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党内右派分子李自敏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1957.09.03

简历：

李自敏，女，24岁，四川重庆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破落地主)，本人成份学生，汉族，共产党员，云南省歌舞团团员(乐队拉小提琴)。曾在育材中学读书，1950年入青年团，1951年入西南艺术学院，1953年入党，1954年分配来云南任现职，曾当过省的党代表。李由看重个人利益发展为反党反领导。

李出生时家庭为地主，靠收租生活，全家除三姑母外，均吸食鸦片。她在家庭一段时期，曾受到没落地主家庭不劳而获及自私自利的影响，李五岁时，家庭渐破落，父母开设服装店及鸦片烟馆，父曾在国民党机关合作社当职员，同时加入国民党和哥老会。李于47年寄居姑母家。(姑父是国民党上将参谋，曾与蒋介石及另一人合影过)，后又感到委屈和虐待，加深了对人的强烈的仇恨心和以牙还牙的劣根性，种下了“世界上只有自己看重自己”的极端自私的根子。在青年团组织不愿做团的工作，想成名成家。后虽有所转变，但入党后未能认真的接受改造，思想转变并不巩固，背上受过苦、历史清白、思想进步的包袱。在歌舞团任队长认为是妨碍她的业务，产生激烈的抵触情绪，对组织，对领导极端不满。她曾给她的未婚爱人写信说：“……在这儿没有一个了解我，只有埋在心底，让我一个人忍受……现在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的问题，这是决定我一生幸福的关键，为了做一个象样的人……”。

整风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污蔑党组织

“党组织要涣散。只是一群人的凑合，既不能领导别人，也不能教育自己，党组织生活窒息得象开追悼会”。认为“听党的报告是苛捐杂税”。“(新来的)张邺侯是鬼迷了窍，跑到这里来分担我们的苦恼”。“领导用拖、谎、骗、责难、打击来对他们的‘四面楚歌’(要求学习)，当然大权在手，奈何你不得！”“56年矛盾如此尖锐，领导不能不注意，否则逼上梁山，大家不干。”

与右派分子麻采组织联盟向党进攻

李对右派分子麻采说：“黄铁同志在处理×××问题前两月对苏丹说要调一个新团长来”，作为麻采向党进攻，为×××翻案的“凭据”，并把向正龙日记本中关于×××问题的笔记读给麻用笔记下，补充材料。当话剧团驳斥右派分子麻采污蔑党和领导的谬论时，她站起来为麻作证。并在私下对麻说：“说话要慎重”。麻在她房中说话大声了，她指着另一房间说：“有人在监视我们”，“现在要注意行动，一言一行，甚至连表情都有人观察着的”。她为麻在大会作证以后，又对麻说：“领导要追组织了”。麻检讨前，她用麻的诗句对麻说：“堪比黄花应自爱”！她在小组会上对麻说：“你不是右派分子，我来为你作证”，又说：“党中有党，派中有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有人偏抓这一点”。麻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经她看过，并进行修改。反击右派阶段，她在党支部会上说：“反右派是内部矛盾，处理问题要慎重”，“党委要亲自领导并监督斗争正确进行”，“要特别警惕不自觉的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言外之意，是不要对麻采反击。

不愿认真检查不老实交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李在会上一言不发，对其他党员不理睬，怒目而视，情绪非常抵触。及至有人在大会提出李和麻的问题，她才发言，但不交代事实。经过党内帮助，她作了检查，但立场仍未转变，不愿老实交代，把反党言论说成情绪不好而说出；把供给右派进攻材料说成考虑不够，麻痹思想；把支持右派分子说成不看报不问政治无能力划清界限所致。麻采交代李的问题23条，她只承认10条，还尽量解释，其余就不承认。

附：李自敏给向正龙同志的信(摘录)；

按：向正龙同志与李自敏是未婚爱人关系，现在重庆西南音专学习。反右派斗争开展后，向正龙同志主动将李自敏给他的信寄给省歌午团的领导干部。这是从这些信中摘录出来的。

1956年8月28日的信：

“……我感到在那一方面都是失意的，没有出路，也没有友谊的支持，或其他的什么的……”

1956年10月5日的信：

“……我不喜欢这里的人，不喜欢和他们谈话……”

“……你知道他们是耍了多少手段来欺骗我？……我真是伤心透了！工作我坚持做了。但是一切事实说明我太天真，太傻了。我真后悔我当初来文工团以及以后那些工作中的积极性。……我哭了很久。我恨死了他。以后我不能估计我会怎样做，或变成什么样子。我感到很痛心。我觉得一切都在欺骗我、折磨我。……”

1956年10月15日或12日的信：

“……工作的结果就是这样的名声扫地，想把我整得抬不起头来……他们既不乐意我做这工作，又要把我弄来受罪……这不是为了钱少才不满，而是领导之荒唐可笑。如今又使人伤心，太不合理了(指工资改革——摘录者)。其他很多事使人愤慨，如果按他们的计划，我决不干下去了。现在下功夫有什么用，命运在他们手中……”

1957年3月1日的信：

“……在这儿没有一个了解我，只有埋在心底，让我一个人忍受……现在我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的问题，这是决定我一生幸福的关键，为了要做一个象样的人……”

1957年6月12日的信：

“……开始‘大鸣’‘大放’，人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情，特别是群众和团员们，差不多都沸腾了。我自己在会议上发了言。我对领导的缺点、错误绝不迁就。要严肃，但决不伤害人，不骂人。就是别人骂我，我也确信自己能正确提意见……”

“……我的心感到无限耻辱，在会议上我不敢抬头看人，象肃反中的重点似的，当然还不是对我的批评。过去我一向以‘党员’自豪，但现在这称号却在人们眼中失去了光荣。我是有良心的人，正直的人，都不能不‘自责’‘自省’……”

1957年6月19日的信：

“……我较严肃的尽我的认识对一些问题作了分析，写好了提纲才谈的，我是比较慎重的。作为一个党员我不愿袖手旁观。别人都希望听听党员的意见。另外对揭发一些错误我是‘义不容辞’……官僚主义作风(推、拖、骗、责难、打击、压制)来对待群众的切身问题。有如：工资干部工作，干部福利等。对这一切都是熟视无睹，长期不加解决的。宗派主义，树立个人威信，三个领导都有这类事情……有很严重的政治偏见，爱某些人，讨厌某些人，造成干部不合(和)。我认为对‘生活上犯过错误，思想上，工作上犯过错误的人’，对于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对于历史复杂或有历史上政治性问题的人，对于社会关系复杂的人，经过肃反、审干如果已作了结论，弄清楚了的，就应无条件的相信他们，克服政治偏见，不应轻视，无故怀疑……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是说到点上的，正直的，有人也说‘没有个人情绪’，‘侠骨豪肠’……”

1957年7月2日的信：

“……我并不留恋歌午团，这里的一切人对我并不关紧要，但这是宗派主义的排斥行为……但我处在目前的地位，仍应慎重考虑……我这次的发言是正确的，是无可指责的，他们现在硬把我列为右派之列，是不能说服人的。他们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非法剥夺我党员权利是错误的。我没有向人去诉苦，我忍着一切责难和打击、排斥。我不需要人情，我只需要真理。斗争仍要继续，我想是非是可以澄清的。我目前只能信赖自己的良心、正直。一个人的一生不可没有被人误会的事情，我应该经得起这个考验……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办？我现在的处境是很难的，你是反右派的积极分子，但我却是‘右派分子’。现在我只能沉默等待……”

“……当时什么都没想到，冲口而出(指她讲听党的报告是苛捐杂税——摘录者)，以后×××汇报了，支部大会批评了我，我从心底是接受批评的，早在这以前我自己检讨了(经大会揭发她并未向任何检讨，而且威胁了汇报她问题的××——摘录者)现在他们搜索出来说我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我当然不同意……”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离职回四川找华老师或重庆的人学一年左右，再在四川找工作……我想现在就节省一点钱。住处找同学帮忙借或租。教员到那时恳求一下，或能行……我仍按原来的意见去做，决不更改。我回四川讨饭都行……”

“……而现在我的心底是在呐喊着不平和冤屈……我应经得起委曲。有人被陷害劳改七次，最后到中央弄清了。这样坚持真理的人，才是坚强的人，真正的人…………”

1957年7月8日的信：

“……从我的历史、出身、经历、解放前的一切言论行动是经得起考察和考验的……”

1957年7月9日的信：

“……领导这样将善意批评里的错误意见也视为反党言论是错误的，不慎重的，是削弱斗争力量。工作做得很匆忙，特别没有经过下面仔细的酝酿。七一召开大会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内容。为什么来得很突然没有准备？很多人可以说是半数以上的人，不支持，不同意，当天很多人都离开了会场，下去骂。××也是骂得凶的一个，并叫××不要承认是右派，不要开腔，不敢打你，但后来成了积极分子，可能是提高了；也可说有些微妙，这也是共青团员呀……”

1957年7月23日的信：

“……我一个人孤单单的，真有些害怕，随时都有不幸，可能在我生活中出现。这儿人们相处当中复杂得多，而我在生活中幼稚无知……”

来源：《揭穿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