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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对人事制度、干部政策的攻击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杨肇鴒(九三学社中央常委)：人事制度是官僚主义的根源。(人民8．4．)

张鸿德：人事问题从来也不公开，什么材料、评语、结论，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能对它负责任的，档案袋首先应该自己负责。他说，过去在文艺学院检讨成性，甚至大小便都要检讨，现在看来幼稚可耻，这些材料应该去掉。(长江7．1．)

徐一贯：说到人事制度：没有一个人肚里没有意见。“清一色，神秘化”，权大无边，宗派十足。评资评级，提拔干部，评先进工作者，不民主，不公平。好事办成坏事，众“怨”所归。有人偷偷说，“平时是派出所，运动来时是法院。”虽是过甚其词，怨声可见一斑。肃反之后，政治问题基本明白了，为什么评资评级，提拔干部，还是老一套，“只问党不党团不团，不问贤不贤能不能，”人为制造内部矛盾。(光明6．5．)

周裕德(武医副院长)：在学校里的人事处，是一个特殊组织，是一个独立王国，好象不在行政系统之内，只听党员负责干部的意见，对于党外人员是根本不理明睬的(光明5．17．)

王孙楚(吉林省交通厅副厅长)：人事部门是“砌墙的先进泥匠，挖沟的捆土机”，是“宗派主义的发源地”；(人民7．6．)

胡祥麟(常德市政协委员)：国家人事业务，应该从中央到省、县，设立一个纵的机构，在中央、省、县党政首长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并建立一整套的人事制度，把现有的人事局、科、股归并在新机构内，发挥它的作用。人事升迁调动，要通过民主讨论，不要包办。我高呼：!敞开人事大门，让“贤”与“能”，“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得到重用，有利于党，有利于人民。(新湖南6．2．)

时昭涵说：人事调配不当，有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不恰当。(光明5．14．)

崔伯敬(财政部干部)：我认为宗派主义的形成很大的原因在于一些不必要的制度。如人事制度、会议制度，阅读文件制度。这些制度在开国之初毫无疑义地应该由共产党统一掌握，但国家建立起来了，时间长了，这些制度就成了“墙”、成了“沟”。(人民5．19．)

侯衡(郑州铁路局工程处)：党员品质很坏，作风不好，共产党说是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实际是人民的老爷。人事是特务机关。专管人，找别人的小辫子，他们是靠吃党饭爬上来的。管人事的就是特务，基层单位更严重就象土皇帝。人事科一句话就可以要你命。回忆一下吧!这几年来，共产党做了多少见不得阳光的事?迫害了多少平白无事的人?卑鄙无耻是人所共弃的。(河南6．11．)

张澜生(天津市对外贸易局业务处科员)：人事部门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集中，人事干部光等运动一到，手持两把大斧专门劈人。(天津8．10．)

粟寄沧：如果宗派主义是造成高等学校中党群关系不好的主要原因，那么，目前高等学校中的“人事处”又可以说是培养宗派主义情绪的“温室”。人事处是了解和安排人事的，论理它应该受到群众的欢迎，因为一个干部必须经过充分了解以后才能得到应有的信任和合理的使用与安排。可是，现在高等学校中的人事处，却变成了一个极其神秘的组织，它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掌握着所有师生员工的命运，但群众对于它究竟如何进行工作，却绝不许过问。教职员的任用、迁调、赏罚以及毕业生的分配等，事前非党员的(或虽属党员而非亲信的)教务长不知道，系主任、教研组主任不知道，一般教职员更不知道。人事处手上的“材料袋”，实际上也已成为每个人的沉重的包袱。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从而不免时时怀疑和顾虑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加以有些人事工作者，态度冷酷，作风生硬，他们把所有党外的教职员工都看成未被拿获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人事工作者甚至于利用职权，作威作福，滥用私人，排除异己。总之，今天在高等学校中没有比人事处更为脱离群众，更为不得人心的组织了，如果说高等学校的党群之间真有一道墙，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人事处就是这道墙的主要的建筑者。

为了搞好高等学校中的党群关系，必须拆墙填沟，首先必须改进现有的“讳莫如深”的人事工作制度。人事处应该和其他的组织一样受到群众的监督，而不应该让少数人假公济私，为所欲为。除极少数有现行的政治问题的人外，人事处应该让每个国家干部知道自己的“材料袋”中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以便消除顾虑，安心工作。(长江6．4．)

粟寄沧(武大经济系教授)：“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高等学校人事制度和人事工作必须改进。人事处，一般人都说是独立王国，是神秘的组织。

“人事处是一个神秘的独立王国，他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掌握群众的政治生命。……如果说，高等学校的党群之间真有一道墙，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人事处是这道墙的主要建筑者。”

“人事处简直是警察特务机构，我们几十岁的人的一切就操在十几岁人的手里。”

“武大人事处是又权威、又神秘的警察局，是宗派主义的大本营，是极端腐败的行政机构。”(长江7．3．)

李鳌(民盟湖南省委组织部长)：人事部门是一个宗派主义窝子，大有“谈虎色变”之概。(新湖南6．2．)

程千帆：(武大中文系教授)“人事处变成了黑暗的王国”“人事工作全是党员做，人事处、科成了独立王国，加上腐朽，变成了黑暗王国。……他们犯了错误，别人无法监督，而他们可以随便处理人，使人身上加上了暗影，食欲减退，工作不起劲。”(长江7．3．)

李世军：人事部门掌握材料袋就是生死簿，叫你进，你退不下来，叫你升，你降不下来。他说阎王殿有大鬼小鬼，还有个阎王菩萨。(新华6．30．)

程厚之(民盟辽宁省委秘书长)：从各项制度看有很多地方形成了宗派主义的温床，最突出的就是人事制度。……培养提拔、奖励、照顾，都是党员当先，群众落后。党员必居正位，非党站立两厢，几乎成了人事制度的当然规律。这不能不说是宗派主义的具体表现。(辽宁6．9．)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社会上和大学里已经提到了这种不合理的人事制度。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这太不合理了!(北京8．6．)

沈志远(民盟中委)：人事部门是“鬼鬼祟祟，关起门来包办政治”的特殊人物。(文汇8．30．)

费孝通：学校的人事工作“不得人心”，领导上对知识分子“评价不公”，“党委只会政治排队、不懂业务排队，多举手、多拥护、多赞成的人工资级别就高，从人民大学出来的人可以连升三级。”(光明9．25)

林浩藩(福建民主人士)：现行人事制度已经促成了人们的幸进心理。在干部中没有经过什么斗争的考验，又没有成熟的培养，而提拔升转最快的多是党员，有人反映这是“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过去做官要念书，要“磨穿铁砚”，而现在则是入党就可做“官”。这样的人事制度，已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福建6．4．)

李颢(南通医学院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人事科对每个工作人员老是填表，填表，我们的祖宗十八代都给写上去了，向你们交代了，每次运动也替我们做了鉴定，我们的小辫子都被抓在他手里，但是，你们的东西，你们的“底”，我们可以看到吗?我很怕，因为你们可以将东听来、西听到的东西替我鉴定上去。人事科的这些工作是什么?是内部特务间谍机关一样!是专搜集情报的(后来，他声明说人事部门是间谍机关不妥当，但认为象情报机关)。(新华5．30．)

苗春森：“现在的人事制度是共产党的人事制度，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事制度”。“党员干部是一帆风顺，鹏程万里；非党干部被提拔就象“关云长过五关”。(人民8．7．)

张述尧(云南省参事室参事)：过去国民党用人讲派别，分嫡系，如果是皇亲国戚，“阿拉”浙江，不用说包管一步登天，否则就罢职去官。过去有句流行话“实干硬干撤职查办，是亲是戚升官三级”，我看今天的人事，也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样子。(云南6．9．)

侯衡(郑州铁路局工程师)：人事科是特务机关，专管人，找别人的小辫子。他们是靠吃党饭爬上来的。管人事的就是特务，基层单位更严重，就象土皇帝，人事科一句话可以要你命。(河南6．11)

叶子刚(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做人事工作的，是个娃娃班，这些娃娃，根本不懂得我们这些人有什么成就和专长，我们的成就、专长，实际是被一笔抅销，我们只成了废物利用。(光明5．27．)

姜弘：材料袋今天不需要。今天都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我们又不是俄国的“死魂灵”(即死去的农奴——编者)，为什么一个人的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也不准看?有人说人事科象公安局的派出所。人事干部都是些什么人?文化局、作协我就知道，让这些人掌握人的命运，很可怕。(长江7．7．)

罗忠鉴(四川师范学院讲师)：过去填过很多表，千篇一律，每次都有一栏参加什么反动党团会道门，过去参加现在知道错了，又何必每次填表都要刺激一下呢?我建议以后填表不要这一栏，可以让它刀砍斧断，一切都从解放以后开始，这样可以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四川6．5．)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保密扩大化是愚民政策的作法，应该给人民知道的也不让人民知道。(中国人大争鸣参考资料)

货日新(上海医学院教授)：保密制度是宗派主义者领导下用教条主义形式表现出来的制度。(文汇7．10)

彭文应(民盟上海副主委)：现在的干部政策是“大材小用、小材大用、优材劣用、劣材优用、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用非所长、用非所愿、有才无德、有德无才、德才俱无、有职无权、无职有权、有职无业、有业无职、有赏无罚，有罚无赏、赏罚颠倒”。(光明7．23．)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从向科学进军上看吧!我们的科学技术要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何等伟大的计划。听到后如何的兴奋，我们都切盼着把国内成绩卓著的教授、讲师、工程师、至少大学毕业的高才生送出国外研究，以期尽可能地提前实现!但是选派留学生并不十分重视学识技术的基础，所重视的是党团员。竟是送了些平凡的党团员的中学毕业生，到外国还得补习普通课，不知道他们要多少年能赶上世界上先进科学水平!而非党团员的国内知名教授和工程师们纵然再有三二年的深造就可能赶上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也很难得到出国的机会吧!这便是欲速则难达吧!我本打算希望在生前看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借光自豪一下，看了送出国的留学生多半是平常的中学生，这便使我失望了。(沈阳6．1．)

戴家祥(华东师大教授)：国民党时代留助教，提拔人主要是亲戚朋友；现在都是党团员，同样是宗派。积极分子跟领导接近是有代价的。(解放7．5．)

汪曾浚(抚顺煤矿学校)：党的“干部政策是过河拆桥”(辽宁8．2．)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从评定工薪上来看吧!同样的职务党团员可借口有德而增薪，非党团员自然是缺德可酌减或不动了。这不是按劳取酬的，乃是靠党穿衣靠团吃饭。(沈阳6．1．)

王子佑(鞍钢技术监督处副处长，总工程师)：“提拔干部不要考虑政治条件，历史不清思想有问题也可以提拔”。党员团员都是一些“一点才都没有的人”，这样的人“只能管政治，根本不能管技术”(辽宁9．5．)

陈文秋(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任人唯亲近”，不是“任人唯贤能”，是根据领导的“好恶”，是“裙带遗孽”的“复萌”(辽宁9．3．)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从提拔干部上来看吧!党团员很多是连升三级，非党团员有的还降级停职。不问能力如何品质如何。这个是“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乃是“天下为咱，选党与团”。(沈阳6．1．)

周通旦(哈尔滨师范学院)：废除系科领导的委派制度，改用选举或者轮流充当办法，是利多害少的，它是调动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推进高等教育工作的最好方法之一。(黑龙江6．2．)

高风(沈阳市政协委员)：行政机关应坚决执行唯才是用的政策，要以才为主。能干什么的就干什么，不行的就不用。必要的时候可实行考试制度，合格者采用。在这里，绝不能分党员和非党员，行政人员绝不宜是党就用，不是党就不用。就是有八十年党龄，也得不能当教授就当教员，不能当教员就当工友。不论那一个机关，一个党员没有也行，全是党员也可以。(辽宁6．2．)

成恒长(民盟山西省委副主任委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觉得“党员”这个名词固然是一个光荣的称号，但它又好象同特权联在一起，如同入了保险库一样，我们应当是用人惟贤，而不应是用人惟党。(山西6．7．)

许涛天：谁能奉承、拍马，谁就可以脱产进修，升级，甚至入党。(陕西5．21．)

范邦兴：我们觉得国家使用干部应“惟贤而任”，而今天所见所闻似乎国家使用干部是“惟党员而任”。科长、处长、厂长、×长，几乎90％都是党员。当然有些党员是很称职的，但有些党员却是力不胜任的，我们称之“原则干部”。报告，开会是他的主要业务，除此以外很少顶用。(文汇5．23．)

刘铁华：他诬蔑党的干部政策是：“破格用己，姤贤忌能，以顺为贵，以直为仇”。是“捧一顺二直倒霉”。(人民8．2．)

倪弘毅(旅大日报编辑)：是否天下人才尽在党内?党员才能得到提拔，不是党员就得不到；而党员作风却并不好，有些人争权夺利，闹得很厉害，领导上却百般迁就；有的党员开口骂人，还被称为“立场坚定”。这些人做领导工作，自然不能不刮“台风”。(旅大6．1．)

虞建翔、冯国祥说：(上海电业管理局)提拔干部不要单看是否党员、是否团员，其他一概不闻不问，以往有许多人，今天入党，明天或后天就是“×长”，难道一入党政治水平提高如此之快吗?更使人痛心的是有些“积极分子”利用运动的机会捕风捉影的就乱搞人家一下，就被提拔为“×长”，甚至被吸收入党。这在我们局里也不是个别的情形，这情况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们技术人员偶尔在生产上有了一些小的错误，就要开会调查、检讨受处分。但是“积极分子”做了性命出入的错事，不但没有处分而且还可升级。(文汇5．14．)

盛禹九(中国青年社)：党的干部政策是重德不重才，只喜欢“老实人”，不喜欢“思想活跃”的人。他主张，只要不是反革命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就应该把他的才放在第一位。(中青8．1．)

惠全安(新华书店沈阳发行所科员)：党任用干部“不是唯德唯才而是唯亲。”他要“德才不够”的党员干部“自动隐退”。(辽宁8．9．)

曹国祥(大连机床厂工程师)：他反对下列几种提拔干部的方法和观点：

一，“看牌录用”的名牌观点。许多人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党员担负领导责任，而是对安排干部只看“牌子”(即是否是党员)的作法不满意。只要党员称职，真正是德才兼备，全部领导责任都由党员担任，群众也无怨言了，非党员若不称职，硬要提拔成为领导，我也反对。问题并不是什么要“平分天下”，而是要看谁能把事情作好。

二，“见模即拔”的方法。现在已形成一种提拔劳动模范当干部的风气。模范设计员提拔为设计科长还可以，但是却有些模范的高速切削工人提拔为车间主任。这样，他由于不能胜任，给工作造成了危害，对他自己也不好。这是“拔苗助长”，头上有根，脚底落空。

三，“轮流当官论”。有人提出“不愿永远被人领导”的说法。我觉这很难说，因为任何人即使当了领导，也是要受领导的。现在的社会风气是“非官不荣”。当了职员，想当小“官”，当了小“官”，想当大“官”。找对象了要看几个“豆”。这个风气应当设法扭转。

四，“当了官只能升不能降”。当了科长再当科员，似乎就是“处分”。一个人一旦当了“官”，一般地就永远是“官”，要当一辈子“官”。这是成了不良的社会风气，也助长了官僚主义。因为当“官”的完全有理由这样想：“好官我自为之。你提你的意见，我还是官。”因此，他提议：某些党员或非党员，已经当“官”而不称职的，应换就换，工资可以保留，但必须说明它不是什么处分。

他说，上述观点与方法对于手工业干部的正当配备，造成了损害；也助长了某些工业干部的“凭牌当官，不钻业务”的歪风。(旅大6．7．)

薛毅(党员；地质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现行干部制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是产生三大主义的根源，是产生官僚主义及特权思想的温床”。中央的干部稳定提高的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一方针在理论上是以形而上学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哲理为指导的。这一方针是封建贵族的世袭制度和蒋介石的终身职制度。(工人7．29．)

任乔迁(山东文联艺术处长)污蔑党的干部政策说：“好捧场的人会步步高升，越是对群众仇恨的，领导倒拿着当了干儿子”。(人民8．11．)

薛毅：党能选拔出好干部并不是干部政策的正确，而是一种“或然率”。他诬蔑说，现在一些“才德俱优”的人未能发现和提拔重用，干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只是少数领导人掌握着干部的命运。认为党和国家现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一些不称职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者、主观主义者。都是一些“庸庸碌碌、知识浅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都是“依靠自己的党员身份，依靠老资格，依靠国家授予的法律地位来领导工作的”又说“如果失掉了这些，他们的领导者的资本就会囊空如洗”。(人民7．24．)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