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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分子余建勋的反动言行
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
1957.09.03

简历：

余建勋：无党派，云南保山县人，1923年云南讲武学校18期步兵科学习，1925年至1946年历任云南5军、10路军、60军少尉排长、中尉连长、上尉营附、少校队长，1932年至46年历任上校团长、少将师长、旅长，1939年加入国民党，并任师政治部党部书记，1947年任云南宁洱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1949年任云南保安第二旅少将旅长、大理陆军74军中将军长。1949年12月卢汉起义后任暂编12军军长，改编后调任解放军14军副军长，1952年任云南军区参议室副主任，1955年起任云南省体委副主任。

一、鸣放期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观点

(一)反对党的领导，仇视共产党

在鸣放中，余建勋从根本制度上向党的领导进攻，他要求省委、党中央从“制度上”来“解决一党专政，以党代政的问题”。余建勋对党的领导的仇视不仅在鸣放中才暴露出来，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余建勋就对起义军人散布说：“这是一党专政的结果”。

泰国红黄篮球队来昆时，正是全国右派分子向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余建勋对外宾说：“现在民主党派把共产党骂得体无完肤”。据他说，讲这话时，心情是“幸灾乐祸”的。余建勋在这次接待中是经常出面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待之前曾学习过有关泰国及泰国队的材料，也知道这次接待工作的政治意义和政治目的，但是他在接待中却直接破坏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和国家的外交政策。

(二)污蔑、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

他认为，省委、军区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他说：云南起义军人名说有九万，实际上也有六、七万，军大学习后转业，每次运动，抓的抓，杀的杀，现在只有三万多人。起义有功，既往不究，立功受奖，我几个(即少数人)是这样做了，但大多数没有这样做。省委、军区执行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基本上不正确，对说基本正确我有怀疑。

(三)为反动军官、恶霸地主翻案

他说：起义军官政治地位不明确，我起义的时候，把我弟弟喊来，和我一道起义，可是土改时把他拉回家乡，说是逃亡地主，判了十年徒刑。连个起义团长都不能照顾，真是连民主人士都不如。暂37师参谋长段连珍，也是土改中被判处十年徒刑。(整理者注：据了解段连珍在历史上是一个积极进行反人民内战的罪犯，淮海战役期间，该犯曾随匪参谋长顾祝同到蚌埠设立指挥所，当黄维兵团被我军包围时，该犯曾亲拟命令给黄维，要他突破包围，向蚌埠前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该犯先后绘制战图百余张，校对战报一百二十多次、二千四百余份，供蒋匪作为反人民内战的依据和资料。1949年8月，该犯回到云南以后，由安恩溥介绍在云南伪绥靖公署参谋处任上校副处长，同年9月，亲拟对云南边纵的“清剿计划”，在他直接命令下的一次堵击战斗中，我游击队牺牲了百余人。1949年11月间，该犯又亲自指挥部下，拟命令给伪26军、第8军，准备进攻游击队。1949年12月8日，国民党9架飞机来昆明，9日云南宣布起义被扣。在被扣人员中，有伪国防部三厅一处处长卢福宁、科长张明凯等，曾找该犯两次，请其设法让他们离开昆明，在起义后的五、六天，该犯即让他们同自己乘暂12军往大理去的汽车到滇西去。1950年10月，禄丰正在搞减租退押，他父亲害怕斗争，他便把他接上来隐藏在昆明。至于余建勋的弟弟余明勋，则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恶霸地主，解放前任过伪区长、田粮处副处长、伪保山县参议长等职，曾逼死、关死、指使人枪杀的人命就有五条，修他私人公园强拆民房33格，修大楼强拆9家人的全部房屋，打官司逼全村人卖田35工，强迫全乡出钱私养武装。解放后抢收租谷，抗拒减租退押，在斗争最紧张的时候，逃避减退跑来找他哥哥余建勋。余建勋就在暂十二军安了个运输团长的位置给他。这就是余建勋所谓的“起义军人”。余建勋不但利用职权，包庇恶霸地主，破坏减租退押、土地改革运动，到今天，反以此作证，恶毒地向党进攻。)

他还说：绥靖公署参谋处长(指杨健秋)快解放时，才买了二十几工田，一所房子，土改中就被要回去枪毙了。

(四)攻击三反、肃反运动，仇视党对起义军人的思想改造

污蔑三反运动说：“说错了一句话，就一次跟着一次整，把人整得昏冲冲的，最后是全机关开一次大会，不管你是否贪污分子，整下来再说，反正是教育群众”。他对肃反运动也是极端轻蔑和攻击的，他对起义军人吴世勋说：“哼！肃反运动就是拿着这些人的小历史整(他是指一个解放后企图暴动未遂，肃反中被进行了审查起义军人而言)”。口口声声说省体委机关斗错了人，要叫向这些人道歉赔礼。省体委党支部在解释肃反运动中审查起义军人孙松龄的经过时，他不等讲完就向肃反时的专职干部说，“起义军人，既往不究，你们错了就承认，用不着推客观”。(孙松龄本人则认为肃反对他教育很大)肃反中被审查的干部李济民在鸣放中大叫冤枉，余和他一唱一和地说：“把人家搞得哭哭啼啼，错了，你们就承认”，并一再要求向这些人道歉。

仇视军大的学习说：“有些人在军大学习后搞了个结论是起义有功，但罪恶很大，要立功赎罪，结果压得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五)反对社会主义措施

统购统销，把木材越统越少，革命革了几十年连猪肉都吃不上(指共产党革命)。

二、在起义人员中点火，两面手法，挑拨离间

鸣放中，余建勋在起义人员中点火。他对起义军人华强说：“你多谈谈你自己被‘立功赎罪’压得抬不起头来”。华强说了自己有“妓女从良”的想法，余建勋马上说这种想法起义军人中普遍都有。就是在反击右派的学习中，他还口口声声叫喊着：“起义军人到处受人看不起”，企图挑起起义军人对党的不满。

挑拨离间，两面手法，是余建勋的贯技。他在党员面前说：“我们机关党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是基本正常的并且是在逐渐改善的”，“我自己是有职有权的”。但他在非党同志、起义军人面前说：“他们什么事都不给我做！”机关整编他亲自参加会议，决定抽调吴伯承、周显光到学校教体育，但等通知调他们工作时，二人都有意见，不愿去，余建勋却在鸣放会上说吴、周二人的事，他什么都不知道，并答应自己为周显光另找工作，还在鸣放会上公开煽动周显光叫她向党提意见。此外他还向非党干部张先荣说：“党外人士有职无权不仅是我们机关的问题。而是个普遍的问题”。余建勋不时在体委干部或体育工作者面前散布省委是如何不重视体育工作者的社会地位，是他如何“争”，“才争取两个政协列席委员来”，以挑拨体育工作者对党不满，并为自己建立群众基础，抓政治资本。除了挑拨党与群众的关系外，余建勋对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进行挑拨，鸣放开始，有的同志提出杨荧(负责“云南体育”)同志有骄傲情绪，认为余副主任不懂新闻业务，便不常请示余，他听到这话，便两次告诉陈方主任说：“杨荧骄傲，认为你不懂新闻，所以报纸工作不来请示你”。去年八一建军节，办公室干部黄长健向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卢洪生提了一些意见，余建勋向卢洪生说：“黄长健在八一座谈会上，攻击了你一大通。”余建勋是有职有权的，但是他唯恐天下不乱，利用他的地位和职权，在外宾面前，在群众中，散布恶劣影响，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

来源：《揭穿右派分子的丑恶面目》（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中共云南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