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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一）
中国人民大学 汪同祖 王亘坚 宪平 周维鲁 林希翎 陶文达 田仲仓
1957.05.00

“1949年以来，学校培养了不少‘自己的干部’。为什么要说培养了‘自己的干部’呢？这不仅是名词的涵义问题。而且，在实际上是将老教授排斥在‘自己’之外的。由于排斥老教授，所以也把对付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用于老教授身上来了。这就是‘利用’他们。知识分子对‘利用’两字很有反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汪同祖）

有的人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当时），又缺乏起码的理论基础和业务基础，却被选派出国留学。

有的人只凭吹吹打打，有学无术，却当了教研室主任，继而副系主任，继而出国当专家，回国后又当了一个国内著名大学的校长办公室主任。

有的人终年悠游步月，松闲懒散，却当了教研室副主任，当了副主任“不理朝政”，正因为“不理朝政”，权当了教研室主任。当了正主任马马虎虎，正因为马马虎虎，才又被选出国当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财政教研室副主任 王亘坚）（大字报）

1．有些老干部凭过去的汗马功劳，不求上进，却能稳居高位，直到老死或犯严重错误为止，阻碍工作，压制了新生力量。

2．所有大小干部走进革命大门后，就有了一个敲不破的“金饭碗”，这样免除失业之忧，固然能使人安心工作，但亦使许多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混日子，蜗牛式的前进，甚至长年累月闹情绪，不好好工作。工作效率既低，机构就不得不越来越大。

3．庸庸碌碌，唯唯诺诺的所谓对党忠诚的人得到信任和高官厚禄，这些人的唯一任务，好象就是训导监督那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外人士”；而有知识有才华的人得不到信任和重用。

4．干部的“爵位”既是上级封的，因此干部意识上往往只会有上级，对上级负责，而忽略首先要对群众负责。

5．既干部等级只能“升”不会“降”，干部（特别是比较高级的干部）质量就必然会出现一些虚假成份，有些干部有13级薪俸，却根本没有13级的本领。有些人升上去后，优厚的物质生活和特殊待遇，把他们提前送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为什么不躺下来休息呢！

6．对某些干部特别是较高级的干部，体贴入微，左加照顾，右予便利，人为的制造出许多等级差别，使得这些干部心安理得的享受特权，渺视法纪，脱离下级，脱离群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生 宪平、周维鲁）（大字报）

“干部的提拔一定要群众同意。有些干部只是靠老资格吃饭。资产阶级国家的部长们可以辞职，可以罢免。这我看好。我们的干部，只是上提，不能下放。过去往往下放好像是犯了错误，升上去就高高在上，这样继续向上升，还能都当毛主席吗？干部经常换一下也好，资产阶级的两党制到可以竞争一下。在我们国家里，当然这不需要。但这说明能多提意见是好的。部长们调换一下和人民一起参加劳动是很好的。

等级制，高干的太太和子弟特权不少。例如：法律系的一位女同学是高干的爱人，有的人去看她（这个人也是高干）其儿子说；‘你为什么不穿呢子衣服？你还不及我爸爸的警卫员呢？’干部为什么要特权？高干的子弟被怂的要死。这样免不了培养出一些败家之子，高干的子弟经常打别的同学，这么一点小孩就成了小恶霸，欺人。在《中国妇女》上刊载了媬姆的话‘人家是高干的儿子、部长的孩子。’这些事情是不能容忍的。这毒害了下一代，这等于叫下一代不要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　林希翎）

“现在有这样一条规律‘学而优则仕，仕不优则学’，那些有才有德，学术上有修养和成就的都逐渐从学校过渡到外面去作官，而那些无才缺德的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或受处分的老干部都从外面实际部门调到学校中当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助教 陶文达）

“国家重德不重才，故产生官僚，舞弊宠儿，假积极分子，我提倡重才不重德，（如果都是人民的话）重德不重才全国都有。农村干部都是党员，在农村一入党就能当官，一入党就能升官发财，党员评级评薪比非党员高。一，二篇文章就把李希凡抬上去了，应效仿，‘尧舜禅让，选贤以能’。”（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生 田仲仓）

来源：《高等学校右派言论选编》（中共中国人民大学委员会，195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