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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庞文会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1957.09.03

简历：

庞文会生于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湖南湘潭人。其父庞人铨为大革命时期劳工会领导人之一，二二年初为军阀杀害。庞父死后，庞即随其母居上海无政府主义大本营——劳动大学，一九二八年其母与一无政府主义者袁绍先同居，庞即回湖南与其母分开。庞父生前与肖同兹、王光辉等交情很深，其父死后，劳工会被解散，肖等即背叛革命，投入国民党。三○年起，肖(中央社总社社长、国民党中央常委)即对庞文会加以“帮助”与“培植”。肖为其向国民党申请恤金，每年四百元，自三○年起至四三年止，均每年领取，庞家用之“恢复地租”，至解放时已至年收地租八十担(后庞家分家，土改时庞划为小土地出租，其伯父则为地主。)。三五年以后，庞的费用即为肖、王供给。

解放前，庞由于得到肖的“培植”，曾三次入伪中央社，曾写反动文章，污蔑于子三事件及交大学运，并编伪中央社的“参考消息”(系送给国民党部长、伪中央常委等高级人员看的)，编“参考消息”中的“特参”(共写四分，一分送蒋介石，一分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分送中央社社长肖同兹，一分送中央社总编辑陈博生)，编国民党中宣部系统及工作情况年册，编辑过中央社内部文件、编辑通讯。列席过国民党中央全会。中央社通知过庞去开“优秀党员”才能参加的会(庞自己说不是国民党员未去)。

反对学生运动，对民主运动“泼冷水”，“嘲弄”甚至打击，办黄色壁报，生活腐化，吃、喝、嫖、赌。

四九年初，庞并隐藏中央社编辑副主任沈宗琳眷属在湖南原籍(两月后经广州逃出国外)。

解放后，庞一面以烈属为招牌，处处抬出李维汉同志，一面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为地主伯父喊冤，为王光辉(工运叛徒，国民党财政部高级官吏，解放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参议)删改自传。利用职权，勾结私商大肆贪污，五二年四月，因品质恶劣，历史不清，一贯贪污，情节恶劣，被撤职。

五二年九月，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时，组织小集团，散布许多诋毁党的议论，打击领导，耍两面手法，离间组织和群众的关系，对组织不满。

五六年三月，庞即到出版社工作。

一、在鸣放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观点(其反动言论，是以“左的面貌”出现)

(一)攻击共产党，反对党的领导

谩骂共产党是一个宗派

问到我对党到底如何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真是啼笑皆非，但也得解答。从两方面解释：我对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经典著作的解释，没有怀疑。另外，有同志难道在我的发言中，找到了材料，说我的发言与那些规定不合呢？是否还有同志希望找出一些呢？要找去找吧！

共产党是一个宗派，一个小圈圈，不是与人民血肉相联。共产党历次运动的目的是整人。

为什么会这样看呢？一方面是自己立场不同；一方面是根据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看见国民党那样，就不自觉的套用上了，认为共产党象国民党。

要领导“下轿”

在小组里面，我集中向领导提意见，也许给人一个印象：是不是我在小组企图拖后腿，要王起下轿。我不是这个意思。出版社要发展，王起要坐轿坐下去，下来让我上去不行，别人上去也不行，好心的同志不必为此担心。作为出版社的事业来说，作为王起同志个人来说，不能下轿。作为我来说，要工作下去，就要好好的抬着他们下去。当然，抬着走还会遇到：不会抬或者不会坐的情形，还会发生问题。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说党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从党来说，是反映出与报纸上说的情况相同；党有居功骄傲，旧知识分子最会骄傲，这样一碰，必然产生矛盾、痛苦。有了矛盾后，就是：我就不服你，你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韩非子的法、术、势是祖国遗产，但用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恰当。术、势是什么？是党的威信，法是分化孤立。这样，必然用党来吓人。

用历史问题等来吓人，总的看，是中央归纳的三个主义。

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问题是在于右派分子来争夺领导权，要不是右派分子咄咄逼人的话，情况绝不是这样的；硬要这样下去，也未尝不可来个否定之否定，或者是飞跃、突变。某些情况已经显示了这个问题(按：庞文会七月十日说：看到工人表示意见，就看做是突变迹象。)。

假如右派真正在争夺领导权，就来个突变未尝不可。来个工农专政！苏联就这样搞了四十年，有何不可！

储安平“党天下”谬论的翻版

我们的发言，辩论“清一色”问题，解释没有“清一色”。拿社的组长不是党员来说、来争，这没有意思。相反的，是一个党员又怎么样？这样争论是没有必要的。如果有力量的话，侭管“清一色”好了，现在所以没有“清一色”，是共产党没有这个力量。“清一色”本身是不可能的，将来也不可能，所以不能“清一色”是客观存在的反映，“清一色”有什么不好。

(二)污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是“退一步、进两步”

今后还不免要“退一步、进两步”，更顺利的走第三步、第四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也是这样理解的，它在思想上是退一步的做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是在战略上退了一步。反击右派是“进两步”是“急行军”。陈词滥调不可放，旧瓶装新，可放可不放，有阶级刻骨仇恨的应当放。

(三)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认为知识分子积极性不能发挥的原因应从党去找

知识分子如果不发挥积极性，必然发生很多问题，因为一天没有起作用、做工作，自然想很多，只有部分人例外。如是完全马列主义的，才会不工作也没有问题。这涉及到为什么会有积极性发挥不够，或者没有发挥的呢？作为对立面，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党，一些在党的领导者，要负责任。今天整风，应该从党，党的领导同志找原因。因为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执政党。最低限度，从党方面来看问题，是：

1．对知识分子估价问题。我回想了一下，五一年我参加土地改革，看到一些情况，由于自己思想改造才开始，看到农民分果实自私自利，便看不到大公无私，勤劳勇敢，看到的是破破烂烂、自私自利。作为党员看500万知识分子，是否也只看到破破烂烂，自私自利，而不从500万看整体，只从个别看整体。个别是自私自利，名位观点，但对整体怎样估计呢？今天，毛病在于：从个别看到知识分子落后，而不从500万整体看到作用。

2．有的党组织、党员对知识分子特点分析不够。什么是知识分子特点呢？多数是响往马列主义，相信党的，但这不等于是马列主义者，因为还不是党员。知识分子是在是又不是之间，本身就有矛盾，也就是这个特点。我去资料室找陶渊明诗集，因为今天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陶渊明心情，自己的过去否定了，最低是在政治上否定了。对这心情党是不理解的。今天，知识分子有死不得其所的情况。这并不为某些党员、党组织所能理解。冷脸挨热脸，碰了几次，伤感一套自然来了。

3．大部分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是小资产阶级，由于阶级地位，形成了破坏性，就是所谓的有三分流氓性。对于这一点，党没有作适当的估计。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就是破坏性。破坏有双重性，可以引导做些好事。象群众就有破坏性，党就引导了去作阶级斗争。所以，如何估计这一破坏性，了解它，更好的引导它，是一个问题。当然，知识分子另外还有特点，如求全观，自尊心，名位，自高自大等等。但这些都有它的两面性。对党，对领导者来说，是引导了使其积极一面成为主导，而不是全盘否定。

认为党与知识分子有沟、墙，填不平、拆不了

党和知识分子中间本身就存在着墙和沟，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会存在。这是存在的反映。因为今天社会上还有党，有群众；群众中有积极分子，非积极分子。今后到任何时候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喊拆墙填沟，我认为拆不了，也填不平，也没有必要去拆、去填，因为这是存在的反映。硬要去拆、去填，那是反主观主义中的主观主义；或者，是象章乃器一样，抹煞阶级，糊涂认识。侭管人民日报提出，我个人不同意。现在有这样一些党员，在整风中都跟着喊拆墙、填沟，我不能很好理解，只能说是摇摆的反映，从党外这一部分人来说，是因为有门而不入。

(四)否定肃反，煽动翻案

在肃反中受委屈的，谈谈好，我社肃反面大了，是根据云南的历史条件。今天谈了，将来不怕他平反委员会。

(五)歪曲干部政策

说用人唯诺，扯到干部方针问题，这是错误的。但作为提给王起这位主观强的同志参考，有必要；给一些唯诺的同志作参考有必要。从出版社的发展情况来看，从三个人发展到现在，朱焜、刘以等人。都是通过王起的手一手培养起来的，因之，产生点唯诺，是不足为怪的。

(六)对出版事业的进攻

企图取消党对出版的领导、窃取领导职位

目前的程序是使责任编辑陷于看稿、退稿的事务工作，对所编书籍不能全部负责(按：意即不能作决定)。要改为：一切来稿先由总编辑看，不能用的就退掉，然后，稿子交责任编辑，由责任编辑来最后处理和决定。

目前出版社领导力量薄弱，不能担负稿件最后审阅工作。要解决这一问题，不采取改变审稿程序的方法，就必需成立编审室，加强审稿力量。(成立后，他愿意也可以担任助手意即副主任，由他来“分担”责任，审阅稿件。)

企图否定和修改地方出版社的出版方针

在目前的情况下，地方出版社，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地方出版社，一向是以农民群众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根据部分调查材料，如果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某些出版物的销售发生一定的困难。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这里有两种考虑问题的方法，一种是慎重地订定自己的出书计划，从而适应这一客观情况，并在自己工作责任范围内，侭力之所及，来改变这一情况。一种是摒弃“农民群众同区乡干部为主要对象”的根本方针，字句上侭管改得很婉转、含糊，一句话到底，不要农民作主要对象了。显然，前者是正确的；后者则使自己的工作脱离了群众，并使自己局囿在自己划定的圈子里兜来兜去，迷失前进的方向，姑且不从政治概念上去责备他们了。人们也许不相信今天居然还有这种不顾大体的做法，这是毋容隐讳，我的所在工作单位——云南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做的。(请参看“云南出版通讯”一期、三期，关于云南人民出版社方针任务前后不同的规定)这样做的理由很简单，前面已经说过，农民目前还没有文化。农事又忙，而且也买不起书。为有利于企业经营起见，据说也还为着避免组稿中“迷失方向”，就不轻不重地把方针任务改变了一下。

要以赔赚与否来决定是否出版

谈出版社经营管理工作的改进，强调一下出版物的双重性，即出版物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和它作为商品必须成本核算的性质，我看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这中间有一些里里外外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从出版社来说，首先是要求合理经营。

侭管有一些人对去年中央召开的地方出版工作会议有意见，责备这个会议在拟定远景规划和三年工作任务方面有着主观冒进的倾向，可是，自己工作所在的出版社，或者自己负责的出版社，一直到今天都还没有摆脱这个影响。一般性的读物，发行额只有几百册，一千册，照样付印，至于出版物还有着成本核算的商品性质，则在所不顾了。为什么这样，我看追求品种数字是一项重要的因素。从宣传教育的效果方面来看，品种增加，发行数额低微，同样是不能达到普遍深入的宣传教育的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把力量集中起来，有计划地，有深入调查研究地，并且是宣传推广方面获得实际效果地印行若干种有分量而发行额较大的书籍呢？关于争鸣的学术性的书稿，我看也可以采取一些权宜性的办法，例如某些书稿，经过成本核算以后，接受出版有困难，我们还可以介绍给条件较好的兄弟出版社或专业出版社。如果超过了自己的主观力量，硬要来做自己一时还办不到的事，结果只有把好事办成坏事。由于经营上的困难，以致出版社的“生存”真的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着再好的愿望，恐怕也是力所不及了。

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反对选稿要有政治标准

道理上懂得团结作家，组织社会写作力量，是出版社开展业务的必由之路，也是出版社的根本任务之一。许多出版社在这一方面，也或多或少做过一些努力，获致的效果为什么会并不好，人民群众和作者还有这么多的意见。这就不能不归咎于选稿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以及眼睛向上不向下的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了。例如，属于政治经济一类的书稿，如果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则，一律在被砍之列。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张冠李戴，出版社不能辨别，非马列主义的也审定成马列主义了。在出版社的心目中，除非已经成名的家，或者是负责干部，其他就很难列入作者之林。因此，很多著述后备力量难于和出版社接触。这中间挫伤了部分人的写作积极性。事情虽然很明显，中国现在还没有这么多的马列主义者，而所谓成名的家，又没有一个不是慢慢起家的。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却不能根据这一认识办事。

主张出版毒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为发展文化和科学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出版工作本身是在这个方针指引下从事一切活动，而衡量它的一切活动的成效，又主要看它能否有助于这个方针的贯彻为准则。出版工作既要反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企图一手劫除一切毒草，这是不可想象的。从普通的道理来看，毒草不也应该有它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吗？我们既然承认还有一部分人，从他们的喜爱出发，把毒草当作鲜花，这就说明毒草还有其内在的生命，此起彼伏，和香花的斗争必然还要相持下去。因此，企图一手劫除一切毒草的作法，徒增促襟见肘之讥，充分显得自己懦弱罢了。再说，我们通常所谓的“红花绿叶”、“鹤立鸡群”，如果从相互联系的观点来解释这两个语汇，我们也可以理解为：红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才显得分外鲜艳；世间上如果没有鸡鹜之类，鹤的独立不羁，也不会被人太注意了。香花和毒草的关系，亦未尝不如此。关于这个问题，报纸和杂志已经讨论得很多了，其所以附带地提一下，正因为在我们从事出版工作的同志中间，有些人对毒草一类的作品，仍然存在着各种顾虑，也有人企图在作法上圈定地盘，规定条款，甚至干脆挂起招牌来。显然，这实际上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怀疑和抵触，也说明这些人怕经风雨。在我看来，这虽说是认识上的问题，如果根据这一认识来指导自己的工作，当然谈不上会去为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而努力，工作上的苦恼也将愈积愈多，摇摇摆摆，终至成为一个向隅而泣的可怜人物。

要在通俗读物中“争鸣”，要“争鸣”党的方针政策

关于规定条款的问题，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这些人如何规定的呢？他们说，在通俗读物中，属于下列各条的，出版社就不能让它争鸣：一、有关党的方针政策，二、有关农业方面的增产技术措施，三、常识性的医药卫生读物。后两者其前提既然是常识性的，说明有过了争鸣的过程，已经由一家之言成为百家之言了，无由争鸣，也不属于争鸣的范畴。如果有人硬要立一家之言：说砒霜是补品。这种人大概有一些神经质，否则就无法解释了。除此，我们恐怕也很难找到其它例证。至于怕农民误受争鸣之害而竟至中毒身死，这更近乎杞人忧天了。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事实：农民们有着较我们更多、更丰富的生产、生活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啊！回过来看看党的方针政策是否可以争鸣的问题。我看这是人们企图规定条款的中心所在，后两者不过为此帮衬帮衬而已。我们还是从事实出发来谈问题，就会格外清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的方针政策吧！著名的并且苏联文学报也转载了的、陈其通等四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不正是旨在提出不同的意见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进行争鸣吗？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其中并没有规定方针政策不能争鸣的一条来，规定出几条来的人，难道说他们不是也在和党的方针政策争鸣吗？只许“自家”“争”，不许“别家”“鸣”，我看事情是办不到的，也没有什么道理。对百家争鸣的另一方面理解，应该是各自立论，相互滋补。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完全不例外，也因此才具有宏伟的生命力量和组织力量。

反对出版美术作品、民族历史

领导者的个人爱好来代替业务领导的领导偏向，在某些出版社来说，也未尝不是造成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之一。有这样的出版社，经营情况并不好，却不惜工本地印制影集，水采国画一类的出版物。反映在某些出版社的选题上，也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问题的。象边远省分的出版社，历史研究中一个部类的选题，在各类选题中居第二位。这些选题如果真的出书了，在本地区的发行额是很难提高的，也影响企业收入了。当然，这中间有些是应由领导者个人爱好代替业务领导的领导偏向负主要责任，有些也还有着其他许多原因。如果总的来说，这是领导偏向，我看并不是过甚其词。

二、在鸣放中的表现和活动

(一)点火、挑拨、打击

在传达省委整风报告后，社内开始提意见，他在组内说：“我有顾虑，过去在社里一提意见就要挨斗争，受打击。打击是多方面的，冷淡也是。”他在社内宣扬：森林工业局大民主了，并拉拢他认为思想上有些问题的同志。看见符明哲同志发言不多，他就问符：是不是还要看看风势。一次，又对符说：符公好自为之。他说：雷家驹没有勇气，怕稀稀的。他说“出版社有地方主义，对北京调来的干部不重视。”同志们以解放前后情况作对比，来说明知识分子是解放后才真有出路，他说：说知识分子在解放前的处境是揭知识分子的短，是污辱知识分子。

在提出大鸣大放，对各方面提意见时，他说：“我过去提了很多意见，但还没有提完，今天社内领导与被领导问题还没有解决，不应该把方向转移，这是转移矛盾。”他对党员马文庵说：“你们年青党员应该到云大、师院去看看，有好处，对你们是锻炼。”他两次对党员许民中说：“应该去云大、师院看看。”他说：出版社肃反面大，肃反中受委屈的谈谈好，今天谈了，将来不怕他“平反委员会”。他说：说改进，只有改的姿态，却是换汤不换药，几个部长领导一个干事。改，要从机构上改，现在你们和我们说的改，都不算改。匿名信和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在大组讨论中他说：“不能因为发生这些事，听意见或提意见就去联系，去考虑。就我们机关来说，提出的问题是要解决，用不着和右派去联系。福利费补助名单应该马上公布，像医学院公布了就说明很多事情，就是赃。”

庞文会一面在会上说党员许民中只是糊涂些，一面对许民中说：你应该站稳立场，起监督作用，有什么要谈谈。当许民中同志给他正面答复后，庞便对许进行正面打击。方凤琴同志对许民中提意见时，庞立刻挑拨说：“许民中、蒋子文过去都是善于组织斗争的人，今天对这样赃的事，又将如何？”当庞要党员马文庵去云大、师院没有起作用后，便在组上大骂：“象马文庵这种青年的、盐水吃不多的共产党员，我不多要求。”当同志们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恶劣态度提出批评后，庞即对提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而不作正面答复。他在会上说：刘以同志是资产阶级教育培养出来的，只会形式逻辑，三段论式。说晁嗣勋同志是“各项运动中培养出来的积极分子，只会吹胡子瞪眼睛，现在不吹、不瞪已经算好了，还要求什么？”

在大家批驳右派言论中，庞文会说：大家怕讲反动言论，这有什么怕场？有正就有反嘛，除了一部分党性纯的党员以外，在座的80％的同志，包括一些党性不纯的共产党员在内，具有几项右派分子的质素，并不奇怪。

(二)歪曲、造谣、两面手法

他宣扬“党的历次运动目的都是整人”。他说：他说清一色问题，是根据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他说：说两句反动话没有关系，是引用李维汉同志的报告。当同志们纷纷揭发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后，他一面不得不向大家表示：“同志们的发言是实事求是的，发言摘录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目前我是抱着感激的心情”。说他的言论应该讨论，一面却向省委写报告，说同志们对他是进行“污蔑性的批判”，“批判中不惜捏造事实”，出版社领导是在有意整他。

(三)为右派、国民党打掩护

大家批驳储安平的“清一色”论调时，他说：储安平只是理论上的无知。同志谈黄绍竑、禄国藩是渣子，他说：不是渣子，有好有坏。谈到国民党中央社，他说：中央社是国民党勾心斗角的一个枢纽。

他认为：在党的工作中，是否还有难以见人的情节，这些情节谈不出来。所以要收呢？我认为现在揭露出来的事例已经够严重了。但整个来讲，还没有出现扬子公司、合作金库，所以，共产党不是怕才收。

(四)耍无赖蒙混

同志们对他刚提出批评后，他说：对他不是和风细雨，是暴风雨式的。公开向领导提出要求退出会议。王起同志对他说：你考虑今后不参加好不好？他立刻加上“政治后果”，说是领导要他考虑政治后果。说领导“有意指引”，同志们对他作“不合情理的批判”。

当这些做法行不通与受到公开指责后，他说要做检讨。接着做了近四小时的发言，在发言中，对问题不是避而不答，就是只谈枝节。所谓的思想检查，则是重复54年的思想检查、狭隘、猜疑、偏见、组织纪律性、群众观点、批评自我批评，只是例子作了些更动。甚至有的连句子也都一样。

来源：《揭穿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