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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否认肃反的成绩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张百生、黄振旅(张沈阳师范学院)团委宣传部副部长(黄该院院刊编辑)镇反杀人多了，肃反运动错了。(沈阳6．10．)

张百生、黄振旅(沈阳师范学院)镇反杀人多了，把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了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罪有应得；把解放后仍然从事反革命活动，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杀了也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用“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一标准衡量，镇反中杀人是多了些的，其中还有的是被杀错了的。被杀的人中，有好些伪满和国民党的旧军政人员和地主并不是罪大恶极，更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把他们杀了这是思想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做法上的宁左勿右，不按法制进行的结果。我们必须看到旧思想、旧人物是历史的产物，只要他们不是罪大恶极的，解放后又不坚决与人民为敌，就应当让他们改过自新，受到真正的宽大处理。人都是具体社会里的一员，都需要生存，为了生存就要做事。在伪满和国民党军政界工作的人，有很多是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妻女才去为统治者服务的，其中有些人是凶恶的，但也有些人是糊涂而善良的。还有些人虽然曾经枪杀过革命志士，但他是出于无耐，执行上级的命令。同时在当时都是统治者的臣民，受了反动宣传的影响，人民难免不有一定的正统观念或糊涂观念，为国民党卖命还自以为是爱国者。不分青红皂白大加杀戳是不人道的。(沈阳6．10．)

王少英(太原铁路局共青团员)：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了“好人”，不能白白算了，应该以命抵命。(人民7．29．)

莫戈(青海人民出版社)：全国肃反工作50％是错了。(人民8．4．)

张百生肃反是得不偿失的，最大的损失是加宽了“沟”，加高了“墙”。(辽宁6．11．)

张百生、黄振旅：很明显，党中央对残余敌人的估计是最大的主观主义，在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指导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宁左勿右”，打错了好人，破坏了法制……。真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沈阳6．10．)

林希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我国肃反扩大化了。副作用也很大，同志间关系不正常，六亲不认冷若冰霜，应找公正人(包括民主党派)进行平反，公开承认错误。

彭子冈：(“旅行家”主编)肃反工作是“无中生有”“危言耸听”“浪费了许多同志的光阴”“扩大了斗争面，伤害了很多人”“左得没有道理，一点也不马列主义”(青年报8．1．)

马哲民肃反政策贯彻的偏差也很大，党组织认为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受点冤枉不要紧，是个锻炼，但群众就不这么想，他认为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要整人民，认为是不尊重人权，这样看法不统一，就产生了矛盾。(长江6．5．)

徐一贯(民革青岛主委)：肃反副作用不少，起先大家不敢谈，现在都鸣放出来了。我去年专门视察肃反工作，有的情况实在令人生气，有反必肃是敌我矛盾，有错必纠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前一步宁左勿右，事情过去了，意见还不大，问题是现在弄清楚是好人了，为什么还不好好做善后工作呢？我说善后工作做得不好，回答是一番肃反大成绩，错误不可避免的大道理，好象谁谈缺点，谁就是反对肃反。(光明6．5．)

吴祖光(剧作家)：肃反是搞重了，面搞宽了……肃反很欠思考……在旧社会受冤枉，被国民党冤枉，死了，千千万万人民同情他，今天不然，人民政府代表人民，如被冤枉为反革命，则人民都会说他是反革命，他会死不瞑目了，……肃反这种方式，即使在专制时代，也都是罪恶的。(文艺报19期，5页)

陈企霞：作协肃反的收获是“烧了房子剩下的木炭。”当别人反驳他的时候，他更狂妄地说：“我要更正：剩下的还不是大木炭，而是小木炭。”(人民8．7．)

林鹏(广西省省委讲师团理论教员)：肃反百分之八十搞错了，革命成了反革命。(人民8．15．)

葛佩琦(中国人大工业经济系物理化学教研组讲师)：肃反运动搞糟了，党犯了错误，领导人应该自请处分。……(人民5．31．)

宋黎(辽宁省中苏友好协会职员)：在鸣放时他狂妄的认为：“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是空洞的一句话，诬蔑某些领导同志参加肃反运动，是“打算捞一把作本钱”。(辽宁8．13．)

周克明(沈阳动力工业公司科长)：“共产党与伪满没有区别”肃反是“根子上就错了”。(沈阳8．10．)

程厚之：“肃反”结果使好人的革命积极性消失了。肃反成绩应该从革命的影响估价。(辽宁7．18．)

彭声汉：(大连工学院讲师)关于肃反，我认为不能把肃反和审干混起来看。有人说，肃反的错误只在对自己人，“拍桌子、瞪眼睛”所以伤了感情。我非常不同意，这是避重就轻，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的说法。对敌人专政才能保证民主，可是我们肃反时对谁专政呢？不是对敌人，而是对自己人。(辽宁6．8．)

鲍臻(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商业信贷科科员)：“肃反运动在全国很多过左的地方”，共产党也没有及时“纠偏”，肃反运动按照“说怪话就是散布不满情绪，破坏党的威信就不是革命者，而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的“感情用事”的政策进行的。银行“有一个非党同志平素爱讲怪话，并没有其他问题，但在肃反时斗争了”。(沈报9．7．)

马忠涛(沈阳市人民委员会物资供应局科员)：他给肃反运动作“结论”是：“错误大，成绩少，缺点多，效果小”，是“共产党思想上僵化，政治上歇斯底里”，“肃反是捕风捉影，弄得人心惶惶”，“在斗争中实际上是逼供，变相屈打成招”，“斗争会……象是封建的私设刑堂一样”，“是党的权力超过宪法”。

在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他造谣说：“先镇压反革命，后镇压思想犯。”(辽报8．8．)

孙惠芳(郑州大学校刊编辑)：肃反运动是政治上的错误。(河南6．4)

王树林(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关于学校肃反的评价我认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在战场作战，由于指挥官的战略战术错了，虽然完成了战斗任务，但伤亡惨重，这就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沈阳6．12．)

陈家芷(东北财经学院教授)：化了这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一年多时间搞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我说成绩不是主要的。(沈阳6．12．)

彭俊甫(沈阳高压开关厂工程师)：肃反有很大错误，并相当普遍和严重。党委说：错误由上级包办下来，但是那一级包办呢？不明确。有人已死了怎么办？我个人认为逼死人的应该受到刑事处分。中共领导全国人民制订宪法，但有些共产党员违犯了宪法，随便搜查人，进行审问，我认为这是侵犯人权的。(辽宁6．8．)

盛禹九(中国青年社)：肃反运动的缺点和错误很多，伤害了人的感情，使人受了委曲，一辈子刻划在心里。肃反运动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中青报8．1．)

何涛(四川实试歌剧院)：肃反偏差一言难尽，确是黑色统治。甚至不如国民党。(四川5．31．)

詹寰(中国青年报记者)：“肃反搞糟了”“肃反扩大化了”并猖狂地提出质问：“肃反为什么只由共产党领导？”(北京8．6．)

蓝野(济南一中教员)：现在下级犯了错误上级整，中央犯了错误谁来整？几年来，宣传中央是正确的，没有错误，这是不对的。如果不承认，这里边就包含很大危险。刘少奇说：“肃反成绩是基本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颠倒是非。错了要承认，过去帝王都下罪己之诏，以谢国人，难道共产党就没有这种精神吗？(大众7．1．)

孟昭英(九三学社社员)：肃反扩大化了，肃反后人与人不说真心话。(光明7．27．)

朱启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对肃反重新估价的问题是关系到将来的历史如何写法；应该说，肃反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严重的，因为斗了多少人，多少人被当成了反革命斗了，结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作实验，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呢？造成的罪恶是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人民7．21．)

吴襄(大连医学院教授)：肃反第一批肯定有错误，在肃反斗争中，被斗的和参加斗的人都是被动的，因为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被斗的人没有自由，参加斗争的人又何赏有自由？同样的不是甘心情愿。

肃反斗争错误的根源是党没有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党口口声声讲唯物主义，但这个做法却不合乎唯物主义，搞得人心涣散。(旅大6．11．)

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肃反运动搞糟了，该肃的没肃，不该肃的肃了，因此主张成立“平反冤狱委员会”。(文汇7．7．)

吴德培(东北财经学院讲师)：在估计肃反时“不要讲成绩是主要的，要把错误放在前面”(财院整风快报7．16．)

丘致中(农工党员)：三反、肃反的错误是很大的，甚至副作用超过了成绩。(人民8．12．)

张载扬(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助教)：肃反运动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肃反的错误是三害集中表现。肃反把青年人斗成神精病。党委为什么不敢正视这些缺点是因为怕影响了威信。(人民8．21．)

萧克真(东北财经学院)：由于肃反运动使党群之间，青老之间造成了隔阂。(财院整风快报7．16．)

邓仲广(东北音专教授)：音专肃反一点成绩也没有，把错误当成绩，如果说有成绩，那就是达到了宗派主义的目的。(沈阳7．16．)

乔树民：(大连医学教授)他说：党在肃反中所犯的错误是全面性的，撕毁了自己定的宪法，必须从党中央来寻找错误的根源。(辽宁7．5．)

周琳(沈阳中心气象台工程师)：去年肃反对知识分子是粗暴的，效果不好：肃反中斗错许多人，伤了感情，做错了就这么检讨道歉就够了，那么便宜!要有法制，要依法处理这些领导同志才行。东北财经学院肃反中三分之二教师遭不白之冤，东北农学院王某在“三反”运动中遭受了上饶集中营里都没有的刑法。(辽报8．13．)

臧显：(民革，东北财经学院讲师)：“肃反所造成的损失是不能弥补的，譬如镜子打破了，虽然补上了，但总是有裂痕的”(辽宁7．10．)

艾玮生(华中师范学院副教授)：我反对前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我认为这次肃反运动是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开展肃反运动我们是学习了苏联的，苏联肃反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我们中国呢，1955年也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三年。

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是共产党员包办了，其实党员包办不了，一般群众也能运用马列主义，但是当时却为这个肃反运动的错误决定作了宣传，宣传斯大林所主张的愈是进了社会主义边缘，阶级斗争也愈是尖锐。

肃反损失有三：

一、损害了中国五千年的民族文化传统，使大家六亲不认，朋友不能往来，师生员工低头而过，象是不相识的生人。

二、使人们怀疑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有真正遵守宪法的诚意。

三、抹杀了人的尊严，以“莫须有”的名义来斗争一个人，使人丧失了自尊心。

说肃反成绩是主要的，偏差是个别的，在我们华中师范学院是欺骗人的。(长江6．6．)

宋军(辽宁歌舞团创作组职员)：肃反错在中央，中央提出百分之五，全国六亿人口，就有三千万，主要又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能有这么多吗？(辽宁8．24．)

陈盛兰(民革财政部支部主任委员)：“财政部的“三反”和“肃反”有些扩大化。如“三反”时预定“老虎为25％，肃反则定为5％，事先订百分比的作法是否科学？事实证明确有主观主义。”(人民5．19．)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