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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辛波在解放前的反动活动和在鸣放中的错误言行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钱辛波
1957.11.16

钱辛波是本校新闻三班二支部学员，34岁，江苏嘉定县人。上层小资产阶级出身，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校后在旧新民报作记者工作。1949年8月入党。入党后，曾任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重庆新民报副总编辑兼编辑部主任、西南广播电台编辑部副主任等职。来校前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组副组长。

一、钱辛波在解放前的反动活动

（一）解放前他在旧新民报工作时，曾写了不少反共的新闻报导，直到他入党（他是1949年8月入党的）的前一年即1948年，还写过反动文章。这些反动文章充分暴露了他当时的反动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观点。如在1948年2月他写的“红色石家庄”、“李宗仁的政治见解”，1948年4月30日写的“华北战场大斗法”，1948年7月写的“华北战场傅聂斗智”等文，都是极为反动的。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但口口声声地骂我党为“共匪”，诬蔑我党为“缺德”，为“穷则思乱”，并且极力的为国民党吹嘘、捧场，把当时的傅作义誉为“华北的长城”（详见附件）。这些反共文章，他在入党时没有交代，入党后直到这次运动仍不作交代。

解放前钱在新民报工作时，很卖力气，博得老板陈铭德、邓季惺称赞，每逢老板请客总是邀钱作陪。他是新民报的得力记者，曾被老板派往跟国民党外交部次长去马尼拉参加开国典礼采访，在这次报导中，他把菲律宾的“独立”写成美国人的义举，把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当作菲律宾抗日战争的英雄。他还参加过被傅作义邀请的中外记者团到张家口、大同采访过。因为他是老板的得力记者，所以分配他采访美国大使馆和国民党的外交部、行政院及各党派领导机关等重要部门。当司徒雷登出任中国大使时，他把司徒雷登这个美国间谍写成“和平的使者”。

（二）解放后，据曾在北京日报工作过的两个工人（1948年在北平新民报工作）检举，钱辛波于1948年在北平新民报任采访部主任时，遗失了一只照相机，他诬蔑是被这两个工人偷去了，于是便找了两个警察（一说是特务）辱骂威胁工人招认，引起这两个工人的极大愤慨。

二、鸣放期间的错误言行

（一）鸣放期间，他曾同徐盈、高汾谈过要办同仁报——北京晚报，他提出要徐盈做总编辑，张慧剑（旧报人）、张友鸾（旧新民报主笔，右派分子）做编辑，并表示自己愿意离开广播电台，去做这个报纸的记者。在检讨中他交代：今年春节在陈铭德家吃酒，他曾与陈铭德，邓季惺（旧新民报老板，右派分子）等人也谈论过办“北京晚报”的意见。

鸣放期间，他对××同志说，广播电台一家独鸣，节目的质量不容易提高，有两个电台就可以互相竞争了。

鸣放期间，他对小组的同志表示很欣赏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文汇报的“版面活泼”、“标题醒目”、“文字体裁花色很多”。称道文汇报记者访问傅鹰、流沙河的文章很适时，说他们有“新闻鼻”、会“出点子”。

他在检讨中说，党报的缺点很多，办得“呆板、枯燥、缺乏趣味”。留恋旧报的风格，盛赞“老报人”的技巧。

（二）在鸣放期间，他曾在一次小组会上说：右派分子提出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有职无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反动言论“是事实，有道理”。

他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右倾的，鸣放期间，对报上登出的错误言论，强调从人民内部矛盾的角度去考虑，不同意小组同志对某些错误言论的批判。他在小组检讨会上说：他错误地把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理解为已经结束。认为“今天大家都是一家人，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有话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对鸣放期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散布的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是帮助党整风的；虽然有些意见不一定正确，但动机是好的”。他在小组会和支部大会上检讨说，6月8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党提出反击右派，对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不再认为是“善意”的了。但对许多自己认为是“进步人士”的人成为右派分子，表示不能理解。

（三）在反右派开始，罗隆基被揭发后，他就希望浦熙修不是右派分子（因他与浦感情较好，知浦与罗关系）。当报上点了浦熙修的名字，他感到震惊，表示惋惜，想去找浦熙修谈谈，因有顾虑没去找，后曾与高汾去找徐盈商谈，希望浦安修同志能去“劝劝”浦熙修。

他检讨说：当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如费孝通、钱伟长等）被指出是右派后，他认为这些人“是学者，不过是上了章伯钧、罗隆基的当”。认为知识分子是“进步”的，有“学问”的，值得“尊重”的。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在地位、待遇方面照顾多，在思想感情方面接近少。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感情的温暖’，更甚于其他方面的照顾”。他在支部大会上检讨说：“党应该了解和掌握知识分子的个性和特点，不要一般地对待，所谓个性和特点，就是爱清高，不愿多受约束，生活态度比较随便，等等。党不了解知识分子这些特点，就不能发挥他们的特长，因而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就疏远了。”

（四）钱辛波认识的右派分子有浦熙修、黄苗子、丁聪、冯亦代、吴祖光、张友鸾、陈铭德、邓季惺、关在汉等，都是早在解放前就认识的。解放后虽关系逐渐疏远，但仍有来往，对他们的思想感情仍很深。他在交代中承认：最近一年来，他和右派分子来往过数次，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生活作风对他都有影响。浦熙修曾诬蔑新闻不自由，说记者采访还要划分等级，张友鸾的资产阶级新闻学，都得到钱的同意和支持。

（五）鸣放时期，他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党和政府现行人事制度中统一调配干部的作法不满，认为这种作法既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又束缚了个人的喜好和特长，主张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采取考试录用和订合同的办法，逐步过渡到完全的“自由市场”。后来他检讨说，因自己被分配在广播电台工作觉得不适合，希望自由选择职业。

三、在运动中的表现

钱辛波对待自己的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没有及时主动向党交代自己的错误，初期只检查在鸣放期间的右倾思想，而不交代与右派的关系及解放前所写的反动文章。后来在支部指定要他交代时，他才作了一定的交代和检查，但对解放前所写的反共文章仍一字不提。

附件：钱辛波在1948年写的四篇反动文章

（一）红色的石家庄

【本报北平航讯】冀省重镇石家庄自于去年11月间落入共匪手后，就成了一个谜，一般人不知道它已变成了什么样子，最近有一个刚刚从石家庄逃出来的人，在他口中，获得了一些石家庄近事。

石家庄因为本身地位的重要，素来就是冀西的门户，共匪得到手后，亦把它视为冀省的根据地，且有意把它造成“张家口第二”，就派了一个名字柯庆施当石家庄市长，杨得志当警备司令，杨原来就是当时在石家庄的三人小组之一，这次随军进入石家庄，对人与地都很熟悉。又看到石家庄工厂林立，在国军留下的仓库上抢了不少存余的物资，因此更大模大样地成立了一个资源委员会，有一个姓黄名敬的担任主任委员之职，电灯公司、自来水公司——各工厂都派人当了经理，大兴纱厂，一部分已经开工了，其它部分，也预备在最短期间内开工，电灯、自来水都一一恢复，表面上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共匪在国军区域内，到处破坏铁路，但在“解放区”内，却拼命地修复铁路，不单在东北各地，在石家庄亦然，自石家庄以西，铁路已修到微水，计划中是修到山西阳泉，因材料缺乏，没有完成，石家庄之北已修到柳辛庄，共匪对保卫交通不遗余力。

国军飞机在最初常去袭击，近来很少去了。不过共匪还是害怕得很，最近正举行防空运动，要家家户户掘防空洞，除防空洞以外，还时时提心吊胆防国军袭击，闻国军在撤退的时候，有一小部分武装力量匿藏着，共匪曾暗中吃过一次亏，所以一到晚上九时起就戒严，不许一切人来往，到翌晨六点始解严，市区内外的出入亦受严格的限制，非有证明文件不准通行，故要逃出来亦非一件易事。

大家听惯了的“清算”、“斗争”，在石家庄并没有开始，目前共匪正在做的一件“缺德”事，叫做“挖蒋根”，意思是专门对付“国特”，对共匪不满者，凡是“十九号”最倒霉，十九号在原来是国军某机关（听说是锄奸团）所住的一所房子的门牌，共匪恨之入骨，凡稍沾一点“十九号”关系的，莫不受害。

市面上不见拉洋车的了，且不谈拉车的是否已经翻了身，但至少也没有一人敢去坐，不论穷的富的，在今天都变成一样的穷的。有些人尽管是有钱，还是做出一付穷样。在共匪区里，小买卖是没法做了，物价在各地都是差不多，使人不能跑单帮，一律用“边币”，强迫将法币四千五百元折合“边币”一千元，小米一斤约一千二百元边币（在北平为法币万余元），白面每斤约一千人百元边币，酒烟等消耗物最贵，一包蹩脚的咖啡牌香烟，要卖到一万边币，其他洋货也是特别地贵。

现在，石家庄有三种报纸，为晋察冀日报、新华日报、石家庄日报，所载的新闻当然都是不利国军的消息与宣传共产党思想的文章，买的人不多，但强迫每家都须定阅。（心波2月9日）——原文载1948年2月的南京新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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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华北战场大斗法

【本报北平通讯】华北这一个战区，自从傅作义就任剿匪总司令以后，只是去年底在涞水附近打了一次硬仗，以后双方就互相捉迷藏，你来我去，你去我来，很像新春所摆的走马灯，表面上打得很热闹，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平津一般老百姓过了四个多月的安静日子，心里已非常感激傅作义了。所以今天的傅将军，成了一般人心目中崇拜的英雄，大家都感觉他有办法，办法究竟在那里呢？书面上成套的计划自然可以拿出一箱，主要的还是战场上能够与聂荣臻打得难分难解，在这种情形之下，傅作义的威望日高，整个华北的局面就靠他独立支撑，他的意见自然而然的成为大家的意见，行辕的权力日渐分给剿总，眼看变成一个空机关，国大代表真是当代识时务的俊杰，目击北方这种情形，就在国民大会中通过了“加强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机构辖区及其职权”一案，直接痛快的主张撤销北平行辕，使剿匪总部变成华北最高的权力机关，这更是向傅作义锦上添花。

北平行辕撤销的消息，在华北剿总刚成立之际即已传出，等到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取消行辕之说更嚣尘上，自从李宗仁、徐启明先后赴京后，走进中南海的行辕已有人去楼空之感，而西郊新市区的剿总，则正兴土木修建房屋。

四月十九日，傅作义偕大病初愈的楚溪春专机飞太原见阎锡山，作一日访问，虽然华北剿总极力守着秘密，但当傅楚专机起飞后，大家就猜想傅氏亲自登门拜访，就定与将来华北整个指挥机构有关。

自三月下旬迄今为止，共匪在晋东、绥东、察南、冀西、冀东地区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势，研究他们的目的不在攻城略地，而在于破坏华北四条干线：平汉、平绥、北寗，津浦的交通，同时这使春耕无法顺利进行，而傅作义对付共匪的战略也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打我察绥后防，我也来打你冀中后防，对不重要的据点随时可以放弃，这一种战略是大胆而新型的，也是为共匪以前从未遭受到的。国军以前吃了坚守据点的亏，现在也改变作法了，把兵力集中使用于运动战，避免作阵地战，这同对方所采用的游击战大同小异，凡是对方兵力稀薄处，就以大吃小的姿态出现，今后，傅作义与聂荣臻将可大大较量一番，看看究竟谁能应用战略高明。但以目前来说，双方都是小有损失，傅部守蔚县与阳高的两个补训师曾不怕牺牲创造了光辉的战迹，而牛马家畜与农具更被对方拿走不少，对方在冀中的根据地受傅部奇袭，物资方面也大量损失。

三月中旬，保定附近一度紧张，待傅部骑兵自香河调回平保线时，共匪主力飘忽到平绥线蔚县一带，一时似乎气焰万丈，过不多时，忽然传出平古线上有战事，当大家目光刚放到平古线时，绥东战事又转激烈，傅作义亲自飞绥部署军事，飞机失事几乎丧生。在归绥和林打了几下，却传出了国军收复冀中河间与大名二城，大家方以为冀中不免要大战，谁知道国军已自动退出两地，晋北的应城反告急起来，这一篇混乱的战报，可以看出双方都是在移动主力，寻觅对方的弱点。傅部某一位高级将领向记者说：“过去国军的失败是在于主力暴露，对方之获胜是由于主力移动频繁，使国军不易捉摸到，现在傅总司令所以成功，也就是能将军队随时随地调动，不用说对方不能知道，就是自己的部队也不大清楚，这才是真正用兵之道。”记者认为这确有很大的道理，难怪在平时常见到数百辆大卡车载运着雄赳赳的傅兵士兵不知道何处去。这就是傅将军用兵之神妙。聂荣臻的用兵虽然也是如此，将来总有一天，双方主力碰到那才真正一场大仗，会闹得天翻地覆。不过，据有经验的军事观察家分析华北战局称：以纯军事观点看，傅将军与聂荣臻两人兵力势均力敌，谁也没法消灭谁，这好比一盘围棋中的“双活”或者是“比气”，东北与中原战事的胜负可以决定华北的前途。

傅作义将军有一笔大本钱，那就是飞机与美式大卡车，当局曾授权于傅总司令，只要他的命令，随时可以出动飞机与机械部队，傅氏有这两件机动的宝贝在手，在作战上发生很大的威力。当三月下旬共匪在蔚县阳高发动攻势时，自平郊飞机场出动的飞机，在夜间即达十余次之多，躺在床上可整夜听到嗡嗡机声在上空飞过，那几天恰是月亮天，听说共方在机枪扫射下吃了大亏。还有一件傅氏心爱的宝贝，那就是骑兵，突袭河间之役即为马队所建的功劳。傅总司令有此三宝在手，才敢担下守卫华北的重担。

在这四个多月华北战事中来判断，共匪似乎在冀察晋绥区域采取守势，在平绥与冀东的攻势是种以攻为守的战术。同时也为呼应陕西与中原之战，共匪的着眼点还是在中原与喧传已久的“五月渡江”的准备，最近关外的李运昌部已源源入关，并在冷口附近集结甚众，有大批南下之意，这是使一般人大伤脑筋的。大家虽向中央请愿增援，但各地均属多事之秋，是否有援军可调，实难想象，共匪兵源除东北方面不断入关以外，因所占地域均为乡间，兵源补充较多，聂荣臻的部队已从十万人补充到十五万人，这是使国军将领最为头痛的一椿问题。

华北战场最近会不会发生大战？这是一般人关心的问题，以目前情形看来，共匪不拟在华北发动大攻势，乃想以华北地区作为中原战场的根据地，而认为中原一旦到手，华北必然为囊中物，除非有机可乘，不然就无大战的必要，但傅总司令怎样的想，就不知道了。（心波、4月30日写）——原载新民晚报1948年5月3日第三版

（三）李宗仁的政治见解 心波

——原载北平新民报1948年1月10日第一版

李主任叹息地说：“共产党到处窜扰、破坏，使人民不能生活，不能安定，乃是共产党夺取政权的一种手段。所谓“穷则思乱”，共产党要使大家都变成穷，然后有机可趁，若一旦他夺得了政权，即可能另有一种花样。”

今后：“要把共产党的气焰压低下去，要把共产党的武力消除，至于共产思想不必除，也不能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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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华北战场傅聂斗智

【本报北平航讯】天气愈热，打得愈厉害，华北战区二个月来战事激烈的状况，实不下于中原战场。自鲁北打到冀中，冀中转到热南，热南又转向冀东，六十天以来，未有片刻稍息。原以为在春暖花开必将暴发的大战，却迟迟到荷叶飘香，枇杷上市的时候才展开，双方经过三个多月的整补，到今天才厮杀起来，分外凶狠。

这一场华北大战较之过去确实精彩得多，双方调兵遣将，用智斗谋，各显神通，主要的角儿当然还是傅作义总司令与聂匪荣臻，这一对儿老冤家，自从这边加上了一个冀热辽边区总司令范汉杰，那边也添上了一员大将李运昌，李在匪区的官职，刚巧与范将军相同，兵力也是相当，这四人捉对儿厮杀正酣，一旁杀上了扪着“东北民主联军”番号的林彪部队，过一下就要看“华北的长城”傅总司令的颜色了，究竟如何，读者请看下回分解！

话说当五月上旬应县、临汾之战刚将结束之际，五月十四日，冀热边境突然起风波，辽西方面的共匪一边窜扰热境，同时攻击锦州、榆关间各据点高岭、前卫诸点为呼应。第二天发现匪部大军集中于承德，平泉，隆化周边。承德顿形严重，立即颁布戒严。令傅作义于十七日亲飞承德，一面指示军机，一面鼓励士气。石觉军长也宣称必全力坚守承德。这正是傅作义聪明与能干之处。承德攻防战起于陡然，国军部署之法尽善尽美，就用心理作战法，亲飞承德，表示出了承德的安全和重要。那时候在首都正在大闹立法院的选举，想不到承德已濒危险关头。

突然间聂荣臻的第一与第三纵队一部，向北平西郊窜扰，聂荣臻这一棋，当然并非在夺取北平，而是下一步诈棋。在政治攻势上表示已威胁华北第一大城，在军事上想牵制傅作义的若干兵力。然后可以在冀东、察南一带畅所欲为，所以在平郊并未正式开打，就急忙忙地彻向南口。

平郊的一度吃紧，热河方面的战事亦未稍杀，李运昌的独四独五等师，约三万之兵，步步由冀辽边区向热河境内迫进，聂部的第七纵队，则不时在徐水、保定间蠢动唱和，承德周边是匪军云集，剑拔弩张，自隆化，平泉撤守之后，聂李两部似乎大有会师直取承德之意。事实上共匪却始终没有大举进攻，聂荣臻的第二、第三、第四纵队转向古北口，拟拦阻傅作义援军由平北上。因古北口地势重要，为历代外族侵犯内地孔道，此驿口为兵家所必争。若匪军占古北口，势将孤立承德，即可打通热辽走廊，随时进窥冀东，以威胁天津大平原，这一着棋相当凶狠，而李运昌部的匪军则住在辽热边境上，想用以逸待劳的姿态，打击范汉杰由东向西的援军，所以五月下旬匪军之围承德，目的不是以大兵力取，而是想把承德套在口袋来，使其孤立无援，不取而自得之，同时实行其一贯机动之战略：西窥张家口，东望唐山，只要探到国军稍形空虚，就杀奔而去，不然的话，在承德虚张亏势，使国军惊师劳众。

隆化、平原撤守，承德国军缩短防线，而石觉军长在热河作镇多年，工事建筑相当坚固，范兵团出兵北票向朝阳挺进，上官云相自通州赶赴密云作镇，平古铁路虽被切断，傅部大军搭坐近千辆大卡车，星夜北开增援，空军尤其出力不小，轮番在承德上空轰炸，大施其独有之威力，共匪只能对之望空兴叹，此时承德之战，却突然沉寂起来。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75期，1957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