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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小说）
重庆 温田丰
1957.01.27
[编者按：温田丰，1938年入党。现任作协重庆分会创作委员会委员。他借小说的形式在这里以多方面诽谤现实，诬蔑党和党的干部的手法，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偶然”这篇反动小说的主人公老吴，是一个被温田丰歪曲了的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他通过他所写的这个老吴的经历、遭遇和思想感情来宣扬他自己的反党观点。比如他对农民的看法就是农民只有仇恨地主恶霸的心理，但却总是“安于贫困”没有革命性的，同时也否认在党的教育下农民干部的成长。他描写老吴入党以后的情况是“获得了土地和权力”，当他得到群众信任时，他就能够和村里最好的姑娘结婚了，这在温田丰看来，入党只不过是给满足个人欲望提供有利条件而已。至于他对组织的看法，则是党内没有原则，没有是非，干部之间，是拉拉扯扯，混水摸鱼的相互利用的关系，充满着混乱和投机，当然，这只不过是温田丰可耻的机会主义观点的反映罢了。
在“偶然”这篇反动小说中，温田丰一方面尽情地嘲笑了象老吴这样的工农干部，他认为工农干部就是糊里糊涂的，他认为受党提拔的就是这种糊里糊涂的干部。另一方面又假借他所嘲弄的这个工农干部来咒骂党。咒骂同志，如老吴所谓“生活的偶然常常迸射出火花，弄得人头昏目眩，尤其那些获得偶然机会而不自觉的人”！如老吴所谓“无论那一级的领导干部都为了可耻的得失，不惜颠倒是非”等等。
温田丰在“偶然”这篇反动小说中，把他给党内生活制造的一片混乱景象归结为“这就是我们时代的必然”，这岂不是温田丰对现实的、对党的极大污蔑！]
他在某个大城市郊区区委工作，最近由副部长升为部长，工资也提了一级。他感到高兴，给碰到的几个老同志透露了这消息。他的朋友向他祝贺，他便打开了话匣子，说道：
“你还不了解我，提拔未见得是我的进步！生活里面有许多偶然，我这平凡的—生，也时常被偶然支使。我不相信鬼神，但是同样的人确有不同命运，其实这就是必然里面的偶然！……”
于是他谈到自己的一生。他身材瘦窄，脸型狭长，看来象南方人。但是，他说他家在山东海边。在村里，吴家分为四支，有四个堂名。他是长支后代。他们住了几百年，由七世到二十四世。长支人口少，侥幸没有断种。他父亲是得到祠堂“林款”(就是祖先遗留山林的收益)帮助，才娶过母亲来。但是，受过这种施舍的人，非常令人瞧不起。祠堂原先每年清明杀四条肥猪祭祖，然后每支分送一条；后因长支贫穷，便取消了他们应分的一条，只杀三条了。姓吴的人被喊为“大吴”、“小吴”。他当孩子的时候，曾经问祖父，祖父说：“长支原来叫大吴。”“那为甚么别人叫我们小吴？”“因为我们穷呀！”……他看见祖父被玉德堂的三霸王打了。祖父夜晚替人看场，三霸王带着两个儿子来了，喊祖父的名字，不喊“大哥”。祖父走出棚子，挨了几耳光。原因是祖父不肯卖那二亩地，而三霸王想买来做后花园。这二亩地终于卖了，但钱粮由祖父代纳。他去收钱粮，从早晨等到中午，三霸王才起床，因为他抽鸦片。他站在饭桌旁说了三遍：“三爷爷，我来找钱粮！”三霸王不理。他鼓起勇气又说了一遍，三霸王生气说：“你不害羞，你们吃穿是谁给的？”他不懂，又说：“三爷爷，我来找钱粮！”他被赶了出来。在大门外，他掉下眼泪。这一天，他伙同几个牛倌(这时候也给一家外姓地主放牛)，把几个放学回来的“大吴”的“学生仔”揍了一顿。
“牛倌们长大了，谁都希望改善自己的命运，也就是说，希望摆脱那必然的贫穷！”他说，“这时候日本人来了，我一个堂哥偶然被一个过路的伪军带走。这小子聪明、伶俐，曾经是牛倌们的领袖。揍那些“学生仔”，就是他出主意，替我消气。他出走后，大家都替他担忧。但不到一年，他居然混上了伪军班长。当他们到村里来“执行任务”有的老年人说他“有出息”，当了伪乡长的三霸王也另眼相看，向他敬茶敬酒。……他在村里没有做什么坏事，甚至还替亲邻在他长官面前求情。他劝我也去“当兵”，说外面有办法。我恨日本人和汉奸；三霸王当了伪乡长，我们背后喊他“亡国奴”。我劝堂哥不要干这事，不要和三霸王搅在一起。他闷了很久才说：“兄弟，我是借房子躲雨，我也恨他们！再说，我是当的中国兵，不是给日本人当兵！”那时我听不出这话那点不对，但我恨透了三霸王，没有跟他去。——农民仇恨地主恶霸，是必然！但我如果不碰到三霸王夺我家那二亩地，对他有特别愤恨，谁知道我会不会走入歧路？这就有点偶然！本来嘛，毫无觉悟的农民，除了安于贫困现状，他们走什么路，是很难说的。谁也不是天生的革命者！生活的偶然常常迸射出火花，弄得人头昏目眩，尤其那些获得偶然机会，而不自觉的人！……”
他说那时他听了许多故事，幻想“替天行道”，杀尽地主恶霸，要做“梁山好汉”。但是，父亲死了，祖父死了，家里没有别的男人，自己那里也不能去，只好安于贫困，替人扛长工。后来日本投降了，八路军来了。这时候三霸王吃不开了，他觉得八路军确是为了穷人，于是加入了职工会(从前乡下也有职工会，因为他是雇农，所以加入职工会)。糊里糊涂，大伙选他当组长，他干了。他不过跑跑腿，开开会，却听到风言风语：什么“国民党还要打过来”，“枪打出头鸟”，等等。他没有泄气，他想：“大不了，拖拖山！”这也是他的理想。
他说县里有个小个子老高，这个人留个“学生头”，灰布帽儿戴在脑后，帽檐朝天冲；衣服穿得很干净。他在石家庄当过店员，参加了革命，仍然有城里人的习惯。忽然有个夜晚，老高跑到黄梅岗(穷人窠)他家里来找他。他们只会过一次面，谈过三句话。这夜晚老高很温和地问这问那，但他很拘谨，问一句答一句。老高不愿意多跑路，几次叫他去找他，他都去了。有一次，问到村干部情形，他照实说了。老高有时给他讲故事，说有两个共产党员被俘了。一个受不住苦刑，投降了，后来被敌人枪毙了。另一个熬受了苦刑，拒绝了利诱，敌人留着他，反而被救出来了。……他想着一个真正的党员，一定不是凡人。老高也许就是吧？后来老高又给了他三回送通知的任务，他都按时完成了。老高夸奖他积极，服从领导！不久，农会改选，老高提名，他担任了会长。
“这一次提拔，完全是偶然！我没有什么能力，也没有什么觉悟，仍然是个老实农民。象我这样的人，有的是！就是我们组长以上的那一伙村干部，除了农会会长是投机份子，象我这样的人，也数得出好几个。老高找到了我，把我撑出来，除了偶然，你能找出旁的理由？……”
他说因为这个偶然，他便得到了必然发展的良好条件。他进城去参加了“铁嘴班”！和一百多个地主讲理，实行减租减息。随后又进了干部训练班。有一天，老高叫他到县委会，与许多负责同志见面。他跨进房门，脸红心跳，眼低着，想在门边找个地方坐下。但是，一个穿着长到膝盖的干部服的中年人喊他：“这里坐！”他不自然地坐在他们中间。他们问他的工作和家庭，他也问一句答一句。还想快别问了，怪难为情。……第二天，县委书记(就是那个穿长干部服的中年人)代表党讲话，说了政策、主张，又说党是穷人(工人阶级)的党，大开着门。……他想自己是雇工，和三霸王是死对头，在“铁嘴班”和他又撕破了脸，于是悄悄问老高：“我……行不行？”老高抹一下“学生头”，笑了一笑。回家后，那夜晚他送了粪，要睡觉了。老高跑来了，拿了一张纸出来，就是“入党志愿书”。一面问他，一面替他填写。问话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事怎么办？”他回答：“找群众商量！”……接着他介绍了几个人入党，成立了支部。于是，他当了支部书记，对外叫“村指导员”，成为村中最高当局。
说到这里，他咧开了薄薄嘴唇，露出了一排雪白牙齿；黑黑眉毛跳起来，饱经风霜的前额，刻上了三条深深纹沟。他笑着说：“那时候，我们水平真低！我在村里采取了‘鸡蛋变鸡，鸡又生蛋，蛋又变鸡’的算法，来和地主斗争。不仅减了租，减了息，还没收了土地。这愚蠢的办法是从地主那里学来的，当时觉得很聪明！农民要求夺取地主的土地，是正义的和必然的！但是，当时党的政策是减租减息，我急急忙忙地和并不聪明的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却也有点偶然。也就是说，县委信任我这样一个人，而我偏偏自作聪明地这样做，对整个党的工作说来，有点偶然！……”
他获得了土地和权力，而且因为斗争坚决，办事公正，获得了群众信任。于是他和村里最好的姑娘结了婚。较之父亲靠祠堂“林款”娶母亲，真是天上地下！他说他异常之满足，简直认为革命成了功！——“这一切都是必然发展，对我来说，没有侥幸、偶然！另一方面，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是必然；我两夜没有睡觉，随后为了‘保家、保田、保饭碗，’离开了温暖的家，也是必然！……”
他说他抱着“打垮老蒋回家”的决心，在县上工作了一个时候。接着在一个担架队当指导员，和子弟兵团外线出击，送刘伯承将军过黄河。他每到一个县城，总要打听县名，用歪斜的大字写在笔记本上。曾经遇到多少狡猾难写的字呵！他想给家乡的人详细叙说走过的地方，他十分想念他们！他想象着一块弹片或一颗子弹打倒了他，什么地方流了血，或者睡在战场上，或者象担架上的重伤员，突然失去了知觉。但是，家乡的人会看见笔记本，母亲和妻子会永远保存它。他们会谈到他，正象老高谈到许多共产党员一样。这时候，老高是他的领导，他十分崇拜这个“老上级”。他一有空就向他学文化，又给他私人做点事情——洗两件衣服，或者听他吩咐，弄点好吃东西。至于有什么任务，老高说啥是啥。他被称赞为“组织性很强”！有一次，老高胸膛上穿进一颗子弹，彻夜呻唤。他眼睁睁地守了他三夜，恨不得把痛苦移在自己身上，或者分担一半也好！……
他们完成了任务回家。但是，敌人占领了县城，他的村庄又成了三霸王的天下。他带了一个武工队分队，在乡下和敌人周旋。这局面与支援解放军不同，生活在敌人包围中，昼伏夜出。他实现了少年时的幻想，而信心与力量却比“梁山好汉”充足。
“有个夜晚，怪我麻痹大意。我们睡在热坑上，被敌人一个排包围了。我们五个人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被解除了武装。老高最初给我讲的故事，我想起来了。不论死活，我都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他们的钢笔、银钱被搜去了，反剪着手，站在院里听候排长发落。手电筒的强烈光线，刺痛他的眼睛；同时都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不是吴……吗？”排长是他的堂哥。他两年前由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队，跑了许多地方，当了排长。他把替他松了绑，带进屋去密谈了很久，……出乎意料地发还了他们的武器，由他们带引，寻到了藏在乡下的县委会。
“我的堂哥起义，是必然！他看透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但是，我们的巧遇，却是偶然！如果我不遇见他，而遇见别的敌军，谁知道我们今天会不会还在一起谈话？而他不遇见我，由别的方法获得解放，说不定今天他还活着。——他起义以后，被编入了野战军，后来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他虽走了一段弯路，但最后为革命流了血。假如他还活着，一定是个好干部，他比我聪明、能干。我们的不同命运，有多少偶然成份呵！……”
话说回来，四八年春天，敌人撤退了。他在满目疮疾的家乡，搞生产救灾工作。夏天他进了党校，学了一千多个生字，就调出来参加济南战役，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当机要联络员。他为了紧急文件，两条腿曾经六小时跑了九十华里。随后在中原庆祝淮海战役胜利，他们喝着酒。老高问他：“你想回家吗？”他说：“想。”老高说：“南方呀，四季常春，大米长的半寸长，每顿饭四盘四碗。要是想吃甜橘子，到橘林里去，尽你吃饱，只消留下橘皮就行了。要是想找老婆，大学生、中学生，帮助你学文化！……”但是，天堂也不如家乡，而且他有了老婆，正想着他呢！他请假回家，但没有被批准。
“我太容易满足了，我是被革命拖着走的！——请假没有得到允许，我就两夜不曾合眼。老高对我说：到新区容易提拔。我却不在乎这个，我知道自己能力很低。最好让我回到村里当支部书记，那就真是‘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他几乎是被拖着渡过长江。南方的冬天，仍然绿茵满地。但是，大米不如白面，家乡的风雪他也怀念。而妻子和母亲，恐怕正在暖坑上谈他吧？他听了动员到四川的报告，他想“天府之国”是四川人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山东共产党，要解放全中国！”这声音在他耳边回响。奇怪这最平常的话，激起了他的热情。他决定去培养本地干部，一年后回家。于是，他被编入干部队当班长。他问京沪来的学生：“想家吗？”他们回答：“不想。”他真羡慕他们“先进”！……
到了四川，他在那个大城市的郊区担任了乡长兼支部书记。土地改革完成，他觉得该回家了。他翻开笔记本一数，足迹踏遍七十八个县。他竭力回想每一个地方，如果依次细讲，那会很久讲不完！他满足地想道：革命真长见识，但是出来了三年呵！
“的确，这三年打开了我的眼界。最可贵的，就是坚定了我的革命意识！虽说最初被提拔是偶然，但以后的发展却是必然。我在对敌斗争中认识了这个必然，也就是说，我个人命运与革命前途分不开，所以坚定了。当然，这不是绝对坚定，我容易感到满足，还有狭隘的乡土感情，它们仍然时时露头。这次想回家，又去请假，也没有被批准。但是，我没有引起感情风暴，不象南下那时候。不过，生活总不平静，必然发展也是在斗争中前进，而且时时出现偶然！……”
他讲到老高的故事。老高进了城，仍然是他的领导，在同一个郊区担任区委副部长。这个“老革命”，忽然讲究吃，讲究穿了，派头大了，非常爱教训人了。他和从前一样，十分尊敬这个“老上级”。但是他们谈不到一块。当他提出回家要求，老高认为是由于没有提拔他，于是建议把他调到区委，提升了一级。生活的照顾也很周到，把他的妻子接来了。照说他该满意了，但是他害怕工作搞不好，几夜晚睡不着。他不满意自己文化水平低，也不满意老高半强制地叫他挑重担子。
他还不满意老高跳舞，尤其不满意他和一个大眼睛、细眉毛的姑娘的亲密关系。他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他说她过不惯南方生活，自己不肯来。他觉得这话免强，审慎地劝他不要跳舞。他哈哈大笑，毫不在意地说：“我几乎把生命都交给革命了，难道今天跳跳舞就值得大惊小怪？”接着，他教训他：丢掉乡巴老见识，提高文化！
“我没有丢掉‘乡巴老见识’，但是机关工作条件好，我提高了文化。我读了许多小说，……”他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津津有味说着“水浒传”。他站着激动地说：“李逵大闹忠义堂很鲁莽，但是那颗‘替天行道’的正直的心，却十分感动我。假如把宋江比作所谓‘领导’，也许不确切，但他是李逵敬服的人，他们的情分也最重。可是李逵听说宋江抢了良家妇女，于是就骂他‘畜生’，拔出大斧砍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扯得粉碎，不顾一切要和宋江打架。这个莽汉的行动很可笑，但那对正义事业的忠忱很动人！他是真正英雄，人民的英雄！而我们有些‘英雄’，不管他是那一级的领导干部，却为了某种可耻的得失，不惜颠倒是非！……”
他说老高就是这一类“英雄”。他把区委书记的话当作“圣旨”，把错误说成功绩，把批评领导的人称为“骄傲”、“目无组织”。总之，每件事到他嘴里，红的都变为黑的。……他感到生疏和失望，老高变得他不认识了。他回想从前，也多少看到一点老高今天的面影，只是他太盲目，给了老高太多的崇敬。他十分苦恼和担忧，几次想把自己的看法坦率地告诉老高，但总是说不出口。他怨恨自己怯弱。而老高“官”运亨通，正在得意时候，他感到威压，疑惑自己也许不对。
在区委书记的称赞下，在国家需要大量干部的时刻，老高步步高升，由副部长而部长、而区委副书记。他也照顾“老部下”，提议把他升为副部长。他关切地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又说：“老弟，在革命阵营中人与人的关系就这样：‘水涨船高’，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离不了这个原则。要不是这样，那末，你我都没有今天！一个被领导者照顾领导者的威信最要紧！……”他听着这些话，不知如何回答。他想起有一次评级，老高的确照顾了“领导威信”——他列举区委书记的革命经历和工作成绩，又和某某等比较，于是说：“我们大家都觉得书记评低了。”当然“我们大家”不了解情况，也不好说“不低”。区委书记虽然谦让，但评到老高，也绕过弯说：“老高评得不够合理！”于是他们都增高了一级。——他反对这个“水涨船高”，老高说他“不懂得党的团结”；他表示不愿接受提拔，老高说他有“狭隘农民意识”。……后来，组织给他打通思想，他才接受了副部长职务。
“这是偶然！”他愤慨地说，“难道老高爬上去了，是进步么？就是我被提拔，也不是因为有了进步！”
“偶然总是暂时的，假如那获得偶然机会的人，不按照必然的道路发展！”他停了一会，缓慢平静地补充说。
接着，他又说到老高。他和那个大眼睛，细眉毛的姑娘结了婚，生了两个娃娃。去年，他家里忽然出现一个奇怪的褓姆，三十多岁，穿一身青布短袄，说话是山东口音。她整天木痴痴地坐着出神，并不照管孩子。这是老高的“自己不肯来”的乡下妻子。“大眼睛、细眉毛”时常斥责她。有一天，据说孩子头上跌了个疱，“大眼睛、细眉毛”生了气，骂她：“蠢得象猪！”她唬一下站起来，手发抖，脸发青，痛苦地含糊地说：“你……你，你霸占了我男人，你……”她说不下去，捂住脸坐下，唔唔地哭了。“大眼睛、细眉毛”丢了孩子，扬起脑袋，恶毒地冷笑说：“霸占！不要脸，离了婚还跑来缠！”她好象被刺痛了，放开手猛站起来，大声喊道：“离了婚的？离了婚的？拿法院的手续来！……”
老高结婚时，也办了离婚手续。但仅仅是向区委写了个报告，没有取得对方同意。她跑来要控告他。他一面恐吓，一面软说，要她回去。她不答应，于是到他家做了褓姆。吵架后，因为“大眼睛、细眉毛”闹着要离婚，老高便大发雷霆，逼迫她回去，吼着说要派人押她走。她伤了心，要和老高拼命，跑去抓他跳河。老高一脚踢倒了她。她爬起来护着小肚腹，跌跌撞撞跑出去。就在当天，在河下发现了她的尸首。
机关的同志异常愤怒。老高解释说：她是地主成份，不劳动，所以他才和她离婚，才和她吵闹，意思都是教育她。她自己想不开，寻了死，怪得谁呢？……
“我完全看透了老高的灵魂，找他谈过两次，又和大家一起在支部会上揭露了他，又协助法院弄清了案情。他被开除了党籍，受到了法律制裁。——这是他的必然结果，就是不在婚姻问题上摔下去，也会在别的问题上摔下去！正义是永远存在的，尤其在这个时代！但是，我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追求身外之物——地位、名誉、享受等等，会把一个好人变坏！而坏人可能在某个时候得势，这就是必然中的偶然！再说象我这样一个平常人，虽说革命工作需要我，但拿我的修养、才能和所担负的工作比较，实在不相称！也是有些偶然机会，把我抬起来的！因此，把提拔当作我的进步，那是误解！如果有人拿地位来衡量我，盲目地信从我，那就是旧意识在作怪！——我不能说没有进步，每次斗争都教育了我，尤其是老高，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进步象竹子生长一样，要冲过许多关节，否则就不会长得很高。但是，这些关节不等于级别和地位！我记得斯大林说过：地位和名誉不增长你的智慧和才能！——我觉得这话好对！”
他陷入了激动的沉思。他的朋友说：“你被提拔，也值得庆贺！我认为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必然！因为你的确有了进步，不仅我知道你的工作有成绩，而且我觉得你的话有生活的真理！……”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五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