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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对反右派斗争的污蔑和进攻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10日，民盟召开座谈会那天，章伯钧说“共产党要借我的头，贴上个反动派的字条，我也愿意。这叫借北风”他的意思是说共产党受了群众反对，压不下去，所以要借他的头。又说：“有人说卢郁文的恐吓信是布置的”(光明6．29)

章伯钧“这次讲话是上了大当”(光明7．17)

章伯钧“我只就四个方面提出一点意见，而且我的政治设计院话还没有说完，就来批评我”(光明7．17)

章伯钧说：(1)8日社论是中共给卢郁文政治资本，不值得；(2)卢郁文所提的四条，中共不该支持。(3)恐吓信怎么会吓住了共产党，值得这么反击，这社论是共产党“示弱于人”(4)共产党这篇社论是输了。(光明6．19)

章伯钧“昨天(八)人民日报社论，算是共产党输了一块钱(意思说共产党失败了)；“收”得太早，共产党何必自己下手“收”呢?(光明6．26)

章伯钧 人民日报在6月8日的社论发表以后，章伯钧说：共产党收了，收的原因有四：一、学生中对党不满的情绪很激动。二党员中不满的情绪很大。三、工人中有问题。四、农民中有问题(光明7．17)

谭惕吾(民革中央委员)：“现在形势有些不对头了，我看整风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一个大策略，是诱敌深入的大骗局。又说“目前方向有所转移，回去有错误可以承认。看清况，该低头时就低一下头，否则就过不去。到了该起来时就起来”。(光明8．28)

马哲民(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北省主委)：李尔重(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叫我放的，我放出来又整我。(长江7．20)

龙云(民革副主席)他说，过去几个大运动，都是共产党整人，现在是不是共产党测验大家的思想，以便以后整人?他说，现在时机不同了!他认为，共产党员犯错误，不是一个两个，大家都知道，共产党要想办法改变。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开这样大的玩笑，让大家把思想暴露出来，然后再整。(人民5．24)

吴则虞：有的说，争鸣是诱敌深入，少鸣小叩(整的意思)，大鸣大叩。今日之鸣，乃未来之整。古人说：“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似此心情，不一而足。”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呢?“这是有原因的。过去几年，就我所听到的，在若干地方，有的人常常因为爱说话，蒙受了一些或明或暗的“无妄之灾”有的在评薪的时候被认为“有才缺德”；有的被插上“怪话”、“逆流”、“阻碍进步”等等可怕的标签，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学会了两套处世办法。第一是宁左勿右。他们说，犯过左的错误，总是先肯定成绩，再批评错误，容易得到原谅。第二是宁假勿真。重庆有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对不合理的现象常爱发议论，因而也得罪了某些人。最后，他得出一条经验告诉我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还有一位老教授悄悄地劝人说：“以后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光明5．9)

李毅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说：就是北京，也还有很多人顾虑重重，归根结底，都是怕打击报复，他们说：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党的领导人不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和尚不是菩萨，菩萨是经过苦修苦炼的，炉火纯青。和尚修炼时间不长。何况打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许多用马列主义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所以我们社会主义学院现在就有好几个同志夜里睡不着觉，心里打鼓，放吧不敢，不放吧，闷在心里又难受。有人说：领导上应该从政治上、组织上作出进一步的保障，有人希望毛主席撑腰，公开讲讲不准打击报复。有人说：能不能制定禁止打击报复的办法。李毅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鸣、放的空气很难形成。一定要反对打击报复，对于打击报复者要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风气。(人民5．22)

徐汲平(省文化局戏曲剧目室)：“我抱着不鸣不放主义”。并煽动别人：“不能放呀，联共党史上早有所载，有一放必有一收，有一收必有一整”又说“思想斗争完了，就要进行组织处理”并且明目张胆的叫嚣：“我不相信共产党，我不相信毛主席”。(辽宁7．11)

关林如(民盟盟员，本溪钢铁公司医生)：共产党请朋友来邦助整风，现在又让朋友打朋友。(辽宁8．7)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鸣放不仅是钓鱼，而且是一网打尽。(解放8．17)

李康(民盟重庆市委)：谈人民日报反批评是放长线钓大鱼，钓到大鱼就反击了。(四川6．24)

程厚之：人民日报发表了“工人说话了”的社论和“可注意的民盟动向”消息后，程极为不满说：这不是收是干什么?这和党以前讲的话完全不同”(沈阳6．27)

赵文璧(民盟)：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以后，赵文璧的行动进入了第二阶段，他开始采用观望态度。他说人民日报社论是“小题大作”要“收了”，并且假装积极地向党员副部长反映××民主人士说：“这篇社论杀气腾腾。同时还散布说：“来自可靠方面的消息，收的原因有三：一是鸣、放走了火；二是“人大”要开会，怕一、两千代表也这么放，中共无法控制；三是党内反对，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反对。”

他计划着叫罗隆基一回国就“检讨”他散布恶毒的论调说：“党要利用你的话，怎么都行；党不想要你的话，可以组织会斗争你。(工人7．20)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党这一收可把盟陷进去了，我们在沈阳搞个工作组，也收不回来，上当了。我个人也上当了，我早知道共产党这样，谈党宗派主义那篇文章就不交给报社记者了。(辽宁7．19)

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因为少数人掌握了生杀大权，你在会上鸣，等一阵风过去，会后就要吃苦头，在你名写上被勾上一个记号，就要永世不能超生。(解放7．30)

董渭川(九三中央委员)：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到的“争鸣”和“齐鸣”董渭川说“这是报复政策，墙会更高。”“党如有一天宣布整风结束，但群众不干，我看怎么解决。(光明7．5)

谭天荣(北京大学学生)：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地表现出没落阶级的绝望情绪，这不过是垂死的挣扎而已(北大校刊6．13)

潘以和(广州民主人士)：举行工人座谈会来反驳错误言论是惊慌失措的表现。(南方6．14)

钱钟毅(同济大学教授)：现在反右派是共产党没有力量没有信心的表现。他把参加反右斗争的人叫“狗腿子”“党的打手”。(文汇9．5)

傅丰祥(哈工大学生)：当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他说：共产党怕击中要害。(人民8．1)

曾祥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批判右派份子是错误的共产党翻脸不认人——在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共产党提出了“敞开鸣大胆放”的口号，和颜悦色地邀请党外人士进行了多次的座谈，参加座谈会的党外人士把自己心里话掏出来了。

由于储安平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尖锐，甚至有的人提出“中共中央是三害发源地”，这样硬把中共中央的领袖们吓坏了，于是中共中央便采取了紧急的措施，发动了全国声势浩大的反批评!

毛主席急急忙忙地修改和补充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把原来已经说过的许多话收回去了，重新提出了“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六条“标准”来作为反批评的战斗武器！

共产党往日的和颜悦色，已经为今日的铁面无情所代替了。你看这不是共产党翻脸不认人吗?

党中央为什么又发动这样声势浩大的反批评呢?究竟正确与否?人民就不能看清吗(沈阳师范学院刊7．7)

曾祥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乱扣帽子的反批评——这次全国声势浩大的反批评中，许多文章根本不是以理服人的，例如由于储安平和章伯钧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提出了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因此便被说成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和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这种乱扣帽子的反批评，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也是十分冤枉人家的!

命令检讨的粗暴手段——在这次全国声势浩大的反批评中，章乃器受到了撤消职务，命令检讨的处分，我想，当章乃器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今天会受到这样的处分吧?这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沈阳师范院刊7．7)

曾祥基(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清查历史的老办法——在这次全国声势浩大的反批评中，有不少清查历史的现象。例如，拿章伯钧来说，中国青年报就把他的历史挖出来了，说它是“反共起家”的“野心家”了，我真替章伯均担心：是不是等一下也会象胡风一样被抓起来呢?!”(沈阳师院院刊7．7)

沈涯夫(解放日报编辑)：反右派小题大做，党的气量太小。(解放8．19)

袁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研究员)：反右派斗争是小题大做。他要党睡三个月大觉，再起来收拾残局。(人民9．17)

王鸿超(沈阳速成师专教员)：中央心地太狭窄了，美国都允许反对党、反对言论的存在，我国政权如此“巩固”，却不允许反对党，反对言论存在。(沈阳57．9．8)

杨廷福：现在不少人鸣放，都是出于善意的，即使有不正确的意见言论亦应很好解释。关于共产党的成就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些话在帮助党整风时就不必多讲，错误的意见言论，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凡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的都是敢言直谏之士。不要一方面大放大鸣，一方面断章取义地扣帽子，这似乎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认为人民日报不应沉不住气，应有雅量。他说，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敢言直谏之士，如司马迁做史记就没有隐瞒汉高祖、汉武帝的缺点，唐太宗对直谏之士魏征也未陷之以罪，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假民主。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应更有风度。何况现在国际上都在看中国，美国对中共整风也说是“共产党自信力量的表现”，如现在扣帽子，国际观瞻就不好。他说，毛主席曾说马列主义是批评不倒的，因此怕批评只是脆弱的表现。至于葛佩琦的话，杨廷福说他也是反对的，写匿名信则应负法律责任，但是他认为影响不好的话报纸可以不登，现在登了后又扣帽子，似有“诱人入罪”之嫌。(解放9．5)

顾执中：反右派是不道德的，不是忠厚之道，还用什么“蒋介石就是乱关了七君子，糊里糊涂杀了闻一多所以垮台”的话来诬蔑我们反右派的斗争。(光明7．4)

刘铁华：“吃人的旧社会虽然过去了，但可怕的遗风依然存在”，他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走，泰山压顶，借端报复”，“不如武则天，倒象隋炀”。现在“政府、银行、军队以至报纸上都带着人民二字，什么都说成人民的，这是集古今中外愚民政策之大成。即是最基本的人民——工人阶级也是家无隔宿之粮”。(人民8．2)

薛毅(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反右派斗争是“以势压人”，是“围剿”，是“言者有罪了”，

“对党内是和风细雨，对党外是暴风暴雨”，

“对发出错误言论者这样搞，比判几年徒刑还厉害。”(工人7．27)

费孝通(民盟中央委员)：“……六月八日那天看了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时，觉得太紧张了，因此十日提出了“言者无罪”，“以理服人”的发言。”(人民6．18)

曾祥基(沈阳师院中文系学生)：“向党向中央呼吁——毛主席曾经说过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但是，在这次的整风运动中，却变成“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了。希望党中央立即纠正这种不良的现象吧！”(沈阳师院院刊7．7)

薛毅(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反右派斗争是“言者有罪了”。(工人7．24)

曾祥基：“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本来还有很多人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的，但是由于现在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批评，因此那些人便不敢说话了。希望党中央想法让一切人民都畅所欲言吧!

在这次全国声势浩大的反批评，形成了清一色的反批评，再也看不到其他的意见了。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百家争鸣”的精神的，希望党中央好好地掌握“百家争鸣”的精神吧!”(沈阳师院院刊)

刘庆元(沈阳煤矿工人学校)：人民日报是宗派主义的恐吓和威胁。(辽宁7．7)

谭天荣(北京大学学生)：人民日报登社论是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围剿，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作法。(北大校刊6．13)

刘流(抚顺市工会俱乐部副主任)：人民日报太左了。——人民日报理论发表的不多，教条主义发表的不少。不整好人民日报就整不好风了。(辽宁5．6)

陈新桂：…当前对“鸣放”有五种顾虑：(1)耽心再有一次暴风雨，(2)怕变象报复，(3)提了意见没有下文，(4)怕卫道者、全面论者围剿戴帽子，(5)少数人怀疑整风有无用处。……”人民日报这几天所发表的社论，证明知识分子的顾虑不是过虑。(光明6．11)

顾执中(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八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副刊都对“百家争鸣”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不反对，但有许多地区“鸣”“放”还没有得到很好地开展。人民日报是否可再研究一下，在整风还没有全面展开的今天，这样作是否有影响鸣放。”(光明6．9)

卢逸云(天津工会干部学校政治教员)：“工人反右派都是共产党弄的，工人懂什么!党员到工厂里一说“有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工人一听不就火了。”(工人7．3)

顾雪雍(旅大日报编辑)：共产党又拿工人来吓唬知识分子了。(辽宁8．20)

徐中玉(作家)：人民日报社论“工人说话了”我对它非常反感。目前你是工人，我也是工人，为什么要分开?(文汇7．28)

王若望(作家，共产党员)：老工人当然可以谈他们的体会，他们同样可以鸣，即使唱对台戏我们也欢迎。(文汇7．28)

薛以和(广州民主人士)：“对错误言论可以让各阶层自己讨论，不需要“工人说话了”。工人“鸣”只批驳工商界的意见。工人农民应当对党提出批评。”(南方6．14)

陈新桂：他把这几天报纸上对于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反批评，说成是帽子满天飞。说，报纸不要作盛锡福帽庄的老板。(人民6．11)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民主党派整风和帮助党究竟哪一个结合哪一个，以哪一个为重。又说：党受批评吃不消了把鸣放转移到整民主党派了。(光明7．8)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却搞到我们头上了来。!他把别人揭发说成是出卖朋友并申言自己绝不出卖朋友。(文汇8．16)

刘积学(民革河南省副主委)：整共产党的风嘛，又不是整我的风，怎么整起我来了。武松正打虎，怎么反过来打武松。(光明7．8)

王天爵：对党要求和风细雨，而对民主党派又是整，太过火，帽子太多。(沈阳医学院院刊7．9)

顾执中：参加了许多座谈会，感觉有两偏差：群众有些左，人民日报又有些右。他说，在过去运动中受到整的，虽然知道大“鸣”大“放”不应越出拥护共产党和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轨道，但在讲话时，控制不住感情，不免有越出轨道的地方。

民主党派成员讲话很苦，稍为讲得厉害点，报纸上便批评，和风细雨一点，又会挨骂，所以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很难做到恰如其份。

对储安平的发言，他认为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他建议九三学社领导加以讨论，以免引起混乱。(光明6．9)

程厚之：党已把三害材料收的差不多了，现在主要是抓几个大头头压一压。在中央抓章伯钧、罗隆基，在沈阳抓陈彦之。因为章、罗是世界上有名的人物，说了共产党的坏话，影响不好；陈彦之和沈阳日报有成见，沈阳日报趁机打击他。(辽宁7．19)

吴惟平(民革浙江省委常委)：人民日报八日以来的几篇社论是“转风”写匿名信的人也可能是一部分沉不住气的不赞成鸣放的人有意识破坏鸣放，来这一手促使党赶快收兵。(浙江日报)

薛毅(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我要是领袖的话，我就出来来制止人民日报发表反击右派的社论。(工人7．24)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反右派斗争是生死斗争，做得好可能避免匈牙利事件，搞得不好，就很难说(光明7．8)

孟昭英(九三学社成员)：党团员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是没有做到独立思考，是“唯唯诺诺”，不动脑筋的“木脑瓜”。(光明7．27)

薛毅(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右派的错误言论如果对社会主义已产生很大的影响，那就说明过去渲染的成绩成问题。(工人7．24)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她说我们反右派是出于狂热，这种狂热在“三反”，“肃反”运动中也曾有过。

杨昕(抚顺石油安装公司检查员)：“污蔑反右派斗争是杀鸡给猴看”(辽宁8．17)

李衍智(抚顺煤矿学校)：“毛主席真鬼，他的讲话象避雷针一样，再晚一点发表，中国就会象大楼一样从内部爆炸”“假若中国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我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8．2)

俞燮元(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学生)：党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可又不许人家说话！(人民8．3)

王士章(上海财经学院教师)：向提正面意见的人，叫保皇党。并说一位发表意见的老师是，保皇党的康有为(解放8．17)

高士慎(沈市文化用品公司储运科科员)：说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在“列国时代就有百家争鸣，墨子造木鸟能飞，但秦始皇来了个焚书坑儒……”，把党比作秦始皇，说大鸣大放是“聚歼”(沈报9．2)

陈如玉(沈阳市铸造研究所，助理技术员)：有派必有争，有争必有斗，有斗必有伤，情伤手足是不可以的，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接!(辽报9．6)

谭天荣(北京大学学生)：卢郁文并没有“实事求是”，而是在无的放矢，他的意见是纯粹的废话。(北大校刊6．13)

宋云彬(民盟浙江副主委)：人民日报那篇社论是从卢郁文收到的恐吓信讲起的，其实写匿名信的人，决不是人民内部的人，我们千万不要重视它，一重视它，就中了他的计，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会起副作用(浙江6．11)

许良英(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六月八日起，人民日报发表了反右派的社论，许良英看了以后咆哮如雷，要撕掉人民日报，他贩卖右派分子的谣言，胡说“党中央分裂了”“毛主席受到高级干部宗派主义的反对，这些高级干部想报仇，太不“道德””“毛主席妥协了”等等”(人民8．3)

陈新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老实讲，要是反革命分子，绝不会讲报纸上认为错误的言论；他一定会讲，共产党成绩多么伟大之类。(人民6．11)

刘流(抚顺市工会俱乐部副主任)：“反批评就是党天下的思想。”(辽宁8．6)

谭天荣：恐吓信之类是真正反三害的文章。(北大校刊6．13)

戴煌(新华社记者，共产党员)：党内三害的危害性远远超过右派，为什么现在不反三害却反右派。(人民8．8)

施蛰存(华东师范大学)：在反右开始后说：“整风是第二次肃反，复旦搞孙大雨，师大搞许杰。”(文汇7．16)

彭文应(民盟上海市副主委)：“现在有些人象卢郁文之流，在党中央受到民主党派的严厉批评的时候，唯恐党中央“头脑清醒”过来，因而急忙站起来讲些讨好奉承的话，好让党中央继续“沉湎”在“骄傲自满”中而不能自拔，所以卢郁文这样的人就可能是反革份子”。(解放7．14)

刘景芳(北京钢铁工业学校教授)：当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的时候，他向学生说“人民日报讲工人说话了，农民说话了，简直是吓唬人。人民日报这样做是，“杀鸡给猴子看”，他还向学生说，卢郁文的匿名信，是卢自己写的，“是自己骂自己，好高抬一步”，说北医炸弹事件是共产党自己搞的，说反右斗争是为了转移目标。(光明9．3)

徐日琨(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当史良揭发章伯钧反党言行时徐大骂史良“太缺德，极其卑鄙”。(光明8．30)

陈良佐，陈确，赖慧鹏：揭露右派分子的罪恶史是掘墓鞭尸。(人民8．24)

符浩(人民交通出版社)：反击右派后，他说：“共产党一向是一只手放，一只手又拿了刀子要杀你的头!”(人民8．26)

任乔迁(山东文联艺术处长)：他极端反对反击右派的斗争，说：“过去，国民党时期，也有些刊物公开骂国民党该杀之类的话。但我们却没有他们稳。”(人民8．11)

谢白寒(致公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谢白寒大骂反对右派的人，说“史良无耻，吴晗卑鄙”。谢白寒还到处宣扬这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说“不相信共产党能让人提多少意见，也不相信共产党肯改正多少缺点。”(人民8．3)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她把积极与右派斗争的同志通称为“党内右派”，她说这些党内右派在整风开始是不吭不哈的，现在这些人都起来向“积极”除“三害”的人“进攻”她说今天的反右派斗争是为“党内右派”“解围”是“党内右派”的救命恩人。

王造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我以为，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这个声明是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经验证明：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知识分子和党就接近了一大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如果再发表一个我上面所建议的声明，无疑是能够消除许许多多人瞻前顾后的顾虑的。(光明5．1)

李一平：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说：解除人们在“鸣”“放”中的顾虑，单靠号召是不行的，还必须有法律，使人们相信有法律保障言者无罪。(人民5．30)

龙云(民革副主席)：许多人所以在整风期间说了那么多荒谬言论，主要是因为毛主席报告发表晚了，大家说话没标准。(人民7．7)

王子伟(民革陕西候补省委)：响应毛主席号召帮助党整风所提的意见不是学术上的言论，不应驳斥。(陕西6．12)

王子仁(沈阳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章乃器不是什么反动言论，只是反社会主义言论而已。(辽宁7．13)

呵欠伯(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我本想用“反共就是反革命吗？”来做标题，但考虑到那些没有头脑的读者断章取义，也怕那些稿费爱好者把头砍去领赏，因而采用这个不太醒目的标题。

首先举一个不太客气的例，设想英国工党说：“反对工党就是反对工人阶级，就是反革命”，这是很可笑的。但难道英国工党不正是如此宣传的吗?难道他们不能找到一些工人在报上发表文章支持他们这一论点吗?也许以英国工党比共产党不大雅观，我们另举一例：当年斯大林在没有头脑的人的“乌啦”声中，岂不也是神气十足，有多少由于反对斯大林的某些错误见解而被当做反革命砍去了头(“胜利者代表大会”参加者在会后两年之间被砍去了一半，选出的中央委员70％被杀了头)。“反斯大林就是反革命”，今天看来已是可笑的了，但在当年却奉为天书，谁敢说个不字。

“共产党”就其观念来说有两种：抽象的绝对正确的共产党和具体的在某一时间由具体人组成的共产党，抽象地给共产党下定义时，总是用着漂亮的字眼：“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党”“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的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联盟”等等。这样漂亮的话，我们干吗要反对?美好的共产主义的道路，我们何必要离开它?面对如此理想的党，整风岂不变成“无的放矢”了吗?但在某一国家具体到某一时间，由一定的人组成的共产党，并不象他的定义那样单纯。据我目前的知识来判断，在年说“反党就是反革命”是正确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初期，共产党的确接近于定义。(我不得不如此赘述)匈牙利的劳动人民党在去年10月前，就说它很符合于共产党定义的要求，很难说反对它就是反革命。(某些敏感的读者，会在这里嗅到了似乎我赞成十月暴乱，如此我劝他快去领赏，但他犯了明显的逻辑上的错误。)很多报上的文章用共产党的光荣的过去来证明今天及以后也和过去一样正确，这是很自然的，但都很不对头，同样的一个党如果也象斯大林那样念念不忘他的过去，看到了党员的见解便认为是群众的见解，看到了工人的见解便认为是农民的见解，在各种副职的名义之下总揽一切特权……这样纯粹由张刚、张斧、彦平、孙伟、金铎、郭琪之流所组成的党，那便很难说它符合共产党的定义，请问反对这样的共产党怎见得是反革命?!

也许有人问：是否应该反对目前的共产党呢?共产党不领导又由谁来领导呢?请同志们不要闭着眼睛回答。虽然最近几天报上“工人”说话了，“觉悟的”工人群众而应战，大叫“这是为什么?”民主党派的意见正在偷偷撤退，然而在鱼米之乡吃南瓜而肚子胀，吃草根而饿死农民的消息，确有所闻，报上却只字未见，岂不引人深思(6．11)

这些同志大部分是师大党委负责同志——编者

臧亦史(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反党不是反社会主义。(辽宁9．1)

张百生(沈阳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长)：“……只要不反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也没关系，共产党如果真正代表人民，就反对不掉，如果能把共产党反对掉，就说明它已不能代表人民了，这样就反掉了又有什么可惜呢?”(辽宁6．11)

伍俊卿(鞍钢劳动工资处)：“我是“反党”的，但我不反对人民，不反对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在这里并不就是词义上的反对，而是包括实质上的反对”。(青年报8．7)

张银：(辽宁省金融工会宣传干部、团员)有利于党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话就不说这句话是宗派主义，不是言论自由。(辽宁8．25)

章乃器(民建副主任)：在别人批评储安平的“党天下”的谬论的时候，章乃器却要公开为他辩解说：“从政治来看是不能说离开社会主义的。他的动机还是为了国家好”。(人民7．18)

章乃器拒绝检讨，说“再检查三年也检查不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人民7．3)

王造时(复旦大学教授)：我的言论所造成的后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我的动机是爱党爱国的。(文汇8．22)

顾执中：“希望不要把好心说坏话的人，牵涉到坏心说坏话的人里面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一般人所讲的话，大约分四种，即(1)好心说好话，(2)好心说坏话，(3)坏心说好话，(4)坏心说坏话。……在今天的整风运动中，有不少人已不顾一切的说了许许多多不好听的坏话，这种坏话虽然在实质上是好话是良药，但往往容易被误认为坏话。

……当我们跟第四种即坏心说坏话的人进行斗争时，切忌皂白不分，把好心说坏话的人，也顺便的随便牵涉在内。这样做，在道德上，非忠厚之道，是不应该的。在政治上是助长坏人，孤立自己，削弱自己，是最最危险。”(人民6．15)

章乃器：“我曾经说过：只求对革命有利，不怕当右派”，但是由于思想上的片面性，也可能是太右了。(人民8．13)

喻国丰(沈阳有色金属试验所技术员)：他在“这是什么花”文中，把右派言论称赞为“百花盛开”“五色缤纷”“万紫千红”，把反右派言论诽谤为“温室中培育出来的花朵，是装饰不了春天的美”，是“一遇到风霜就凋谢了”，而把右派分子所放出的所霎“繁色异草”则是“茁壮成长”。他又把反右派言论描绘成“妖冶般地向你霎着媚人的眼儿，散播着奇异的淫香”，说“千万不能爱她，因她葬送了多少人的宝贵生命因她摧残了多少人的美妙青春，不能再上当啦!”

他在“风与松”的文中，把各地反右派的高潮说成是“从各个阴森的角落里吹出来，汇成一股妖风”“这妖风开始了攻击、攻击!”，他把右派分子比作是“久经风沙，严霜与酷热考验过的松柏”，是“依然巍峩屹立，拦阻着猖獗无忌的淫风”；他又含沙射影说社会主义：“野藤躺在地上，身焦根断，死亡了，妖柳亦折断了腰干，正在垂头丧气”。(沈阳9．14)

章伯钧：有人对我说，储安平的话击中了要害，但我看是用不着写社论的。而且一再指出卢郁文来，卢郁文这种人不过是一个小丑而已。我看，胡风、储安平倒要成为历史人物，所谓历史人物，要几百年后自有定论。(北京6．14)

王天爵(沈阳医学院助教、共产党员)：“目前报上对不正确言论标题太大，说反社会主义，反党……如储安平、章伯钧等人实际上他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呢?应该考虑”(沈阳医学院院刊7．9)

王子仁(沈阳市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没有反动思想，只有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是好人说坏话，不能给他扣上带反动字样的帽子。(沈阳7．20)

马哲民：章伯钧、储安平、陈新桂等，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不是立场问题，还不敢做结论。这些人充其量不过是想搞点资产阶级民主章乃器是落后一些，但反对章乃器的人也不一定进步。(人民7．17)

梁汪汶(民革太原市委十四支部主委)：整风时不要只整一般党员，对领袖们也应提意见。储安平的意见说的正是党中央的宗派主义。我们反对宗派主义，中央不应例外。唐太宗是封建帝王，事业上的成就很大，但这和魏征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们希望多出现几个魏征、储安平这样的人物，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有更大的好处。(山西6．12)

薛毅(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共产党员)：“章乃器是“独立思考”“有骨气””。(工人7．24)

王天爵：“是整风呢?还是整民主党派呢?陈彦之就不应该批判，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就不一定不对。”(沈阳医学院院刊7．9)

卢斯飞(武汉大学学生)……他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也可能会想到跟着他们大鸣大放之后是什么，但是，他们仍然喊了，象古代宁死不屈的谏臣，象古代为真理宁愿抛头洒血的吏宦，我自己还不配作这样的人，但我决不冒充假积极分子，拿良心来换取功名富贵。(中青8．31)

夏高阳(农工上海市委)：储安平的话并没有存坏心，不必予以了不起的批评。(文汇7．6)

顾执中(九三学社宣传部长)：“……储安平的发言，……意思可能是好的，但用词不当，有刺激。”(光明6．9)

李福海(沈阳百货批发站)：储安平、张百生、黄振旅诸同志是国宝，因为他们能对大胆提意见，可惜这种人太少了。(辽宁9．7)

陈敏之(民盟南京市主委)：陈敏之却把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说成仅是“过火”，还替他们分析“过火”的原因为：“对工资改革不满”，“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党员作风粗暴”，“对社会主义不习惯”，“个人情绪不愉快”，所以“发发冤气”，是“个人主义加极端民主”。6月14日，陈敏之又在民盟的干部会议上借“动员”开展反右派斗争为名来布置退却。他在会上说：“我们只有这样水平，那能不说错话呢!”又说什么“章伯钧不过有些旧民主主义思想，检讨检讨就行了”，“罗隆基问题不大，就是一个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是文人故作惊人之笔”，“费孝通做了自我检查还是好的”。6月18日，陈敏之在南京师范学院向盟员说：“费孝通是个别论点的错误，不能做为右派分子。”6月20日，陈在南京大学盟员大会上把右派分子说成是“善心人”，“不能乱批评”，否则“会象肃反一样重复过去的错误”，并宣称“江苏盟没有问题”。他在会上还宣扬了章乃器的言论如何深入工商界心里，章伯钧、储安平如何深入知识分子心里，并说，“五百万知识分子关心着章伯钧的命运”。(光明8．22)

董学隆(云南省委共青团副书记)：机关没有右派，在团校学员中没有左中右。(中青8．28)

冯雪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只有右派言论和右派活动，没有右派分子。”以后他虽然承认有右派分子，但又强调反右派斗争要“和风细雨”，强调要团结右派分子，企图保护右派分子过关。(光明8．27)

舒军(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现在打击右派分子，不要一棍子打死，而要一棍子打活。(人民6．20)

刘不同(西北大学教授)：右派就右派，反正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右派，还没有他们左派呢!还说共产党搞啥都是一阵风，肃反时曾提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结果还不是收了兵，这次大不了戴个右派分子的帽子。(人民8．21)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佩琪先生：我看到你的发言，我真高兴极了，但近几天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及其走狗文人对你的攻击，我非常愤恨”“我认为你的言论不是反动言论，而是进步言论是革命言论”(光明8．9)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学生)：他给葛佩琦的信说，“你的发言不但代表一部分人，而且代表一大部分人，代表要求真理的人们”希望你不要怕外人攻击，有千百万人做你的后盾。(文汇8．25)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学生)：“给谭天荣的信中说：“……目前处境对我们应当退却，要建立坚强的组织，制定政治纲领，同时我们应该多找事实，创立完整的理论，”“现在我准备转入秘密的合法斗争我还准备介绍很多可靠的人参加你的组织——百花学社。”(光明8．9)

刘恩祥(北京俄语学院学生)：给谭天荣写信说，“……目前我们的处境困难，我们遭到了反击……我们的鸣放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完整的理论来论证三害产生的根源，也没有可靠的事实。因此，今后我们应多找事实，多观察，多研究。……”(文汇8．25)

刘景芳(北京钢铁工业学院教授)：我现在是这样，三十年以后不死还是这样(光明9．3)

邱致中(民盟森林工业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邱致中要罗隆基根本不理这一套，说什么罗有“国际声望”，国务院不敢撤他的职。甚至说，政府假如真要认真处理，可以不当中国人，到外国大使馆避避难。(光明8．31)

马戈(上海歌剧演员)；不管你反不反右派，我马戈是要和领导斗争到底的?(文汇8．15)

冯雪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党员还是要做的，共产党还要统治世界几百年!(光明8．27)

张友松(翻译家)：“从这几天的报纸看来，中央对整风的态度显然是大的改变了……今后国事，不免令人忧心忡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罢休吗?我说不能，必须抱定决心作持久战，要沉着，要有真理必胜的信心，万不可在整风高潮气焰面前胆怯……。”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张的密信说：“敌我势力悬殊之下，就不能作战的，决不是好战士我命令你们坚强起来!”“对方(指人民)愈是反扑，愈是表示他们到了临终的挣扎阶段”“应该昂起头，挺起胸来!”“即今我和庄、李等同志都死去了，只剩下你一个人，也不要屈服，沉着应战，斗争到底”(人民7．28)

谢白寒(致公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秘书)：不要人家一题，你就一答，要把话全部记下来，慢慢考虑写成书面，照着来读，才不被动(人民8．30)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