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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跟内行吵架——谈创作与批评
北京艺术师范学院 刘雪庵
1957.05.00


(刘雪庵:作曲家,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觉得目前颇有必要把创作与批评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请大家予以注意。

从音乐艺术来说,好的创作,通过具体的音乐艺术正确地反映人民的现实生活以促进社会向前发展。好的音乐批评它又是从音乐作品的出版与演奏,根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音乐美学观点,具体指出其长处或短处,来帮助作家和作品的提高,同时也教育读者认识作品的好坏及其形成的原因,使达到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们中国古代有“一字之师”的美谈,这说明我们古人对於正确的批评是何等的重视。可是解放以来,我们音乐界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影响了我们音乐艺术的发展。早先是批评家对音乐创作的态度有时失之粗暴,由於音乐界过去不习惯於批评同自我批评,一些自信心较弱经不起风浪的作者就畏缩得不敢尝试创作了。一九五三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时,大家对於粗暴的批评提出了很多意见,领导上也就这个问题作了正确的指示。可是从此以后粗暴的批评虽然少有,但正确的批评也不多见了。如以去年轰轰烈烈的音乐周来论,对於一些真正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东西,并没有见到很好的评介文章,比较差一些的作品,也没有见到明确地指出一些努力改进的方向同办法。不论作品好坏,问世以后,大家都感到冷冰冰缺少关切,对於演出活动的评价就尤其不够了。如北京市从今年一月到现在,各种音乐活动,包括歌剧的表演及音乐会,大小不下数十余次,其中中国作品有旧的、也有新的创作,而关於演出活动的效果及表演人员的艺术修养的评介文章少到微不足道。一个作家和一个演奏家的艺术创作实践,除了在音乐会场或剧场获得一定掌声而外,就不能在社会上得到其他任何反应,这种冷落淡漠的情况,不仅对作者艺术修养的提高有妨碍,作者作品的推广也受着一定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今天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音乐界不仅要大力地开放创作之花,也要同时大力地鼓舞批评之鸣。

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创作与批评是繁荣音乐文化事业整体的两面,是矛盾对立的统一体。批评无创作就失去了批评的对象,创作无批评就自生自灭无法改造也无法扩大创作影响。他们当中依存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推动创作发展的动力,所以要有好的创作,一定需要好的批评。

是不是在今天提倡开展批评,一不当心就会回到历史老路以批评来压杀创作之花呢?我觉得中国音乐界创作同批评都非常年轻,大家基础都差,开始彼此犯一些错误,这也是在进步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但仍需即时克服,因此在打破创作家顾虑的同时,也应打破批评家的顾虑。要让大家齐放,也让大家畅鸣。

当然今天的创作,比之解放初期已有许多进步,今天的批评也应该相应提高起来。用教条主义的闷棍来把创作一棒打死,这在目前已比较少见。仅凭肤浅的感性认识来批评作品也已不能满足作者及群众的要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音乐文化建设的严肃工作,我们要很好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根据自己对於生活的深刻了解来对我们中国具体时代的具体作家、具体作品作具体的艺术分析,才能符合今天批评的要求,过去不好的批评有两种最突出的倾向,一种是以对音乐最肤浅的感性认识,听了一个作品觉得它好或不好,就轻率的大做文章、下结论乱扣帽子。究竟作品中音乐语言的运用,音乐形象的表达,音调的逻辑发展是通过一些什么手法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的?如果不好,究竟在这些方面又存在着什么问题?应当怎样改弦易辙?像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谈。作为一个普通听众缺乏专业音乐理论知识修养,只能凭感性认识来决定他爱听不爱听、喜欢不喜欢,这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负有推动创作指导创作教育群众的批评家来说,这就完全不够了。第二种是以空洞抽象的政治理论及华而不实的词藻来代替音乐艺术的具体分析。当然音乐批评不能抛掉政治标准,但是政治性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艺术手法来表现的,不进行音乐艺术的具体分析,必然陷入空洞抽象的政治教条,又不得不借华而不实的词藻来装饰文章门面。推崇好的动辄就是“宏伟史诗”、“辉煌巨作”、“新颕风格”、“深刻影响”等美丽的字眼。指搞坏的就是“艺术性不强”、“思想性不高”、“公式化”、“概念化”、“小资产阶级的情趣……”,这种批评家,自然不需要音乐理论的专业修养,只要几句马列主义的教条加上一些粗写文章的技巧,就可以用批评家的身份虚声吓人欺骗群众了。像这样的批评,在今天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候,群众欣赏音乐水平提高以后,是会遭受到反批评的。这些批评对过去作家作品有不正确的评价,不合理的指摘,今天完全可以以实事求是科学分析的态度重新提出来,重新讨论。如果中国的音乐作品能像传统剧目那样发掘一下,估计原来教条主义者认为香花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香花,认为不是香花的,也可能还有香花被发现。

目前音乐文化既然发展得这样快,对中国音乐批评家的要求又这样苛刻,是否使开展批评更增加困难?我觉得这并不是克服不了的困难,有几点我们可以肯定的,首先创作在向前发展,以推动、指导创作及教育群众为目的的批评必须即时提高,否则,批评就发挥不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其次,创作发展脱离不了创作的实践,难道说批评的提高就能脱离批评的实践吗?不断进行批评实践,批评是可以逐步提高的。

至於具体的作法,我以为音协应该很好地把目前中国的创作力量组织起来,特别是有创作潜力的老作家,同时也应该很好地把批评的力量组织起来,在自觉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学习马列主义,学习社会,学习音乐专业。要根据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具体条件来进行工作,如果有少数作家对过去粗暴批评还有谈虎色变的余悸,暂时不批评也好。最好是通过此次人民音乐四月号汪立三、刘施任、将祖馨三位同志的“论星海同志一些交响乐作品的评价问题,”有意识地组织一次音乐科学理论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如果做得好的话,可以为今后中国音乐创作与批评的开展树立一个良好的开端。要使音乐专业工作者共同认识到,发展有利於创作事业的正确批评是建设社会主义音乐文化的必要条件。这个条件怎样创造才合乎理想,那要看我们作曲家同批评家今后的共同努力。中国有句俗话说得好“不怕跟内行吵架,只怕跟外行说话”,同志们,在今天党和毛主席这样热情的号召下,音乐界应该很好的行动了。


 (《人民音乐》1957·5月号)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一)》(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