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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对工会、团、少先队的进攻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钟云鹤(成都市工商联副主委)：“解放后的人民团体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怎样说，就怎样做，工作不能自主”。“只有党的同志才关火，统战部的意见才算数，民主这个问题就解释不了啰”(四川6．29．)

刘流(抚顺市工会联合会职工俱乐部副主任)：“党包办工会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工会应该民办；工会主席是党员，副主席就应该是非党员。”他主张“工会一个由党员领导，一个由非党员领导，肯定是非党员的好。”(辽宁8．6．)

刘忠侯(沈阳矿山机器厂)：党不应领导工会，工会应该“独立”，现在的工会“不必存在”了；……社会主义的工会应长为职工谋福利，不要成为“党的人力动员部”。(辽宁日报8．13)

刘炽晶(北京铁路学院教授)：工会是“骗子”“行政分号”“党的尾巴”(文汇报8．25．)

任永忠：(沈阳医学院副教授)任永忠把工会说成是党的尾巴，说工会不能保护职工的政治权利。

郑邦振(河南省团校)：青年团的存在造成了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青年报7．29)

徐学铭(共青团西宁市委干部)：党领导团是“党团关系混乱”。他把党员参加团支部的领导诬蔑为“象元朝每十户汉人放一个“鞑子”统治汉人一样。(青年报8．6．)

沈为霞(党员、团山东省委学校工作部干事)：什么事情都是党委怎么说，团就怎么说，而且是党委说了以后团才能说。(中国青年报9．18)

关颂坚(民盟小组长、副总工程师)：很好的青年一入共青团，就让党给教坏了，成了小特务。(天津6．17．)

韩洞：(沈阳团市委青工部国营工厂科副科长、党员)：团的“根本问题所在”是“神经麻木，潦到瘫痪、魂不附体、名存实亡”。

团的工作一直“处在低潮阶段”。(沈阳9．1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我看几年来的团的工作有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他对青年团的思想工作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的。他说：“从五三厂团的工作经验为始的，思想调查，以及“思想分类”、“排队”、“思想批判”等，我自1952年就怀疑它。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会损害工人群众自尊心、引起一般群众反感”。(人民7．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团中央和中国青年报有矛盾，团中央和党中央也有矛盾，党中央喜欢用自己的一套来要求团和团的报纸。党的高级干部有些是报纸或团中央领导人的上司，他们压制批评的方法很巧妙，叫你奈何不得。他把党对中国青年报的批评叫作“围剿”。(人民7．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一篇题为“冷”的文章(此文未发表)中，他更把团干部诅咒成毫无人性。他在谈到一位团委书记工作缺点之后说，“职业的冷淡在青年团工作中可以得到多么全面的发展!这也许团因为青年团是每天都作人的工作的，于是就对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命，都不能不冷淡了”(人民7．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1953年青年百分之百的信任党、打冲锋。三反之后有苦闷，但不敢说话。1954年，青年想说话又打下去。去年青年想说话，也被打下去了。他以此企图说明青年这几年来备受压抑。他甚至认为“青年的政治积极性下降了。”他对团组织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是否定的，他说，“老讲红军长征吃皮带，老讲刘胡兰，有什么意思?”(人民7．20)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在他写的“隔着一层”(见1956年11月8日青年报二版)的这篇文章里，他认为“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过问和插手。于是，对于“研究降低人民生活费用与物价”，青年团要管；对于“劳动力调配中的一些问题”，青年团也要管；对于“城市里党、政府工作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忽视了人民生活，官僚主义有所滋长，民主生活不够活跃，有些干部脱离群众”等等问题，青年团固然要管；连“手工业合作化以后，……从工人生活福利到产品质量、成本问题”，青年团也得管，甚至象“有一万多名旅客堵塞在汉口，武汉的旅店、澡堂里住满了外地人”，青年团都要管。青年团已不是青年团，而是一个第二党了。人民(7．20．)

任传耕：团员政治上好，就是骄傲，出问题倒常是团员。因为团的存在造成某些人的落后，使人们之间划条鸿沟，使某些人“酸气”之感。团在革命战争时期是必要的，目前是建设时期，科里有领导，所以团组织应该立即取消，或暂时停止活动。(解放军报6．20．)

王春茂(洛阳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团员与青年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团员开会多。(中国青年报8．9．)

黄心平(天津女三中教师)：少年先锋队是从苏联搬来的，我怀疑这样的组织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天津5．27．)

江东(东北财经学院)：首先，看这些名称就不能团结，什么党员、团员、工会会员、非会员、积极分子，这些口号和名称都是促使不团结的因素。(财院整风快报7．24．)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