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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摘录：右派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对学习马列主义
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
1957.11.00

钱伟长：“我培养研究生是不许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的，只允许上哲学课，因为考副博士有用。最好是关在屋里，不向时事。等稍出一点头，才允许他们出去活动”。“一个人红了之后，就专不起来了”。(中青报7．16．)

董士濂；对于使用知识分子，他主张“用他的才，不要管他的什么历史，什么朋友。”(人民7．21．)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有不少朋友因为我提到了有人要求“一间房，两本书，静静地做做功课”，认为我是在支持“两耳不闻天下事”，进而批评我不应当重业务、轻政治。这正如有人因为我说了今后教书要有些真才实学才吃得开，而说我留恋于教条主义一样，叫人辩白都难出口。

“一间房，两本书”和“两耳不闻天下事”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房里不一定没有报纸和收音机，书本上讲的又为什么不能是天下事呢？“静静地”一语是不是又惹起了反感？是不是一静就不能成为积极分子？是不是要表示关心天下事，要表示政治上的积极性，必须天天热热闹闹地开会，激昂慷慨地发言么？是不是这种热度，这种动率才是评德的标准么？我看安静一下，把紧张的空气缓和一些，多读读书，才是壅土施肥的工作。为了开花结果，不做做这些基本建设是不成的。(光明5．31．)

滕鸿涛(青年作家)：一个人不管做不做一番大事业，早晚得死，舍己为人是划不来的，为下一代也没有什么意义，他要“不能流芳白世，也要遗臭万年”。

存款一万元，一个月就有六十元利息再向文联贷点款，往银行一存就是光吃利息，生活就没有问题了。到那个时候能够写点东西更好，不能写只吃利息也不犯法!他常说多点刺激性东西(搞费)比什么都好!当写好一篇东西以后，他就比较那里稿费给的多，就写向那里。

我宁可做个混世虫活着，也不愿作烈士死去。他说人生在世就是享受。(“文艺报”57．22期)

马戈(上海歌剧演员)：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宁我负天下人，不愿天下人负我。(文汇5．15．)

丁玲(作家)：(指许广平)你现在不管做多少工作都算得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人民5．17．)

陈企霞(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倡“士为知己者死”的反动思想。(人民8．7．)

丁玲(作家)：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他不倒(人民8．7．)

冯增烈(西北大学助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在思想改造过程中虽然受到批判，但它属动物本能。在一个人身上不可完全免除。

章伯钧：所谓阶级斗争，就是生存问题，生活问题，一方是精神，一方是物质。人们想往上爬，不怕，只看合理不合理；人不是为社会主义，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如果没有那些欲望。什么事也不想干了。(陕西6．28．)

邓怀镕(中央第一人民警察干部学校)：推动社会的原动力是追求个人幸福的意向，人们应以追求个人名利来推动社会发展。(辽宁9．4．)

谭天荣(北大学生)：有时，我对自己说：“应该服从分配，你是青年团员(按，谭天荣已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被清除出共青团了)。”可是，另一种意识立刻强烈地抗议：“为什么青年团员就要扮这样所谓悲剧角色呢？”忍受这种牺牲是毫无意义的，人们的才能和兴趣是各种各样的，……在我意识里不能忍受任何暧昧不明，这种话对于我一点说服力也没有。

我要求让我们青年成为象样的人，不要象现在一样，一个一个都是木偶。要求让我们成为确定性格的人。因为没有确定的性格，站稳立场就是一句空话。要求让我们成为是非分明的人，让我们自由地讨论自己感到兴趣的学术问题和其它问题。……先烈们用鲜血和白骨换来的幸福(还有多少个战士们付出了健康)，只有懂得幸福的人才能享受。那些随遇而安、没有任何骨气、没有任何抱负的人，是不配享受的。给他什么都一样，要当一个小螺丝钉什么的，这是白痴的自我安慰，他们本来就什么也做不了。(中青8．2．)

罗隆基：凡人都有名利欲望……社会主义所以不断地提倡劳动竞赛，还不是从名利上来鼓励人的积极性。竞赛和竞争有什么区别，我看不出来，每个人都想往上爬。(人民7．20．)

滕鸿涛：各人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谁也不要去干扰谁。(“文艺报”22期)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民盟盟员)：在肃反中个别知识分子自杀，对此问题徐甚为称赞的说：“知识分子自杀，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宁死不屈’的优良传统”(沈阳7．4．)

左介贻(作家)：知识分子就是有一个好处——有一股傲气；越限制他越吊儿郎当，越信任放手，就越有积极性。(长江7．1．)

韩鸣(民盟盟员)：共产党只有把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地位完全接受下来，才算对他们重视。(解放9．10．)

徐公振(沈阳师范学院讲师)：我国自古以来是尊重教师的，天地君亲师，教师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天教师才没有地位，共产党不尊重教师，可是口头偏偏还喊教师怎么怎么好。(沈阳7．4．)

王文光(民盟山西省筹委会副主任)：几年来知识分子的节气被打垮了，知识分子应为知识而奋斗，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应该“三顾茅庐”。(人民9．6．)

吴子厪(武大历史系主任)：在学术的境界里，可以有信服的权威，没有服从的权威。比如，可以说信服马列主义，而不能说服从马列主义。

知识分子的学术生活，影响了他们对社会生活问题的看法，那就是：他们不喜欢等级观念。

知识分子知道在任何工作上都有领导和被领导，但不喜欢别人以领导者自居，不喜欢听什么“上面”、“下面”。这是学术活动形成的心理特点。

知识分子一辈子都是从事知识活动的。知识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正确的知识就是对客观的正确认识，所以他们尊重事实，尊重材料。真正做学问的人，都不是教条主义者，因为他们经历过学术的甘苦，是从事实出发的，他们不喜欢教条和公式，不喜欢断章取义，他们反对深文周内。由于知识分子做学问是自己掌握材料，作出结论，所以他们喜欢独立思考，喜欢理论，而不喜欢和人讲同样的话。就在学术上，别人解决了的问题，他也不愿再重复。没有经过思考过的问题，要他去讲，去表示态度，他是不愿意的。

做学问的人，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当然也要吃饭，赚钱，作为社会的人必须这样。真理的范围有大有小，但凡是真理就必定有用，必定对人有益。知识分子不是狭隘功利主义者，不求近功，不喜欢急功好利，不喜欢别人只拿物资报酬来奖励自己的劳动。

研究学术的人，很希望内行人承认自己在那一点上对了，或批评在那一点上不对，但不喜欢听外行人的空洞捧扬，更不喜欢外行人的贬斥。党的领导同志，如果不懂那门学问，就少说人家好或不好，那样做，徒增是非。

知识分子从事知识活动，所以喜欢从知识活动衡量人，不喜欢简单地只从某人发表进步言论，或某人接近领导来衡量人。领导上如果只知道欣赏这种人，就会引起大家的非议。知识分子欣赏的是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的人。(长江6．15．)

彭俊甫(沈阳高压开关厂工程师)：中国共产党好事作了不少，空话也实在谈得太多，真理如果没有科学的证明，便不要说成它是绝对的正确，以免日后发现错误失掉信任，比如过去说，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工作才能作好。所以我以前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很热心，但后来就感到没味道了。现在我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需要专门加以学习；我感到中国共产党伟大，主要是看到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建设，而不是由于学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辽宁6．8．)

刘必铧(福州第三机器厂副厂长)：马克思主义行不行？我看学习没有用，政治当不了吃饭，业务技术高工资才会高，不一定要马列主义。现在大家有这样一种说法：未改造的现在多拿钱，等赚一笔再改造不迟。(福建6．6．)

刘地生(南京大学讲师)：为了将来科学建设的前途着想，必须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成长。青年时代的头脑一经定型，以后要客观的研究真理，就比较困难。因此在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教员当中活动，不需要在学生中活动，特别在中小学，应取消少先队和青年团的组织。大学里的政治课自由选读，以免阻碍培养青年独立思考的能力。(人民6．22．)

刘正国(纺织工业部共青团员)：搞科学技术工作的人，用不着学政治，因为政治与科学技术没有多大关系。(中青报9．17．)

江丰(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现在学生在学校中主要是学业务的，不学马列主义，同样也能画好画，如果学生学不好业务和技术，将来职业化了，学生就吃不上饭。(人民8．7．)

马连科(西安邮电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信仰马列主义，那是他们的自由，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左右，譬如说文艺领导者们吧，信仰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出于自愿的把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当作图腾，那也是他们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别人也这样做，更不能把不赞成这样做的人判断为反革命分子。(陕西6．10．)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知识分子要求提高业务是政治积极性提高的表现呢，还是下降的表现？提高业务和提高政治是互相排斥的呢，还是互相助长的？一个有专门知识的人通过什么方式来表示他的政治觉悟才是正常的？——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现在许多朋友中还是不一致的。我的看法是这样：现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已进入了细致的观点和方法问题，不通过实践是搞不通的，实践就是各人的学术思想工作，那就是业务。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求于知识分子的，已不是空口宣传，而是在具体的岗位工作上用专门的有效的知识来服务于人民了。这又是业务。通过业务来改造，通过业务来服务，其中无处没有政治，而也必须有了政治才能这样做。因此，当我说到“一间房，两本书”的时候，我肯定是积极性的表示，其中就有政治，并没有脱离。(光明5．31．)

李锡田：“业务是第一性的，政治是第二性的”。“是否懂了马列主义就能处理业务呢，把马列主义看作万宝囊，那就是教条主义。”他把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污蔑成“政治噪声”。(人民8．9．)

洛滨(党员、甘肃省委宣传部知识分子办公室主任)：马列主义学习是“给人一种精神奴役”。马列主义是一百年前就出现的陈词，而现在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彷彿教徒对教经的虔诚一般。(人民7．6．)

杨清(民盟东北师大主委)：认为政治理论学习就是教条主义，听政治理论课象上教堂做“礼拜”一样。他反对干部进行思想改造，他曾在全系教职工大会上公开提出：“不准批判名利思想”。(人民8．23．)

唐家琛，马馥庭、刘尚哲(兰州医学院教授)：他们公开提出要求，精简马列主义，革命历史课，他们中有的人在考试后，撕毁马列主义题签，并特意在日记上以“火烧马列主义”为题作文章。(人民9．22．)

张秉真(工程师)：理论学习问题要重新考虑，大家学了好几年了，了解了不少党的政策，可以够用了。现在这样每天聚在一起学习，大家都不好好学，时间白白地过去了，太可惜。我觉得可以把每周的理论学习时间用来学习技术业务知识，比那样还好一些。(天津6．8．)

陈梦家(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我以为过去的学习成绩不大，其根源就在于官僚主义的布置，行政命令的办法，教条主义的内容。(按：指历年的马列主义学习)(学习：十一期)

项志遴(中国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工作损害了青年的心灵和个性，使青年苦恼不堪。(光明9．23．)

周玉林(沈阳中心气象台工程师)：什么是德？经常汇报，运动中积极、盲从、提十二次申请，就是积极，就是德；埋头苦干，辛辛苦苦，脚踏实地就是缺德。(辽报8．13．)

施蛰存(华东师大教授)：方今国家任用领导干部，显然有任德不任才的倾向，而德的标准又很高，要求的是共产主义的品德，这已是超于我们传统的盛德以上了。任人以德现在恐怕不很妥当，因为我们在最近二十年中，经过好几次大变革，可以说是一个离乱之世，有德之人实在太少。“老子打过游击”，只能算是功，有功则酬以利禄，何必以位。

从历史上来看，英俊有为之君，总是任人以才的，只有比较保守的帝王，才任人以德。若创业开国之君，则天下乱世方定，如果无才俊之士相与共天下，单靠几个拘拘于小德的乡愿，那是打不开大局面来的。

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多，专业分工又细，如果以德为任用各级领导干部的标准，如果一点不了解业务，也还恐怕不顶事。何况今天之所谓“德”，还只是一些表面的组织性，纪律性，革命性，积极性而已。(文汇6．5．)

陈铭枢(民革中央常委)：德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若单就抽象的政治进步而定为德，就会损之毫厘，差之千里。(人民5．16．)

陈仰之：各单位提拔干部只考虑德资，很少考虑到才。而德的解释也极不一致，似乎凡是党员就有德，凡是文化低的出身于工农成分的也是德，中国有句老话“无才便是德”，在今天居然也有这种现象。有人这样说，今天用人不是“用人唯贤，用人唯能”，而是“用人唯亲”，“用人唯党员”。(光明6．5．)

王士章(上海财经学院教师)：有才便是德。(解放8．17．)

白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对德才应有新的理解，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今后选拔干部不应再看阶级斗争的表现如何，应看其业务水平高低。(辽宁7．18．)

来源：《右派言论选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参考资料之二，东北工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编，195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