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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志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
中国科学院 周志成
1957.00.00
简历
周志成，男，36岁，本人成份教员，家庭出身职员，任中国科学普及协会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主任，1947年入党。
曾任中学教员，浙大助教，杭州青委宣传科长，该委宣传部副部长，全国科普宣传部秘书等。
一、报刊上的右派言论。如费孝通的“早春天气”他都异常欣赏，还组织他们室里的同志阅读肖乾的“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成了衙门”一文，并推荐出版社经理部传闻这篇文章。
二、整风开始，支委会(他是支委)和支部大会都讨论了出版社群众不满的一些问题，指出了在工资问题上可能出乱子，动员所有的党员要本着陈云副总理在政协会上发言的精神，不使工资问题闹大。周志成知道了这个危险所在，不但不负责防止在这个问题上出危险，并且大力指引右派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进攻。茅以滇同志提出工资问题时，他就“要从转告她可以向人事组织上去提。”右派分子孙邦铎借工资问题起闹，找周志成谈要开“青年谈心会”，谈工资问题和人事问题，不让荣社长参加，周志成马上表示同意。孙邦铎说还有老年人高维翰、茅以滇也要参加，周居然很慷慨地说：不一定只让青年人参加。暗示他们可以开群众大会来闹工资和评级。
三、章保同志在肃反中被审查过，周志成竟然向他点火：“你要帮助党检查时，你的问题倒是个好例子。组织上过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是不够细致的，你去提提意见，可能对党有相当大的帮助。”并对章保说：“彭庆昭同志在知识分子中只得了一半人心，一半还未得。”暗示彭庆昭的领导并不巩固，在肃反问题上来闹事，是有人支持的。章保了果然吵得更起劲了。
四、在运动中，有些人批评人事科的官僚主义，把胡中帆误以为是画国画的。他就趁势攻击人事科，并巧妙地毒化群众的情绪，把群众从批评官僚主义引到仇视党的路上去他说：“徐瑞芬和乔秀珠调到我室以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人事科就打电话要我们提出是否录用的意见，并说可以不用他们。在这问题上人事科很少考虑到对青年人的打击。蓝冰搞人事工作是这两年的事，不知道这些也难怪，如果在旧社会，我会怀疑这是借刀杀人的。”
五、叫嚣要在党内设自由论坛，要带头在党内开炮。他交代他要放的炮是：“1、提出知识分子党员信任党内老干部，也要党内的老干部信任知识分子党员。2、党组织要放手让知识分子党员到群众中去领导知识分子。过去我们在蒋管区中曾经领导他们去游行示威，现在更容易把他们领导起来跟着党走。”这就是说他要在党内划分出知识分子党员这么一类党员，又肯定这类党员不被信任，明目张胆地煽动这些同志对党不满，以便强迫党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这个野心家。
六、过去有些人夸大协会工作中的，受到过批评，在这次运动中就批评领导上是拿工作成绩抵档批评。这原只是小是小非的问题。右派分子王天一利用部分群众这个意见向领导上进攻，画了一张漫画，表示彭庆昭把成绩当做一堵城墙，抵抗批评。用心虽说卑鄙，但是还是浅薄的。周志成则把它进一步恶毒化，把漫画上的那堵墙解释成“彭庆昭的理论”，也就是协会的基本方针原则。他在会议上反党的气势还不壮时，就比较隐蔽的说：“庆昭同志有一套理论，和协会工作关系很大，如果协会工作有缺点，和这理论分不开，如果协会工作有成绩，也和这理论分不开，因此这理论不能轻率否定。”他说他这是“持平之论”，但他这个持平之论，轻轻的把协会的成绩变成了“如果有”了，这套理论也成了彭庆昭个人的，而不是党和群众共同总结出来的宝贵财富了。并且只是不要轻率否定的东西了。他等到右派分子王天一在会上明目张胆进攻时，他就不顾他半小时以前申述过的上述理论了，赶忙说：“王天一的漫画我不完全赞同，但有一点是赞同的，就是庆昭同志和科学有及专职干部之间确实有一道很高很厚的墙，这座墙还不是用砖砌的(王天一画的是砖的)，是钢筋水泥筑的。这个钢筋水泥就是他的理论，大家应该重视对他理论的研究。”这么一来，所谓彭庆昭的理论，党所规定的协会的方针原则就成了和科学家以及专职干部相接近非要拆除不可的障碍物了，否定它就万分正确，毫不“轻率”了。他现在还睁着眼睛硬说：“这一段话虽说没有肯定庆昭同志的理论是错的”这是他从理论上帮助右派分子，并使右派分子的进攻服务于他对协会基本方针的篡夺的杰作。
七、他还宣传党不能领导科学，要容许懂科学的人翅尾巴，兴风作浪，企图从思想上阻止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7月1日周志成给彭庆昭同志的信中说：“听了你传达的彭真报告以后，我颇有感慨，解放许久，这次才和右派分子在思想战绩上决胜负，但这场交战也限在教育，新闻文艺界，自然科学决胜负一事，恐怕还要等好几年，等到党有了真正的自己的科学家以后。因此我们做科学界工作的人，还要沉住气过几年哩。还说“机关中要有他们(科学界)的人在，如果是党团员清一色，或是都是小辫子，事情并不好办，因此我觉得在一个时期内他们的尾巴翘得高些，我们只能容忍一下，提高了，可以批判。我觉得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一致。”他还说“我们的机关太简单了反而培养不出干部，有几个兴风作浪的人，自愿当我们的老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热心教我们的老师，老实说花钱也请不理哩”。他后来又解释他的党不能领导科学的理论，说：“由于科学家本身研究的问题，有唯心的有唯物的，光靠党中央的这个方向不行，他可以关起门来搞他自己的那套，你也不能干涉他。只有培养出党员科学家时才能依照党的方向去进行。所以我主张对学组工作，不妨使他们更自由一些，政治工作是很艰辛的，有时要迁就他们一些。如结合实际的方针，和人民生活有关的要多做，和人民生活无关的也可以让他们放，计划不要搞的太死，现在计划是订的偏高，应灵活些，愿意独搞的也可以。比较放任自由一些，如经费拨一部分给他自己去搞，象资产阶级搞研究工作那样，比现在要好一些。”
八、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发表反党言论。他说：“我在三反时第一次参加面对面的斗争，只能得O分，肃反是第二次只能得3分；这次本想得5分，现在看来最多4分，恐怕还是3分上下。总会批评王天一的大字报，不能代表党组织。党员只有付彤签名，传在左坛领导下，水平如何，左是知道的(左也参加会)。还说批评修正主义时，可能教条主义又冒头，总会一些同志的大字报，有教条主义倾向。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我的脑子还没有转过来。章伯钧、章乃器的言论是错误的应该反批评，但象光明日报所报导的那样，章乃器说话时，民建的委员们嘘他；章乃器要求光明日报不发表他在座谈会上的意见，但群众偏要发表，使他更不肯说话了，这有什么好处呢，而且还给章钻空子，说不是以理服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是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愿，他又是一位学者，不象两章是政客，写文章还是出自真诚的，为什么还要他检查动机，我的结论是知识分子在大摇大摆中忽左忽右，毛主席发表这篇讲稿，正是时候了。”他解放为什么发表这些意见时说：“那天广播毛主席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章，我当时确实觉得知识分子由右倾而转变得左倾过火了(指批评右派分子)，毛主席的文章是给大家一个准则，因此才选中这时发表(意思是为了纠正反右派的斗争)。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在那个会上发表意见，来表现自己比别人能看早一步。”
他说“在转入反右派斗争时，我对人民日报社论是不完全同意的。认为早了一点，没有完全放的，晚一些出社论就更好。”
九、去清华大学慰问右派分子何成钧，给何成钧出主意：他说：“这次看报上发表何的意见以后，觉得意见很片面，但能说出来还是好的。张知本对我说何讲的话很有道理，我就不置可否。”他去看何成钧时对何说：“六教授都搞了，把错误的言论都算成右派，这样会把学校搞垮的，应建议学校党委适可而止。”说：“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领导同志有时也身不自己，即使知道某人不是右派分子，也很难说话。劝何不要太紧张，不要睡不着觉。你第一次参加这样斗争，脑子发热，也难怪。”
最后他还向何建议，他不要只考虑个人问题，还要帮助党委考虑整个清华问题，可以向党委和蒋南翔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把老教授争过来，对钱、孟昭英斗争适可而止也许更容易得人心些。临走时，何送我下楼，好像很为感动。还说蒋南翔也知道他和于光远等都很熟，和他也有来往，不会轻率地当右派分子来处理的。并建议何还可以进城去看看于光远等，多谈谈会有好处。他检查说：“我去看右派分子何成钧，不仅是因为我跟这样的知识分子有血肉联系，而且想在他的困难时候去看望他，一则表现自己独具慧眼，在群众怀疑他时，并不怀疑他；二则通过这次看望，搞好感情，以后有事好商量。因此见到他送我时的“感激”心情，我心里是很满意的。那次错误是有意隐瞒了组织而犯的，当时我知道一请示组织，就不会同意我去。”
小集团活动
1、周志成和科学院的右派分子许良英在浙江大学念书时(1943年毕业)就形成小集团。1946年许良英入党，随后许介绍周入党。周检查时说：“许良英用友谊，名誉观点拉拢人，培植成为他的宗派力量，使你觉得党中央不可靠，只有他可靠。”解放后同在杭州青委工作，许良英破坏青委的团结，“我和他有旧友谊的关系，因此包庇他。”在肃反运动中，许良英被审查，周志成提了几点许良英的疑点。肃反后，许即宣布与周绝交，周去承认错误，许也不理，但周还是继续表示对许的忠诚。他说：“组织上信任我，爱护我，我还是认为科普不是我的家，许良英痛骂我，把我从房子里撵出来，把我看成取笑的对象，再不好也是一家人。”
2、匈牙利事件以后，周志成野心勃勃，想回浙江大学去，他说他是想：“凭共产党员的身分，凭在浙大的一批老同学关系，很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这说明他这样看重他的小集团，由于那是他的狂妄野心的指靠。
3、他积极地传播他们小集团的一套理论，就是解放区来的党歧视地下党，不了解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党员应该代表知识分子说话等等。他对解放后入党的叶耀芳同志对浙江分会的周申生同志，都传播了这种谬论。
4、他因担任党内职务的关系，听到党内一些消息立即泄露他们小集团。这次运动中，他在党委听到说许良英右倾思想很严重，立即就去告诉了他们小集团的一位成员范岱年，由范转告许良英。以前在党总支听说打算在科学院党代会上批评彭庆昭，他也去告诉了许良英，许良英马上答应准备在党代会上对彭提意见。
5、他经常和他的小集团配合，设法把浙大的旧同学调到科学院、科联、科普以及北京其他机关工作，活动范围很广。如有一位高他几班的浙大同学许梅还在东北工作，他再三活动调到科学院来，没有成功，他又想通过在建委工作的另一位同志任雨吉把许梅调到北京来，后因许梅不愿通过私人关系调动工作，才没有成功。
6、今年二月许良英私自召开纪念浙大死难烈士于子三的座谈会，在会上批评解放区的斗争宣传得多，地下斗争宣传得少，现在学生不知道解放前的斗争传统等等。周志成不因许良英痛骂过他，宣布过和他绝交，还是“很高兴地”去参加了会，回来也没有向组织汇报。
7、在肃反以后，许良英私自布置调查浙大地下党员在肃反中被审查的情况。范岱年向周志成传达了许良英的意图以后，周在出差时，也向三位同志进行了调查。只是调查的结果并不能证明党对过去地下党员的歧视，所以调查结果没有同许良英汇报。
8、他去清华大学安慰右派分子何成钧，也是由于范岱年通知他，许良英去看望何成钧了，要他也去，他就去了。在何的家里还碰见了许良英。他这也是有意识的隐瞒组织去的。
9、人民日报上公布了许良英是右派分子，他首先想到的仍是：“喊到批评太重，想运动结束后和他恢复友谊。”
10、科学院召开揭发右派分子许良英的大会，科普指定周志成发言揭发许良英，事先对周进行了帮助，但他的发言稿中不仅为许开脱，有的地方简直是在颂扬。组织上警告了他照那个稿子发言不行，加之会场上空气不同，到他发言时才对许作了一些揭发。但下来以后仍说他对这个大集团的性质还辨不清。
周志成在科普出版社做编辑工作，可是他的野心活动，远远超出出版社的范围。他有一次突然问彭庆昭同志：“听说科学院不让袁翰青担任情报所所长了，是不是组织上发现了袁有什么问题？”他这些消息从何而来，对这些事他为什么这样关心，这都说明他决不是单干户，而是合作社的一员。从他抵抗组织上的教育改造的顽强程度看，也不是单干户所能赶得上的。
下面附一点周志成在开始交代他与许良英关系时，怎样无耻地颂扬许良英和他自己的材料。他说：“许良英对我的思想影响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方。好的是：1、他长期对我进行革命气书教育，启发我考虑生死的问题。因此我对个人利益问题一向看得较轻，在服从革命利益这一点上，没有出过大问题。2、他反蒋反美很坚决，我一向立场就模糊，有一个时期对蒋介石、杜鲁门还看不很清楚，他的尖锐批判，使我对这些反革命头子有了仇恨。3、他曾批判我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实际上许良英训练他的是所谓“友谊”高于一切，是对他们的小集团忠实、许良英和周志成对美国和国民党实际上也很难说有仇恨，许良英在解放后一直情绪不高，周志成还说过我们的政治审查比国民党还厉害。周志成说许良英给他的坏影响，实际上是为许良英开脱，同时还忘了颂扬，如说许良英“从小就自高自大，立志做大事，开始进步以后看不起嘴巴上的革命家，在进步学生中他是很突出的一个。入党后的看不起领导他工作的人，说他们水平太低，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他在解放后，觉得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坚持杭州市地下青年工作；给党培养了不少干部，可是这些贡献没有得到正确的估价， 他很长期认为要革命就要牺牲一切，他最爱引鲁迅的“让我掮住痛苦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中去”这一句话。他认为同志问应该“直言无凭。”他在许良英这样多的反党活动的事实面前，竟然还放这样为许良英辩护。直到现在，他对许良英的揭发还很不够。
周志成的反动思想言论
周志成的思想和社会上右派分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对那些右派分子的行动纲领，基本上都是拥护的，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篡夺党的领导；不要思想改良，修正马列主义，要使资本主义复辟；不要集中，要更多的民主，不要纪律，要更多的自由；不要统一意志， 要个人逞英雄；同时也和其他右派一样，结合了一小撮人组成了许良英的反党集团。在整风开始后他的主要思想表现如下：
一、抗拒思想改造，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在整风开始时周志成极力主张鸣放他希望党组织要放手让所谓知识分子党员到群众中去领导知识分子，他说：“过去我们在蒋管区中曾经领导他们去游行示威，现在更容易把他们领导起来，只要党信任我们是可以领导的，但须放手。”他说：“这样自己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的大民主显身手，没有考虑到革命的损失。企图搞大民主。
“右派向党进攻时，我就向他们打招呼，我是支持他们的，在右派看来我是他们的朋友。当听到有人说：“你又是知识分子，又是党员，你在这次整风中责任很大”，因此我觉得我是可以把整风领导起来的，对知识分子我是有办法的，在党外看来我是他们知识分子的一个领导。实际是我把自己放在党之上。自己有想利用知识分子问题来提高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从以上周志成的自白当中，很露骨的看出，他自认为时机已到，认为党不能领导整风运动，而他想借机和党外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结成一体，来共同向党进攻，篡夺党的领导权。并且恬不知耻的自封为是知识分子的领袖。真是妄狂之极。
周志成对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一向是阳奉阴违的。8月7日支部大会上周交待时说：“在整风期间听说何成钧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想去安慰他，我认为党委可能搞偏，对知识分子应团结第一，因为要靠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对他们要迁就，例如搞科学研究计划有困难，何必搞呢？他愿意单干就让他单干去。”
他特别突出的把对知识分子的团结解释成迁就，否定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这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整个社会拉上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而周志成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摆在整个革命之上，在7月26日支部大会上周的检讨中还提到“对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我认为有粗暴的地方，对旧知识分子争取的不够，在工作上不要管的太多太死，让知识分子放任自由一些。”
“我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联系，一种是虽政治上复杂，思想上反动，但有真本事的，确有感情，如对过去浙大束星北教授，(现任山东大学教授，右派分子)他过去是军统无线电雷达研究所的负责人，在学校带头喊反苏反共口号，他对任何进步的人都骂为投机。但我认为他有本领，我的物理知识提高就是他的启发，我认为对台湾都进行爱国教育，对这样的人斗争不能粗暴了。
对于解放前一同搞过民主运动，又有本领的知识分子如何成钧，就联系更深，互相在一起谈谈心，认为他是老积极分子，是自己的老朋友，他表现不好不能怪他，是我们对他的工作没作好的关系，何成钧这次也挨斗了，我认为群众有些偏，何不是右派分子。”
他还认为“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是代表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意，他又是一位学者，不象两章是政客，写文章还是出自真诚的，为什么还要他检查动机。”(7月29日周的检讨)
周志成口口声声的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代表者，为他们向党向人民呼吁自由，认为对他们改造了粗暴而不平。事实上多数的科学家，从亲身的经历中，在反右中已经发表了不少的公正意见，他们懂得改造自己是十分必要的，方式上有缺点，是次要的。他们深深的感到党和政府，是尊重，爱护，和信任科学家的，他们愿意接受党对他们的领导和改造，诚心诚意为把自己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努力。广大科学家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伟大的建设事业服务。而只有极少数的资产阶级右派知识分子，他们才顽抗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改造和挽救。甚至有的人至死也不愿接受改造的。对于费孝通束星北一类的从骨子里反动透顶的右派分子，周志成也是五体投地的崇拜。由此可见他们臭气相投、具有深厚的阶级感情。
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赞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周在8月24日支部大会上检讨说：“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搞资产阶级民主是我所熟悉的，民主墙自己就很熟悉，在民主墙上即有赞成党的，也有反对党的，都可以发表。百家争鸣时，就认为自己解放了，认为百家争鸣与民主墙是一样的。自己可以通过资产阶级的大民主大显身手。因此自己才给彭庆昭的信上说，“要自己更自由些”。
周志成在叫嚣“民主自由”方面也和大小右派分子一样，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比我们的民主。右派分子最响往的海德公园，把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有真正民主的证据。但是海德公园是怎样的民主自由呢？在人民日报刊登的英国“言论自由”的透视一文中“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演讲者，他们是保守党，法斯西分子，托洛茨基分子，救世军，傅教士，赛马狂热者，以至于骗子。”对于他们那些自由的言论，英国当局当然用不着去干涉，因为他们的论调对统治者并无害处，相反，它倒是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点缀。但是劳动人民能有讲话的真正自由吗？每当共产党人出现的时候，警察立即跟踪而至并把讲话的人姓名，职业和工作单位——登记以便查究。关于公民自由的问题也是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在宪法的纸面上得到了自由。他们处在那种被压迫、奴役的地位，自由对他们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谓自由只是资产阶级享受的自由。美国的作者就写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法律对一切人都是公平的。它对失业者和百万富翁都同样禁止在马路边上露宿，他宣布他们同样都有权购买或创办一个巨大的报纸企业。右派分子认为这种自由就是真正的自由。
右派分子高谈民主，实质上是要取消大多数人的民主，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专政。
三、认为党不能领导科学，反对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
而听过传达彭真同志关于反对右派向党进攻的报告后，于7月1日周志成给彭庆昭同志的信中谈到，“解放许久，这次才和右派分子在思想上决胜负，但这场交战也限在教育、新闻、文艺界、自然科学界决胜负一事，恐怕还要等好几年，等到党有了真正的自己的科学家以后，因此我们做科学界工作的人，还要沉住气过几年哩！”还说“机关中有他们(科学界)的人在，在一个时期内他们的尾巴翘得高些，我们只能容忍一下”。并且要求“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需要一致。”
在7月26日周志成对以上谬论又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科学家本身研究的问题，有唯心的有唯物的，光靠党中央的这个方向不行，他可以关起门来搞他自己的那套，你也不能干涉他。只有培养出党员科学家时才能依照党的方向去进行。所以我主张对学组工作，不妨使他们更自由一些。有时要迁就他们一些。
他把党对于国家各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的领导问题同单独技术方面的问题混淆起来，他认为党对于这些工作的技术业务还是外行，因而就不能领导这些工作。我们说必须肯定，党现在和过去都是能够领导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的。
党的领导是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保证。为什么这样说呢？
党主要是在政治、思想上、方针政策上，工作规划和人事安排等工作，对科学文化等工作进行领导。党的领导的力量在于它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正确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并善于把全国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并且把这种智慧表现为统一的意志和有纪律的行为。
今后，当我们大批党员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大批的优秀的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参加到我们党内来，同时我们又能够紧密的团结广大的党外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那么党就不仅主要在政治思想方针政策上进行领导，而且能够在业务技术上对科学、文化、教育工作，进行更深入的领导。
对研究工作要不要计划问题，周志成说：“今天谈不上研究工作有计划，党内对研究工作要有计划，与党外科学家是有矛盾的，搞计划是有困难的，我主张科学家干什么就干什么，宣传内容方针，都可以要科学家自己决定。我认为要计划完成任务，这是限制了自己的创造性。”
又说计划不要搞的太死，现在计划是订的偏高，应灵活些，愿意独搞的也可以。比较放任自由一些，如经费拨一部分给自己去搞，象资产阶级搞研究工作那样，比现在要好一些。
这种同党和政府的方针，正相对立的思想主张，是一眼即可望穿的。党和政府的方针是科学研究要有计划的进行，要“重点发展，相应照顾”。而聂荣致同志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说的很清楚。“从实践的经验看来，对全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在远景规划的和各部门现实要求的基础上每年作一次安排，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今年年初各部门所提出的1957年研究题目是很庞杂，有些课题有过多的人去研究，有些必要的课题又没有人或过少的人去研究，一面是重复浪费，一面又有遗漏。因而，在人力、物力的使用上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经过协调之后，突出了重点，作了统一安排。并且说，“凡是不能列入国家计划的只要有可能，科学家仍有选择题目的自由”。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科学工作应当有计划有领导的进行，还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与个人专长和志趣相结合的方针，并应当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原则。这也是我国科学工作区别于任务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工作的基本特征。一切爱国的科学家是懂得这一点的。而周却企图引导科学家离开国家建设的需要。主张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绝对的个人自由。其目的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
四、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私运周志成的“群众路线”。
周志成说：“常用给群众小恩小惠收买群众，把原则挂起来，要和什么人都打成一片，我过去认为科普与科学家打成一片不够，因此自己就表现出很关心科学家，能和他们在一起并为他们着想。
“我的自我批评是没有原则的，群众有意见我就包下来。”不是听组织上的决定，例如一到出版社，对新同志试用期满组织上已决定有几个人不录用时，周要他们写个决心书，向组织表明，就可以留下来。“在机关开始整风时对谈心会我是愿意参加的”，“在青年人看起来，我是他们的人”，章保在整风开始时到处告状，我曾对他说过，“你要帮助党检查时，你的问题倒是个好例子，组织上过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是不够细致的，你去提提意见，可能对党有相当大的帮助”，而且说“彭庆昭在知识分子中只得了一半的人心，一半还未得(指思想工作)”他不但对章保表示了自己的支持，另一方面对彭庆昭同志也写信，表示有困难时愿意来帮助作解释，也给荣一农同志写了信，他想趁这个机会露一手，表示一下有能力把群众领上正路。
“在大鸣大放之后我强调与群众谈心，把群众完全看成自己人，党不要去干涉这些事。”(7月26日晚支部大会上)
这也说明了周志成不分敌友，有时又认敌为友，和认友为敌，故意混乱革命队伍的关系，企图拉拢培植他的政治力量。
五、诋毁党的干部政策，反对重视干部政治情况。
周志成在7月1日给彭庆昭同志的信中建议说：“去年大发展吸收了一些右派的人，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我们机关太简单了，反而培养不出干部，有几个兴风作浪的人，自愿当我们的老师，有什么不好呢”“这样的热心教我们的老师，老实说花钱也请不到哩”。
在去年大发展时我们对招收干部，个别审查不严，混进了右派分子和思想作风恶劣的人，这是工作上的缺点。但不能说在招收干部政策上，就是要请几个右派来当老师。请问右派分子能教育出具有马列主义的干部吗？
在整风开始时有人谈起对人事科蓝冰同志处理试用人员工作不满时，周志成却说蓝冰搞人事是这两年的事，不知道也难怪，如果在旧社会，我会怀疑这是“借刀杀人”。
周志成就是这样的否定人事工作制造和广大人事工作的矛盾。蓝冰搞人事是这两年的事，不能怪，那么怪谁呢，周志成向领导上放出了暗箭。并且表现了这样热辣辣的阶级仇恨。
在挑选干部上，他对组织上重视政治条件总怀有不满情绪。他说对挑选干部把政治条件放在第一位，如编辑干部不能作编辑工作，是不好的。还说“送留学生政治审查比国民党时还厉害，有些人搞的太严了，国民党时还不一定是党员，现在还不只是这一个条件。应强调业务能力。”
党和人民政府历来的选择干部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或说既重视政治情况，又重视业务能力。干部要作工作，当然应注意业务能力，但人不是机器，机器可以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人的一举一动都受着自己的思想支配。重视政治条件，让国家机关队伍纯洁一点，难道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国家宪法第十八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里规定的，就是我们的国家要求于全体工作人员的起码的“德”。国家在选拔和考核工作人员时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而且在培养和教育工作人员时也必须严格遵守这个标准。
在选派留学生时当然要重视政治条件。在旧中国的教育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从小学、中学、大学到留学劳动人民很少有分的，留学并不是以品学兼优为准，而是家庭有钱有势。镀金回来，大多数骑在人民头上，至于正直的科学家很难发挥其所长。现在派遣留学生是培养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知识分子，着重政治条件是必要的。并且我们国家在送留学生时也不是只送工农的子弟和不看业务能力的。据1952年—1956年留苏预备班资料，留苏学生中，工农成分只占30.1%，而资产阶级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则占多数。
周志成难道对以上事实真的不了解吗？为什么总是在替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国民党宣扬和辩护？他的立场和用心不辨自明了。
周志成对党的干部政策上另一个恶毒的进攻是他有时候先说一句“对党能领导科学我是不怀疑的”，接着就说“我认为象湖北省分会非党干部担任专职副主席好，值得学习，协会副秘书长若让陈遵妫或丁绪宝担任可能更好一些”。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二)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