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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系的内部矛盾表现在哪里？
北京大学 李廷栋
1957.05.00
（李廷栋，民盟盟员，俄罗斯语言教研室助教）
党员不能代表群众利益
我们系有些党员的领导作风表现出党员不代表群众利益，只代表党员个人的利益。有个支部书记这样讲：“党支部的任务是考查预备党员的转正问题。联系申请入党的人，别的事情不管。”表现在行动上的确如此，党外干部的工作搞的如何，他们不过问，要过问就是当工作中出现了错误来批评别人。其实他们对申请入党的人也是置于脑后，而在任何事情上总是为党员的利益着想。
其他象不出钱的剧票党团员拿，出钱的剧票非党团干部拿，赠送书的纪念会党团员参加，不赠送书的纪念会有时“照顾”群众（如世界文化名人纪念会等）等特殊现象也很多。
在评薪评级，提拔干部时，将党员都看成“当然代表”，另外在群众里边找一个“群众代表”就行了。凡与党员有同样工作能力、专长，担任相当职务的人都应一律同样看待。党和政府对工作人员的劳动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系的这种作法显然是在推行宗派主义路线，但还要在表面上设法使群众觉得，党组织并没有宗派情绪，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作法。其实能有“群众代表”还算他们考虑到影响问题，有时在主要的问题上，关系到个人发展前途等重大问题时，干脆“群众代表”也不找了，例如，每当苏联专家来后，调出脱产向专家学习的就是党员。其次向其他学校派去进修的是党员加团员，还是没有群众的分，但调到外校去进修的有的是系里教师中成绩较差的，这就更不能令人信服了。
据说当专家回国后领导上还考虑调出一批人进修，这时可能轮到非党干部，因为“专家来时党员脱产进修”，“专家走了非党员脱产进修”，这好象是我们系培养青年教师的规律。
对民主党派的看法不正确
有个曾负相当责任的党员说：“民主党派的成员永远是被改造的对象”，但他忘记了共产党也是属于民主党派范畴的。象我们这样的党员同志可能没有认识到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忘记了自己也需要改造。因为毛主席说：“任何人都要改造，工个阶级要改造”。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俄语系工作的民主党派成员显然成了“永远被改造的对象了”，这怎能搞好合作共事的关系呢！
把工作人员排队，划分界限
我们的一些党员处处要表现得；不论在任何时候，对群众总有先进，中间与落后之分。因此不论在那个教研室总要设法找几个打击，排挤的对象，照他们看来，在一个单位里没有落后分子，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忘记了，就在我们学校里还选举过“先进集体”呢！这样将人排队的结果，使一些人永远翻不过身，成为“被压迫的阶层”。领导上有时也征求意见，但首先要看这意见是谁提的。记得在大学俄文教研室会上有个同志说：“我的关于改进教学的合理化建议领导上不重视，我感到领导上不信任我。”这话讲后，传到领导耳朵里，彷彿“如获至宝”，到处说：“还说不信任”。实际上的的确确不信任。如果不是毛主席这次号召和党中央的整风指示，我看，我们系排队在后边的永远不能到前边来，领导上也不会打乱重排。
在民盟小组召集的一次有盟外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上，有人气愤地说：“他们说我们落后、反动，我不承认自己反动，在旧社会里我也不反动，要说反动，只是反国民党的动。到新社会里，怎么硬说落后反动”。另一人插嘴说：“我们系有些党员硬要我们承认落后，但不能这样，因为在旧社会里，我与共产党员共事的时候，我们系的这些党员还不知在哪里跑”。
这说明我们系的广大教师并不是不愿与党靠拢，而是有些党员在固定地看人的思想支配下，根本看不到他们的进步。这怎能组织大家发挥劳动积极性呢！
积极分子起了使“党群隔阂”的作用
我们系的确有些“积极分子”，但他们专门搜集别人的意见，经过自己加工，予以夸大，再反映到上面去。而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不深入了解调查，以为“积极分子”的意见都是对的，结果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别人。例如有个领导同志问一个干部：“某某说你有政治问题，你为什么说你没有政治问题？”这是多么幼稚的问话。积极分子本来是起党群的桥梁作用，但我们系的土壤适合于“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打击别人，自己起来”的所谓积极分子的成长。领导者也喜欢别人说自己好，也喜欢听到更多的有关“落后”分子的意见。今天看来，我们系党群关系不正常，不能不“归功”于一部分“积极分子”了。
新党员的发展规律
我到系里工作后，党组织共发展过三个党员，但我发现到他们有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在入党前与群众关系较好，问长问短，关怀至极、有如亲兄弟姊妹，感到与这些同志在一起工作很温暖。但入党后，逐渐来往少了，起初还是似联系而不联系，到后来就要在他们原来联系的群众身上找毛病，一遇到机会，就批评、斗争。原来的温暖一点都没有了。他们这样做才能显出自己“铁面无情”，才能显出“党性强”。我以前也碰见过共产党员，但他们的“党性”并不是在朋友身上发泄出来，而是在别的方面表现出来。
过去说别人是“小圈子”，现在自己组织“小圈子”
以前我们系领导上很注意群众中的“小圈子”问题，看见两个以上的人多来往，或在一起交谈，就说有“小圈子”作风，有时还要开会斗争。这样使大家逐渐“六亲不认”，关起门来看书，但奇怪的这两年来，新型的“小圈子”作风特别盛行。党员与党员，党员与团员，党团员与上述的“积极分子”都成为小圈子了。而真正勤勤恳恳工作的一般非党干部都被划在圈子外边。这当然就形成现在所说的“墙与沟”。因为正是以党团员为领导的小圈子，当然别人不敢起来反对小圈子作风。
“肃反”的善后工作未做好
我们系在肃反中斗争，批判了好些人，但最后宣布：“没有一个反革命”，那就是说偏差错误是严重的。有人说，我们系的肃反工作不能套用这样的公式“肃反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是健康的，不过出现了一些偏差。”应反过来说，“俄语系的肃反工作偏差、缺点是主要的，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成绩很少！或者说没有成绩”。从表面上我们系“超额”完成了百分之几的任务，但实际上的确冤枉了一些人。后来知道错了，但又不公开承认错误。有的在大会上斗争了好久，但承认错误道歉却偷偷地在教研室会议上顺便提了—下。这当然不能使那些被斗的人心服。我们系在肃反工作中出偏差，主要是由于一些党员对干部排队，划分界限，当运动来时，不问三七廿一，就从队尾倒数几个人来斗，也没有确实的材料。有的也从党员的印象出发，这也是事实。
党团员不以身作则，就很难团结群众
我们系原来党员也不多，但我发现为数不多的几个党员还闹不团结。如果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等方面有不同意见，或者在执行政策上有不同意见，那还有可说，但他们的不团结就象大家庭的妯娌之间的意见一样。由于党内过去长期存在这种现象，党员联系群众也就“各有各的”，有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还会吃亏，因为你替谁说话也就没有准。这种不团结现象在前两年完全表面化了，已能看出谁联系谁，说的不好听些，就是那些党员拉拢那些群众。我将这意见曾向一党委提出，他说“我可以向他们转达，不过党内不同意见是可以存在的”。或许他不了解是那些“不同”意见。
关于阶级立场问题，我也是在俄语系受到锻炼的，但有些地方，自己不能回答自己想到的问题。比如对待剥削阶级家庭的问题，我由于给剥削家庭汇过钱，批评我阶级立场不稳，我也认为如此，还是乐于接受。但后来我发现有的党团员将剥削家庭的父母同样接来奉养，有的也往家中汇钱，但从来没有看到批评他们。
党外干部是十足的“尾巴主义”者
系里有些非党干部也应负很重大的责任，三个教研室主任都是民盟盟员（其中一人兼副系主任），但他们都是跟在党员后边走，对群众的呼声闻之而不理，不能独立思考。反映意见，党员也很难接受，因此只能在任何事情上说“行”。有的也说，似乎是有职无权，比如毕业生分配，留助教等大致上决定后再找非党干部商量，也只好说“行”。这些情况也应改变。
总之，在我们系的内部矛盾中，党群关系是主要的，党中央提出整风后，让非党干部给共产党人提意见，我内心有说不出的兴奋，公开地向共产党员提意见，批评共产党员。这还是第一次。不过我毫无任何顾虑。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怕批评的，并且会从党外的批评中来改进自己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
几点建议
今提出几点建议，作为俄语系党组织及党员同志们的参考：
1．党组织和党员要代表群众利益。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群众不要求党员的利益低于群众利益，但要求党员不要超出群众利益，应当“共甘苦”，不应使党员特殊化。
2．对全体工作人员不要划分界限，不要固定地去看他们。一切政治工作应当是组织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不要满足于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应培养工作人员的主人翁感，使大家敢说敢做。不要把一些干部的努力进修，工作积极都看成是“个人主义”的，把自己的积极看成是“集体主义”的，因为这是个很难划分的界限。可是系里有些领导者非常“善于辨别”那些人的积极是“个人主义”的，从而在他们的工作热情上边浇凉水。这种主观片面、从个人印象出发的思想方法对全系教师的工作积极性的发挥是莫大的阻碍力。
3．改变小圈子作风，和群众交朋友，党组织和党员只要伸出热情的手来，那党外干部是会感到激动的。
4．对系的非党干部应使其有职有权，今天不是非党干部与党“分庭抗礼”，而是为了工作，不能不有职有权。应使他们摆脱“尾巴主义”的境地。
5．对肃反中被斗错的人继续做好善后工作，应当在大会上认错道歉的就在同样大会上认错道歉。没有作结论的应当做结论，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召号，决不应欺下瞒上。
6．不要对爱提意见的人记账，如果过去就喜欢提意见的人，不喜欢阿谀奉承的人的话，或许今天的内部矛盾并不这样多。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