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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工商界鸣放中“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
广州市工商界
1957.05.00
（一）攻击历次重大政治运动
（1）三反、五反运动
陈祖沛：五反处理组几年来不知搞些什么，违反华侨政策，影响港澳同胞靠拢祖国及投资。
黄永安：在“三反”、“五反”、“镇反”时，粗暴神秘造成一种恐怖的感觉。党掌握了政权，积极分子又昧住良心讲话，工商界唯有“逆来顺受”。因为党有解放军、公安部队、司法机关、积极分子（我也在其中之一）和群众。而积极分子却是“掩住良心说话，资本家只好低头做人，逆来顺受”。
李绍基：我现仍背着“严重违法户”的招牌，其实五反是搞得不当的，应解决弄清楚。
钱德铭：今天对受屈的人，如果组织是负责的话，应给予解释和安慰。
胡雨普：五反斗错了，五反是政府主观主义作怪。
朱文熹：关于资产阶级、工商界在公私合营后工作缩手缩脚，是由于五反后的副作用。
陈锡源：政府的政策措施是正确的，但准备过急，有时过紧，有时过宽、过死的现象，如五反有很多人搞错了。
蔡文辉：“三反”处理过程中，有些定案是未有从实事求是出发的，后来也没有校正，剔出不符事实的部分。中区五反处理组官僚主义作风很厉害，一入门口就不问情由，大声呼喝，教育一番。
劳汉：“三反”、“五反”引起一般工商界不满，造成他们今天对党及政府不满。工商界有人说：“在五反时工作队有的人到别人住家搜去了黄金。”当时的确有些那个。
吴康年：五反是党搞出来的，工人对我原来很好，五反时见面都不愿讲话，五反做戏一样。
潘以和：“三反”斗错的案件要平反，贯彻有错必纠的方针。三反、五反、土改、自查补报等运动都取得很大的成就，但在运动中也有严重的偏差。过去使用变相肉刑，激烈斗争，夸大事实的做法，是应该让我们大鸣一下，加以检查。
我觉得三反偏差要平反，有错必纠，在“华企”要用变相肉刑，迫我交代贪污，我是兼职不拿薪的。
党有无产积极专政的历史经验，资产阶级有被改造的历史经验，过去提意见无作用，各个运动偏差未得到纠正。
邝公善：“五反”是刻骨铭心，可作遗嘱。
杨敏：党与政府的威信问题，解放几年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有很大威信，但“三反”、“五反”后由于干部执行政策有些不当，大大影响党的威信。
龙灿贤：“五反”时有一个汽车修理业工商界，被作沙包一样打，打完送到法院，后因病发送回家不治而死，现剩下风流寡妇。“五反”第一阶段是狂风暴雨，不是和平改造，个别还用肉刑。、
吴光汉：五反时要退回2,000多元，搞到住家成问题。
邓铿：五反运动不实事求是，绝大部分工商界有意见，政府有错，应该承认错误，问题不在钱。
（2）土改、鎭反、肃反运动
刁绍芬：土改时评我为工商业兼地主，我当时思想上有些波动，后觉得革命不是绣花，有错在所难免，后省统战部召开会议，叫我有意见就提，我就提出来了，但也没有下文。现在我不是想翻案，而是要弄清事实，我有5亩田，十多口人，怎会评成地主呢？
莫应溎：土改时我的妹夫是华侨地主，当时农民没有斗他，但拉去游街，这种刑罚重惨过斗争，这种“压”真不是此中人领略不到这种滋味，我曾回乡看过，他确实难过。
吴康年：土改搞得很糟，台山华侨搞到十室九空。土改不知累死了几多人。有的华侨要杀方方（注：当时广东省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的头。土改对华侨搞坏了，现在对华侨就难了，政策不好，致使好多的华侨不敢回祖国来。
邓铿：有人反映，肃反时上级要订出要打出百分之几，主办人就照样打，层层官僚主义形成弄假成真，结果不好，使人不服。运动是这，偏差是难免的。这是上级造成，明知不对也照做。
汤博文：胡风反革命集团干了反革命活动，秘密信都有档案存在，真值得研究。
（二）攻击党和政府的各项重大工作措施
（1）攻击税收政策和税收工作
陈祖沛：工商界怕专管员象解差，见他们比见鬼还可怕，他们专与工人“咬耳朵”，这样就造成公私猜忌。
邝公善：税收不合理。55年赚1,900元，收1,400多元所得税，过年真系惨，搞到连现金都无。
麦祺：税局收税不是实事求是的，只要能够收到税，就不择手段。
邓铿：自查补报时，胡日畴是北区重点，税局说是掌握了情况，而胡又不承认逃避30万元港币，直到现在他不服气，……但结果不了了之。
陈克强：潘以和所鸣税收工作人员好似“皇帝”对“臣子”一样，这样还不恰当，我话税工还惨过系“老豆”。
王达明：过去税局掩住良心是事实，对税收工作我有“沐猴而冠”之感，合营前当税收运动一到，看到税局墙报使人触目惊心，税工为了完成任务，硬要人承认偷税。
叶海：税收政策千真万确是搞错了，我的东昌腊味店，年年有钱赚，由于税收搞得糟。所以年年变为亏损。
黄曦晖：税局工作基本上是偏差，专找肥佬靠挤。
朱英南：美华百货公司是华侨投资，可是税局干部认为该公司门面大，是肥猪肉，把帐外财产一律剔除，不分皂白抽税二万余元，1954年又强抽三千多元，这对国家收入不大，政治影响不良，这种作风是恶劣的。
潘以和：自查补报时，如果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多收几个钱，则是得不偿失，因为一律都以“重犯五毒”来加诸我们身上，不问对象，千篇一律，反复斗争，这就阻碍工商界积极性的发挥，几年来迫得要“低头做人”。补税不知补到何时了。
当时税局是“皇帝”，积极分子是“臣子”，“围剿”的对象都是“皇帝”布置的，君要臣干，谁敢不干？
积极分子要带头认偷漏，看风头，违背良心说话，顽固分子是不认。自查补报就是这样，既为收税是否可与检查特务分子一样翻箱倒柜，侵犯人权，还要叫去税局坐在一角近十多天，审犯一样。积极分子带头认偷漏，我也一样，吴崇威做大组长整人后，最后整到他。我也是积极分子一样受整。
潘礼：我几年来的遭遇只有斗争——斗争——斗争。54年时，小小问题，就对我盲目斗争，乱棍打死……，到后来，竟无缘无故加我一个偷工减料16,800元之罪，把我猛斗一轮，我觉得根本并无其事，便提出上诉，搞到检察院了，结果公开宣判我“不法”。其实如要从节余纱中谋取个人利益，我自己只能获得很少的比例，世界上那有这样笨的人，眼看这么多“贼亚爸”（注：指盈余分配）分脏还要去做贼偷东西？
周康年：自查补报是黄斗光（注：前省外贸局局长）几个人主观、想出来的，打击了不少人，所以自查补报后消极是有原因的。我一向卖货比人便宜的，而自查补报时说我逃外汇百余万这不是事实。
杨敏：政府讲一套做一套，如53年自查补报，执行起来离题万丈。
（2）攻击华侨政策和侨务工作
陈祖沛：新华旅店是华侨投资建设的，由于租给国营，租金低，收入很少，对华侨影响很坏。国营公司是否独立小王国？还有澳门工商界有20多间房屋说，因有敌产嫌疑，全部将其代管。
潘礼：中共东区区委没有很好贯彻执行华侨政策，在企业中，过多的强调阶级斗争。
王菁：政府在处理华侨投资问题有不恰当的地方，产生“一样爱国，两样待遇”的现象，早几年投资回国的列入剥削帐，最近纔爱国的，投资作为生活资料并受热情招待。
（3）攻击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
林志澄：省委抗战部有统上不统下；统大不统小。事实上省重视联系的只有国民党的一些高级人员与华侨、港澳人士，对其他人则看不在眼内，正如俗语所说的“白鸽眼”一样。只重视有钱有势的人。
省所属各县市的统战工作做得很差，甚至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连“统战”两字的意义也不大了解。
市委统战部对市工商联的领导存有三个主义，特别是宗派主义很严重，使党和群众筑起墙沟。同时两者之间的关系又很恶劣。
陈秋安：现在许多党员都不重视统战工作，朱光市长就曾经把“民进”说成“民促”，连民主党派的名称都弄不清楚，怎么能说对统战工作重视呢？
党不重视搞好党与非党关系，没有很好地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共产党组织，不尊重民主党派的事例很多。例如有些民进成员派到一些机关中工作，机关内认为他有历史问题，不许评级定薪。在发展组织工作中也是如此，常常碰钉。例如民进派人到市第七中学，想联系商量发展组织的事，该校党员只看见个别民进成员的缺点，认为：不好再发展了，抗拒民进发展组织。
刁绍芬：统战工作上常说统上不统下，对投资就注意，但不注意人才。
陈祖沛：工商界中要与人比，我有一件一定能比得人过。我戴的帽子最多，如萧泛波给我戴帽子说我要反抗政府，到处叫嚣，是落后分子的总代表，重犯五毒。税局说我（包括同行）是中南购销组大盗窃集团。罗培元部长则说：“陈祖沛问题，恐怕要送去法院。”外贸局、海关给我戴的帽子也不少，如“一贯站在国外奸商立场”，“勾结海外奸商，贩卖假药”。但正如陈毅副总理所说的：“帽子不怕戴，小的戴不下，大的风一吹便掉下了。”我提这些意见，不是自鸣得意，也不是要算旧帐，而是说明某些干部对工商界的态度，也是工商界缩手缩脚的原因之一，要搞好公私关系，需要大力扭转。
统战部不重视工商联工作，把省工商联当成收容所，安排不下的干部就放到工商联，工作好的干部，一个电话就调走了。下面县市不重视工商联的工作的情况更为严重。海口市工商联的工作，由一个党员科长包办，正付主委和秘书长都有职无权。
港澳工商界早回来的就受市委打击，如陈君冷、陈国泉，黄长水、邓文钊和我自己也受到打击，所以不愿在市工作而去省工作。
何楷淦：大家讲统战工作统上不统下，但我认为完全没有统，如市青联是广州市七方面青年的一个人民团体，同时负责接待外宾——世界青联，但得不到重视，甚至看不起，现在青联的办公地址是一个例子，地方狭小简直不像一个办公室，致使青联的接待工作无所适从。这事已向统战部及人代会提出，但也没有解决，而团市委就有高楼大厦，这样“上有好者，下有甚焉”，整个青联都如此，难怪工商界青年被人瞧不起。
关炳如：区工商联主委有职无权有责，我是主委，有错误则推在我身上。
委员们的有职无权有责是严重的，我总结出在工商联的委员只有四个任务：①会议上的提案照例通过。②要包干串连在各种会议上缺席的会员，保证下次出席。③按干部的意图办事，来教育违法的工商界。④落去了解工商界情况向干部会报。
每次到工商联就有干部来搜集我的思想情况和工作缺点，向上汇报邀功。干部当面对我说恭维话，不帮助指出缺点，背后讲是非，使我在工商联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芦子岑：抗战工作统上不统下，也不统中，以后应多注意中下层，如车间主任等。
统战工作要对党员、工会进行统战教育，改变以往统上不统下的情况，统上和统中也不够。
陈醒吾：统战工作上面做得好，越下越坏，资产阶级既然是财富，就应该发挥积极性。
吴崇威：过去民主党派独立作用来发挥，有关单位拘人就照拘，不敢提意见。
萧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一些人认为阶级将消灭，无可能长存，监督要先己后人，而我们则难以实行监督。
吴光汉：民主党派曾经参加过革命，在革命过程中，是起一定作用，但现在对民主人士不够重用，现在“鸣”一下当冇（无）本心。
邝公善：今天还对资本家有四视：①公方对私方人员轻视；②干部对私方鄙视；③劳方对私方仇视；④理论上也说资本家是属将被消灭的阶级而敌视。
丁镜心：统战部统上不统下，但统上也是形式，统战部要研究如何纔统得好。企业党支部开过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就没有了。形式主义太多，内容太少，各区统战是更多形式主义。现在老行尊、老教授、老技工、老农却因有一个老字就好像没有用，本来老就是有知识经验，国家不要经验是否一个损失？
陈成：统战工作对上、中、做得比较好，对下则差，如天成化工厂对同业公会尊重不够，把家俱堆在一起，搞化验室，本来这间房应交单据的，而区统战部说为生产着想不给，这说明对工商联不尊重。
孔庆隆：处理问题应强调是非问题，不应明明对的也不理，统战部视而不理就是官僚主义，私营批发商埋没了很多人材，屡提不改。
李经：港务局的统战工作很差，一次都没有召开私方人员座谈会，私方人员提出意见，上面只说考虑考虑，但没有下文，先考虑其阶级关系，而不是从本身的好坏出发。
李文泉：统战部统上不就下，统内不统外，统工不统商，统息不统非（注：指定息户和非定息户），批发商就是埋没了人材，非定息户吃光劳改，定息户亏本工资照支，统战部是竹门对竹门，木门对木门。
李有恒：“统战工作”，统外不统内，青年工作也是统外不统内，统上不统下。
陈琰文：“长期共存”，过去一向都有事实表现，但在互相监督方面我看不见，如果一向有互相监督，党在各方面就会少犯错误，工作上也灵活得多了。
许多事情都是过去之后，又提出来说是“历来已经有了”，对于互相监督以前是很不明确的。解放初时我们是否算是统一战线的成员尚须研究。
钱德铭：抗战工作有四统四不统，即统战部统新不统老，统战部对新积极分子锦上添花，对老积极分子没有照顾。统战部统上不统 下，如永恒胶厂公私关系不好，是党支书党政不分，我觉得所谓百家争鸣，鸣的时候不应一棍子打死，说别人是“应声虫、蛀米虫”。
（4）其他
区宇衡：儿童不能升学广州比其它地方特别严重，过去儿子毕业后父母也可带去做学徒，今天不同了，不能升学要去垦荒。
庾淦城：政府号召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的政策，很多人有意见，有些人说，愿意将自己的厂长职位让给儿子去干，自己回去耕田，这样还比较恰当。
刘文亮：工商界子女十二、三岁小学毕业不读书又不行，只有设法叫他到香港读书。
汤博文：补充兵源采取义务兵役制，则数量有保证，名单一公布，就一定要去，你想逃避也没有可能，如果现在采取自愿兵役制，怕无人去。
叶海：应该让外省人返回原籍，同时广州房屋紧张问题，也可同样解决。政府对商业人员有两个措施：①外调，②动员回乡生产。广州很多外省人，应该调他们去，免得广东人造成家散人亡。
（三）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
（1）否定定息是剥削，要求定息20年
陈鲠斧：现在工商界带剥削帽子很不舒服，如果定息不是剥削，对企业阶级关系是有好处的。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了，还说是剥削，而且还说要继续剥削七年，自卑感油然而生，不能克制。
购买政策不是把资本还给资本家，资本家连产生利润的本钱都不能收回，怎能说定息是剥削呢？
资本论所说剥削是资本增值，如今一千取回三百五，怎样剥削？既不赚钱，何来剥削之有？
讲习班六百人开大会，有一个说定息不是剥削时，大家都热烈鼓掌，现在还提到我们剥削，工人至有意见，对解决矛盾毫无好处。
正如我们对待历史犯和现行犯，必须加以区别一样，我们对资本家的剥削，也应该把旧的剥削和新的剥削区别开来。
潘以和：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我们认为亦可以20年，但应从解放那年算起，再购买14年就恰当了，我主张发行一种“生产数据购买公债”一次解决了“私”字的问题。
定息存在矛盾就存在，拖长不好，是否可发行生产数据购买公债，一次购买，以1949年算起，政府与江商界协商，我认为购买14年就恰当。
今天是搞好公私关系，就不应强调定息就是剥削，现在私方人员和工人的关系还是和五反时期差不多，黑口黑面，大家都没有兴趣，怎能搞好共事关系。
定息是剥削性的收入，而不是剥削的收入，因为这不是现行剥削，而是全业合营前剥削工人阶级的总的剩余价值，采取定股办法固定下来的。我同意李康年的20年定息的主张，不过要从1949年算起，尾巴也不应拖得太长，地主也不过劳动5年就改变成分，如果定息7年，再拖个尾巴，那么私方人员改变成分便遥遥无期了。因此，我同意用一次割断的办法来解决，即从1958年起发行生产数据购买公债或购买存单，12年内由银行凭单分期付款。我认为定息20年有三个好处：①贯彻购买到底的精神不是半购买半没收；②安定了工商界的情绪与生活，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③有现实的国际意义，如果认为20年太长，则工商界可以推出代表人物与政府协商出一个恰当的年限，定出年限后，即采取一次割断的办法来解决，这时工商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与否自由选择。
今天资本家不掌握生产数据，现在企业内的矛盾，一个“私”字，因而不适宜把剥削尾巴拖得过长，实行20年定息，由解放时起计，现已剩下14年，要购买的股本约为70%，但不能拖长14年，可用“生产数据购买公债”名称，一次过割断，分期付款，这样就把企业改为国营，一视同仁，避免了人为划成的公私关系、小宗派等问题，解决问题就彻底些。（注：这几段话有重复，是由于在不同的场合说的，为保持原意，故一并列出）
丁镜心：讲我今天仍有剥削我就不承认，中国资本家只剥削的“历史犯”不是“现行犯”。我还认为购买应从解放时起计、现在提到的“照顾”与“财富”作用之间有矛盾。
陈鲠斧：定息问题，大家都很关心，原因是每当想到剥削两就深觉不安，带起帽子很不舒服。
何伟芳：定息20年有理由，购买应购买到底。
汤博文：定息20年个个人都想，不过只是在心里想，而口头不敢讲出来。
吴光汉：定息不是剥削，同意李康年的“定息20年”。
李松云：定息不是剥削，购买应购买到底。
冯汉：定息如果是剥削，那么有些人不要定息，便不消极了，但国家偏要给定息，那么岂不是强要我们消极。
郑赞：定息20年有国际意义。定息20年提出后，工人在报纸上提出意见形成两个阶级矛盾，使鸣放受到影响。李康年定息20年人人都赞成，但如果暗自投票相信有九成人赞成的，投暗票讲定息不是剥削，许多人都赞成的。
凌志荣：资产阶级的帽子摘与不摘，无什么问题，因不是主观能决定的。定息20年不是时间长短问题，而是应否购买到底的问题。现在大部分都要求购买到底，因目前生活还存在问题，定息可以补助。
陈醒吾：几多年的定息都好，剥削与否不必争论，要我提出则不必，但别人提出，我来收钱（定息）多多也无妨。
罗挹山：我认为定息不是剥削，采取定息的办法是中国特有的，马克思原来无此讲法，所以不能用过去资本论以劳动、资本等道理来解释定息问题。比如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从来都说是对抗性的，现在我国可转化为非对抗性、这样来说，定息也可说已转化为不是剥削的东西。其次，我觉得提出定息20年的办法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清产核资后，资本已折为金额，不属生产数据了，既然我们所有的只是生产数据，那么拉长来分期支付亦无不可。
麦炳坤：定息也是企业福利形式之一种，与工人的福利或银行的利息是一样的，若果说定息是剥削是不能服人的。
定息要一次过购买，既可是100%，又可免长期带上帽子和避免每次收定息要经过会计之手不舒服。
邝公善：宪法第十条保护资本家所有权，就不应理他来源和追剥削为是，又要逐步用和平改造为全民所有制，则要无损分毛，十足价值来购买，问题不是20年，而是37亿合理还是22亿合理？
朱文熹：定息是政府给我们的，我们只估计三、四年，不给也算，不能还说定息是剥削，不是剥削剩余价值，同时银行存款也有息收，因而我不承认。
龙灿贤：潘以和发言是对的，同意定息20年应该这样做，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一日未改造好，有定息拿还是恰如其份，一改造好就无定息，咁就水到渠成。
谭伯益：如果讲定息是剥削系讲唔通的，合营时工商界并没有要求定息，定息系政府提出来俾工商界的，如果当时政府说明定息系剥削的话，相信大家都不愿意公私合营，既然话定息系剥削又何必多搞花样，又怎样解释合营这一套呢？
黄毓明：定息问题党始终没有表示过是否剥削，我看又有剥削又没有剥削，因为清估时是按物质的价值的，这多少有些买卖性质，我认为“定息”只是一个方式，不要强调剥削不剥削。
罗毅民：我同意定息改为发债券按月向银行领息这样可减少麻烦，亦可避免工人对私方人员的领息意见。
梅宝植：工商界很阔佬并不孜孜计较。自查朴报时，我们买一送一，合营时我们不知有定息和安排工作，还不是一样把企业交出来。现说定息是剥削，当然是臭钱，反而社会上对此臭钱还感兴趣，互助金、公债等要从它当中扣。
陈克强：定息20年是有理由，购买应购买到底，政府话购买由解放时针起，不够理由。
韩立基：李康年所说的也不一定要20年（定息），而是要购买到底。
陈锡源：用定息名称，看来似乎股东长存，委屈我们仍有剥削，按照购买的意义，不如改为定股还本更好，是否要依足100%还清呢？这就要看那个瓜“熟不熟”。
吴波：定息讲成是消极一面，是等于要工商界放弃定息做法，宣传定息是可耻，就是把好的变成坏的，应该由个人去看是否可耻或正确。
（2）否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反对思想改造
黄长水：对于私方人员的改造问题，过去对私方人员改造没有贯彻以鼓励为主的方针，在宣传教育上也常常夸大私方的缺点，而成绩方面却表扬得很少。有些单位把私方的工作成绩说成是工人的。南方日报宣传夸大私方的缺点，对私方的缺点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纔能收到改造的效果。
黄永安：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今天是否仍然存在，可由学院派教授们专题讨论去搞清楚，我们还是乐意从现实看问题。前几年“老不”成为心照不宣的口头禅，自然大家样样不起劲，自卑感油然而生，现在党和政府是否要指手划脚讲两面性，年年月月叫我们“努力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能把我们改造好？我看不一定，我认为工商界低头做人已经好几年，希望今后不再如此。
搞反违法要考虑，当前各方面强调发挥积极性，又叫注意“法制观念”，认为搞错对象则一镬泡，反违法好似舞大头狗，将来舞到唔见条尾时，点搞？
潘以和：企业挂出公营招牌，因有一个私字就有宗派，人为制造宗派，人为的矛盾，这样可以解决企业的阶级矛盾，填平鸿沟，人心安定，私方不被歧视，也是购买到底，又有现实的国际意义。
陈醒吾：我同意“感恩则有之，知己则未有”的说法，往往开口就资产阶级，处在这种环境下“财富”的作用就打折扣。
李文泉：觉得人民日报社论把工商界的自卑感也列为消极因素，这种看法是不恰当的。任何人都有自尊心但当他意识到一行一动都被人看不起，处处低人一等时，还能不自卑？所谓“人在矮檐下，安得不低头”。怎能说成是消极？
有些事情本来很简单，但牵涉到私方人员的阶级性就会形成复杂化，有人说：这是由于存在“定息”的关系。事实上，合营企业由于存在着公私、劳私、私私、公劳等多种关系，问题确不易处理，因此，我建议可否把定息改为“产业公债”形式，分开—年四季支付，这就好办得多了。
目前阶级关系已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剩下来只是思想改造问题，私方人员没有个“私”字也一样可以改造好
麦伯庄：矛盾多，但唯一的是当财富还是包袱，过去宣传教育多注意改造，欠发挥财富作用，全市几百家合营厂是否大部分已发挥积极性，我不同意都发挥了，甚至还浪费这些财富。
人家说工商界是财富，但有些人并未把我们当“财富”看待。
庾淦城：最近年来，觉得越学越不通，是否由于大家肯从四方八面暴露思想情况，学习班情况亦如是，目前我们大家坐在一起争鸣，查属等于“必通交流”，是否有益呢？
吴光汉：合营后大家都是背叛自己的阶级起来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既然参加了革命，这个阶级也就是参加了革命，也可以讲是革命的阶级，因为阶级的组成是人的组成。
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如果合营后工商界还有两面性，那就工人都一样有。
如果说资产阶级立场是反动，是很难令人理解的，民建会章就明明写着不同阶级出身的成员可以有不同的阶级立场。
曾靖侯：不同意千家驹的文章提出两面性至今仍保留。在目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张声中，过分强调两面性好不好呢？当然不好，会加深矛盾，千家驹的文章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不合时宜。
蔡文辉：在棉布业的职工学习班，最近有几个私方从业人员的学员请求退学，原因是在班里受到工人学员的歧视，这些私方学员反映，平时穿得好些，吃得好些，别人就大批评是资产阶级作风，并组织力量来“整”思想，班里的学习园地曾写了过火的文章批评这些私方人员，说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咀尖皮厚腹中空”，私方学员不服。
朱文熹：药材行业私方还此劳方进步。资本家虽有人违法，但已经是合营企业干部，在合营中工人问题还多过资本家。
思想问题不特资产阶级有，其它阶级也有。
麦炳坤：粮食商业私方人员与一般民族资产阶级“有所不同”，不完全是“剥削”，大部分私方都是参加体力劳动，可以讲是“自食其力”。党员公方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过去、现在、将来的作用估计不足，习惯于暴风雨革命时候的办法来处理问题，因此在贯彻改造政策就有了“偏差”，严重的把私方人员看作“包袱”，加以“歧视”，作为“敌我问题”来看。
刘文亮：同意章乃器说合营资产阶级已无两面性的说法，因为私有制已经消灭了，但说到思想虽有消极一面的残余，而工人阶级同样也有存在消极的思想。
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是“言之过早”，要待“阶级消灭”后，才是“无产阶级专政”。
梅宝植：千家驹谈两面性的文章是应声虫，教条得很，这篇文章只看到我们坏的一面，工商界中有些人是血本起家的，也有冒生命的危险创造企业，买公债时既自愿又买得多，为什么这些都不提。
林汉：名不正则言不顺，有时叫我们是干部、公职人员，同时又称半公家人、私方，到底站在什么位置。
梁奇：那个讲工商界无好嘢，资本家今天作为财富。
（3）否定阶级关系，污蔑工人阶级，攻击工会组织
陈祖沛：目前在合营企业中，过份强调了阶级关系，是没有好处的，它会妨碍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因为我们不能不看到：私方人员在工作中的一切成果都是属于社会主义的。
过去不仅资产阶级轻视劳动，但工人也一样轻视劳动，但由于生活关系，纔不得已而劳动，如果未建立劳动观点的话，任何人都无轻视劳动。
合营后，企业中应以公私关系为主，阶级关系是次要、是残余，这个问题在北京时已讨论过。（注：指民建二中全会）
黄永安：评先进工作者期间，有三只猫仔，一只会叫不会捕鼠（指党团员）；一只会捕鼠不会叫（指私方人员）；一只不会叫也不会捕鼠（一般职工），结果选出来的是第一只。
庚淦城：资产阶级既还有些两面性，章乃器这样说（无两面性）似无不合，我以为说民族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不会影响改造信心，不会对改造无好处。
卢子岑：公私合作共事关系和阶级关系，本应以共事关系为主，但现在许多以阶级关系来掩盖共事关系。
朱文熹：难道工人看不到党的“三害”吗？为什么他们所讲的总是反对某某（指对党攻击的人）的发言。
私方人员有些在合营店是有偷钱的行为，但无脏无证。有的工人偷钱有脏有证，而公司、工会不给予批评教育，这事影响很坏。
潘以和：现在用人生疑，既疑人就不要用，用了要疑何必用。企业中不是推心置腹的，我觉得这些问题主要是存在一个私字，主要是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忽略了共事关系，要消除互相不信任，互相猜疑。
李文泉：为什么合营企业产生许多问题呢？主要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即使，给我们安排了副市长、局长、厂长等职位，但立足点不平等，教人怎无自卑感，作为被改造的阶级，工商界处处低人一等，抬不起头，难免养成“奴颜婢膝”怎能发挥积极性？因此要解决公私关系等许多存在问题，今后就要做到公私绝对平等（法律上也规定人民一律平等的），那些党团员不应再有特权，有于特权，个别党员便会发展为统治思想。
罗伯华：企业过分强调阶级关系不太好，当然思想界线要划清，但工作中的阶级关系不要搞得过分紧张，现在私方与职工搞好团结，如过分强调阶级关系就必然不易搞好。
李绍基：社会主义竞赛问题，报纸将私方人员的功劳入了工人的帐，这样如何发挥私方人员积极性？
谭乐平：旅业的工人，所谓工人阶级，只是贪威识食，练精学懒。旅业中窝娼、庇赌、偷看客人开房、侮辱单身女客也是工人所为。
叶海：工会主席水野（注：没有本事），批文件乱咁来，批职工福利补助不按规定办理，他（指工会主席）转来我批时，我就批着“同意工会主席意见，但要根据福利条例办理”，这既尊重工会主席意见，也贯彻原则，是一种高明做法。
罗镇寰：人们说：“人民内部矛盾资产阶级最多”，但我认为影响共事关系的，不一定都是由于我们没有发挥积极性，是由于上级领导所造成的。
萧晋谦：工人提拔做领导，既不会联系群众，更不能团结私方。
合营企业是否仍有阶级关系，值得研究，如果要搞好公私共事关系，不能强调阶级界线。饮食业黄波打工人问题，亦说明目前工人仍以“阶级”来侮辱资本家。
麦炳坤：资产阶级合营后生产数据和三权已交出来了，在企业工作只有共事关系，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差不多了，已经不存在阶级关系了。
谭伯益：报纸将西区应合饮店私方家属群殴工人注销来，完全不符事实，简直是想挑起阶级仇恨，扩大不好影响。刘富兴饭店私方刘坚荣擅自增加工资，改变工资制度，工人也盖章同意，双方面有份，但政府只针对私方而对工人就不闻不同，真系好笑咯。
邓万喜：工人多数都是在五反期间拍台起家的。
邓伯舆：合营企业中不应强调阶级关系，大家都是为国家工作，企业生产数据改变，如提阶级关系，影响私方积极性。
黄毓明：合营高潮前首长讲话不叫我们同志，合营以后，就称我们同志，这说明阶级关系已经转变。这问题党应对公方进行教育，主要还是搞好共事关系。
（4）丑化企业公方代表，叫嚣有职无权
林志澄：有许多任务商界反映在企业中受到歧视，私方人员提出的意见，公方总是说：“好吧，研究，研究”，但以后却没有处理，不了了之，党员提的意见，公方就说：“好吧，就这样办吧”！这样使私方人员不积极提意见了。
我在市工商联工作是有职无权而有责，大小事情都由党员干部决定，真主意，假商量，我们只是挂个名，难搞的“硬骨头”才推给我们。
刁绍芬：俗语说：“逢人只讲三分话”，现谈人民内部问题有人还存有顾虑，他们说：“只能讲七分话”。当前工商界主要问题是公私共事关系，一方面，由于私方有自卑感，另方面亦来自公方、党员。
粱尚立：工业部门撤销专业公司设立六个局，王书记指示对私方人员安排要私提公批，但不少局事先不与工商联联系，等到过两三天要公布了，纔拿出名单来，这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
陈醒吾：过去私营时，看到400分积极，现在不积极这种人可能有，但不会是这样，给数据正经理不给，一定给党员副经理，时时把阶级关系拉在第一位，把合作共事关系拉在第二位，这不是宗派主义吗？私方怎能发挥积极性。
更生厂张××要求离职做手工业，厂已给他离职证明，我想给他另写一张妥善的证明，但厂长不同意，这是厂是给西瓜皮我踩，有意做成私方无威信，做成群众对党不满。公方的公式不是团结——批评——团结，而是团结——批评——斗争，斗争，斗争始终宗派主义。
私方有职有权是空头口号，今后应基本上要遵照私方人员的意见。现在我对工作毫无讳言，仅拿出五成精力来应付，因为是有职无权的关系。
不给正经理携带技术设计数据，公方实在没重视我们“财富”的作用。
吴崇威：有的合营企业共事关系搞不好，羡慕我们在局里工作也许会好些，其实不然，我的女儿入学写介绍信，公司写着“我公司干部私方经理×××”，一信之微也要写上“私方”二字，可见一条鸿构清清楚楚。我的感觉是对我们“尊重有余，重视不足”。
党对民主人士尊敬有余，帮助不足，党决定的事私方都不知道，有的厂私方人员无职有责，改组后不安排，始终不安为厂长，评级增薪公方干部全解决了，我们问题还未解决，不知党的政策如何决定，公私共事为主，还是阶级关系为主呢。
梁海：我觉得公方在企业中往往用三个法宝来维持自己的威信，第一是用接近工人来孤立私方人员；第二用密件，独自按照上级意图来树立威信；第三有时私方人员做出了成绩，便用“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来抹杀私方人员的成绩。高潮前，合营的公方一般都有一些水平，但到全业合营时面阔了不得不水鬼升城隍。
罗伯华：安排大多数是满意的，但未发挥积极性。我在同业了解安排了经理、主任，有职无权，受了制度限制，说是5元经理，因只有5元批准权，5元以上则要上级批准。很多制度值得研究改进，以免手续过多。
梁鸿：合营后对待私方人员照顾则有，信任则未必，即使你做了厂长、经理，实则有职无权。党、团歧视我们，往往只说我们有七年定息，吃安乐饭，却看不到合营后私方人员的积极性确实提高了……，最近大家比较消极，原因就是对党团的作威作福看不过眼，有些厂对私方人员采取“真主意，假商量”。当了董事长不知做什么工作，合并改组后更不明确，只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如果认为我们安排不下，就不安排好了，何必拿个董事长的名堂来招架。
李经：党对工商界是否支持、信任呢？过去及现在都是不够的，有一次由党支书召集谈搞好业务问题，过20天左右，公方代表质问我，何时召集私方人员开会，讲什么话，说我看不起他，抗拒领导，以后什么文件都不给我们看了，要发挥积极性，只有加强对党员教育，要虚心一点，不懂业务向私方人员学习。共事关系表面好，实际是不够信任。
私方人员有职无权，但有责，出了问题就要批评私方工作中无协商。我是工商联负责人之一，人事安排同样没有协商，连真主意假商量都没有。
潘以和：市工商联干部对工商界的福利待遇问题，擅自代行主副委职权，出席有关会议决定了主委也不知道，这种包办代替的现象，连黄永安副主委做了猪仔官僚主义也不自知。
谭乐平：公方副董事长李梓辰事事独断，董事会是拿来摆样子，担任董事职务是有职无权，公方不支持董事会，反映问题提出意见，从来得不到答复，连公司科长也不知有董事会，可见董事会是有名无实。
叶海：我虽然是正经理，但许多问题我不知道，有些事做了我也不知，有些事做了纔告诉我。私改组简值是“独断独行”，合营后降低工资是私改组一手包办。肃反问题不通过我是不对的。我在腊味部是正经理，许多文件不讲要批办，甚至连看也看不到。
我被安排为经理后，工作上不是缩手缩脚，而是“束手束脚”。
公方吴××是一个“后生仔”，做事很主观急躁，有“火车头”之称。公方夏××水平很低，我简直看不起他，他们象军事化，太严谨。布置工作又不通过我，干部情况不向我会报，因此处理事情有困难。
合营后降低工资问题，责任不是我，而是他们（指公方）不按中央合营后六个月基本不动方针，他们一错再错，我向他提意见无效。管理部“软的深绑，硬的浅掘”。
梁奇：人事安排私提公批，公司不应派干部来抓。公私关系搞得不好，完全是公方责任。私方有职无权，文件秘书不给看，自己要争取。对公方要尖锐提意见，如不给文件看，就晤晒理，只要有胆量，不然被公方揸死。
彭裕伯：工艺品出口公司话我增加工资，硬性核减，我是不服气的，决定辞掉管理部副经理职，专心搞好企业业务，好过在公司做一个饭桶，人家说有职无权而有责，我则只系挂衔经理。
李绍基：私方厂长抓生产但又不能参加生产会议，如南方厂梁成任厂长（私方），生产会议无份参加，怎能搞好生产工作呢？好像只摆来看看的。
罗毅民：公方经理欢喜人托（注：托大脚）、拍（注：拍马屁），不懂装懂，三大主义都齐。老严（注：建材公司公方）官僚到极，开口就骂人，搞到个个干部都不愿跟他，老严已处于众叛亲离境地。
私方人员—般都是有职无权。机关单位中好似分三等，上等是党，中等是团，其余是非党人士或私方，这都是宗派主义的表现。有些厂党支书包办一切，而私方厂长是无权的，这不能发挥私方应有的积极作用。
邝公善：管理部私方有职有责无权，合营企业经理有权而不能行使。在有职无权的情况下，消极不等于消极。旧工作人员作主委是“杉木神主牌”，工会设资料室主委也不敢入，工作人员写资料收之……当主委是外人，怎样搞工作，很多事情是“真主意，假商量”。
薛庚霖：各级单位都存在“三害”，商店撤点，经理调动，我们私方经理和科长都不知道，未贯彻私提公批，也说明我们在管理部有职无权。
梁鸿举：公司不相信私方，四楼决定三楼客气（注：党支部办公室在四楼），相信的程度只有百分之几。人员调动公方经理只将研究名单来征求私方—下，上午提出，下午就开会布置，做成真主意假商量。基层店私方是“三元”经理（指注：只能批准三元的数额款项），发挥不到私方积极性。
劳汉：公方与私方商量问题真主意假商量。
李有恒：私方人员得不到支持，原因有三点：①宗派主义严重；②看不到私方人员是财富；③认为私方人员如在企业工作已照顾，给予安排是可怜。
“真主意假商量”是存在的，分工系由党支书事先安排好纔提出协商，许多事情不通过私方正厂长就决定，人事干部代替了私方厂长的审批权，私方厂长系摆花瓶一样有职无权。
麦祺：戏院业的私方多数是正经理，但究竟谁领导谁？许多文件都是写着公方亲启的，保卫工作是很重要的，但人事科召开会议时，只是公方及工会主席参加，那叫正经理怎样向企业负全责呢？我认为这样不信任私方，倒不如安排副职还好。我在影剧场公司当副总经理，我曾向党支部反映过，公方对我尊重是够的，但信任不够，如安排组长时，连我也不知道，结果这些人的安排使很多人不服气，因为并不是“量才”的，只求是党团员，有些对业务不熟识，有些是有名的“蛇王”（注：懒惰之意），对工作影响很坏。我在公司工作是打电话的（注：意即有职无权），有的影院经理调走了，我也不知道，所以有职无权不知从何说法。
邓伯舆：联营组开理事会时，公方代表开口都说接受改造，埋口又说接受改造，说得太多，我们工商界受不了。
谭杰云：党政工团大晒，自己有职无权。我是一个“杉木灵牌”，自己有职无权，等于废厂长。
吴展环：副厂长（公方）为什么能当正厂长？你公方是政府派来的，难道我不是政府委托吗？
王达明：墙是公方和党筑起来的，这堵墙还是公方来拆。
陈琰文：私方人员任副职，如调资委员会副主任，工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等，几乎是100%有职无权的，既然有职无权，作为花瓶来摆，那不如不安排。希望政府注意安排要真正有职有权，花瓶做起来很苦闷的。
林佐：现在公私关系是“相对无言，唯唯诺诺”而已，秘密文件当然不要想，连普遍文件也看不到。
王君诚：陈广浩（公方），是运输汽车出身为什么要他做公方。
（四）攻击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
（1）攻击人事部门和人事干部
伍国洽：人事工作很神秘，影响到公司人事科工作也很神秘，……人事科长平时不做工作，对干部不教育。
郑赞：人事股有如封建时代的统治者。阶级矛盾已非对抗性，今天企业似不必设立人事股。人事经保股太神秘。
区宇衡：公方经理所领导的人事部门形成神秘化。
麦祺：我看到党员有点“神秘”，而人事科更“神秘”，尤其是看了徐舜英的发言以后，启发很大。
关炳如：区人委人事科与各单位人事科一样，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很浓厚，工作上不民主，凡事不协商。
现在我们的人事数据，由区委揸，实在一向没有和我们谈过话，他们在我的数据上写些什么，我完全不知道。
邓仲仁：人事任免调动不够民主，真主意假商量。
庾淦城：广州电木粉厂的人事秘书独立办公，谈问题也关起门来，使人很怕，称之为“神秘室”。
彭锦昌：党、政、工、团等如“四大家族”压住晒。人事经保股不事生产，不下车间工作，整天行行企企，惨过国民党的监工。
黄曦晖：公司人事科无人情味，党团员靠骂资本家起家，人事部门对私方人员总不离五部曲：第一批评，第二谩骂，第三检讨，第四处分，第五调走。同业乃十分反感，认为一到人事科门前就心跳。但另方面对待党、团员，则另眼相看，犯了错误时，只关起门来搞或搞就算数，“家丑不出外传”不了了之，所以人事部门的干部真是不可一世，私方人员怕他们甚至于怕小皇帝，有个同业谈起人事科粗暴态度时，竟至声泪俱下。
潘以和：企业有人事保卫科，就应负责保卫，而假期要职工私方值班，这是占用休息时间，就要征得本人同意，而且要补工资，既要值班就不应保卫科。
李有恒：党员问题不容易解决，尤其是转业军人的党员为甚，处处受照顾，如提升、评选、评薪、下放干部等等，尽量照顾党员。
谭乐平：公司人保科干部系从工人提拔的，且合营前旅社业劳私关系不正常，对私方才能既不了解又有成见。
（2）反对社会主义用人制度，主张用人不问政治
周康年：企业中以共产党员为“德”的标准，私方根本就不可能有“德”，亦不以才来录用，处理问题公方处理错，下面也拥护，这样企业就不会有成绩，还不及资本主义企业重人材，老板要搞好企业赚钱，如搞坏企业就必然不要他，现在则不同。
林志澄：现在各机关用人时，仍有偏重于历史情况的倾向，稍有历史问题，就不录用，故埋没不少人材。凡是聪明的，做得事的人，在旧社会历史必较复杂。现有些单位对这类人不敢大胆用，即使用了，在地位和待遇上也压低一些。
陈鲠斧：今天要搞好企业，光有德是不行的，德才要有分工，企业先重才，德的位置在企业是一个监督作用，不能什么都决定于“德”。
罗挹山：人事问题搞不好，是合营一年多来的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人事安排没有真正依照国家的政策“量才录用”，只是以思想认识，政治品质来录用，因而各行业好些年轻不懂业务的职工当了厂长、经理，原来熟悉业务的人，居于次要地位，形成领导与业务脱节，那些新的领导人，以为可以用平日搞政治思想工作的方法来搞企业生产，把企业机关化了，这是行不通的。他们终日跳跳扎扎，非常积极，也槁不出什么名堂，原来看技术经验的人，认为自己不受重视，消极下来，作用也削弱了。
郑赞：党提拔人员偏重于德忽视于才，使很多人不胜任工作，每厂都有这样的宗派主义，对党员的提拔是否真是德才兼备呢。
周明光：人事部门的调动工作，不是量才而是量德，他们不重视业务和学习，人事部门轻信党团意见……，开行政会议我们都没有参加，怎样进行监督呢？
蔡凯元：孙中山先生以前讲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几句话，现在已大部分实现，但是今天要注意做的就是“选贤与能”。目前有些地方就是充满官僚主义，宗派情绪，不好好地运用工商界的人才，特别是老行尊的积极作用，以致浪费人纔，造成不必要损失。因此我认为凡是不称职的公方代表，一律应该撤换。
李绍基：公司提拔干部宗派主义相当浓厚，如公司成立初，提拔了三、四个党员，有才干的私方人员和党外人士都没有提，这样光从德提干部，难以说服人。
陈祖沛：私方人员的才能和经验未发挥，其原因是一方面私方人员缩手缩脚，一方面公方没给予私方人员应有的重视和信任，某药材铺将老行尊（内行人）安排做包装工作，有些药品，不能识别时就叫他出来鉴别，看完后又叫他回去搞包装工作，他们大有意见。为什么我们不发挥这人的作用呢？有人说我们工商界很多代表人物，区长、县长、局长、副市长、副省长，但他们有没有代表我们的利益去斗争。
麦祺：去年升为戏院经理助理的约有30人，其中只有二人不是党团员。
合营后，私方都是副经理，一直干了五、六年的也是副经理，没有正的，真是笑话。相反，工人一提就是助理，转眼后又升为副经理，其它私方人员就几年浮沈，升一级也不容易。
吴波：党干部政策是只提拔年青人，如工商联提拔干部，个个提晒花靓仔（注：意即无能者），但有很多经验的人不提拔。
（3）扩大人事工作中的缺点，要求资产阶级掌握人事工作
陈祖沛：人事部门绝大部分没有私方人员参加，这是不信任私方人员的典型。
所有公私合营后的工厂，企业的人事科都一律不用私方人员，我认为：既然经理私方人员都可以做，为什么人事科的干部私方人员就不能当呢？人事科也应该有私方人员参加，以更好地了解私方人员，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林志澄：市工商联的人事调配，提拔都由一个党员秘书长包办，奉迎他的被提升，不好的人才是他的心腹，有人称这些人是他的“宪兵”。这个党员凭个人的意见办事，谁不同意他的意见，就被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我就戴够了这种帽子。主副委在工商联的一举一动，他都向上反映，造成人人提心吊胆，不敢讲话，对党敬而远之。
陈醒吾：一年来我从未知道人事问题，从不向我们说一声，听取意见。做人事要懂得人情，人事部门统战思想差，统战工作对上好，愈下愈差，这是水平问题。
罗毅民：合营后安排公方不洽当，提拔有宗派主义，工人提升厂长，伙头当秘书，实在是“秘而不书”。
朱文熹：对人事安排定职协商，公方代表对私方用“五反”时的眼光睇私方，使到争持不下。如中区李路（公方经理）对保大药局的董伯强医生安排为副经理，尽量提出他的合营前缺点，看不到一点转变，强调不同意安排。
谭乐平：人保科内要安排一半私方，过去曾向管理部提过不少意见，要适当安排私方人员参加人保科工作。要安排公会副主委岑振富在人保科工作。
谭杰云：人事安排是个秘密。
韩立基：区委管人事以党代政。
薛庆霖：人事调动私方厂长不知，如何搞工作，人事部门是很神秘，人事安排的方针是“量才录用”，实际上是“量德录用”，但连德也误解，仅说是历史清白是德。
关漱石：人事部门象禁区，写着非请勿进，其权力大过经理，向外发公文抄送经理室。管理部人事科在经理之上，凡事不能过问，试问怎能有职有权。
人事由劳方经理揸，私方经理无权揸，因此做成神秘情况，这是无法搞好工作的。
王君诚：交运业的人事安排，那不过是敷衍应付，马虎安排，但“得人工咸个钱”（注：省得加薪开支），萧干文在省、市都有车，两面都不要人，饿到他面青面白。
王达明：中区管理部过分强调阶级关系，提出安排有业务经验的私方为副科长没有答复，后他们认为资方人员不宜任业务二科的科长。二科因无私方人员当科长，产生了不少问题，群众开会也不来。一科有私方就搞得好，能联系群众。
彭裕伯：关于工资制度，广州已经占了便宜，广州所占增加额应该没有这样多，所以要将我们的工资来减低。我们行业有特殊，调整工资不可能。工资问题你们千祈不可搞，搞就会死人。我增加工资问题，不能放弃。我要维护行业利益。1月份增加工资是合理的。几年来我都没有犯法，难道这次会犯法？政府减我工资，我一定不上班。（注：他在合营后56年1月增加工资由115元增到198元，并将其爱人和儿子一家四口擅自增加，增加数为原工资42%）。工资改革有的过高，过低，有的决定了，又推翻了。
公司评选先进工作者，恰恰两个一等，一个私方一个劳方，有这样巧，不是经群众评出来，只系几个人搞出来。佢有佢积极，我就消极，佢地搭头搭脑，一味认自己功，工作是大家搞，我没份吗？公司揸住人一些缺点，就一棍子打死人。
温兆奇：公司区管理部、厂、有两面性，对职工看法积极，对私方看法是消极。
| | 来源：《广州市工商界错误的右派的言论汇编》（第一輯），中共廣州市委社會反右辦公室編印，1958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