该平等的问题。群众心目中的党员有特权的看法，或者与这一点有关系。”
| | （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4．“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了。”
“我们帮助党整风的最好方法，就是向这些党员同志们大喝一声：同志，你必须改走另外一条道路了。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今天在不少的大学、中学、机关、医院、企业里，确实有这么一种类型的党员同志，你说他故意把工作弄坏也是冤枉，他基本上是忠心耿耿的，但是，他沾染上了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灰尘。他入城已经好几年，但是对于无论那一门业务都不大去钻研。一句话，供给制或者变相的供给制害了他，使他变成一个思想懒汉。在社会主义之下，一个党员再不努力一些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或者反而要连升三级也说不定。
”
| | （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二、“法制观”
1．三反、肃反有偏差、错误，就是因为不少党员不是从人身不可侵犯、社会主义法制观出发。
“为什么现在大学教授谈起肃反、三反、五反感情还是不服？这些运动中的偏差、错误是那里来的？就是不少党员（不是个别的？根本没有想到人身不可侵犯，三反、五反中打人、关人的很多。谁授权这样搞不晓得；队长认为要怎样，就可以怎样，事后最多来一个检讨。如师大搞肃反时，有一个姓徐的（徐怀启），只根据他内侄对他的检举，把他软禁了几个月，直到现在没有人感到不对，连他本人也没感到不对。我就感到不对。我记得土改、五反纪律中都有一条：不许用肉刑或变相肉刑。但每次违反纪律的不是个别的。就是领导上提这条纪律的出发点也主要从政治影响不好上提，而不是从人身不可侵犯、社会主义法制观点上提的。因此好多党员干部违反纪律事后检查‘啊呀！政治影响不好。’很少有人说破坏人身权利、侵犯人权。为什么现在有的人不敢放？就是今天尽管和风细雨，明天来一个狂风暴雨，打虎队把我隔离起来、谁保障我？你们民主党派负责人好办，我们人微言轻谁管我？我找谁去？”
| | （1957年5月6日在市一届四次政协预备会议小组上的发言） |
2．领导上“没想到艺术工作者也是公民，也享受宪法对于休息权的保障”。
“问题是：为什么像（一）若干剧团的‘办公’制度，工作负担太重的问题；（二）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劳动时间过长，忙乱未能克服的问题，长久未得解决呢？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呢？”
“事实使我感觉到，问题还不是关心人不关心人，或说不仅仅是关心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的问题。所谓‘办公’问题，主要是由于负责人没有区别地对待艺术劳动而来的。同时，也是由于没想到艺术工作者也是公民，也是享受宪法对于休息权的保障。同样，对于中学教师的业务，有的领导上确乎认为是没有什么足以轻重的。这又是一个认识的问题。认识既如此，也就谈不上对于业务好的教师的任何特别关心了。”
| | （在1956年8月市一届四次人代大会上的发言“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 |
“教师忙乱问题等一大堆问题，为什么每次会议都有人提出？要说政府不努力解决是冤枉，那么为什么现在还存在而且很严重？有许多根源挖得不够，还是限于罗列现象本身。根本问题是关心人不够。对人的本身权利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提了不少，但领导上布置工作时没有好好考虑这个问题，特别许多党员在战争环境中长大的，当时也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但到了城市以后，对人身自由和人的权利不大考虑。例如杨秀峰部长到上海，在文化广场作报告，大家很早从学校里出来，搞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一个人的休息权是做人的起码权利，应该考虑。”
| | （1957年5月6日在市一届四次政协预备会议小组上的发言） |
三、“两点论”
“两点论运用起来，可能就是八股的方式。”
“分析一下目前存在放和鸣的顾虑，不外乎以下六点：
……四、怕所提的意见不全面，反被领导上拿‘两点论’来加以驳斥；……。”
我以为，在今天，为要达到鼓励放和鸣的目的，党领导方面有必要在群众中建立这样的认识：党和政府是有决心贯彻整风的，提意见虽然应该尽可能的多面，全面，但决不怕片面。在整风中是应该着重鼓励人发掘缺点和错误的，决不要拿‘抹杀过去成绩’的帽子往人家头上戴。”
| | （以上均引自1957年6月9日解放日报，在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上书面的发言） |
“我觉得，在目前要达到‘拆墙’的目的，还需要先做无情地挖墙脚的工作，也就是说，要把这垛‘墙’从基础挖掉若干筑成这垛‘墙’的东西，其中一种主要的‘建筑材料’就是部分党员的骄傲自大，一贯自以为是的作风。在最近几个月里，若干党员负责同志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问题对于自己在以往的某一些工作、某一些事业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作了检查，承认有缺点有错误，这是好的，这是‘拆墙’工作中铲第一铲土的工作，我们热烈的欢迎这样做。但同时，我还是感觉部分党员同志在这样做的时候，基本态度还是不虚心的，还是前一半认了错，后一半又连忙把错误推开，把责任卸掉。这样扭扭捏捏的‘拆墙’是难于达到目的，恢复党外群众的信心的。”
“我认为，在若干具体工作方面，实事求是地坦白承认错误，虚心检查缺点，是改正错误纠正缺点的先决条件，是改善党群关系的必走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暴露不虚心不耐心听取群众批评，群众意见刚一露头就出来‘解释’，‘说明’，其结果只有在已有的‘墙’上又加上几块新砖，使得这垛墙平白地又增高了几寸。”
“我默默地视察，在最近几个月当中，上海文艺工作若干部门的领导方面，表现了一种不太健康的拒绝承认错误，或是先承认了一些，马上又对缺点和错误进行掩饰和辩解的作法。关于电影方面掀起的各方面的批评和有关的文艺和电影领导方面的某些同志就表现不虚心，以‘官官相护’的态度来对待存在的问题。”
“本次中共宣传工作会议上，上影的负责人又作了发言。从报纸的登载，我所提到的对于缺点和错误半承认半不承认，或者说又承认又不承认的态度似乎还是贯串在发言的精神之中。譬如，承认了过去‘有事不和群众商量’，‘对群众信任不够’，‘对群众疏远’等等，好像是够虚心的了，但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先说明忠心耿耿的苦衷一番，说明当初如此如此是怕群众的意见会‘造成不良影响，会影响七年来的成绩’，甚至于会‘脱离工农兵方向’！这是不是在‘检查’错误的时候反而先对群众讲一番人人皆知的大道理？群众难道是那样地缺乏常识和爱国感和解放光荣感，会因为对上影提了批评就把‘七年来的成绩’忘干净了？会因为对上影提意见而‘脱离工农兵方向’？上影的党领导有什么根据而把群众估计得那样低呢？这样的‘检查’，我认为是等于对群众宣告：‘我虽然错了，但我出发点还是正确的’。这样，其实并没有触及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真正根源，因为缺点和错误并不就是‘忠心耿耿’产生出来的。……”
“柯庆施书记号召党内同志‘放下架子’，我想大胆地再加上四个字：‘撕下面子’。在对待自己的错误上，虚心一些，再虚心一些。勇敢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本来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共产党员学习的一种美德。同时，我只举了一方面的例子，是不是在高教、小教、科技和其他方面的‘拆墙’工作，也可以考虑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呢？”
| | （以上均引自1957年7月11日解放日报陈仁炳“虚心些，再虚心些”一文） |
2．“两点论产生副作用。”
“民主党派几年来不会走路，现在刚会走路，难免有些毛病，希望党能耐心帮助我们。目前是否多鼓励大家批评，少提倡反批评为好，我认为这次人代会上批评少，尤其是高教界代表的批评更少，可能是受了柯书记在政协会上讲话的‘两点论’产生副作用。‘两点论’是正确的，但是也可能产生两个结果：一个是随便什么事情，总是先肯定优点，再指出缺点，变成了教条八股，公式化，另一个结果，也可能因此更加顾虑自己所看到的是否片面，怕自己提的问题是‘一点论’，给人家反批评，还是不批评的好。檀香扇、鸡鸭问题提出后，有关部门作了反批评，我很有反感。有些人以反批评的方式来说明那些对，那些不对，假使他是当事人，我就认为不公平，我不承认他是代表党的意见，反批评是对的，但应耐心的对待我们的幼稚病。”
| | （1957年1月15日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三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
四、“跟共产党斗争”
1．对阶级关系、政权机构、统战组织、人事部门的看法。
（1）“一张桌子四条腿”：
“陈仁炳的这些错误言论不是偶然的。解放以来，他常常发表某些荒谬的言论，比如，他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说成是‘一张桌子四条腿’。又例如，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代表中共市委会和上海各民主党派经常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可是最近有一次，我在参加统战部所召开的座谈会上，却听见陈仁炳发出如此的怪论，他质问：‘统战部的性质、任务、作用、在党内的地位究竟是什么？’他很藐视地说：‘有人说，统战部是个电话总机，我看确实是这样。’”
“在他所主持的上影厂盟员和部分群众参加的五次座谈会中，他用和党敌对的情绪来挑拨群众对党不满，对党怀疑。他用尖刻讽刺的口吻向群众说：‘党对自己的儿子（党员）总是轻轻拍的，对别人就不是这样。’他对个别群众把积极分子看成党的‘坐探’的错误说法，一再在群众中提出说：‘坐探’，不怪这样说的人，而是党的问题……。他不相信中共上海市委会公正地处理上影的问题，硬要把座谈会的材料和建议，直接反映给党中央，他决定有关上影厂的四个建议不寄给上影厂党委，而且这四个建议的送出，也不征求盟的主任委员的同意。”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的错误言行） |
“目前民主人士有作客思想的情况相当普遍，克服这种情况，实行相互监督，必须认识到不仅领导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也是参加执政的。分了主客就越客气，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不等于仅仅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应当从四个阶级都参加政权，都是国家的主人翁这点来理解，否则很困难。”
| | （1957年2月5日在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 |
（2）“监察机构打苍蝇不打老虎。”
“我国执行机关从中央到地方有正规系，分工明确。但批评纠正错误环节最不明确。政府工作上有错误，严格讲只有监察机构管。但现在有什么问题向人大、政协提，向报馆、向党派提，向柯老提，再没有办法向中国官大到顶的毛主席提，就是不向监察机构提。但是柯老又不是监察长。这样下去不得了。”他认为“所以这样是有道理的。因为监察机构‘打苍蝇不打老虎’，没有做过几件大事。”
| | （1957年6月7日在市政协第87次工作会议的发言） |
（3）“政协做具体工作，党派做思想工作。”
“自从提出监督作用后，我认为政协某些方面应起九十度转变，如仍反映反映，政协威信将扫地。以后这些会议就不需要开了。”
| | （1956年6月29日在市政协第48次工作会议上的发言） |
“政协的看法和政府部门的看法可以不一致，政协不要做政府部门‘传声筒’（在历次政协工作会议和秘书长集体办公会议上的发言）“政协是党派性组织，是代表不同的矛盾，和政府机关的角度不同，主要应该吸收党外被领导的意见，多发掘被领导的矛盾。”“政协工作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主要是抓关键性的问题做得不够。”他所指关键是“国家机关官僚主义和群众不满的反映，是党群关系。”
| | （在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后的反映，由市政协综合材料） |
“统一实际上是以既定政策来统一。是你（指党和政府）统我，不是我统你。”“监督是第一步。协商结束取得一致是第二步。”“把互相监督作为经验的第一条，并把它放在今后任务中的显著地位。”“如果协商主要解决政策思想问题，监督就成问题。”“我不同意协商工作最后目的是统一思想，协商工作最后目的是改变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政协做具体工作，党派（民主党派）做思想工作。”
“所以提出监督，是由于共产党三个主义严重。自己不能解决，不得不叫民主党派帮忙。”
（市政协综合材料）
（4）“从党的领导来说避免以外行领导内行。”“可以撤销各大学与教务处平行的人事处。”
“为什么要长期共存？一方面有一群人很高明，深且博，但思想方面旧的残余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另一群人，一般共产党员，党性很强，但文化和科学技术差。解放后必须把这二方面人融合起来，知识分子须经过无产阶级化过程。从党的领导来说，避免以外行领导内行。我们看到各部门，特别是高教部门，实际上领导权在党方面，这是正确的。各校人事部门、出版等权都掌握在党员，他们年青，党性强，但文化知识水平赶不上出版原著人。”
| | （1956年6月29日陈在政协第48次工作会议上讨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时的发言） |
“各学校教授对大学人事处大有意见。所以我那天在统战部座谈会上谈：可以撤销各大学与教务处平行的人事处。不过，现在一个问题是各大学却要撤去教务处。我的意见：大学与机关应分别对待，大学不能机关化。今天大学人事处的职权，有许多应是教务处的。”
| | （1956年10月17日在市政协第13次秘书长集体办公会议上的发言） |
2．发展民盟组织，成为“在知识分子中一个比其他民主党派人数都要多，包罗的人才多，质量高，面也广的一个政党”；“尽可能把各党派的领导同志包括在市人委的名单里”。
“他对发展组织最积极，但对巩固组织，教育盟员却很消极；他要求盟员愈多愈好，他不惜卑躬屈膝地去拉拢某些代表性的人入盟。好些同志批评他是不顾质量的大发展思想，是‘名牌主义’。在发展组织中，他一点也不照顾各民主党派的分工，屡次挑拨同志们反对民主党派的分工的协议，企图通过发展压倒其他兄弟党派。他常常大言不惭地说：‘民盟是中共以外的第二大党’。因而，他对于其他兄弟党派是蔑视的，看不起的，以致引起民盟和其他兄弟党派关系的不和谐。他还洋洋得意，企图用夸功来得到常委会更多的支持。他说：‘上海盟组织以这样少的干部做这样多工作，简直是奇迹。’大家想想，陈的狂妄到了什么程度？这些事实不能不使人怀疑，陈仁炳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的。”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陈仁炳的错误言行”）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大家的看法不一致是有的，但陈仁炳的看法则是突出的。我觉得他的看法与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是有些格格不入的，完全是一种‘在朝党’与‘在野党’的搞法。柯老对陈仁炳曾有些亲切的和苦口婆心的意见，但陈仁炳对这些话的看法经常是不对头的。柯老对报纸上所载一个盟的座谈会有意见，但他回答说：‘我们发表的是内容的多少分之一’。言外之意好像还包涵了多少似的。有时他说柯老的话是‘他讲他的，我们还是搞我们的’。这些都好像缺少一个共同的立场。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想长期共存不是这样搞法的。”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尹大贻“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行”） |
“我有浓厚的第二大党思想的，即希望民盟成为中共以外，在知识分子中一个比其他民主党派人数都要多，包罗的人才多，质量高，面也广的一个政党。”
“偌大一个上影厂，光演员就有二百多人，而盟员只有七个，要大力发展，越多越好。共产党要进步的人，我们只要中间落后的，入了盟不过组织生活，不交盟费，不写自传都没有关系。要强调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做一两件代表群众利益的事跟共产党斗争。”
“陈仁炳一方面亲自用拉拢、请客、登门拜访等手段吸收‘名牌’和对党心怀不满的人入盟；另一方面就处处打击党的威信，给自己捞政治资本。陈仁炳指示上影民盟支部说：必须向党斗争，才能在上影建立威信。”
| | （摘自1957年7月11日解放日报“停止陈仁炳彭文应盟内职务”由王林谷、陶雄、尹大贻等揭发） |
“五月二十二日陈仁炳布置各区工作委员会‘鸣’‘放’工作时说：‘鸣放市场早晚市价不同，一、原来说民主党派成员也参加整风，现在改为帮助党整风，为什么？因为怕‘目标转移’‘金蝉脱壳’，另外是因为民主党派成员有职无权，三个主义少些。二、整风暂时不到基层，是由于基层‘消防’力量不够。三、市政协会议内容，不同于宣传会议，加了一个增产节约，是怕党外意见提多了’。”
| | （1957年6月19日解放日报“民盟市委为右派所操纵”薛葆康揭发） |
“以政府干部担任市人委委员的应考虑更动。他是人委委员，又是局长。不是以局长身分担任委员，如果他局长的工作搞得很好，但作为市人委委员表现不好，可以老实不客气地更换，工、农、青、妇女也要考虑更动一下，不要老是这几个人。”在另一次会上又接着提出：“希尽可能把各党派的领导同志包括在市人委的名单里。”
| | （在1956年12月7日市政协第65次扩大工作会议和1956年12月25日第19次常委会上，陈仁炳在协商市人委人选时的发言） |
3．“轻磅拳头与重磅举头”，“治大病用重药”，“以削弱党的领导为目的。”
“陈仁炳企图使他的各种荒谬言论去影响和俘虏某些落后的群众，他就反对反批评，不允许反批评，尽量用各种办法来阻扰反批评。他认为‘反批评’的提法是否妥当，也值得考虑。去年和今年初，他曾一再说反批评一开始，群众就不敢说话了。统战部刘部长在某几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带有反批评性质的发言，澄清了好些错误的言论，但陈仁炳是很不满意的。他认为刘部长这一谈，别人不敢说话了。同时，他说：群众的批评是轻磅拳头，党的领导人的反批评是重磅拳头，这样的批评与反批评是不对等的，吃亏的是群众，这样也就妨碍了民主的发扬。”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覃汉川“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陈仁炳的错误言行”） |
“在上影问题上，尹大贻等指出陈仁炳有惩办主义思想，说：‘治大病要用重药，上海解决不了，就到北京去’。陈仁炳从上影座谈会上收集来的材料，有的盟员提出要求再核对一下，陈仁炳不同意，说‘你去核对就有你的片面’。上影材料的整理没有经过民盟市委常委会的讨论，而是陈仁炳大权独揽，一手包办的。最后提出的改进上影的意见，也不肯送一份给上影的党组织。”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陈仁炳惟恐天下不乱他到处活动和党‘唱对台戏’”） |
“陈仁炳是要算帐的，因为他肯定是有报复的，并且要惩办。他公开向盟内盟外同志表示上影的问题是‘治大病要用重药’。他还肯定了有些同志所说的上影提意见一定要报复，他说这是以他人民代表视察的经验证明了的。于是他事先‘防止’了，他不愿意把材料送一份给上影党支部（虽然连陈毅、周扬也送的），以后是送了，但改进意见仍不送给上影党支部。他大致认为上影只能由上级来惩办，是不能与他们谈改进的。”
| | （1957年6月15日解放日报“再揭发陈仁炳的错误言论”） |
“我在座谈会上和座谈会后是散放了我的惩罚主义的，也就是‘治大病用重药’的荒谬主义，这是以削弱党的领导为目的。”
| | （1957年7月9日陈仁炳书面交代“关于上影五次座谈会”） |
| | 来源：《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毒草集》,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195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