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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反对党对文艺的领导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他主张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只应该在农村里搞搞“低级的文艺”，而城市呢?则应该把阵地让给小资产阶级；因为据许杰说：“在过去文艺发展的道路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几乎是文艺运动主力军；今天的情形也没有完全的改变；”可是无产阶级则不行，他们的“文学和语言修养”太差了，许杰断定他们是不能也没有资格领导文艺的。他说：“文艺是一种文学和语言的艺术，要理解它，欣赏它，甚至要创造它，这非得有一个时期的语言和文学的修养不可。”(文汇8．20)

刘宾雁、陈伯鸿：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未能创造出繁荣创作所必需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而行政干部是从管理上考虑问题的。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

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中青报5．13)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他十分厌恶、仇视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领导艺术的只能是艺术家。”(人民9．19)

雷山(“春雷”编辑)：党对文艺的领导与创作自由有矛盾。(辽宁8．14)

吴祖光(剧作家)：谈到领导，我所理解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是马列主义的党的思想领导。在社会主义事业无限蓬勃发展的新社会里，马列主义是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奋斗前进的指导思想，这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在过去这些年的文艺工作当中，我总觉得所谓领导常常只是行政的、事务的、物质的、团结、统战一类的领导。假如是这样，对于文艺工作者的“领导”又有什么必要呢?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社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和莫里哀的?……(“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就组织而谈组织，组织是有等级的。因此这里就发生了另外一种情况。这些年来，中央一级的组织成为全国的领导；这在行政组织上，本来是正常的。但是我想：文学艺术假如亦是这样分成等级的话，那我们的事业就是非常可悲的了。那么中央以外的地方就永远出不了好作品、好人材；由于等级的限制，他再好亦不能漫过中央一级去。因为近些年来，文艺界已经养成了这样的风气：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中央有所举动，全国肃然景从。譬如说古时候四川出过李太白、苏东坡，湖北出过杜甫，山西出过白居易，江浙一带更是文风鼎盛之区；可是现在就好象不到北京来，就连说话也不够响亮。

通过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我们今后必需要把对中央的迹近迷信的崇拜予以消灭。在国际事务上，党曾经谆谆告诫我们要消灭大国主义，我看在文艺工作上面我们也必须消灭“大都主义”和“大官主义”。从文艺思想而言，中央和地方都是平等的。我们只讲是非，不讲等级；我们只追求真理，追求正确，而不论什么上级，什么权位；正如同最近不止一次听到周扬同志说：“文艺干部评级最为荒谬，非取消不可!”这种荒谬的文艺评级的制度是谁订出来的?是谁命令全国施行的呢?事情发生不久，不难追寻研究一下，倒是个很能引人入胜的问题。(“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所谓“组织”亦就是指的领导。自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象共产党这样的领导党受到人民的衷心爱戴。我们说“党和政府”实际上就都指共产党的领导。它既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亦是行政领导，于是自然亦就成为艺术领导。但是在我们接触过，或是听说过的许许多多的文艺部门，以及一些文化机构里却常常由于领导人物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的种种不同情况，所谓领导只不过是行政领导。换句话说，行政领导成为万能，成为一切的领导。这些领导人物经常把政治和艺术截然分开，认为自己就是政治，于是艺术家都成了政治落后的人。他们不估计到：任何艺术品都有它的政治性，都有政治倾向。每一个艺术家都从生活里斗争过来，也都有他的政治内容和政治倾向。但是在这样的几乎等于事务性的领导之下，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已经失去了主动性，退居到极其无关重要的地位；而且“多言多害，多事多败”，因此便不但得不到发展，反而逐渐退化了。

领导的权限无限扩展的结果，必然是日深一日的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从主观主义开始，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必然接踵而来。从文艺工作说来，谁都懂得“为人民服务”的道理，但是今天无数的艺术团体的领导，偏偏就从不估计人民群众的需要，认为群众浑噩无知。对群众喜爱的东西，用无数清规戒律斩尽杀绝，把群众不喜爱的东西塞给群众作为对群众进行教育。他们不想到：从古以来，广大的观众和读者就是艺术成品的监督者和指导者，就是舆论的根源。光凭领导，决不能把劣等品捧成优等品，纵使勉强捧了上去，它也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而会跌了下来。生吞活剥，拔苗助长，不要说是用之于艺术事业上，走到任何地方亦是走不通的。(“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最近看到政府各部门在“百家争鸣”中的发言纪录，普遍地提到“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在我们的文艺工作里，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只以戏曲工作而言，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新文艺工作者作了民间艺人的领导，领导行政，亦领导艺术。我们的传统戏曲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的优秀的表演艺术家们代代相传，每一个都身怀绝技。作为新文艺工作者得到与民间艺人合作的机会正应该抓住机会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一下；但是绝大多数的同志们却是颐指气使，发号施令；还没有摸到传统艺术的规律，便神气活现地以改革者自居，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硬去套人家的脖子。中国的传统戏曲节目之丰富是尽人皆知的，但是这些年来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了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这种大杀大砍的手段真是令人惊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真是这些戏改干部的活活写照。

可能有些同志认为这种说法有点过份。并且他们会说：“文化部明令禁演的不过只有二十几出戏呀!”(这二十几出曾被禁演的剧目亦是值得“挖思想”的)但是他们忘记了，广大的民间艺人都是以他们对党的无比忠诚来仰体戏改领导同志的意旨的。他们随时注意谛听领导同志的言论。他们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无须文化部下令，只要领导同志写一篇不同意什么什么的文章；说什么是“落后”和“丑恶”，说什么是歪曲和无理……即使是不写文章，只要摇摇头，或是做一个什么表情，略显不悦之色也就够了。他们就明白了。就会服从组织，赶快收摊子，免得自讨无趣了。

写文章是容易的，发表意见，尤其是站在上头发表意见更是容易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到处看一看，许多应当是属于国家的宝贝的优秀的前辈艺术家在这样悠长的岁月里却就是因此被剥夺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权利，穷愁潦倒，老泪纵横。

这些日子，我听到一些民营剧团的演员待遇悬殊而啧有烦言。在这里我倒觉得：根据许多具体事实，被国家重视的在某些方面却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而被国家冷淡了的在某些方面也未见得有什么坏处。“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塞翁得马，安知非祸?”想开点也就罢了。

做为新文艺工作者，这样的一些事实是我们深刻的教训。因为今后领导恐怕还是领导，领导的一言一行还是有举足轻重之势。而且吃过亏的被领导者今后还是尊敬领导，服从领导的。严重的问题亦正在这里。生活会教育得我们更成熟，失败会教育得我们更聪明；通过这些，我们应当有决心，非把工作做好不可。

正由于文学艺术是传达感情、反映生活的艺术，因此它就非常容易获得任何人的喜爱和关怀。任何人都会对它感觉兴趣，任何人对它都有发言权。也正是因此之故，外行人能够以他自以为是的理论，甚至于仗恃权势强辞夺理来领导内行。孔夫子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在这种最具有诱惑人的魅力的艺术作品之前，我们必须学得谦虚一些，实事求是一些，公平一些，关心别人一些，才能使我们为人民的艺术百花齐放，走向真正的春天。(“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组织力量的空前庞大还表现在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人人皆知，人人不敢反对的“服从组织分配”。“服从组织分配”在革命斗争当中，在军事行动当中，我想它都应当是属于铁的纪律。但是到了今天，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施行组织分配的办法就使人很难理解了。无论如何，写作、演、唱总是属于个人的行动；一个口齿不清的人总不能由于集体力量、大家帮忙而能使他变得灵牙俐齿起来；一个有绘画天才的人却未必就能成为音乐家；一个低能儿自然负担不了力所不胜的任务……但是在我们的工作当中，由于万能的组织分配的结果，却是什么样颠倒因果、乱点鸯鸳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直到现在，“服从组织分配”仍旧是我们生活和工作当中最低限度的道德标准。自然，假如我们的组织是非常公平的，就象法码放在天平上那样准确，那就再好不过；可惜，知人善任象诸葛亮者也会在街亭一战“错用了小马谡无用之人”；而今天我们的各级组织，有多少首长、领导象诸葛亮那样了解他的干部呢?

也不能设想今后之事完全不由得组织分配了。不过，我想在文艺工作的安排上，“组织分配”决不能绝对化。如果“组织分配”只占五分(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公平合理的分配)，自愿亦占五分的话，事情便会变得好一些的。(“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在文艺工作上，强调组织分配就不对头了，许多工作的失败经验都与此有关，过去作家艺术家都是个人奋斗出来的，依靠组织的很少，马思聪之成为马思聪，是他个人苦学苦练的结果，现在一切“依靠组织”，结果，变成了“依赖组织，”个人努力就成了个人英雄主义。(“戏剧报”57．11期)

吴祖光(剧作家)：而我们真正的年长的，以及年老的某些专业文艺工作者，堪称为专家的艺术家们却由于长期地“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组织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不要说难以比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戏剧报”57．11期)

冯雪峰(作家协会副主席)：特别使人感到奇怪的，在这点上他也和胡风相同：在抗日战争中的蒋管区，他把进步文艺的缺点完全归罪于作家，好象这些缺点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毫无关系；但到了解放以后的新中国，他却又把文艺的缺点都归罪于领导，好象作家们忽然又什么责任都没有了。他这样说：“作家的能动性，向生活的战斗性，独立的思考力，好象是被剥夺了的样子，不象一个灵魂工程师。”到底是被谁剥夺了呢?他说：“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毛主席思想的主观主义思想支配了我们的创作的领导。”他在这里表面上好象拥护毛主席，实际上却不过也和胡风的恶毒的作法相似，“字面上不要去碰它，可能的地方还要顺着它”，假借“毛主席思想”之名来污蔑、攻击和全部否定党对于文艺的领导而已。在这个发言中他甚至说出了这种污蔑我们新社会、污蔑我们党对于文艺的领导的话：“承认作家是灵魂工程师，就要尊重作家创作的权利和自由。我们没有实际上的形式上的管制，而是思想上的管制。”这和胡风极力夸大我们文艺工作中的缺点，甚至不惜捏造事实，这样来向党进攻，不是唱的一个调子吗?这和帝国主义分子污蔑我们没有思想自由，创作自由，不也是连词句都相似吗?(人民8．25)

蓝芒(青年作者)他主张把作家协会改为“作家招待所”，刊物由作家来办，他妄想取消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文艺报”57．22期)

陈子君(中国少年报文艺组长)：“教条主义来自中央，来自周扬，”“部队用带兵的方法领导文艺。”“有了领导，婆婆妈妈多。”(文艺报57．22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而且与之同时又深深的接受了外来的教条主义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和束缚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于是，这就发生了读者，观众与被阅读、被欣赏的作品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人民和作家之间的矛盾)……

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就在于教条主义机械地、守旧的、片面的、夸大地执行和阐发了毛主席指导当时的策略性理论。(“文艺学习”57．5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我认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指导当时文艺运动的策略性理论；一个是指导长远文学艺术事业的纲领性理论。当然，我不可能断章摘句地在全书中找出这两个部分，我指的是，在整个理论中所含有的这两种意义。(“文艺学习”57．5期)

刘绍棠(青年作者)：全国解放以后，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机会多起来，欣赏能力也渐渐地提高了。于是，只根据政策条文创作的作品，由于缺乏高度的艺术魅力，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同时，生活环境的安定，使作家有充分的时间对作品进行孕育、构思和细致的艺术加工，再沿用过去的领导方式和理论思想来督促和指导作家的创作，势必只能起到“促退”而不是“促进”的作用了。(“文艺学习”57．5期)

陈涌(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和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思想性很低。”……他笼统地说“党对文艺领导”，除了官僚主义外，还存在一些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问题。”……他提出文艺工作的领导不应该是组织家，而应该是作家和批评家自己，这就是说文艺这个领域要独立自治，党管不着。……他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只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行了，觉得党的组织是束缚人的。(“文艺报”57．23)

李白风(诗人)：我们没有资产阶级那一套检查制度，也没有他们那样面目狰狞而且近乎野蛮的出版法，可是我们却有着一些成见很深的编辑。我们虽然没有“拉普”和“瓦普”，可是我们却有编辑们的一份“自己所熟习或自己所喜欢的名单”，因此我们的报章杂志上的诗人是不多的。至于要想从下面冲到上面来的年轻诗人，似乎并不比从石类的重压下冲出来的幼苗更省力。(人民8．15)

刘绍棠(青年作者)：产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决定于三个因素：一、时代生活所提供的创作材料；二、天才的作家和作家的天才(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和概括能力，艺术的才质)；三、理论指导思想。

对理论指导思想的探索，是解决文学事业内部矛盾最主要的工作。

我认为在过去的理论指导思想上，教条主义是最大的症结，不消除它，文艺事业无法进步。(“北京文艺”57年4月号)

王化南、郭墟(沈阳市文联正副主任)：从领导上看，对文艺工作是不够重视的，不了解上层建筑对基础的积极作用，认为文艺是可有可无的，“没有文艺死不了人，出不了乱子”，于是就出现了沈阳市的领导“只管经济不管文化或少管文化”之说。我们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是正确的，但决不该对文艺采取忽视甚至否定的态度。(沈阳6．1)

王化南、郭墟(沈阳文联正付主任)：克服轻易使用组织手段和行政方法对待文艺问题的现象。

文艺问题确很复杂，一个命令一个决议都无法解决。一个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创造道路是曲折的，他的作品直接受他本人的世界观，经历、感性、爱好的影响，另一方面，一篇或二篇作品，又不能表示出作家、艺术家的全貌。一种新手法的尝试，往往要经过许多失败，不是一下子就会出现“天才”。如果对这些特殊规律不加考察，只用组织手段那就只能扼杀艺术家的创造精神，甚至扼杀天才。思想改造一定要在创作实践和艺术批评中进行，只有展开友谊的艺术批评，要求探讨，才会使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思想和创作水平逐步提高。而在探讨问题时又不必强求一致，不必强作结论。一个艺术品，往往要在群众中考验许多时日才能决定它的兴废存亡，才能肯定它是香花或毒草。怕它没用，避讳它也没用，扼杀它也没用。(沈阳6．1)

王化南(沈阳文联主任)：还有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主要是教条主义，……从当前来看，应该大力反教条主义，……某些文艺部门，某些领导，能够对下面教条主义情况摸一摸，也好些。(辽宁8．14)

王化南(沈阳文联主任)：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看戏审查节目，总得派人坐在首长跟前，观察脸色，是笑了还是皱眉，这是一种行政压力。(辽宁8．14)

郭墟(沈阳文联副主任)：创作为什么不繁荣，这里边联系到领导上及批评的压力，这几年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大压力，不仅是来自教条主义，棒子手的，也来自领导，……第一是来自组织手段和行政方法，对文艺现象用了过多的组织手段和行政方法，给刊物的编辑带来了许多压力。(辽宁8．14)

秋耘(作者)：我们的教条主义是依靠行政命令的方式去推行的，是得到了官僚主义的“权威”热心支持的，而且总是披上了马列主义的外衣的。它总是自居为“正统”，为“主流”，为“党的化身”，而指斥别人为无产阶级的异己分子。(文汇8．23)

张明权(北京市文联)：他认为在作品中写一个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就必须把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追到市委去，追到党中央去，不这样就不真实。(“文艺报”57．17期)

徐燕荪(中国画院付院长)：他以污蔑党不懂国画，不配领导国画为借口，企图篡夺党对国画界的领导权，他宣称：我们决不能叫党来把持。(北京8．2)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最简便的方式又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十个，工农，十五个，以及如此等等，解决创作问题，则是“决定”最有效，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个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至今有人觉得电影界的学习空气不浓厚，但这种一年一度的传道方法，如何能使大家懂得持久的日积月累的学习的必要呢?

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步就班的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都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却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不需要有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新华半月刊”57．5号)

吴永刚(上影导演)：他认为解放以后，党对电影的遗产和传统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一锄头砍去”，“一把火烧掉”。(解放9．20)

吴永刚(上影导演)：攻击党和领导用教条主义“支配了”整个人民电影事业，从剧作者一直到电影广告，“都在硬生生地想把影片的主题思想——或可称为教条，送进观众的脑子里去。”(解放9．20)

刘雪庵(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筹委会付主任)：教育部不懂业务，艺术教育是空白点。(文汇8．10)

周仲南、蒋忠(上海合唱团、管乐团)：他们说“党不能领导音乐”，“党束缚了音乐的发展。”(解放7．30)

邵慕水(戏剧工作者)：今天戏剧界的主要矛盾是作家、演员、观众和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共产党员只有战争经验，没有领导戏剧事业的经验。(光明10．20)

康德等(民盟长沙市付主委)：康德扬言：“马列主义不能领导戏改工作”，魏猛克就提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不够用了”的谬论。陈浴新公开叫嚣：“共产党收起马列主义!”(人民8．7)

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认为国画“不科学”、“落后”、“不能为政治服务”。拒不执行党提出的继承和发扬民族美术传统，团结国画家的政策。(辽宁7．29)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扣帽子式的批评的流行，是和文艺界长期以来整风、思想改造，以及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肃清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等一系列运动分不开的。他说许多文艺批评是“投机”，许多文艺批评是出自个人主义立场。(人民8．8)

郭墟(沈阳文联付主任)：想一下文艺界的批评什么是主要的?我看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教条主义影响文艺创作和发展。……有些批评家们连教条也没有，是不是这也是艺术夸张了，他们有最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就没有看见过”“没有看见过这样的部长”，“没有看见过转业军人的家这样穷”……另外有的批评家看风使船。……不反对这个东西，文艺就不能繁荣。(辽宁8．14)

项冶(“春雷”副主编)：辽宁省搞理论批评的人都是各单位的官，他们读的东西也不多，一批评就起了组织作用。“批评文章如果起了组织作用就十分可怕，这就不是学术探讨而是组织调查了”。(辽宁·九·八)

无忌(作者)：我想教条主义在文艺队伍中较普遍的存在着，这是事实，对具体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存在的程度不同而已。……道理很明显，教条主义这种毒草最毒，在生长它的地方，别的任何花草都生长不出来，就是偶而生长出一些嫩苗来，也会被它毒死或压死，……教条主义是不能与其他毒草相提并论的，应该把教条主义从文艺论坛上撵下去，它应该没有地盘，想让教条主义借一顶帽子蹓走是不可能的。入地无门哪!

项冶(“春雷”付主编)：以后文艺团体和政府的关系是在朝和在野的关系，是官民之争。(辽宁10．15)

萧乾(“文艺报”编委)：我看“百花齐放”里要有两个“放”字才成，一是作家要把匠心放出来，一是领导——特别是党的领导要“放”得下心。

为什么过去文艺工作倾向于采取行政领导的方式呢?我看就是因为领导者对被领导者不够放心。为什么目前有些刊物编辑对“鲜花毒草”问题还在嘀咕?大概就是因为他们对今天读者的判断力以及对绝大部分写稿人的政治水平还不够放心。甚至为什么我们的论文写得那么罗嗦?我们的创作为什么那么缺乏余味?我看也是因为作家对读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不够放心，而能不能真正改变文学刊物机关化的状况，估计关键也就在这上面。(人民6．1)

黄药眠(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作家协会领导上对文学的特点始终没有抓住，没有掌握其规律，因而工作中有很大的盲目性，他认为文学的特点是：一、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二、对具体事物的感觉；三、形象性。由于没有很好的抓住这些特点，因而在创作文艺批评上，都没有风格，此外他还批评了作家协会领导上的政治敏感性不够，联系群众的工作也很多，没有很好的注意作家职业的特点，领导方法缺乏思想性，叫喊多，思考少。(光明5．23)

王化南、郭墟(沈阳市文联正付主任)：这些情况都说明反教条主义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只有大力反教条主义，才能够更好地正常地为工农兵服务。公式化的作品是工农兵所厌弃的，逃避现实矛盾的粉饰太平的作品也是不受工农兵欢迎的，把文艺局限于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也是工农兵所不满的，而教条主义者虽然自称是工农兵的代表，却恰恰是工农兵所反对的。(沈阳6．17)

刘雪庵(北京艺术师院筹委会付主任)：有一些音乐理论批评，并不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观点，对具体作家、具体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用抽象的原则的甚至教条主义的闷棍，窒息了许多作家及理论家的创作活动。(北京4．27)

刘雪庵(音乐工作者)：某些音乐机构的领导同志对新音乐运动的发展，和“五四”以来到聂耳、星海以前的音乐活动的历史一笔抹煞，而把某些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推崇拜得五体投地，件件都是珍宝，样样都是典范，不许任何人怀疑，也不许任何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些作家的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优秀作品，也受到百端摈斥，这与汉武帝时董仲舒那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作法，倒仿佛有些近似，甚至于对现在作家的作品，也并不是公允平正，一视同仁，如对有的作家的作品，宽得来无曲不印，有的又紧得来次毛求疵。(北京4．27)

郭墟(沈阳文联付主任)：辽宁的文艺批评不算少，翻翻报纸，看看东北地区发动了两次大的战斗，一次是对“日记”，一次是对“姻缘”，这里边是教条主义占优势，同时他们有市场，有权力，有地盘，而今天提出反教条，他们又变成反教条者。总是带着一幅可爱的面孔出现，保卫党的原则，那问题就不好解决了。请想想教条主义不仅对两个青年作者，而且也毒害影响及群众的思想，引导人们思想僵化。(辽宁．5．14)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