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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戴熙、靳健、杨福徵的右派反动言论
南开大学 蔡戴熙 靳健 杨福徵
1957.05.00
[蔡戴熙、靳健、杨福徵：南开大学物理系助教研究生]
蔡戴熙：
“我们的人权自由是没有完全受到保证的。肃反在成绩和错误的估计上，我认有成绩是小的，错误是大的，化学系在肃反中斗了百分之四十，结果反革命是个“零”（按：与事实完全不符），随便斗人是侵犯人权的”“我们是不自由的，在肃反中组织上叫我们斗，我们相信组织就斗了，如不发言的话， 支书就说历史有问题。”“程京教授回祖国来，最低限度也是个爱国者，而学校则“以力服人”进行思想改造，而造成严重后果”。
“我觉得不管是香花还是毒草都没有理由阻止它。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权利对别人的意见批评，可是如果不让人家说话我就觉得这是压制。而且存在这么样一种倾向，觉得意见越多越好，越高兴，表示整风越彻底”。
“我们不明白党中央整风鸣放的决定是否在南大也适用，马列主义不是告诉我们要勇于暴露矛盾克服矛盾才能获得进步吗，我们要求领导上打消顾虑，大胆支持鸣放，不要怕出乱子，群众会保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不要认为只有几个领导干部才能保卫我们的祖国……”
“先扣帽子后批评会影响鸣放。我觉得先要让发言者继续阐述他的论点，我们来分析，然后再扣帽子不迟，不然谁也不敢说话。我同意给写匿名信的以有力的回击，因为这本来就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这样，偷偷摸摸的人才这样做。我认为现在应该让储安平继续阐述他的论点然后再讨论不迟，如果储安平同意陈新桂对他的论点的发挥，那末储的发言是属于反社会主义的，如果这样我就同意对他扣这个帽子”。
“现在思想没有自由，随便说一句与领导（实际上是党）意见不一的话就得遭到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批评。我想，信仰一件东西，信仰一个主义，信不信由人家，只要他不准翻政权就谁也不能斗争他，不然就是没有自由。对于一个主义的信仰，对于某一人的要求都应该是他自愿的。我要参加党，那我就对自己可以这样要求，我不参加别人就不能干涉，干涉就是言论不自由”。
“我认为没有被告当法官。整学校，党委必须由市委出面领导及主持会议，整系一级则由己整风的校一级党委来领导，全校性的问题全校性会议解决，系级问题系级会议解决。”
“我觉得过去党的思想工作及马列主义之教学简单化、教条、有时甚至于粗暴。这种教条的思想教育对全校各种工作已起着重要影响，政治课教师拿着笔记本背，这样怎么不叫学生思想僵化呢？从这次谭天荣来校演讲可以充分看出来：对谭天荣的错误论点一般的只能给予给个习惯的大帽子，大声吓吓二句就算在和人家争论，而不能你来哲学我用哲学批判。你来具体东西我拿具体东西批判，这样才能使人心服口服。”
“我认为靳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校肃反成绩是小的，错误是大的，人权的确没有受到充分保障，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当时被斗争的本身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一点要分开。说成绩是小的主要是因为它这样做是把不是反革命也一起搞了。我觉得按徐温元先生刚才讲的关于工厂如何措理肃反问题（先调查到已经有百分之八九十之后再进行斗争……）这种做法才是对的，像我们学校就不是这样，未确定前又说材料已经完全掌握但结果又不是反革命，这种斗争与审讯何异呢？”
“丁的意思认为工人出来说话是不民主，对党提意见并不是对党不满：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人民日报的做法可以考虑。只有充分提问题，才能知道缺点所在。对一些恐吓是并施加压力，在现象揭露后一定是根本问题的讨论。所以必须平心静气的讨论，而不能扣帽子，让大家将意见提出来。”
“搞错了是搞得不彻底。不交代，不恢复名誉，没有安慰……如果将干部作为反革命处理，则就无人敢搞运动，如违反党的政策则应进行处理”。
靳健：
“我们的民主是否够了？我们的人权是否有了保障？我们感到是不够的。在宪法上、法律上是保障了，但实际上是没有的。”“打苍蝇可以用绳拍，用炸弹固然也可以炸死苍蝇，但必然要伤害别人，肃反这样作代价未免太大了。”“肃反有很多侵犯人权的……有些小组还执行‘司法任务’。”“在肃反问题上，我不同意刘副校长的意见，我认为，成绩是小小的，缺点是大大的，人权是不够的，要扩大”。“如果在全国范围内百分之九十九点是对的，那还有百分之零点一是错的，可能是百分之一就发生在南人”。“据我们了解我校有二百五十人被斗了，而只有八个反革命……，（按：与事实不符）使二百五十人的心灵上受到创伤。”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过去犯了大错，这种错误表现在大国沙文主义，对国内国外不民主，思想统治太严。”
“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苏联，在过去很多政策是错误的，如外交上，各国的党和党之间的关系上，对人民的思想工作上，就必然造成当时的局面，在这以后虽然很多地方改了些，但是不够，尤其在思想工作上不够。那种严重的教条主义，使人民的思想和科学艺术都硬化了。”
“政治是反复无常，今天说东，明天就说西，而人民则只得盲目地跟着跑。如以前骂南斯拉夫，今天又说他是社会主义。以前把斯大林看成神仙，今天又说他有错。而有人说斯大林主义，我们说是功过三七开、四六开。我心想“谁知道是怎回来”。对政治理论，我也认为是教条，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经典理论中提出某部份来作人们的这种或那种准绳。政治理论今天只是停留在背诵，解释和赞美的阶段上，人们不敢提自己的论点，不敢从新的社会情况中去吸取内容、去补充，即或有那也只能是一些伟人，才可以这样。”
“不同意地斯大林错误归于群众的恶习，对于政治制度只停留在民主集中制，再进一步具体化就不是所谓的政治制度（经济，全民所有亦相同）。斯大林之错误由于不健全的制度所产生，如早上六点起，但有人同时起去锻炼这都是制度，但不能在说这个或那个制度不好，两个都去执行。个人崇拜在中国很风行，过去讲联共党史整个贯穿个人崇拜思想。”
杨福徵：
“葛佩琦说的话不能说不对，因为他的提法有前提，如果‘三害’分子不改的话……”。
“工农的生活提高得很少，但领导干部提高得多（相差太悬殊），他们坐汽车、住洋房，这是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以金钱作资本，而他们是以政治作资本。”
“我恨南开一切人，恨所有的政治干部，假如我有手枪的话，要打死所有的政治干部。”
“肃反的作法太使人胆寒心惊，就是不是被肃的人也有此感，不知那一天也会搞到自己头上。”
“人民日报的‘工人说话了’的社论，是领导组织的，工人的话还没有说出来，实际上受‘三害’最深的还是工人，不过他们不敢说话罢了。”
“在我们的制度下，没有民主，班干部是傀儡。”
“政治干部干涉过多，列宁不懂物理，却著作‘唯物主义与经济批判主义’一书，这本书不应当作为经典著作。”
“胡风问题是一个错误，但有意识的拿他做肃反的序曲。解放前的事不算，傅作义在解放前更反动。”
“弄疯了程京，麻痹了胡刚复，放走了王治樑。”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怎么也看不下去，对奥斯特洛夫斯基不喜欢，觉得他是吹嘘，喜欢看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有个理论觉得人死时才说真话。活得正好的人说的话不太相信，象海欧，拖拉机站……。
“苏联国家虽然工业很发达，但生活在那种不自由的国家也没意思。”
“我是黑种人，另一些进步的同学是白种人，因此有种歧视存在我们之间。”
“建议整风伴随清党，希望党看到右派的大字报就清除党员，以削弱党。”
“思想改造是正统思想对待异教徒。”
杨福徵的大字报：
报纸贴在红墙上，
海报作纱窗，
有些讲出来，
放在心里闷的慌。
× × ×
有意见，小组提，
群众不满意，反映不上去，
等于放屁！
× × ×
写出来，大家看这样更便当，
大家来争鸣，百家一齐放。
× × ×
红四楼墙上有自由，
谁是谁非大家说，
帽子不要扣，整风不能收。
未有名 5.27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辑(第二集)》(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19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