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全文:

报刊摘录: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组织路线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章伯钧、罗隆基:对于要求入党的同志则更加侮蔑,他们说:“为什么要去做人家的儿子、孙子、徒子徒孙呢?党的圈子只有一千万,圈子外面还大有文章可做。党相信的人未见得都好,党不相信的人也有好的”。(人民7.2.)

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现在第一流的理发店(指共产党)只有王府井一家,要求很高,要年青的,要头上没有毛病的人才能去理。但人不能不理发,那好吧,我们就在西直门等处多设几家理发店。这样,男女老少和癞痢头都能理发了。因此,除了中共以外,又产生了民盟、农工、九三、民革、民建等各家。”

章伯钧企图摆脱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因此他在“报告”中说:“民主党派要组织上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地位上的平等。”他埋怨“民盟在发展组织上太小手小脚”,声称以后要大发展,要在老教师以外,“还要发展青年讲师、助教和学生。”他说:“发展有什么不好呢?来他个一、二百万,人多好办事!”(光明7.3.)

章伯钧:他在中共中央提出“长期共存”“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常说:“以往我对于政治是消极的”,“对民主党派有‘守神牌’的观念”此后“可有作为了”,“民主党派可以大发展。”(人民6.16.)

罗隆基(民盟副主席)“盟要在知识分子方面和党比力量,盟要垄断知识分子,才能和共产党平起平坐,讲价钱。”罗又说:“现在特别要注意发展高级知识分子,来扩大盟的队伍,人才多了,担任领导工作的也就多了,党就不能不重视盟的力量,然后通过这批人造成形势,党就不能不迁就。那时盟就可取得领导地位,实现专家治校,达到取消党委制的目的。”(人民8.7.)

罗隆基:统战工作为何对待我们(指民盟),就看我们有多少本钱。(中青报6.29.)

艾玮生(华东师大副教授)以过去的事实来看民主党派只能在共产党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见,比如共产党提出一个文件,民主党派便在这个文件上改几个字,象“之”字改成“的”字,“我们”改成“大家”等。民主党派只能施工,不能设计,拟定计划民主党派是不参加的,党对民主党派是帮助指导的地位,民主党派是被帮助指导的,所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这个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湖北6.23.)

叶笃义(民盟中央副秘书长)由于民主党派成员的成分不同,组织松懈一些,反而有利于党派的长存。而目前民盟、民建、农工民主党和九三学社,都是团结不同方面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工作对象互相交叉,因之,发生“争人”的现象。他认为,从团结五百万知识分子着眼,他建议把四个党派解散,另组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人民7.17.)

王文光(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1949年王文光给张东荪一封密信里对民盟右派献策说,对右派“纪律故须维持,也应刚柔相剂,心物兼攻”,而对共产党“不宜妄自菲薄,人云亦云,以伤大丈夫之风度。”(人民8.15.)

康德等(长沙,文艺界)他们胡说什么“互相监督主要是民盟对共产党的监督,”“民盟组织只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民盟是最有知识、技术、本事的政党,没有知识、本事,即使共产党员入盟也不要,”要“先入盟、后入党”等谬论。(光明8.7.)

杜迈之(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有改变,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将大大地不同了。”他主张民盟要成为一个大党派要成为共产党的“反对派”,他认为这样“才好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才好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他甚至狂妄地叫嚣说:“不见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人民8.29.)

徐忠一(沈阳药学院长盟支部委员物化教研组副教授)只有盟才能代表知识分子的利益。(沈阳9.20.)

马哲民(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中国阶级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也小,只有小资产阶级是个大阶级,民盟要领导起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在这种“大民盟”思想的指导下,最近他又提出了民盟等四个民主党派合并的主张,以便壮大力量,争取同共产党平分秋色。(光明6.23.)

喻育之(民革武汉市委委员)中共与民主党派很难长期共存。以民革来说:成员年龄较大,后继无人,很难说长期。至于“互相监督”,他说:用什么来监督呢?目前只要作要相信中共,敢于向中共提意见就行了。因为以一个极强极大和一个极弱极小的组织对比,是说不上相互监督的。要监督得好,必须在经济、人力等多方面帮助民主党派才行。(长江6.6.)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今后民主党派要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他认为,民盟中央规定的以高教界为主、中上层为主和大城市为主的组织路线是清规戒律。(光明8.18.)

邱致中(民盟、森林工业部)“为了做到民主党派的真正独立,应取消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交叉党员,变成平行关系。”而实现分庭抗礼。(光明8.31.)

林汉达(民进副主席)“民进底子小”过去发展的还“不滥”,应该“不顾主客观条件进行大发展”,把民进发展成一个大党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人民8.26.)

韩兆鹗(民盟中常委,陕西省副省长)他忠实地执行了章伯钧恶性“大发展”的方针,竟公然提出要“团结落后,争取中间,打击进步。”(人民9.6.)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