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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家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
1957.09.00

（李德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民盟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政协委员）

右派分子李德家，现年55岁，云南盐兴县人，家庭出身工商业兼地主，现任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民盟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政协委员。

李德家自1925年赴美，1935年回国。在美国达十年之久，深受美国腐朽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拜金教育、不劳而获的思想熏染毒化，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一向仇视痛恨。

李回国后，即任四川大学教授，兼成都蒋介石军官分校的教官。1941年回昆明，乘国家抗战之际，筹办“长江银行”，进行金融投机活动。1942年与昆明的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政、刘钟明、陈玉科等人拜把，拉拢反动党团关系往上爬，并合资组织“瑞滇公司”，任该公司经理，进行投机倒把的生意。

李由于受英美资本主义的影响甚深，对国民党因自己爬不进这个集团而有所不满；对共产党则又因阶级反动本能而仇视，乃寻求“第三条路线”，想通过政治投机爬上统治地位，实现个人野心。1943年经罗隆基、潘大逵等介绍参加民盟。入盟后不愿公开盟籍，不愿担负盟的任务。曾与右派分子罗隆基、潘大逵等把盟纲篡改为“政治学英美，经济学苏联”的“第三条路线”纲领，开始成为章、罗反党联盟之一员。

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为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后，民盟转入地下，李即背离盟组织与盟断绝联系，并由潘大逵介绍认识美帝驻昆领事罗斯，经常出入美领事馆，同时参加伪国大代表竞选未成。次年初曾赴海南岛海南大学任训导长兼教授，秋季返昆任云大政治系主任。1949年国民党“整肃”云大时，李因与特务刘钟明之关系而受聘为文法学院院长，并向反动头子任泰献策：“用治水的办法（即分化的办法）来解决学生自治会”。

解放后，1951年云南进行土地改革。李家庭系地主，虽经政府一再照顾，仅将其过去剥削农民之土地财产交还农民。但李德家恩将仇报，由于其阶级反动本能，对无产阶级专政愈形仇视。在蒙自土改工作中，虽经领导在生活上多方给予照顾，但心犹未满，并在工作中消极怠工，积极破坏，在同志中散布谎谬言论；土改工作结束时，曾经被农民兄弟召集会议予以严厉斥责。土改后，李坚持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同意别人所说：“对土改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并对右派分子陈复光说：“土改把我整光了。”李曾以民主人士、云大教授身份前往农民协会吵闹，污蔑干部执行政策有“偏差”，打击干部，破坏土改。

李德家对党的各项政策和运动经常不满。抗美援朝时，与罗隆基一样为美帝侵朝战争辩解，说是“北朝鲜侵略南朝鲜”；污蔑苏联是“集权主义国家”，在教学中把苏联与法西斯所统治的德国、意大利并列讲授；对苏联的事物抵触，55年肃反前与陈复光看苏联电影后说：“苏联影片千篇一律，政治性强，我看了就头痛”；诬蔑“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与国民党和美帝所订的卖国条约一样。52年美帝舰队侵占台湾，李认为国民党有在大陆上恢复政权的可能；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有强烈的变天思想。对毛主席不满，曾与其亲戚张某（十中教员）说：“你们没有独立见解，毛主席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又诬蔑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很舒适”。此外，李曾与托派分子赵岑纪关系密切，对托派言论甚表赞同。

1953年匈波事件发生后，李德家大肆宣扬修正主义，说美国不必经过革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歪曲。

解放后，李曾想篡夺云大领导权，参与倒秦活动，并企图夺取民盟在云南的领导权。1950年与民盟联上关系并与罗隆基等右派反党联盟恢复联系，到北京接受罗隆基的布署，返云南争夺民盟领导权为章罗反党联盟占领据点。此后在云南即一贯拉拢落后，联络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之另一代理人陈复光，图谋夺取云大领导权及系领导，打击盟、学校及系领导，支持王庄（反革命分子）、李隽昌、徐嵩龄等破坏团结；几度与章罗反党联盟主要人罗隆基和潘大逵等密谋，捏造云南盟务及高等学校情况向盟中央汇报，以图达到推倒云南盟领导之目的。

鸣放开始后，李配合章罗反党联盟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在昆明向党发动进攻。

（一）反对党的领导

李德家一贯反对党领导教学与科研；对党及学校领导经常进行污蔑谩骂；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则进行歪曲。

否认、抹煞党对学校工作领导的成绩

他诬蔑领导是“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教学与科研”，如在省政协的发言中诬蔑说：“……我们的领导只习惯于用搞运动的方法来搞教学工作……。

例如展开科学研究，轰起来、订计划……并随时派人来了解情况，追问你‘科学研究做了多少？’‘写出几篇论文了？’‘什么时候可以交稿了？’”（注：这些论调实际上就是去年十月费孝通向盟中央提出对昆明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书中所提到的云南大学科学研究情况的诬蔑性的“具体材料”。目的在于否定党能领导科研与教学。）

他诬蔑教学改革是“……做计划……总结……经验交流……以致交流成灾……高教部一纸命令，要重视教学大纲，我们的学校领导提高一步，规定‘教学大纲就是法律，不写教学大纲、教学日历，不能上课’。此言一出，谁敢违法，于是硬搬苏联教学大纲，累得教师、学生消化不良……很值得考虑”。

既然教学改革“只是计划、总结、交流经验”，是“硬搬苏联教学大纲，累得教师，学生消化不良”，并且“值得考虑”，当然就是没有成绩；既然“党政领导没有按照高教部指示正确贯彻”，而且“搞错了，搞糟了，具体执行不通，教学改革就值得考虑”，学校党政领导也就“值得考虑了”。

他诬蔑学校领导工作是“开会、做报告……听汇报、往上报”。（注：所有以上这些论点实际上是把党在学校的领导完全否定了，也就是说党是不能领导科研与教学的，最好还是退出学校。虽不公开叫嚣党不能领导学校，实则用污蔑来轻轻地一下否定了党在学校的领导，其用心实为恶毒。）

他污蔑党所提出的各项政策及教学方针是“空帽子”，是“骗人”，“不给条件”。例如尔等在联合发言中污蔑说：“整个学期只忙于计划、填表，……备课时间都给挤掉了，那里还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又说：“科学研究主要要求保证时间，领导却只安排开会时间，科研时间要大家自己去挤”。又说：“有的教师好容易有了一个出外进修或技术考察的机会，人事科审查历史，认为‘不适当’。阻碍了教师的提高机会”。李又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说：“……党和民主党派共存下去，就要有共存的条件”。这即包含着“你们骗人，只谈政策，不给条件”的污蔑。

李德家污蔑说：“我们（教师）的专业应当是上课、备课、指导学生作业、做科学研究，若是在我们自己的专业外再加上开会的专业，那是谁也难胜任的。”又说：“会开得太多，思想改造成绩适得其反，提高业务才是紧要。”（这实际上就是污蔑党和学校领导轻视学术，就是借口业务来抗拒思想改造，并拒绝党在政治思想政策方针上的领导，也就是“为科学而科学”的章罗反党联盟的一个基本方针，企图用这种论调来使知识分子走上错误的道路，使学校教育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对党的领导同志及学校领导进行污蔑攻击

他对托匪赵岑纪指着毛主席和朱付主席的像说：“你看，活象两个土匪。”

他谩骂李广田同志说：“李广田的才干，只能当中学校长。”

他公开散布修正主义说：“美国不必经过革命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他污蔑毛主席说：“毛主席住在北京很舒适。”又对人说：“你们没有独立见解，毛主席说什么，你们就跟着说什么。”

他说：“在解放前，我认为共产党一日不解决，中国一日不得安宁，我因反共才恨国民党”。

他说：“解放后我怕被捕，因共产党对我有成见。”

按：“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这是右派集团反对党的领导的恶毒战术。右派分子李德家把党在高等教育中的具体工作，从党的政策，教学方针，教学改革，科研到党的工作方法均系统地加以污蔑，中伤，否定；对党在学校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则只字不提。人们不难看出来，右派集团这样做的目的是阴谋取消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权，妄想把学校拉向右转。

李德家又一贯对领导进行谩骂污蔑，企图在领导同群众中间打开缺口，以便建立右派集团的反动阵地。

（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

他污蔑说：“肃反运动后，学校中便呈现了一片清秋景象：会上很少意见，会后也没牢骚……群众往往都只讲‘正面话，唯唯诺诺’”。

他说：“肃反运动中发动青年人撕破脸皮来‘帮助’老教师，今天又要老教师来管导……恐怕一时还转不过来；有的老教师公开承认‘不敢得罪党团员学生……’”。

在肃反运动中，李德家将他自己的反动面貌掩蔽，并对罗隆基说：“肃反不能出问题。”

他说：“自己对肃反有抵触，对李校长有情绪。”

（三）反对社会主义

对思想改造运动进行攻击、否定，污蔑党对知识分子政策，认为是“原则正确，但不能具体贯彻”。

他在省政协六人联合发言中说：“周总理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肯定了全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变化，这是正确的看法。可惜我们学校领导在思想上还不能完全体会周总理这个断语。过去对教师们不信任，今天仍然不敢放手依靠教师，总以为老教师们思想上有问题、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包袱重，……甚至一再说知识分子是‘游魂’”。并造谣污蔑说：“有的领导认为不依靠老教师也能把学校办好。……于是学校中的许多事也就不是依靠教师而是凭着几位领导的主观决断。……”

这实质上即是污蔑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原则上说得好听，但在执行起来就有问题，就是空话。说“党与知识分子筑墙挖沟”，李等还以为不够，硬说：“有人提出相反意见……就加以驳斥，甚至说：‘有意扩大缺点’，‘脱离了党自搞一套’，‘不肯定成绩，就是否定党的政策’……把沟挖得更深，把墙筑得更高。”

思想改造后，他又污蔑说：“经过思想改造，不死也要脱层皮”，“思想改造运动青年人撕破脸皮‘帮助’老教师，今天又要老教师来管导，在双方的思想、感情和记忆上，恐怕一时还转不过来。”

对土地改革运动极端仇视，并进行破坏

他同意他的亲戚对土改的仇恨，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了期。”

他对右派分子陈复光说：“土改把我整光了。”

在蒙自土改工作中，他攻击诬蔑一个团员付小组长说：“云南土改除了于一川以外，就数他了，他是于二川。”

他污蔑农民对一个地主的斗争是“发生了偏差，错斗了中农”，并大叫大嚷要小组长去制止。

在昆明，他曾以“民主人士”、教授身份到农民协会无理取闹，向干部大肆咆哮，污蔑干部对他的土改执行政策有“偏差”。

对抗美援朝造谣污蔑

他颠倒黑白的污蔑说：“是北朝鲜侵略南朝鲜。”

他说：“中国根本不应援朝。”

他说：“美国力量太大，北京可能动摇。”

他说：“苏联对抗美援朝是隔岸观火。”

对评薪深为不满

评薪时他被评为四级，他说：“×××都评为三级，我为什么被评为四级？”并且进行破坏，一怒把快要写好的英国史稿子烧了。

按：同其它的右派分子一样，李德家对人民民主专政，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和每一项措施都是仇视痛恨的，并且一有机会就进行破坏；李德家对土改的仇视，对抗美援朝的中伤，对思想改造的攻击，对评薪的污蔑破坏，都是这一类的手法。污蔑造谣、中伤破坏就是他反对社会主义的明证。

（四）反对苏联并造谣歪曲国际事件

他说：“苏联是集权主义国家。”在讲课中，他还把苏联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并列。

他说：“苏联电影千篇一律，政治性强，我看了就头痛。”

他说：“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同国民党和美帝所订的条约一样。”

抗美援朝时，他说：“如果国际事件不断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能爆发的。”

美帝侵占台湾后，他说：“国民党在大陆恢复政权很有可能。”

他挑拨中苏关系说：“毛主席到莫斯科，为何斯大林不到车站欢迎？”

他说：“苏联的三亿美元贷款太少，仅从东北拿去的东西都值三亿元。”

（五）破坏鸣放政策和整风运动

鸣放开始后，李曾与右派分子张其浚、王士魁等散播对寸树声同志的不满情绪，因寸树声同志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党的成绩。李叫嚣说：“大家都希望把司令台摆在前线”，企图将民盟云南省委员会作为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对党进攻的前哨阵地。

到处放火，企图煽起群众对党不满，以扩大其反党势力。如李在5月底省委统战部和历史系学习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均说：“学校脱离群众，是依靠党团员，不依靠群众。”又无中生有地说李广田校长骂知识分子是“游魂”、“轻视、卑视大学教授”。

李在省委统战部的发言中说：“这几年我在云大提的意见不少，吃的苦头也不少。对领导提意见，就是不服从领导，打击领导；对系里提意见就是篡夺领导权；对学校行政提意见，又是打击领导的威信”。又说“毛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传达后，群众欢欣，领导上也一再鼓励大家‘争鸣’、‘竞放’，但是教师中，都只希望别人放，自己呢，暂时观望一下！‘等着瞧吧，能放再放，放猛了收不过来要吃苦的’”。

他在鸣放中坚持“教授治校”，他说：“教授治校，北京还在热烈讨论，我们不要过早的下结论；只要学校能依靠老教师，民主办校亦未尝不可”。

他把与张其浚等六人在省政协中对党进攻的联合发言认作是“有爆炸性的”。并洋洋得意的四处吹嘘，进行煽火。

民盟右派头子罗隆基出国路过昆明时，李德家曾邀陈复光一同请罗吃饭，并将六人联合发言稿交罗过目。

在鸣放中，他挑拨群众对学校领导的不满，离间领导同群众的关系。他污蔑说：“可惜有的领导……过去对教师们不信任，今天仍然不敢放手依靠教师，总以为老教师们思想有问题，历史复杂，出身不好，包袱重，并低估了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心情”。

他对学校领导一再造谣中伤，污蔑说：“领导滋长自满情绪”；“学校中的许多事，就不是依靠教师，而是凭着几位领导的主观决定的”；“领导只想求同弃异，统一思想，喜欢迎合自己意思的言论……”。

按：对社会主义阵营首领苏联的仇视中伤，是右派分子的共同伎俩，不过李德家更露骨地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大战和国民党的进攻上，当然，这些妄想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

作为章罗反党联盟在云南的代理人，李德家在党的整风中，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他们企图夺取民盟作为对党进政的“前哨”；妄想借“教授治校”把学校的党委会取消；借省政协六人的“爆炸性”发言，在学校领导同群众的亲密团结间打开缺口；他们企图挑拨老教师对领导不满；他们疯狂地叫嚣，过高地估计自己一小撮右派集团的势力，低估了巨大的革命力量，结果是他们落在人民的巨掌中，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妄企图遭到彻底的破灭。

（六）组织活动

李德家是章罗联盟集团中的核心人物，其同夥潘光旦在北京已招认了，难道还可以抵赖吗？李德家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罗隆基的直接指使之下，围绕着章罗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活动而活动的。他一贯地阴谋夺取据点，打击靠拢党的同志，对人民事业到处捣乱。他自己在交代中躲躲闪闪，企图保持章罗联盟集团之不被人民攻破。

解放前，李德家即与罗隆基等结成了一个反动的小集团，进行政治上的投机倒把活动，支持罗隆基所草拟的“政治纲领”，一起走“第三条路线”的反动道路。在蒋介石发动内战，对革命同志迫害最猖狂的时候，李德家脱了盟，并公开参加伪国大代表的竞选，与反动特务、帝国主义分子们勾结，往来密切。50年他又恢复了组织关系，与罗隆基取得联系，野心勃勃地站出来争权夺利了。首先是活动夺取云大校长，先到重庆与潘大逵接头，包围楚图南，楚不表示态度，他非常不满。在西南盟总支会议结束之时，即进一步要到北京去进行阴谋活动，西南总支不批准他去，他就大吵大闹，写信给罗隆基，罗即逼迫盟中央打电报批准他去北京。去到北京之后，即与右派分子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彭文应、刘王立明、张东荪等密谋策划，在刘王立明家中布置夺取各地盟组织的领导权，并集体捏造李德家的“云南盟务”的假汇报。在“云南盟务汇报”中捏造事实，污蔑攻击云南盟的领导，自以为他能出来领导云南盟务开辟道路。回云南时，罗隆基即指示他在盟内争夺领导权，建立据点。他从北京回来后，一方面是野心未逞，十分不满，到处发谰言打击周新民、楚图南等正确贯彻党的政策的同志；同时其政治野心，未曾稍衰，要夺取云大校长和云南盟的领导地位。当秦瓒在云大当主委受到很多人的不满时，李德家即抓紧机会，与托匪赵岑纪及章罗联盟在云南的另一代理人陈复光夥同密谋，联名上书周保中付主席，又因赵岑纪主张推荐陈复光当校长而不推荐他，内部发生争吵，后来赵告诉他：“陈复光是个无能的人，他当校长，自然军事要向你请教，实际上等于你当，”于是他才罢了。与夺取云大校长的同时，李也积极进行夺取云南盟的领导，公开打出罗隆基的旗帜，拉拢有不满情绪的人，到处进行活动，与混入盟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庄（已被镇压）和另外的几个不满分子，到处签名、请吃饭，与王庄密室策划，阴谋推翻民盟云南临工委而捧自己出来当主委。并对主委苏鸿纲同志背后散布谰言，当面进行威胁，在重庆时即当面对苏说：“我不知道你当这个主委有什么意思，知趣点让出来”，直到五四年右派分子潘大逵来昆明视察盟务，尚夥同前往威胁苏鸿纲同志说：“你老站住这个位子有什么意思？你不过是个傀儡”。潘大逵并到处寻找云南盟务工作缺点的空子，征求盟员对李德家出来领导云南盟的意见，见盟员对李德家的反感很大，方才罢休。五四年以前，李德家见校长、盟主委都夺不到手，于是又转而向历史系的系主任职位进攻，打击靠拢党的历史系系主任张德光同志，并摆老资格，装模作样，对张德光“不卖账”，鼓动、怂恿和支持不满分子李隽昌等结成个小圈子，在系里闹不团结，捣乱，弄得系里阴风惨惨。于是便进一步歪曲事实，向盟省委“将军”说：“民盟支持张德光当系主任”，“张德光作风恶劣，民盟省委如何不管？”李隽昌等的小圈子被历史系教师们揭穿之后，他还仍然认为历史系的不团结应由张德光负责，接着又支持徐嵩龄在系里的捣乱行为。徐嵩龄到处无理取闹，正如云大历史系的教师说的：“徐嵩龄是我们系里的大马蜂，到处乱叮人”，而李德家却以“老前辈”的姿态云“帮助”徐嵩龄，使徐气焰益张。徐在鸣放中曾说：“张德光作风恶劣，把持盟务，主委寸树声又包庇他，只有李德家支持我向盟中央告张德光。”最近，党整风时，李德家即夥同右派分子张其浚、王士魁等发动对党的进攻，在政协的六人发言中，肆意诋毁李校长（党员），否定学校中工作的一切成绩。而这篇发言稿是经过六个人共同逐字逐句修改考虑，化了100个钟头，更重要的是李德家还拿给罗隆基看过（当时罗出国过昆明）。

从上面的事实，我们要问，李德家不是章罗联盟的核心人物说得过去吗？把这些事实与李德家的交代相对照，李德家不是仍然在为保全章罗联盟集团而“奋斗”吗？

正如李德家自己所说：“我列名为章罗联盟的代理人，固非偶然”。是的，历史渊源悠久，事实历历俱在，是不容许抵赖的，只有请他快彻底交代。

来源：《右派言行集（上集）（全校教职工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一九五七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