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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复辟资产阶级社会学的阴谋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原理及近代社会学思潮这些课程，是旧社会学的核心部分，它是历史唯物论的对立物。资产阶级的学者，以社会学的理论来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抗。因此整个地说来，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其立场、观点与方法，基本上是错误的。但是在百家争鸣的时代，我认为在我国的哲学系中，还有设立社会学一门课程的必要。在这一门课程中，可以利用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对于资产阶级社会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同时也尽量吸收其中的一些合理部分，来丰富历史唯物论。我国的历史唯物论者，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学进行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也可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归社会学还有其它一些部分，如人口理论及统计，社会调查(都市社会学与乡村社会学都可并入社会调查之内)婚姻、家庭、妇女、儿童等问题，社会病态学中的犯罪学部分都可酌量并入其它学院有关各系之内。(摘自“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一文、新建设57．1期)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过去民主党派在向党和政府提供意见时，还缺乏充分的调查和研究”“对于民主党派内部群众(按：根据章罗联盟在民主党派内部极力打击和挑挤左派的事实，这里的“群众”二字只能读为“右派”。)智慧的工作，也做得不够”，以致“民主党派所提出的建议”，“还达不到适当的质量水准。”为了矫正这一点建议“在各民主党派里面成立政策研究委员会”，对国家大事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以中国民主同盟来说，对于国际问题，经济建设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文教政策等问题”，“都可以设立政策研究委员会”，这委员会要“有计划地对于一些问题进行经常性的研究”。还“希望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问题，随时供给各民主党派以足够的资料”。(在1957年2月政协会刊上的笔谈)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过去的社会学原理所研究的对象，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研究的对象，只是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有所不同。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原理可以不必要了。可以开一门近代社会学思想史，来代替社会学原理。在这一门功课里介绍并批判自孔德以来欧美各个社会学派研究的成绩及其错误之点，除此以外，还有若干社会现象及问题，可以在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中讲授。第一，人口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教学中只讲一小时，这是很不够的，应当拿出来加以充实。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虽恩格斯对这一门学问很重视，而且还写了一本专著，但是现在通行的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却讲得很少。社会学可以来研究。现在法院中离婚案层出不穷，儿童问题也很严重，需要进行研究。

第三，城乡关系，这里包括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上层建筑与基础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过去的“都市社会学”和“乡村社会学”所研究的，可以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过去的社会调查搜集材料不少，但是分析不够，因而不能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

第四，社会问题中如民族问题，已有专门机构进行研究，但除社会主义还有犯罪问题、劳动问题、住宅问题、生活费用及生活程度问题等等，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还有宗教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知识社会学等，过去中国也没有搞过，我看将来也可以搞搞。”(摘自新建设57年7期42页)

陈达(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副校长)：

了解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以外，现代社会生活问题也急需加以研究。

“首都学术界近来对于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和人口问题很感兴趣。您是这方面著名的专家，是否可以谈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记者问陈达教授。

“目前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种种问题，没有人来系统地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陈达教授说，“这样，在学术领域中就形成了空白，并为国家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大家开始注意到这些问题是十分及时的。”他说，社会问题是和现实社会紧联在一起，无法分割开来的。各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问题。因此，我们除了研究历史，了解过去的社会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必须对现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广泛的调查、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象人口、儿童、婚姻、家庭、妇女、城市、乡村、犯罪、移民等问题，都是很复杂和牵连很广的；而在新社会中，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引起了种种变化，又产生了许多过去所没有的新问题。就拿城市问题来说，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不久前便在市人代大会上说过：北京市当前市政上所发生的种种困难，主要就是由于几年来市内的人口增加得太多太快。很显然，这问题也不仅是北京一地而已；今后，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各城市人口势将继续不断地增加，市政的问题自然也就愈来愈棘手。怎么来妥善的解决呢？那首先就需要好好地进行一番调查和研究。还有，农村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的农村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之后，除了经济方面的变化之外，人民的生活以及彼此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也需要来摸摸底，作一番系统的调查和研究”。

陈达教授指出，一方面有许多社会问题急需人来进行调查和研究，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训练有素的专家闲置在那里，或是在做着不适合他们专长的工作。陈先生很激动的说，“1952年院系调整决定取消社会学系时，他是坚决不同意的。因为社会学的理论果然有许多错误的地方，当然需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来彻底进行改造，但决不等于一无可取，必须‘连根拔除’。中国过去搞社会学的人一向注重实地调查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成套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和经验。由于社会学系被取消，过去一批搞社会学的人多数改行干别的工作。其中就有许多是改得颇不合适的。象人民大学的李景汉教授，几年来改来改去就没有一个确定的专业，孙本文教授在南京大学重起炉灶另开别的课程，史国衡教授则完全脱离了教学岗位在清华大学办起总务。这实在是对国家人材的一种浪费”。

人民日报于2月2日发表了李景汉教授一篇题为“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的调查报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与好评。陈达教授有点感慨地说，“李景汉教授在这次调查中所用的，正是最典型的社会学的方法，而象李景汉这样水平的专家，在过去搞社会学的人中间是并不在少数的”。

主张成立社会问题调查研究所，在大学开讲社会学。

因此陈达教授主张，应从速在中国科学院里成立社会问题调查研究所，集中全国现有的研究人力，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制定社会问题研究的规划。同时，为了训练培养年轻的接班人，应立即在各综合大学或是财经学院中恢复社会学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系统地、逻辑地讲授社会学，特别是“应用社会学”(如“社会调查”等)则不妨先行开课。

至于过去许多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不符的社会学学说，陈达教授认为也应当讲授。他主张应从速把古典的社会学名著选译出来，因为这些都是历史遗产，其中固然含有糟粕，但也有不少值得汲取的好东西。并且，纵使是完全反动的学说，也应使大家知道它的内容实质，以便于分析批判，这样才符合我们百家争鸣的精神。陈达教授说，我们不能把过去一刀割断，任何社会科学都是逐渐形成而不是从天而降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汲取其中有价值的部分而丰富了自己的内容的。(文汇4．16)

李景汉：谈起社会调查，老教授兴致勃勃地说，他向来就是完全以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搜集事实，发现问题，再根据事实分析研究作出结论。既不夸大粉饰，也不折扣缩小，客观如实而不渲染，因此能精密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的真实面貌。这对政府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要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必须把握住矛盾发生的背景、过程、症结之所在，以及用什么具体的方法、适当的步骤来加以解决。这些都需要很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损失。

李先生举这次政协会议中所讨论的晚婚问题为例。他说，“由于在会议上和报刊上对于晚婚问题作了不恰当的宣扬，甚至有人公开提出应推晚婚姻法中关于结婚年龄的规定。其结果，反倒是使得乡间的许多青年男女人心惶惶，抢着结婚，这就是没有好好经过调查研究，缜密考虑适当的步骤，就贸然发动宣传的结果”。

“中国的社会学者一向是最重视实地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社会学所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上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民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也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如领导与被领导、党员与非党人士、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研究分析这些关系，提出解决的办法来，则有赖于精确深入的社会调查。过去中国的社会学家，尽管由于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缺乏阶级分析的方法，因此对社会现象本质的认识是模糊的，也提不出根本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来。但是，他们确是踏实地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用的东西。今后，新中国的社会调查工作应该把重点放在‘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调整’的系统研究上，可以补足政府调查统计的不少空白。”

李先生指出：“中国现有的调查统计是完全模仿苏联的报表制度，象望远镜似的，能获得整个国家全面的概括情况，但是在各个方面就不能深入细致，借此来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实施中，往往报表泛滥成灾，徒具形式，使得乡间干部对之感到头痛。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却是显微镜式或是爱克斯光式的。比较精密的研究，都是以抽样和典型的方法，来从事大量现象中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调查。这样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前者偏重于“见林”而后者偏重于林中的某些树木。相互补充，抉长补短，就可避免‘见树不见林’或‘见林不见树’的毛病”。

“目前我国的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者只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原则，干巴巴地缺少根据丰富事例的活生生说服力。倘关于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争鸣起来，就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材料来充实、丰富我们所讲授的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内容，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往前推进一步，并可能开始建立起新中国的唯物社会学。”(文汇5．17)

王造时：现在有人主张恢复社会学，我是很赞成的，因为新社会也有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我想是不是要恢复政治学也到了值得考虑的时候了，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新的政治问题，如市政，行政管理，选举制度等等。并且为着“知己知彼”，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加以了解和研究。

而且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与实际政治距离得比较远些，所得到的结论是硬碰硬的，牵涉到符合马列主义的问题比较少些。反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对政治容易发生影响，并且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是唯物，有时也难下最后的判断。(光明5．1)

王造时 最后我想说的，放鸣的作用是揭露矛盾，揭露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党方面是充分注意到解决问题的，并且号召了干部在这次运动中对本单价的矛盾要尽可能地边发现边解决。我想，解决要求其快，但更重要的，解决要得其当。解决不得其当，等于制造一个新矛盾。党这次大可以切实扩大集思广益的范围。大家共同发现的矛盾尽可能由大家共同来解决。理由是：一，多方商讨，可以增加解决得当的机会；二，共同商定也可以分担解决后果的责任。因此，我建议两点：

(一)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在这次运动的各个阶段中通过各级的统战机构，动员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力量来切实参加审核这次各方面所提供的资料，并共同磋商解决的方针和办法。

(二)认真听取并采用专家研究的成果。许多问题不是凭常识，更不是凭教条能解决的。需要的是细致的科学研究。我们要相信科学，相信学问，相信专家——特别是本国的专家。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例如政治学，包括行政管理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如何延揽我们的老成学者，委托他们切实联系各部门的实际，研究并提供方案以备采纳。(解放5．21)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

关于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想现在似乎还谈不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重问题。要发展社会科学还有许多基本的认识问题要澄清一下。

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是怎样发挥许多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问题，我考虑这个问题觉得关键还是在我们怎样对待旧的社会科学，这个态度问题不解决，那些过去搞过社会科学的人的力量还是发挥不出来的。

问题是出在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不科学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起没有什么遗产可以继承。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这些全是敌人，是毒素。如果采取这种看法，新旧社会科学是对抗的，接不上头，也没有接上头的必要了，我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有错误、有缺点的，因为它受阶级性的限制和歪曲，但是资产阶级要用它来解决它社会里的问题，虽则它不能解决这种社会里的基本矛盾，但也不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在他所能解决的问题的范围来说，他所掌握的也不可能全部是虚假的，都是些和客观事物完全不相符合的错觉。如果它也反映一部分事实，这部分的知识还是应当有用的。不但如此，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一直存在的而且是复杂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是不是只代表统治者的一方面而完全没有代表反统治者的一方面呢？我想也不可能是如此的，那么我们凭什么全部否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社会科学呢？有什么根据可以说没有任何遗产可以接受呢？

其次是对待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态度问题。如果认为旧的社会科学只有毒素，那么这些人首先是消毒的问题。消完了毒，从头再来、自然不及没有受过毒的人学起来更快些了。他们是象背了包袱赛跑，愈跑愈慢。如果认为旧的社会科学是可以批判接受的，那么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个改造的问题。他们经过改造还是大有可用的；而且经过改造，他们对社会认识得更深刻，比之没有经过这番斗争的人经验多，阅历深，见识广。现在，我觉得第一种看法还是较占上风，因此很多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脱离了科学队伍，或是在队伍里发挥不了作用。这种情况我认为是不正常的，对于发挥潜力是不利的。

社会科学的队伍里，新旧不接，少数先锋队背后拖着一大批发挥不了作用的“旧人物”，这个队伍的力量自然是不会太壮大的了。力量发挥不出来成绩也就不会显著，摆着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动不了手，社会科学的地位也谈不到提高了。如果社会科学被人轻视，我想主要是社会科学的队伍里自己已没有团结，没有发挥力量的结果，怪不得别人。

我认为发展社会科学还得先解决这个对旧的社会科学的态度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到真正对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团结改造工作。这是发展社会科学的第一步，是起码的一步。(“争鸣”57年5月号)

言心哲 首先，我同意大家的发言，应立即恢复社会科学的研究；一方面要来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并吸收它的有用部分；另一方面也要为了建立马列主义的社会学，来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在目前较重要的问题是，正如大家所指出的，要展开争鸣，必须解决人力和图书资料问题，但是，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还是高等学校中社会学系的恢复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时，把社会学系取消，在当时看来固然不对，现在看来更是不妥，这是因为社会学系被取消之后，有些原来在社会学系担任教学的人员纷纷转业，无法用其所学，发挥它的作用，在人事的安排上，发生不少的矛盾，造成许多人力上和物力上的浪费与损失。现在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需要，又重新地把它提出来了。我很同意陈达先生的意见：为了培养青年一代的接班人，应立即在各综合大学或是财经学院中恢复社会学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方法来讲授社会学和社会调查等课程。

1952年院系调整时把社会学系取消是做错了，是以教条主义向外国学习，生搬硬套的后果，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但“有错必纠”，一误不容再误，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我希望两点：第一，我们希望在上海也能有一个社会学工作筹备委员会分会或类似的组织，把上海社会学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商讨在社会学方面如何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学系的恢复问题，社会调查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社会学的范围和作用等等。同时与北京方面取得联系。第二，如果有一天社会学系能够恢复的话，希望原来一批搞社会学的人，能回到本行，一道为我们的共同事业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文汇5．30“也为社会学说几句话”)

曾昭抡　千家驹　华罗庚　童第周 钱伟长

(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临时研究组)

荣孟源：(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研究员)“目前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只有夹叙夹议的论文”，“以论文来代替一切，那就妨害了历史科学的研究”。

“我国传统历史学的各种体裁都是一种花，都要和论文体裁的花一起开放”。“首先应继承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撰述各种体裁的资料”。(人民8．14)

雷海宗：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8月18日天津日报)

陈振汉(北大教授、民盟支部副主委)强调提出要“吸收”和“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有用的概念或方法。并以凯恩斯的“乘数论”和庸俗经济学中的“边际观念”和资产阶吸统计学等为例，说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有用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的阶级经济学是否全篇胡说八道，一无可取，是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供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利用呢？”你们“对有些东西不懂并不了解也没接触，但要是资产阶级的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人民8．29)

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的论点片段

陈振汉：“在英美，一般人所以认私产为天经地义，倒不尽是从保守、自私的观点出发，而是真正认为私有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因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利润追求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目的，财富积聚被当作社会地位的标志，才有人肯专心孜孜精益求精的去改良生产技术与企业组织，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的来储蓄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途径。于是我们才有新的发明，新的产品，生产效能与生活程度的提高。”

“假若一旦私有制度取消，或者财富差别不能存在，是否会连这种根深蒂固的资本家的勤俭美德，进取精神会扫地以尽？生产活动归于停滞，整个物质文明寿终正寝？”(“经济评论”1卷3期1947年)

陈达：资本主义社会“实为自由劳工时代”；他说社会财富的产生，“资本、土地、管理、劳工四种要素都有功劳，都须有相当的报酬；他认为“社会里有一部分人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永远存在的。

(引自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人民9．21)

陈达：“社会不安大概是由于工人的骚动”。诬蔑罢工“损害社会利益”。他一面叫嚣要“工界自己改善，不作无谓的骚扰，举凡和资本家捣乱，在社会里发生暴动种种情事，理应充分抑制”；一面竭诚拥护反动统治对于罢工的血腥镇压，说“军警和捕房弹压，是他们职分内之事”，“政府用武力完全是为维持治安或执行法律，遇必要时可以剥夺人民的生命”。(人民9．21)

陈达：“在现在工业时代，雇主简直用工资来买劳工者的功夫，所以劳力的成绩，完全为雇主所有。

“工人的生活困苦”，主要是“工人生活习惯的改变”他说：“从前工人们大半爱穿土布，爱吃粗粮，现在有些工人们要穿东洋市布，要抽鸡牌香烟，因为他们的习惯改了，所以生活费也加高了。”(工人9．24)

陈达：“社会里有一部分人们要终身受雇于资本家，靠工资来谋生的，这就是劳工阶级。”

劳苦大众是“盗贼，罪恶与传染病”的渊薮。(工人9．24)

陈达：“工业和平”是什么意思呢？按照陈达的解释就“是减轻生存斗争，加添成绩斗争”。这就需要“劳资谅解”，“要鼓励工人受雇”。

“我们知道，雇主握有工业的财政权，所以有许多对于工界的改良，不经他们的许可和合作是办不成功的。”

“罢工经雇主开导后，工潮或者平息，所以解决罢工的责任由雇主负担。”(工人9．24)

陈达“工人与雇主可以自由订立劳动契约，实为自由劳工时代”。(“中国劳工问题”、工人9．24)

陈达：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叛变了革命，向党向人民进行了大屠杀，陈达对这些罪行是拍手称快的，他曾这样断言：“国民党自清党以后，左派失势，劳工左倾势力，将更受打击无疑。”

“要谋工会的进行，必须依附于政党之下，受政党的庇护，并且在党纲之中规定保护劳工的条文，最明显的莫如国民党。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工人部专习关于工人种种福利，举凡劳资争议等问题，工人们都可请求酌办。”(“中国劳工问题”、工人9．24)

陈达：“工人的进款增加，奢侈的恶习跟着发现，劳力供给因受刺激而增加，生殖率因此提高，社会痛苦因此产生。”(人民9．21)

陈达：陈达和资本家一样地仇视罢工和暴动，他认为这就是“和资本家捣乱”“触犯法律”，因而就必须加以镇压。他说：“警察弹压乃警局维持治安的职务”，“遇必要时，可以剥夺人民生命的自由”。

他不但主张镇压工人运动，而且为反动当局具体地指出有那些情况应当坚决镇压，陈达说“在三种情形之下，军队出来弹压：(1)罢工案情严重(注：实指共产党的领导)，添派军队以补警察之不足；(2)罢工发生地点在军事区域内；(3)罢工发生地点只有军队没有警察。”(引自陈达著：“中国劳工问题”、工人9．24)

吴景超“一般人的心口中，每有有种误解，以为外人在华设厂，把中国人的钱赚去了，从中国的立场看去，是一件吃亏的事。这种误解，有加以清算的必要”。……“外人来华设厂，其事业之所得，以百分之八十五付与我国政府及人民，而自己只能得到百分之十五。”……“我们不但欢迎过去已经在华开设的工厂，继续在华开工，而且欢迎将来还有新的外厂，在中国设立。……”

“有人说，外人在华设厂，同类的民族工业，将因竞争而失败，我们为保护民族工业起见，所以反对外人在华设厂。这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论。……在中国境内所树立的工厂，是中国籍，抑是外籍，乃是不大重要的问题。……社会上有一种人会感到外厂的压迫，那便是一部分不长进的中国资本家，开明的、进步的中国资本家，只得到外厂切磋琢磨之益，而不感到其压迫”。(新经济8卷1期1942年)

陈振汉：事实上，在华外资外厂增加的结果，我们如细加分析，并不阻碍而且帮助民族资本的蓄积(积累)。因为外资输入或外人在华设厂的结果，与民族资本一样，是增加本国人民的生产能力，也就是增加他们的所得。这所增加的生产能力的大小，是不会因资本的国籍而有差异的。外资，或外籍工厂在国内雇用工人，购买其他生产原素，所出代价，即是本国人民的所得，这些代价是不会因资本是外籍而减，或因华籍而增的。(图书季刊新5卷2，3期合刊、1944年)

费孝通：地主可以闲手，是因为农村里没有土地的贫农情情愿愿替他劳作。(当代评论1卷20期、1941年)

费孝通：若我们追问为什么在我们的农村里地租能这样高呢？我们的回答是农业成本低，农业成本低是因为劳力不值钱。……劳力怎会不值钱呢？那是出于我国经济的致命伤：人口太多。在农村里有着很多出卖劳力的人，结果是使很多稍有土地的人即能用很低的工资来雇人代劳，脱离劳作的地主缘是兴起。结果造下了耕者没有田，有田者不耕的现象”。(当代评论3卷15，16合刊、1943年)

费孝通：每个人大约只能得到三亩田地，这三亩田地的所有权即使属于耕者，试问这些有田的耕者能维持什么样的生活？用饥饿来换取地主的身份，在我看来未免太不合算。(当代评论1卷20期1941年)

陈振汉：租佃制度……维持着一个比自耕农制度高的全民就业水准。(经济评论3卷3期、1948年)

吴景超：对于农民问题，他认为，中国农民的贫穷不是阶级压迫，剥削的结果，而是人口的“压力”。他说：“我们如想知道中国的农民何以在贫穷线下过日子……原因是我们国内有一个大障碍，这个障碍并非时人所说的帝国主义及封建残余，而是我们自己的人口数量。”(独立评论第期、光明9．6)

吴景超：吴景超认为马克思主义依据生产资料的占有这一根本原理来区分阶级是一种“偏见”和“片面”观点，主张用“多种因素”综合地来区分阶级，才是完善的标准。他所得出的结论是极其荒谬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消灭阶级是永远不能实现的。为什么不能消灭阶级呢？他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一种有组织的生活，是一种分工合作的生活。既然如此，有一部分人一定是发号施令的，另一部分人是服从命令的；一部人是劳心的，另一大部分人是劳力的，一部分的职业是有荣誉的，在社会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另一部分的职业是多数人都能从事的，得不到社会上的敬重的。……”所以在有组织的社会里，“阶级现象是免不了的，除非大家都回到原始的时代。……”，“第二，使阶级不能消灭的原因，就是人类在生物上是不平等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社会上有组织的生活，以及人类在生物方面的不平等，乃是阶级社会的最后堡垒。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大炮，也是毁灭不了的。”(发表于1935年的“阶级论”、光明9．6)

雷海宗：(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雷海宗在他的“关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的一些问题”的演讲里，故意抛开生产关系，把生产工具作为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先将人类历史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四个阶段，再将人类社会发展分为所谓氏族社会，“部民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段，否认作为社会发展阶段的奴隶社会的存在。(光明10．13)

潘光旦：“对于中国文化的盛衰消长，也未尝不可以用生物的原则来帮同解释。”所谓用生物原则来解释，就是他所说的中国没有进行“人种改良”的措施。(人文史观、光明9．6)

潘光旦：潘光旦解释中国的落后和贫困，认为中国落后于日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日本有封建势力的存在，而中国所以落伍是因为太早的消灭了封建势力。他说：“这就是近代日本不落伍而中国所至今还落伍的一个原因。很多人口口声声骂封建势力，我看中国所吃亏的，就是缺少真正的封建势力，这种势力在二千年前就消灭了呀!(人文史观第24页、光明9．)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