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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沐鸿代表发言反击文艺界右派的进攻
山西 高沐鸿
1957.09.04
高沐鸿代表发言反击文艺界右派的进攻
同时并对自己片面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检查
以王文光为首的右派，首先瞅中了戏曲界这块阵地，大放其毒手，通用一切卑鄙手段，拉拢挑拨艺人与党的关系；并策动与勾结党内外的一批右派分子，密谋筹办同人刊物，以期对抗党的报刊，散布反动言论；还妄图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文艺俱乐部，作为造成天下大乱的策源地。
高沐鸿代表就文艺问题反击右派，并检查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他说：在我省右派伸其爪牙从各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时候，他们丝毫也没有放松了对文艺界的猖狂进攻。他们甚至看文艺界是一块肥肉，是一个好大的缺口，可以任意宰割和破关直入。以王文光为首的右派，首先瞅中了戏曲界这块阵地，大放其毒手，运用一切卑鄙恶劣的手段，如请吃饭、坐小汽车等，来拉拢艺人，从而挑拨艺人与党的关系。利诱之不足，则复加以强迫，如坐守在艺人家中迫使艺人入盟，致艺人有被逼得哭了的，同时并让其爪牙明里暗里在剧团中发展盟员，谎言“入盟”乃“入党”之阶，不入盟便无靠山等等。据了解，全省各剧种，如蒲州梆子、上党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以至在我省的豫剧等各种剧团中，都曾有被王文光以上述手段拉拢未能成功或竟拉拢成功而堕其术中的一些人。在今年全省戏曲会演座谈会上以及政协会议上，一些右派言论，并曾有全盘否定我省戏曲改革成绩，一概目为粗暴的趋势。此外，右派还向报刊界伸入其魔手，策动和勾结了一批党内外的野心分子如任一的集团，筹办“同人刊物”，企图以这种资产阶级的报刊来对抗党的报刊，直接而广泛地来散播其反动言论。在其宣传活动中，还造谣说得到邓初民副省长和我个人的支持，借此以惑乱听闻。他们甚至还妄图组织“裴多菲俱乐部”式的“文艺俱乐部”，作为造成天下大乱的策源地。请看右派竟猖狂到何等地步！这些情况仅仅是已被揭发的事实。而迄今未被揭发的事实，一定还有。这是一个值得注目、并应加以彻底追查的问题。
右派分子以学者自居，妄图使资产阶级文艺复辟。
自我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至今年春天大鸣大放以来，右派分子首先以“学者”身份出现，来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他们说党是外行，领导不了文艺工作，意即说只有他们是内行，因而才能领导文艺工作。挂出“学者”招牌来吓唬人，这正是全国性的右派向科学界、文艺界进攻的伎俩之一。我省文艺界中一些人，在右派的策动与影响下，这种“呼声”，叫得也最响，在许多座谈会上，可以看到一些以文艺家自居的人物，狂妄地咒骂党内文艺工作干部为无才无学，不是说他们扼杀艺术，就说他们不懂艺术。同时无耻地自我吹嘘，牛皮有天来大，说只有他们才有才有学，才堪来领导文艺工作，这样来扩大他们的影响，企图遂其夺取文艺界领导权的野心。由于他们从否定党的领导出发，接着便来一口全盘否认我省文艺工作的成果；他们歪曲我省文艺创作全部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产物；歪曲我省戏曲改革工作全部是粗暴与脱离遗产；甚至诬蔑我省工农出身的作家都是“土豹子”，斥为“无知无识，根基浅薄。”既然说我们文艺工作毫无成绩，作品都是废品，作者都是没有真本领只靠党的威信来吃饭的人，那末，这种情况，就非由他们来进行一次革命取而代之不可了。因而这些右派自己与其应声虫，接着就一气呵成的说工农兵方向已经不够了，不适时了；土东西不能完全代替洋东西，文艺工作非“提高”一步不可了；适应农村的文艺，不能适应城市，应该为小资产阶级服务了；应该取消对文艺工作的行政干涉，让共产党从文艺领导岗位下台，完全由艺人自主了。如此等等，总合起来，他们便把这叫作“不断革命论”。这些乌烟瘴气的叫嚣，在未曾得到我们反击的时候，曾经猖獗一时，蒙蔽了若干人的眼目。而右派自己在此情况下，则以为他们的进攻胜利了，我们交械了，工农兵方向让位了，应该由他们来上台了。因为他们直到今天，一方面尚荒谬地以为自己是“学者”“专家”，对文学艺术仿佛有特权，仿佛只有他们配来领导这一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虽也自知底虚，自知混充内行，骂别人是外行是说不过去的，但却仍然坚持无耻的自我吹嘘的战略，希望来争取群众并压倒对方。这种情形就警告我们：对于右派不进行一番无情的彻底的战斗，从而从思想上打垮他们，我们是不能进行工作的。
工人阶级由于本身利益和真理的一致，因而最能正确认识文化，爱护文化。
说到这里，我要提出文艺工作中党的领导问题、工农兵方向问题，以及我省这几年来文艺工作有无成果的问题，来和右派辩论一下。
右派说共产党可以领导战争，却不能领导文艺。这种不值一驳的谬论，仿佛不是个号读书的“学者”所宜出诸口的。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说工人阶级是没有文化的阶级，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一种传统口吻，我们从理论上来看，工人阶级的文化，乃是批判接受世界上一切文化遗产加以综合，而又加以创造的。工人阶级不仅不拒绝文化，而且只有这个阶级由于本身利益和真理的一致，因而才能正确认识文化，爱护文化，具有可能获得最伟大的文化。从事实上来看，苏联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和我们的祖国的文化事业，岂不是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早在或正在广阔地繁荣发展着超过过去时代，而且从本质上看已超过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水平吗?说共产党领导不了文艺，这种谰言早已破产了。而制造这种谰言者的用心，无非想让共产党下台，由资产阶级来复辟。今天右派们却又拿起这项久已破产的武器来进攻共产党，这只能表现其穷极无聊而已。几年以来，在中共中央指导下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这都是光辉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了党的文艺理论的权威的伟大事例。正是这些批判，给中国文艺运动不断指明了一条大道，使之不被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所迷惑，而稳固地走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假使不是共产党来领导文艺工作，而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则前途还堪设想吗?说共产党无能领导文艺工作，这种谰言，可有半点是符合事实的吗?
资产阶级右派为什么不要工农兵方向?
右派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工农兵方向”已经陈腐，说今天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艺，不应似过去战争时期那末简单。这些诡辩，恰好露出了右派的狐狸尾巴。难道不要“工农兵方向”，可以提出一个“资产阶级方向”来吗？资产阶级在我国是将被彻底消灭的阶级。提出资产阶级方向，提出为资产阶级服务或者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向，这除了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作死灰复燃的美梦之外，还有什么道理与根据?我们说，工农兵方向的正确执行，将大大开拓文艺上的题材与体裁的领域使之无远弗届。只要作家的着眼点和作品的主题是为工农兵服务，则体裁当然可以多种多样，即题材也是除了工农兵本身之外，尽可采自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中，而无所不可。我们近几年来，文艺作品中的题材与体裁确实有过狭隘与不够多种多样的现象，这是需要努力克服的。然而不能据此即认为工农兵方向已经陈腐，可以提出相反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方向。否则就是想从文艺这条战线上来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了。试问方向变了，工农阶级吃不开了，那么，吃开的岂不应该是将被消灭而又不甘心于被消灭的阶级吗?这不是造反是什么。所以右派在否定党的领导之次，接着就来否定党的文艺方计，这种罪恶阴谋，原来是一贯而下的。而这种罪恶论调，并不等于在文艺理论上一般错误的议论。它的罪恶性，乃在于根本想打倒我们的文艺阵线以至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了解这一点而故意颠倒黑白的，自然罪有应得，不了解这一点而被其迷惑的，则应知道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并不等于一般文艺问题的争论。否则就难免使自己思想上政治上陷入危机。
说我省文艺工作没成绩是恶意地诽谤和诬蔑。
右派说我省文艺工作近几年来毫无成绩。把这些右派也作为山西文艺界的一分子来看，这不是他们自甘暴弃，自甘菲薄，就是他们阴谋来压倒别人，抬高自己，以便于夺取文艺领导权，组织其资产阶级文艺阵地。事实证明，正是后者作怪，才使他们甘心说出这样的谎话。我省文艺工作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近几年来虽无惊人成绩，然而一般文艺工作者却还能脚踏实地，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在工作中碰到困难便向学习中去钻研，在学习中碰到问题便去实践中求解决，这样始终走着一条老老实实从工作出发、从实际出发的道路。事实上，这就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我们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有无一点成绩呢?共产党人并不善于吹牛。即使作出一点成绩，也不会给自己宣传，或者自以为了不起。何况我们工作中也难免许多缺点呢！何况我们作品中也确有过公式化概念化的地方呢！但是必须指出：我们走的总的方向是对的，而我们总的工作也是有发展的，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完全是有信心的。“山西文艺”过去出版达万份，曾受到读者的欢迎，其中也培养了一批青年作者。自改为“火花”后现已发行到三万七千余份，有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已被选入全国文选；有些有经验的作家的作品，可以列入全国水平，这就证明，并非我们山西的作家都是“土豹子”，以及山西的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骂别人公式化概念化的右派，其实他们自己的生活才贫乏得可怜，甚至根本背道而驰与工农兵生活毫无因缘。至于我们戏剧战线上的成绩，也不容抹煞。我们也有剧作家，也有优秀演员，无论名老演员与后起青年，由于党政培养，他们的政治质量与艺术质量，具日在提高。其它艺术战线也是如此。正因为这些事实，我们一面有信心继续前进，一面也感到不足，努力在克服落后。然而右派却给以全盘否定，生怕不如此说，则不足以压倒我们，抬高他们。他们说他们有伟大的作品。可惜他们的作品，只是装在肚里，始终拿不出来，只能摆出一付阿Q式的自高自大的面孔！
我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是片面的。
鉴于以上所述右派对我省文艺界的猖狂进攻，我们除坚决给以反击之外，还不能不惊心怵目于我省文艺界近几年来脱离政治和目无敌人的倾向。这次鸣放当中，暴露了的敌人，原来就近在我们眼前，而我们却熟视无睹。如果今天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对右派进行猛烈的反攻，则山西文艺界的危机将会是很大的。而我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负严重的责任。我在大鸣大放阶段，片面地理解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以为这只是个“学术性质的讨论”的问题，愈是大鸣大放大争则愈好。绝对没有想到那些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却正在假借这个机会，蓄意而有组织地来大放其毒，来向党和人民进攻。这就是自己脱离政治，脱离实际，对于形势发展缺乏足够认识，因而目无敌人的右倾思想的具体表现。而根本原因是，自己长期以来，有着自高自大的不正确的想法，而且还有个人不健康的情绪存在，因此对工作对问题的看法，就不能从深刻体会党的根本指示出发，反而爱好发扬个人智慧，表现个人见解；以至不知不觉爱看问题的否定的一面，而或多或少忽视了根本肯定的一面。这倒不是说，个人见解完全不对；工作缺点完全没有。而是说，个人见解如果离开了党的根本指示，则一定会落空而陷入错误；再加以拿个人情绪的眼光来看问题，则态度就不正常，估计一定不正确了。综此二者，就会失掉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而流于偏激，而做成不可挽救的错误。因此我自己不但在鸣放阶段，对别人的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毁谤没有严格的识别，从而对别人一切行动也失去应有的警惕，如对任一的等倡办“同人刊物”当时即并未引起注意等；而且自己本身有时甚至不能站在一个严肃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岗位上，反而站在一个私人地位上，发表一些文艺上思想上片面性很大的论调，而不自觉其非，如只知一味反对教条主义观点，而不知更应反对修正主义观点，只知一味反对创作风格上不够多种多样的倾向，而不知更应反对创作上的反工农兵方向的倾向。从而在客观上可能给予右派分子以借口，助长了他们的声势，并被其利用作为活动资本。(凡此等等，值得作系统的检查。兹因时间关系，不再枚举。)直至反右派运动开始，自己才从思想上猛醒过来，一方面看见了自己的立场动摇，思想糊涂，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错误；一方面即对右派进行反击，以补前非。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党的作家与宣传工作者，作为一个人民代表，长期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而如此经不起考验，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托，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很大损失，想到这里，个人是非常惶惭与痛心的。除已请党对自己的错误给予应得处分外，并望代表大会予以严格批评和应得处分。自己今后也只有再接再厉对右派进行无情的斗争，并在党和人民的教育与监督下，彻底改造自己，清洗自己残余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努力更进一步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根除自己思想深处的自大狂，根除个人情绪，老老实实从头作起，以期为党为人民再做一点小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