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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北京石油学院教授 刘璞
1957.05.00
前言
假如在五一节你站在天安门上往下看时，可以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他们热情而激动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广场上留恋忘返，这是中国人民今天感情的主流，他们想到几年来中华民族所受到的歧视与压迫，看到解放这几年来党和人民政府之英明，廉洁，各项建设之突飞猛进，我国国际地位之日益提高。
但是，人民也渐渐地看到，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存在着缺点和错误，尤其是近年来，显露出来的这种缺点和错误不是少数的，个别的。虽然党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且以之不断教育共产党，但这缺点及错误却仍然产生，且不为人民所完全谅解，人民群众与政府之间存在着隔阂。
从人民群众这方面所感受到的，究竟存在着那些主要缺点及错误呢？它们为什么会产生的？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它；这是党目前提供在全体人民之前的一个课题，每个公民都有责任想一想这些问题。
下面是我在本院的一次整风座谈会发言的基本内容，谈得哆嗦了些，且词不达意，但愿你，在饭后茶罢，慢慢地读了它，更希望你，怀着同样的愿望，为了生活得更理想，为了真理，来指出那些是你所同意的，那些是不对的。
1、在毛主席所提出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中，对「矛盾」一词包括有二种含义：
一种含义把内部矛盾理解为事物内部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的统一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概念一直是我们所承认的，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正是这样一些的矛盾：阶级与阶级之间，工业与农业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等等，推动了我们向前发展。但毛主席着重指出了我国现今阶级与阶级之间这类对抗性矛盾已经基本清除，而非对抗性矛盾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毛主席肯定了我国现今内部矛盾已发生了的质变，这一概念至少对我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另一种含义是把矛盾理解为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所指的是领导与群众之间，党与非党之间，政府与人民之间所存在的互相之间的隔阂和距离而言。我认为，这种矛盾和前一种矛盾在性质上是有所不同的；作为事物发展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前一类矛盾，它们过去存在着，将来也永远存在着。旧的统一否定，新的又产生，它不会被清除。但是在我们的国家中，后一类的矛盾，即相互之间的隔阂，却可以，也应该得到基本上的消除，这种矛盾不是我们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它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普遍性。如果说，今日我们人民内部存在着这种矛盾的话，那么，其原因在于以往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于我们的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在于中央而下的干部的一些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上的问题。当我们主观能动地改正了它们以后，原则上说来这种矛盾就不会存在（个别的隔阂固然是难免的）。
强调这一点乃是必要，因为我们的行动是以辩证唯物的哲学作为指导的，在基本哲学思想上稍有出入，其引起之后果将是很大。
持有这样论点的根据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有着四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修养，他们刚从数重压迫下得到解决；由于我们的党是忠心耿耿为人民的；而更重要的是，根据我们这些年来的生活经验，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要一些错误及缺点产生的根源得到清除，则这种人民内部的隔阂可以不存在，领导与群众之间可以融洽如一家人。
2、根据主要是在于制度的缺陷呢？还是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
中共八大的决议认为：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错误及缺点主要乃由于党员及干部的工作作风及思想方法，即由于三大主义。解决问题的途径是：进行整风，加强党员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思想教育。虽然在决议中也提到了些体制的调整问题，但显然是不深入且放在次要的地位。
我以为：作风不是主要因素，错误及缺点之所以产生，三大主义之所以产生，即产生而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党领导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之间所以有着某些距离，其根源乃在于制度，在于我们国家的制度上存在着缺陷。
需要说明这几点：
（1）所指的制度不是指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对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没有怀疑的。
（2）把干部的作风和制度从概念上划分开来，这是从一定范畴内来处理的，虽则不论什么制度，归根到底，总还是由某些人、人的集体或某些立法机构所订的，但是今天在讨论所提出的问题时，把这二者区分开来应该是符合基本的辩论逻辑的，例如：一个人到资料室借一份美国地图，资料室根据保密条款不予出借，对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是干部的作风教条呢，抑是保密制度不合理？这样的区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虽然保密制度终究是由人所制订的：由图书馆馆长或公安局某些人，但对于所讨论的问题，这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并且也导致了二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修改保密制度呢还是纠正资料员的教条主义作风。
（3）作风问题是存在着的，因之，认为通过党内的整风教育来加以迅速纠正乃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不论怎样健全党的制度，执行时还是需要依靠「人」。
然而，制度有问题，执行的人员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还是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制度健全了，对客观适应了，我们不相信现今我们的党员、干部会都是这么糟糕，把事情办错、办坏。
由于制度而产生的缺点是普遍的，因之其危害是严重的；由于人的作风而产生的缺点是局部的，其危害亦是有限度的。
良好的制度本身就应该包含有这样的内容：它能够及时揭发及防止个别人在工作上、作风上的缺点及错误。
整风以来所揭发出来的种种问题，情况很是普遍，内容大致相同，这更充分说明了问题主要不在于广大干部而在于制度。
3、在我国的政治制度中，权力高度集中于党，集中于上级中央，相应地在政治生活中缺乏民主，缺乏自由，这是矛盾的根源。
在以往几年中人民深切地感到：这样的高度集中在阶级敌人还是大量存在时，在政权建立的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在列宁主义的组织路线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也正是由于此保证了革命的胜利，以最迅速的步调复原了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动员了全国力量迅速地开始了经济建设，并促使全民的思想意识纳入马列主义的轨道上来。党的统一全民意志，统一全民行动以完成某种任务上是成功的。在那时如果谈民主，谈自由，会阻碍革命的前进，会使党的队伍松驰，党的坚强领导得不到保证，甚至会招致阶级敌人的复辟。
随着对抗性矛盾之消退，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路线和政治制度及相应的工作方法、干部的思想方法却表现出了它的缺点。在革命时期特别在军队中常用的那种体制，类似于密集的排炮，它可以有力地摧毁一切旧的，但是当我们要建立新的东西的时候，需要的犹如一曲交响乐演奏，需要集体原智慧，需要各得其所，有轻重缓急，需要技巧和灵感。
集权上级与中央必然产生官僚主义。
集权于党，必然产生宗派主义。
集权的结果，脱离了九段，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领导的认识就会流于主观、教条，因而产生了政策方针上的错误及工作上的缺点。
集权易于招致个人崇拜及法制的不遵守。
在集权下的民主只是咨询式的民主。
在集权下的自由只限于国家的自由。
所指的集权乃是指过分的高度集权。
至少在目前的我国，一定程度的集权及权威乃是必须。不认为完全的分散是恰当的。由于国际形势，由于国内人民的思想水平及文化水平，过份的分散及民主会影响到生活前进的速度及方向。但是在今日新的形势下，民主与集中二者在程度上需要调整，在二者的内容上需要改变，在二者实施的方法、方式上需要提高。
只有在革命的情况下，那时形势迫使我们在这一条路或那一条路中作出选择，如果没有权威，力量就会分散。但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分散一些比集中、统一一些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每一条路都可以有它的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分散些，就可以因时因地而制宜，可以彼此取长补短。
4、集权的必然产物——官僚主义
请容许我引用理发业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把某市的分散的理发店加以集中领导。于是把全市理发店分为若干区，每区有百余家，上设一个区管理处。其任务为统管此百余理发店的财务开支，业务计划，人事调动，职工的文娱福利，技术交流，思想教育。于是在区管理处中设置了会计，出纳，人事，文娱，生活，宣教，业务等科别，各设科长及科员若干人，上设区管理处的主任若干，区管理处直属市管理处，市一级的机构当然还要大一些，它负责全市理发业器材及消耗品之统一供应及购买，制订统一的价格，对市民理发情况之统计，以及全市理发业发展规划之制订，市理发管理处受市政局及中央的城市服务部的双重领导，部的机构还要大得多，因为它要进行调查研究，制订方针政策等。
既然上面领导的项目多了，则基层单位——理发店的工作内容也多样化了，每周要作财务报表，要建立起严密的会计，出纳制度，要订出工作计划，要展开劳动竞赛（不是使市民头发长得快些的意思），要开会传达和贯彻上级的各种方针、政策（例如级别工资，发展远景等），于是职工休息的时间少了些，或则是用的人多了些。
其中有些工作是上级为了领导方便起见而规定的。
基层单位的领导者——理发店的掌柜或云经理，通常是由职工当中拔提出来的党员或积极分子来担任，因为这样可以保证上级的决议得到贯彻，本来他可以全力地来考虑本店的业务，想法鼓励职工的积极性，招揽顾客，一边收钱，一边管帐，一边还可以收管顾客的衣物。但现在一半的时间要忙于到区管理处去开会和听市级的报告，而店内的工作，由于自己业务才能差一些，由于上级的方针，须要发动大家集体来民主管理，因之会议也是很多的。而由于上面有了领导，即办事情也就罗嗦了些，例如要买剃刀，因为这是固定器材，按规定必须在前一个月订出计划，报区级批准，然后上面统一购买了配下来，订计划时必须把它的规格，牌号，价格详细说明，否则上面买错了不负责，数量应不多不少，恰够下月使用，以免积压浪费。又例如一位经理积极些看到顾客人数日增，想扩大营业，则必须订出方案，转呈市管理处审核，即使蒙上级批准，也得一年半载以后。
自然而然，经理们就满足于每月上面所交给的任务，在工作中不违背上级的方针政策，能够少挨些顾客及职工的批评，就是功德圆满了。因为不管怎样，每月工资照拿，工作年代久了，也许会把他提拔为区管理处的某科科长，再上去是副主任主任等，这也就是他的前途。
我没有这样的意思：国家不应该管理经济工作，只不过是随便举的一个例子，这幅图画几乎是今天我国一切部门的一个写照，包括工业系统在内。我们现行的制度缺乏能使基层单位既能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又能激起对本单位工作有长远的事业心的那种因素，却可以使本来也许还纯洁的干部不得不染上官僚的习气。
基层领导干部主要是「面向上级」，工作是为了完成上面给予的任务，对上级的评语，对「成绩」，对报刊的表扬最为重视，但是，对本单位工作的真正的社会效果，真正的人民利益，则是次要的考虑。
要想改变这种情况，单依靠对干部的教育，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或是顾客的意见本，都不成，因为问题不在干部本身。
从上面的例子也可以看到另一些必然产生的官僚主义气氛：上层机构臃肿；工作效率低，人浮于事，以开会、汇报、请示和公文作为进行工作的主要工作，领导和基层的脱节等等。
5、关于效率
在我们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竞赛中，效率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把行政效率定义作单位时间里所完成的工作，那么解放这几年我国的行政效率是非常高的。
但是今天人民对效率要求有更正确的含义，不是仅看花了多少时间，还要看付出多少人力与物力的代价，如果这样来衡量的话，则我们社会的效率不高，很低。
在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中，一个人的工作要几个人来分组，一次手续可以办完的事要几次手续，一天办得完的事得拖上几天，几月。
基层单位不是没有想办法企图来提高些效率，但在总的制度限制下，徒劳无功。
效率低的原因当然还不止官僚机构的一个。此外如我国工业水平低，人民文化水平低，几千年来农业封建社会的影响等都是。值得在此提出的是现行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的影响。
我们衡量和录用干部时对才能比较忽视，由党组织直接掌握的人事部门把「德」理解为是否党员？党龄是多少？这样干部就缺乏提高自己能力的积极性。
只要入了工会，有了组织关系，就不怕没有职业，单位不能自己解人用人，都冻结，大家都有了职业上的包干制思想。
应该对人事调动逐步实行解冻，并容许人民自由选择职业，寻找工作；应容许各单位自己量才用人，解人；逐步试行干部的工资由本单位的行政基金中支付。这样有可能使各单位用人精而简，使工作人员必须努力提高其工作水平，业务水平，使社会成员在职业上各得其所，才、学、用一致，发挥人员的利用率，从而提高行政效率。
失职问题不能用「包下来」的办法来解决，如果给予工商企业以较多的独立性及发展的自由，有可能使失业问题得到部份的解决。
要完全解决我国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尚有待时日。但在实际生活中感到，我们的社会分工还有相当的浪费地方，我们一方面有着多余的人力，另一方面却有一些工作急待开展而乏人去做。
科学家要自己洗瓶子，上街买药、买书，教师要刻腊板，扫地。文学家抽出写文章的时间去排队买肉和喂孩子牛奶（爱人去托儿所工作去了）新兴的工业区学校区和居民点亟须各种各样的商品、服务性行业、小学、娱乐场所，但企业部门对这种需求反映得很不灵敏，社会的剩余劳动力及经营企业的精力没有能迅速地转移到这种须要他们的地方去。一方面中学里缺乏好的教师，而一位曾做了几年教师的公民在饼干厂中做工。我们用了外汇去买进不少自化机械及仪表，而富余出来的工人却无处按插。在现代的重点工厂中积压了大批技术干部，相当数量的大专毕业生学用不一致。
诸此等等，单依靠自上而下的组织分配与调整不可有效地解决上面所提出的那些矛盾，明智的领导者应该从其中找出关键之所在。
6、高度集权的产物之——政治生活中的「一阵风」
似乎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以搞运动的方式来搞的。反浪费、反贪污、清洁卫生、除四害、倡三好、穿花衣服、艰苦朴素、民族形式、反大屋顶、整非无产降级思想、重视知识分子、上马、下马等等，人们在运动中过日子。
这样的政治带来了四个害处：
（1）不能真正地彻底地解决问题，一阵风吹来时飞沙走石，声色俱厉，风过叶落，再长新的。
（2）运动来时总是矫枉过正，其实不过正也是矫枉，为了纠偏而过正，难免有人要冤哉枉也。
（3）中央刮起一阵又一阵的风，全国各基层单位工作的同志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从本单位情况出发，根据轻重缓急，抓住本单位的中心问题，好好地来工作，而不得不随风转。
（4）在这一阵阵风当中，老百姓搞得太疲惫了，所谓「政劳民疲」。
在集权的制度下，中央提出一个方针，一项中心工作，一条新的概念，于是便自上而下层层动员、贯彻、执行，其结果就是一阵风，中央的风稍稍偏一点儿，到下面就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了。
其次，这种一阵风的政治也说明中央有些官僚，我觉得领导干部与其做体力劳动，不如多往基层走走，了解具体情况，多接触些群众，多体验些生活，包括毛主席在内。
7、「宗派主义」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由共产党来领导，这倒不是由于经典著作如此云云，这是全体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衷心愿望。
但是，党的领导不等于完全在组织上的领导，党的领导不等于党员的领导，党的领导全国不等于党直接领导人民生活每一个细胞。
宪法赋予了中共以执政党的地位，但是它不能取政府而代之。
由全民所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实际上是成了党的咨询机构和使党的决策会法化的机构。重大的政策，包括五年计划，是由党中央提出建议并获得几乎一致，也必须是一致的通知。虽然人大代表中包括有相当数量的非党代表，但他们都是些知名之士，他们很清楚他们的社会地位及所发表言论的分寸，因之，在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中他们仅是在一些次要问题上提出建议，对重要的方针、政策上则看来只是起些修改作用。
既然人大事实上不能相当地影响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措施，因之，表现在人民方面，对人大代表的选举缺乏应有的关心及热烈，对于代表的监督及要求也不高，缺乏积极性来参加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政治生活。
对于各级政府机构，在实际上党的监督及影响远大于人大所赋予的，人民缺乏有效的手段来直接影响各级政府的各项措施及防止所发生的弊端。
毛主席对中国的政治路线的领导是正确的，伟大的，毛主席在他的领导事务中，也充分体现了集体的原则，但是人们感到，毛主席对全国人民的生活具有过高的领导作用，毛主席是人，既然是人，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就会有距离，这样就会犯错误，领导者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距离只有依靠全民的智慧才能缩至最短，同时，人们也担心，一旦毛主席退位了，上去的领导不如毛主席正确，而万一有如拉科西、斯大林者，而他仍然具有相当大的领导作用，则中国将出现怎样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宗派主义」弥漫于全国的话，那正是由于自毛主席而下，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缘故，这样就形成了自党中央至全国的一个大「宗派」。
党要求党员们保证党的决议在各方面得到贯彻，要党员们团结和教育非党人士，要组织群众并起先锋作用，言行要有原则，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来思考和发言，要党员们及时汇报情况，这样，也就很容易地筑起了今天所谓的党内与党外间的「一道墙」。
党通过党委或党员完全领导着全国的每一个部和单位，（如果是党外人士领导者，那他往往是有职无权）在那里的非党群众，不论其行政职位如何，似乎都处在被领导的地位，在几乎所有的场合下，党员不仅是群众政治上的领导者，思想上的领导者，而且还是业务上，甚至日常生活上的领导者。不仅仅是，由党员口中说出的对政策的解释，对理论问题的观点是具有权威性的，而且，党员对生产中的技术问题，对文艺创作的评价，对教学工作中的方法问题，对音乐舞蹈旋律之好恶等等也都是具有权威性的。
久之，就会产生二方面的效果，在人民群众方面，把党员看作是具有特殊气质的人，这种特殊性首先倒不是由于其吃苦在先等等，而是在于其一切高人一头，什么都懂，许多问题，群众非党等党员提出了看法，于是才敢提出类似的或相当不远的论点。
在群众中出现了少数的阿谀奉迎者流，他们总是教条得很有分寸，积极得很有分寸，并虚伪得很有分寸，这种情况历史上是数见不鲜的。
既然党员权力过人，也必然有少数党员特别在农村和偏远的地方，他们发展成了特权主义者，这样领导与被领导实际上已变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一些字眼被片面地利用着，「打击领导威信」，「不服从组织」，「与组织闹对立」，「对领导心怀不满」，「不安心工作」，「有个人名位思想」……这些乌云笼罩在老百姓的头上，「天高皇帝远」，看不到真理，望不见青天，文化水平不高的人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敢说出他们心里话，生怕那些特权人物将来终会报复的。人民缺乏这样的权力和意识来防止这种特权主义。
但是，假如我们不赋予人民以这种权力和意识的话，那些今天还是少数的特权主义将来必会愈来愈多，那里整个党的成绩和威信就会被淹没。
8、主观主义
近年来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出现了不是少数的错误，这些错误引起了人民深刻的注意，这些错误使人民的利益受到一定的损害。
在经济工作中，农业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对外贸易，工业原料和消费品供应上发生相当的紧张；在基本建设中的冒进，使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失去了平衡，不少建设搞到半途被迫停工；工业建设中的好高骛远，一些现代化的工厂建成后不能完全开工；过高速度的施工降低了工程的质量，几百里刚建好的铁路又要返工；诸此等等。
薄一波估计我们的基本建设投资有25%是可以节约的，看来其中至少有15%的浪费乃由于领导上主观的方针，政策所致。
在文化建设中教条主义扼制了广大群众的生气勃勃的创造力。在教育工作中教师们的热情和积极性发挥不起来，眼看着学生质量不高，但是在严格统一的教学制度教学思想的控制下却无能为力。几年来文艺界的不景气和人民勃蓬发展的生活不相称。
在党员所直接领导的各部门各单位中，由于主观而带来了该部门工作中的这种或那种错误。
在这儿不想过多地列举所知道的那些事实，这种错误不仅是带来了目前已经看得到的直接影响，并且还存在着无形的间接的损失。
其所以引起人民深刻的注意和不满，倒不仅只是婴儿没有奶粉，主妇缺少食油。在数十年的战争离乱中，民间财力已是贫竭，在党的影响下人民响往着美好的生活前景，因之，愿意简衣缩食，支援国家建设，但是人民却不会谅解政府对一粒米、一根线所积累起来的资金予以过多的浪费，人民有权利来追究它的原因。
人们回忆起，当政府制定建设的总路线时，党外的某些民主人士曾认为不能忽视农业生活，但当时认为这是违反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总方针而受到批判，在以后对总路线的解释及实践上是忽视了农业。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当初不少人也是有意见的，但北京市委及都市规划委员会并没有注意研究，今天看来铺得太大了，损失不小。中央提出「除四害」时科学家的意见没有得到发挥，现在看来这「除四害」的方针并不恰当。
由于领导的基本态度是兢兢业业的，因之，错误的原因就首先归结于领导者（并即是整个党的）的思想方法和认识方法，在这儿须要强调的是党在认识方法上的缺陷。
「党缺乏经验，建设还刚开始」，「只要我们努力实践，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再指导实践则我们可以逐渐少犯错误」，「一切要从头学起，不要装懂，虚心地向人民学习，向内行学习，一年，二年，十年，八年，钻进去，总可以学会」等等。这些词句概括的说明了党在认识方法上的严重缺陷。这种从党本身出发的自我观点在实践上是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放弃了社会潜在的知识力量，没有充分继承已有的人类知识的遗产和充分利用当今全人类的蓬勃的知识的创造。
不能说党完全没有注意到群众的智慧，没有注意到人类知识的遗产。但是由于党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党的权威性，因之，这种「注意」收效并不大。犹如一个生手来驾驶汽车，却把司机放在一旁，虽然他努力实践且向司机请教，这辆汽车难免要闯祸，如果就让司机来驾驶，你告诉他走什么路，往何处开，且非更好。
实践，总结，再实践，这种认识过程乃是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总的过程与方法，但决非某特定历史时期具体人（或人的某种集体）的主要认识方法。正确的方法应该把历史智慧的继承以及社会知识的综合放在第一位，而具体人（或人的某种集体）依靠它有限的实践而得来的知识放在第二位。
毛主席在其伟大的著作「实践论」中对此点似强调发挥得不够，这不能不影响到整个党的认识方法及组织路线。
这种缺陷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人类已经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各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缺乏重视。其中包括各种统计学、心理学、法律学、教育学、经济科学、金融科学、贸易科学等等，资本主义国家里发展了许多部门的这些科学，当然其中有许多是为它们那个制度服务的，但也一定有不少知识对我们有用或可资借镜的，大胆地有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科学知识会大大地加快我们的认识过程。
单根据一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是不成的。这些年来对我国社会各方面深入的研究工作做得很少，以我们的对手（如美国）研究了解得更不够，这样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的制定就缺乏科学根据。对人民的理论教育和思想教育亦缺乏丰富的内容，人民感到教条，不满足。
不能以权力代替科学，在学术工作上是如此，在政治领导上思想领导上亦是如此。
在三反五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前年的肃反运动中，党的领导犯了主观主义，显然是过份了些，在一些人的心中留下了隔阂的因子，其影响是深远的，但相信是可以清除的，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这次「放」的运动中。
在这些以往留下的痕迹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某些主观主义的缺点，为了将来，我们呼吁，要在国家生活中维护与加强法制，要提倡礼义和革命的人道主义。
9、治之以法，治之以仁
虽然立国已七年了，但法制并未很好地建立起来，人们亦缺乏应有的现代的法制意识。政策超过了法律，公民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司法效率低，政府工作，经济工作不是都按照既定法制来进行的，当事人的阶级成份往往会影响推理和判决的结果。
我们注意到近来对司法工作的加强，我们注意到苏联法学界对维辛斯基的批判并关心它对我国政治的影响。
人们要求加强法治，要求正常的国家生活。
中国是礼义之邦，我们不主张那些愚忠愚孝，三跪九叩首的纯粹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礼义」，但是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民间也产生了许多纯朴的礼义、道德和习俗，它们多少年来在民间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中起着作用，它们表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尚的相互关系，在人们中间建立友谊和博爱。
在我们新社会秩序的维护中，除了法律以外也需要人情。
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人」。
如果说，在敌对的革命时期，那时必须把阶级的利害，集体的利害放在超乎一切的绝对的地位，那么，当今日转入和平时期后，有必要提倡适合国情的人与人间的礼义道德、家庭生活和伦理观念。
人们有着这样的呼声：「人情薄了」。
儿子因为他父亲是资本家，断绝了和家庭的关系；女儿参加了革命，忘记了年迈的母亲；亲戚不往来，为了社会关系简单些；朋友少交一些，以免小集团之嫌；彼此不谈知心话，怕被对方在小组会上兜出来批评。把一切个人的思想活动都归结到个人与集体的利害冲突上去，淹没了青少年的理想和事业心，唯唯诺诺，谨小谨微，革命的大道理掩盖了人情礼仪。
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礼让，互相尊重，已所不欲，不施于人，爱人之所爱，恶人之所恶，孝悌忠信，长幼有序，尊重人之劳动，体谅人之困难，资已严而待人宽。
10、民主！自由！
民主和自由是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最深入的愿望！
人们要求的不是那种由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议会「民主」，不是麦卡锡主义下的「民主」，我们也不是要在「机构均等」口号下的「个人自由」，在那种自由下产生了今天已是阻碍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自由竞争，产生了堕落的社会道德及靡靡之音，产生了私人侦探，保镖和自动枪手。人们要的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民权平等的民主，要求人民的意志得到最充分的反映，要求国家事务的共同管理与监督，要求行政单位和企业单位工作制度的民主化，人们要求的不仅是国家的自由，法律与社会的自由，还要求有个人意志的自由。
劳动者倒并不希望有提倡唯心主义和反马列宁主义的自由（虽然党现在容许了这样的自由），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信仰辩证唯物的哲学，力图从全民利益上来考虑问题，因为这是真理之路。但是，正因为并不是政府的一切工作和党的一切活动在客观效果上都符合于全民利益，人们有权要求自由来评论政府的各项措施，来监督政府人民的工作。
我们不仅是把民主和自由当作目的，主要的还是把它当作使生活理想化的手段，我们相信党终究会给我们以足够的民主与自由的，因为党除了全民的利益外，没有她自己的利益。
事实上党也是开始在这样作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家争鸣」、「放到底」这些方针的提出使人民感到兴奋、活跃，使人感到光芒万丈的东方旭日之初升。
我们行将看到：
党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将以真正的当家作主的主要翁态度参加到建设的行列中来，一直是勤劳和聪明的中华民族将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表现出它的力量。
由于言路畅开，微言大义可以上达，将看到人民对政府工作的各方面的评论，政府的政策及各单位的工作将建立在人民群众的智慧之上。
干部的工作作风将因受到监督而不容易产生三害。
促使党员干部在人民的熔炉中得到锻炼，使马列主义学说在中国发展成长。
使党更能切合实际地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
11、党的领导
从党这方面来看，基本问题是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脱节，这几年来摊子一下子铺得这么大，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的发展，党不能在业务上，思想上，甚至政治上完全担下这付摊子，然而，这种包下来的局势在组织上却已形成。
党曾经在提高主观力量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这不是很容易很快能见效的事，党要求党员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和哲学水平，然而形势等待不了。也尝试从党外大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以之来提高党的业务水平及知识水平，但这样做考虑到会影响党的队伍的纯洁及巩固。
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看来只有在党的组织路线上加以调整，使之适合于现今的局势。
党应该也必需成为国家生活各方面的核心力量。
党的核心作用不一定必须通过党员或党委组织对生活的直接领导来体现。
最大限度地与非党人士共同来当家；
最大限度地把职权下放；
发扬民主和自由；
加强党在思想上，政策方针上的领导作用，这种加强以充分发挥和吸收全民智慧为前提，建立在适合全国情的丰富的科学基础之上。
党曾经领导了全国人民走过了漫长而艰巨的道路。今天，由于现存制度上的某些缺陷，引起了人民和党之间的一些隔阂和距离。以马列主义哲学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会主观能动地来调整这种缺陷，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会迅速地得到清除，以党为核心的全国人民将会团结一致地走向未来，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来源：《北京石油学院反右派斗争资料汇集》第一辑(北京石油学院政治理论教研室编印，1957.10)，(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