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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文艺的指导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他认为一个作家掌握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外加的，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一定长期地投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进行，也可以在文艺创作中去进行。(文汇7．20)

王化南等(沈阳文联右派集团)蹲在屋子里，隔着窗户也能体验生活。(沈阳9．12)

许杰(华东师大中文系主任)：对于“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这个客观真理，他却采取“二元论”的态度加以否定，认为“这也不是绝对的”，主张加强作家的主观，在“创作实践”中把生活“提高”。(文汇7．20)

钟惦棐(“文艺报”编委)：他否认艺术家思想改造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性，主张艺术家有“更大的自由”。(人民9．19)

陈涌(中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问题：陈涌强调艺术的实践可以改造作家的思想，他说“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克服着他的材料，同时也克服着他自己，在艺术实践中也可以改造作家自己的思想的。”(摘自“文艺报”57．23号)

冯雪峰(作协副主席)：和胡风相同，冯雪峰是不赞成强调世界观的作用的。1936年，他以“吕克玉”的笔名发表在“作家”月刊上的“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中，就提出了这样的论点，认为强调正确的世界观就是“机械论的老调”。他又说：“作家和一个人一样，读社会科学书固然是重要的补助，但主要的应当在他的生活上，在他对于历史的和当时的事象的关心和分析上，在他对于例如莎士比亚或巴尔札克的作品(两人生平都来不及读到马、恩二人的著作)的研究上，在他对于题材的摄取上，在他写作的过程上去获得‘正确的世界观’”。(人民8．28)

冯雪峰(作者)：从下去体验生活的时候开始，作家的思想就受着教条主义的束缚，下去后要看什么，要发现什么，要表现什么，都有一定的框框，这叫做“创作的指导思想”。(“文艺报”57．17期)

黄药眠(北京师大中文系主任)：在领导思想方面，对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有简单化的理论，……根据我们很多同志的理论，彷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有了，就可以解决创作问题。(人民8．14)

张默生(川大中文系主任)：学文艺理论要先学唯心的后学唯物的，学唯心的圣经最好。(文汇7．29)

石天河、流沙河等(四川文联)：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是教条主义，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光明8．9)

刘绍棠(青年作者)：忠于生活真实，就是忠于当前的生活真实，而不应该在“现实底革命发展”的名义下，粉饰生活和改变生活的真面目，这种生活真实，必须具有时代的特征和时间的痕迹，而不能把一九五七年的真实等同于一九六七年的真实。但是这也不是说要摄影式的忠实生活真实而是应该从“静”中看到“动”地忠实生活真实，不过它首先是基于“静”，而不是基于“动”。(“文艺学习”57．5)

刘绍棠(青年作家)：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就必须清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理论和影响，就必须承认，只要作家具有和不断加强共产主义世界观，那么他们的创作方法是可以不同的，用定义制造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是束缚和窒息作家的创造性的。(“文艺学习”57．5)

刘绍棠(青年作者)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义的定义做出了规定，给作家制定了一个统一的创作方法。……

显然，这个创造作方法不是首先要求以当前的生活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而是去从“现实的革命发展”反映和描写生活，同时这种描写又要结合着“任务”，这就使得作家在对待真实的问题上发生了混乱。既然当前的生活真实不算做真实，而必须去发展的描写，结合着任务去描写，于是作家只好去粉饰生活和漠视生活的本面目了。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困难和阴暗面，都是暂时的，可以克服的，那么，从“现实的革命发展”来看，当然是应该不写的了。这样一来，现实主义的“现实”两个字的意义，还剩下了什么呢?

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它只是组成生活内容的因素，本身并不具有什么教育意义的。但是经过以教育意义为标准的取舍和选择后，所剩下的也是干巴巴的教育意义了。

令人啼哭皆非的是：在这种定义和戒律的检验下，伟大作家的经典名著，竟无法及格，而那些粉饰生活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则最合标准。无论是“从现实革命发展”的描写，或是高级的教育意义亦即是高度的思想性，抑或是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和更上一层楼的理想人物，应有皆有，五味具全。所没有的，却是最起码的艺术感染力，而它的寿命的短暂，并不比一则新闻通讯来得长。(“北京文艺”57．4月号)

刘绍棠(青年作家)文学艺术则必须基于当前的生活的真实，因此，它不仅要真实地突出地反映生活中的优越面，也还必须真实的恰当地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这才是现实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才是现实主义忠实于生活真实的精神。(“北京文艺”57．4月号)

雷山(“春雷”编辑)：大胆暴露无产阶级黑暗面。(辽宁8．14)

梅朵(文汇报记者)：他说　此处所说以写光明为主，是指整个文学艺术的状况而言，并不是就每一部具体作品而言。”至于“具体”到每一部作品就完全“不必”了，这就是说从抽象的理论上来讲，他拥护“写光明为主”，具体到每一部作品就不必“写光明为主”了，就可以暴露缺点为主了。谁要驳他，那就是公式，就是教条，就是“使讽刺喜剧，悲剧的样式排除在文学艺术的范围之外”了。(文汇8．23)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