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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张孟闻的言论
复旦大学 张孟闻 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
1957.08.00
（摘录）
一、对党和党的领导看法
1．“最奇怪的是党委领导学校，……像匈牙利就是这样搞起来的。”“工人阶级怎能领导文教部门，”“共产党不能领导大学。”（摘自思想改造时张孟闻的“自我检查”）
“对李局长（高教局付局长）报告中最奇怪的是党委领导学校问题。我知道党委不能领导，而是校长领导，党员是可以由党委领导的，行政和党一定要分开，这方面搞不清，一定会引起混乱，像匈牙利就是这样搞起来的。”（1956年11月在视察高教局时的发言）
2．“党员以改造思想者自居”；“靠拢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积极分子是投机分子”；知识分子都学了“金人”。“过去直到目前的情况是少数党员以改造思想者自居，我们就是被改造的对象。七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教育下，我们政治上、思想上的进步，在这些人眼中毫无成绩，一般仍是被看成要改造的对象。特别对个别党员或政府设施提供不同意见的人，那就必须打下去所谓并不存在的‘威风’。去年高教部一位负责同志甚至在我们学校内公开宣称：凡对政府措施提供不同意见的人，甚至是响应号召提供意见的人是‘死硬派’，毫不足取，存心对立；只一味顺从的人，才是靠拢党、靠拢政府的人。”（1956年8月13日解放日报“说一说自己的意见”）
“靠拢党的人不一定是好人，假装积极，比原来积极的人更积极，使原来靠近党的就离开党了。”（在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时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
“去年入党的人我提过意见。这些积极分子，是投机分子，学问上不好，历史上也未搞过革命，他们什么东西也不行，我根本看不起他们。”（1957年5月16日在上海市宣传会议复旦大学代表小组会上的发言）
“近年来统一战线工作也有偏差，党对某些形式上靠拢党，本质上可能有问题的‘积极分子’很重视，总认为他们进步很快有很大转变，因而捧得很高。但是，对过去的‘同路人’却疏远了，他们中间有的曾有若干问题，却很有骨气，可是党对他们不仅疏远了，甚至还要骂他们背进步包袱，是‘死硬派，因此这些人开始消极起来，有的说：‘我们过去是有所为，现在则有所不为了’。”（在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的言论）
“孙大雨和我，解放前都参加革命工作。在最危险的时候，只有我敢出来讲话。可是一解放，就“打”我们。这是什么道理？从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一天起，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为什么市委就抽不出时间来找我们谈这个问题？而总是采取推诿办法。要许广平和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和我们谈。我们还能够自我批评、检讨，为什么共产党就连这样的勇气也没有。”（1956年12月20日在市政协一届三次全体会议中的发言）
二、对历次运动的看法
1．抗美援朝运动“是志愿军先侵犯人家。”“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政府派去的，而不是自愿的。”“是志愿军先侵犯人家，美国飞机才来轰炸我国。”（抗美援朝时对学生的说话）
2．“三反”、“思改”等运动中，“没有问题的被斗，有问题的被放过了……中共绝不能走匈牙利之路”。“三反、思想改造、肃反，每次都有斗争重点，没有问题的人被斗，有问题的人被放过了。……有的人受不起怨屈而自杀了，有的发神经病，但领导都以‘难免有错’来对待这问题，中共绝不能走匈牙利之路，看到匈牙利问题应引以警惕。”（1956年11月在视察高教局时的发言）
3．肃反是“人身报复”，“违反宪法”，“使人毛骨悚然”；“共产党会治人不会治法”；要求成立“平反冤狱委员会”，“算清旧帐”，“算总帐”。
“记得1954年华东统战部邀集高教界座谈，我在那会上指责了一些人，但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就被当作重点来对待。另外一位市人民代表，陈市长当面对他保证过，要他讲话，保证无人会作报复，但在陈市长远居北京时期，这位代表在去年也作了肃反的重点对象。而且还合起来当作为反党、反政府的小集团。”
（1956年8月13日解放日报“说一说自己的意见”）
“上次向华东统战部提意见尖锐就受到报复，像我在人代会上一样，我是经得起的，但有些人经不起就发疯跳楼自杀了。”
“整个高教界有问题，牵涉到宪法，犯法的人应受处分，错误的人应检讨。”“肃反运动是毛骨悚然，过去被反动派杀死是烈士，而现在是冤枉，希负责同志好好考虑，不要使人愤慨，要算总账。”（以上均系在1956年11月视察高教局时的发言）
“大家要求处理问题，旧帐要算清楚，……肃反是有违反宪法的事，有的党员做事不讲法制，有些事情告上去或是石沉大海；或是把告的人的意见拿到对方手里，搞来搞去还是搞在原告身上，官官相护，受冤屈的人永不翻身，所以要成立‘平反冤狱委员会’。”
“共产党会治人不会治法”，“党员犯法，不能法办，成了特殊分子”。“现在法律还没有，要赶快订出来，使党员不能乱搞。”（1957年6月6日在复旦大学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三、对教学改革、学习苏联、与向科学进军的看法
1．院系调整，造成“高教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2．教学工作量制度是“剥削”，“高教部官僚主义”。
“这也不算，那也不算，（编者注：背教学工作量制度）高教部剥削我们。”
（1955年在教研组讨论工作量会议上的发言）
“学校里一定要这样做，（指实行检查性听课）到底还要不要我们知识分子。”
（1954年在一次校委扩大全议上的发言）
“上面一句话，（指推行大实验）下面做死人，高教部官僚主义。”
（在一次教研组会上发言）
3．学习苏联是“作苏联的奴才”。
“过去学习英美，是做英美的奴才，今天学习苏联，是做苏联的奴才，但苏联人并不要我们作奴才。”
（1982年推行学习苏联时在教研组会议上的发言）
4．向科学进军是“空喊口号，空见之于条文”。
“柯庆施同志关于上海工业方针的报告说，上海是人才大量集中的地方。不错，上海人才原来是大量集中，可是现在大量外调支援外地之后，已经不是‘大量’而是变成‘少量’了。”
“上海作为一个科学技术人才大量集中的城市来说，现在已经比不上刚解放时候那么集中了”。“可是上海对于科技人才甚至科学机构的大量搬开，从来没有惋惜过。”
“作为科技人员的集合活动机构的上海科联和上海科普，从来没有引起党政人员的关心。一直到现在，两机构的领导机构没有确定。连一所可以回旋的开会场所都没有拨给一幢够大的房屋。”
“交大在过去有其光荣的历史。在当前上海有其应该负荷的任务，为什么不能考虑留下来。”“从个人主观看来，市委方面不说一句话，给人一个印象，即是科技人才以至机构搬离上海，上海并不在乎。”
（以上均摘自1956年8月在市一届四次人代会的大会发言）
“12年科学研究规划是科学院随便找几个人主观地订出来的。订出后又没有组织力量实行。如调查动物分布状况的工作，一年已经过去，还没有动静。象这样下去。就是120年也搞不好。”
（1957年5月6日在市政协一届四次全体会议中的发言）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谈到‘切实研究地方科学规划’，这样的提了一句。使人莫明其妙，也没有与谁商量过，叫人怎样做起，这是空话。又谈到‘对一部份高级知识分子已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了各类助手’，这样讲有些夸大，讲得漂亮，事实上据我所知只有华东师大孟宪承有助手，我在复旦就没有听到谁有助手，我曾向高教局申请助手，但两年来没有要到。……号召向科学进军，空喊口号，空见之于条文。”
（摘自1957年1月5日在市二届一次人代会中的发言）
四、对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看法
1．反革命分子“有才有德，对革命有功”。
“周（编者注：周惠生系本校肃反中被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有才有德，对革命有功，是起义人士，不该看作一般人员。”（1955年肃反前评级定薪时的意见）
“贾植芳（编者注：原系本校中文系教授，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已被逮捕）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思想问题。”“虽然，我对贾植芳不认识，但可肯定他不是政治问题，尽管你们这样说，我是这样看的。”（1955年肃反开始时的意见）
2．右派分子是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勇士”。
“而对于守正不阿，敢于直言的少数‘勇士’们（编者注：指右派分子王恒守、孙大雨之流），即使是‘个人英雄主义分子’（几次运动对这些人的称号一原注）吧，也满觉得‘不无可取’，虽然他们也许是不高明的‘战友’。”（1957年4月26日文汇报“我看党群关系”）
“我是孙大雨先生的朋友，我爱朋友、爱真理……不能把孙大雨美化成一个英雄，但也不能丑化成一个混蛋。……我认为孙大雨是爱国的。……他这个人多少受了委屈，高级知识分子‘士可杀，不可辱’。……我不怕说我是孙大雨的朋友，因为我不相信他是怎么了不得的坏蛋。”（1956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政协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3．自诩“有胆量”，所以“出了名”。
“有些党员自高自大，我们可以起来提意见，保证不会有杀身之祸。有自信心就应该立起身来讲话。……民主气氛要靠我们争，必须鸣。……”（摘自1957年5月4日在市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中的发言）
“去年解放日报将我搞出了名，（按：市一届四次人代会，张孟闻大会发言时以‘有人修改他的发言稿’为推辞，在大会上要无赖。后在解放日报上受到群众严肃批评）人民有事就要我来搞。因为我大胆，所以我的人民代表就有权。要我做，我一定负责的做，但要有权。”（摘自1957年5月23日市政协一届四次全体会议中的发言）
“这些意见（按：指张在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的言论），我曾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露了一些‘苗头’，这些话讲后，好几位主动到我房间里来，都一致说敢讲话有胆量。”（市政协综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后的材料）
| | 来源：《批判右派思想言论选辑之一：毒草集》,复旦大学校刊编辑室，195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