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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中国科学院 何荦
1957.05.00
简历
何荦 男 29岁 浙江诸暨人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兼地主，个人成分：学生，应用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共青团员。
一、“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到各种摧残，来保证科学工作必须的空气阳光”
1．科学家只有小范围的权力。何荦说：“科学家只有小范围内的权力(如在选择研究题目确定研究方向、生活福利、领导青年方面的权力)”，而在主要方面却是绝对的无权，干部要不来(统一分配)，仪器买不来(外汇紧，削掉了)。在文章中他说：“科学家在实际工作中有多么大的实际权力？有些地方不少，譬如房子问题，生活福利问题等是说话很有力。再譬如，在和青年人相处中，可以说啥算啥，因为在这种场合下，党为了防止青年人冲撞科学家，根本就不使得青年人有机会表示意见。但有些问题上却又绝对地无权。比如前年新大学生来到所里之后，关于新人的一切情况(人事、学习成绩等)，党一律向科学家保密。其原因是怕科学家要争、要抢，结果每个科学家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机缘(是天缘凑巧还是党的乱点鸳鸯，不详)得到了自己的新弟子。试问，这中间可有一丝一毫相信科学家、依靠科学家的思想？再如反胡风学习中，党请科学家参加了领导全所的学委会，但实际上并不信任科学家，许多情况都不让科学家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让科学家出面，担上领导运动的名义未免太令科学家寒心了吧！在其他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党什么时候真正地诚恳地邀请了科学家参加领导？更谈不到交给科学家去领导了”。“解放前科学家，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有所作为’可以按自己意图办事，要仪器要图书要人都有办法，可以搞出些名堂来，如蔡元培办北大就因为他有名望，好教授都请得来，真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繁荣时代，现在的科学家那有这样大的权力”，这主要是由于“党的权力太大”。
2．“科学家认为要作科学工作，需要有时间，但党的干部认为要发展科学，需要开会表报，需要使科学家忙些，更忙些”。“科学家认为要搞科学工作需要集中精力，专心致志，但党的干部认为科学不能‘脱离政治’必须着重整一整脱离政治倾向，并把科学家(尤其是青年人，那是社会主义的新一代尤其重要。)从埋头工作的‘泥坑’里拖出家，要他保证看报、发言、锻炼、文娱、搞思想(党对脱离政治要比脱离业务敏感得多)”。“以前有些人习惯比较坚持长期的钻研业务，但渐渐习惯于上下班便离开工作，在科学院不像研究而像生产，这不只是上下班制度的问题，而是社会活动开会等对正常的工作习惯都有影响，党是有意识的领导大家这样做的，改变了大家良好的工作习惯，有人工作放不下，党便说脱离政治”。“现已经有个危机，没有钻研工作的积极性的危机”。“从来没有人支持做研究工作的积极性”。
3．党在科学院中所起的作用，不是思想领导，而是或多或少地根据自己的看法和意图在推行这，建立那，要别人办这，不叫别人办那样等等。造成科学院“学术空气不浓厚，有些机关衙门气”，主要责任“应当由党来负”，“原因很简单”，“过去是党，而不是科学家在办科学院”。“给知识分子的自由度很小，过去一个人起的作用很大而现在无法只能坐以待毙”。而党的领导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空气也不愿意去体会什么叫学术空气。因此，何荦要“找一套工作、生活的制度，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到各种摧残，来保证科学工作必须的空气阳光”。
4．他又说：“科学院是党在办而不是科学家在办科学院”，“党的意见和科学家背道而驰”，“党脱离了基本群众——科学家”。
二、“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工作上”。“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对十二年规划没有信心，看不到走的路”，“科学家都不重视计划”。
1．何荦说：“秦秘书长在传达毛主席报告中说：‘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就剩下吃饭生孩子’。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也想到作研究工作，他们有一套政治，而别人不去理解他，科学家有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在研究工作上，科学家不见得脱离政治，如这次‘鸣放’中科学家谈出了很多问题，知识分子的政治是在研究工作上。“不是知识分子脱离政治而是搞政治的人脱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关心政治的，在鸣放中知识分子积极性是很高的而主要是政治待遇不平等，党内外有墙，没有充分机会，没有充分可能让知识分子去关心国家的事情。”
何荦在文章中说：“党的工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有其固有的政治家的尺度，他从来没有想到这种尺度用来量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有可能是不对口径的”。“党未能真正体会到斯大林名言：“科学家要通过自己的道路来接受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意义”。“这和党的干部只是通过“宣传员的方式，’来接受共产主义，而脱离实际形势，不体会各种类型的人的特点的情况是有联系的，必须承认认识过程的长期性，反对“接受愈快愈进步”的简单化看问题的方法”。“在思改过程中，党的领导未能抓住中国科学家爱国、爱真理的主要方面，急燥粗暴地对科学家提出了过高(违反认识规律)的要求，并将这些观点在青年同志中进行有组织的宣传布置，然后用过激的方法向科学家开炮。经过思改和以后的运动，科学家落后的看法，在青年人中间，已成不移的定论”。“回想思改时，把老科学家拿来斗一斗有否必要，就很可怀疑”。“我作为一个在过去思改运动中言论激烈的一个积极分子，借此表明我的内疚”。“罗隆基说‘知识分子和党之间的墙和沟是思想改造造成的’，有人说这是右派言论，那简直就太岂有此理了”。
何荦说：我不相信思改是在自觉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强迫的，我认为强迫思想改造是很痛苦的。对蒋介石诬蔑我们说思改是‘洗脑筋’的说法，有同感。
“我认为用运动的方式搞思改不合适，这是党内整风的方式，而对党外就不合适。”
“科学家就是落后也不要紧，大科学家有些错误亦可以原谅，大科学家就有些缺点如贪污又何妨。我不赞成‘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提那末多的个人主义问题，我认为没有必要老在那里扣个人主义。”
2．“规划就规划一些重点，愈是重点问题就愈多，例如电子计算机研究所，半导体，物理研究所，订规划就规划到××年发展到多少人，××年机构扩充到多大，××年成立什么所，而不是规划到××年工作做多少，结果发展重点，就拼命增加人员，扩充机构，结果人浮于事，没有工作做，房子不够，这是在制造矛盾”。“党集中了一批科学家到西郊搞远景规划，搞得很浪费人力、物力、时间浪费也很大，但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到底能起什么作用”。我对十二年规划没有信心，因为看不到走的路，从自己组的工作中也看不到他的指导意义。
3．“作什么研究工作党也没有依靠知识分子或依靠得不得法，科学院这样领导，使科学家都不重视计划，科学家不重视科学计划是有理由的，对院里布置下来一套没有兴趣，党和院的领导，只是布位，几天之内就要把计划订好，是形式主义”。何荦还反对报表。
4．“我国的科学家大多是留学英美，对英美的那一套科学制度、工作制度都熟悉，也很习惯，这一套对今天中国现有落后的情况来说都是先进的。假如让老科学家们谈：他们所熟悉的那一套中，未尝不可找出适合于中国实际情况的工作制度，科学体制等。然而现在在订规划，扩充机构，订规划老科学家们对英美的那一套既不好拿出来，而对苏联的那一套又不熟悉，只好从科学家脑中空想出一套东西来。搞得不符合实际，苏联那一套也不见得就适合中国。苏联专家对于中国的远景规划，表面上是说中国兄弟真伟大能制订出这样长远的十二年发展规划，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而在内心实际是在想，订了能实行得了吗(有太不量力的语气)？能有用吗？”
三、何荦说：“党人为的在科学家和青年人之间造了一道墙，党对青年人进行的‘团结科学家政策’的教育是很荒谬的”
何荦说：“今天科学家和青年的关系是不够密切、不够正常的，以解放前情况对比一下便晓得。那时一个科学家和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以我的父亲为例，青年人经常到我家里去拜访，有些熟悉如一家人，从生活到学习，大家无话不谈；老师事实上是青年人的业务、生活思想上最亲密的长者，爱学生如爱自己的子弟，把他们当作自己事业的助手和继续者。但今天的情形就差得多了，大家充其量是有一些业务上的联系，其他方面则是互相淡泊陌生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党在青年和科学家之间造出了各种隔阂，加上各种戒律”。在思改时党让青年斗了科学家(详见二)“青年一来所党便悄悄地对青年人说‘和科学家相处要小心，科学家思想落后’……”。“必须青年(先进的，靠近党的新血液)从各方面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等等云云。这样一来，已经使青年人觉得科学家是新社会中很特别的，处处要小心照顾的病人。”这说明党不依靠科学家，也不让青年人依靠科学家。但党的领导尤以未足，再加上一条绝对是非律：“凡有青年同志在与科学家相处中惹事生非，引起不愉快者(如争论、生气之类)，首先应由青年人负不执行团结政策之责”。“几年来的效果证明，年轻人与科学家吵嘴是少了，但青年和科学家之间再也无法建立正常的，人与人、同志与同志之间相处时的正常的、诚恳的关系。青年人对科学家有意见，最后都汇报到党的字宝里，党有什么仙方能消除这些问题？科学家对青年人不满意，只好把意见埋在心里。事实上人不是专门吵架的动物，党不必设五关六将，青年人也未必就和科学家发动内战，造成灾难。如果几年来党不是片面地向青年灌输团结教条，而是放手让大家自由相处，自由交换意见，今天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共事关系是不会如此令人头痛地难”。“向青年人宣传所谓‘团结政策’的戒律，也正好说明党对科学家的看法：一群需要谨慎相处的病人，摸不得的国宝”。
四、“党是专横的严密的统治”，“在各个基层单位不一定要有党的领导”
他认为党的干部“以为自己有领导者的本能”，表现在：“不调查研究当前环境的特点盲目地老一套地干”。
何荦在文章中又说：“党的领导干部却没有这么开明。他们拥有的主观(教条)主义要比马列主义更多些。他们往往以为自己一通百通，把教条当作普遍真理”。“党的工作者对人对事的看法有其固有的政治家尺度，他从没有想到这种尺度用来量度科学工作者和科学工作有可能是不对口径的，换言之，党的干部在科学的新岗位上没有对自己旧的一切进行批判，因此也就不能使思想赶上形势，切合实际”。
他又说：“我认为党是统治者，党通过组织、政策和运动把群众统治起来。党没有把群众看成是自己一样平等的人。党是严密的专横的统治，说什么是什么。党从来不检查错误，很顽固”。
“党领导运动，没有发挥群众的积极性，而只是利用群众的压力。党在发号施令，群众则跟着在喊，因此觉得不民主。运动中的斗争对象是最倒霉的，只能吓得发抖，如果本来没有问题亦很难辩解”。
“党的群众路线是用压力，群众跟着喊，群众不敢说真心话，群众在根本问题上是没有发言权和讨论的余地，在肃反问题上是民主不够”。
“对胡风的许多话也是共鸣的，感到舆论一律，社会纪律组织严密，觉得统治比解放以前还厉害。旧社会虽不许说，但可以想，而新社会连想都不允许。”再随便举几个例子(1)“……但问题不仅在老爷们，而在于老爷们也是一大群读者底代表，我想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防止他们不懂，一面防止他们构成罪案。这当然也无聊，但也只好做做能和无聊作战的大勇者”。“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2)“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账，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3)“好像置身在大家无端得意忘形地欢乐，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欢，反被当作异端仇视的那一种处境下的心绪。”(4)“现在是，在一个单子下面，许多读者都是昏昏沉沉者。一、‘舆论’一律，一个普通读者也实在难于判断。二、绝对大多数读者都在某种组织生活中，那里的空气是压迫人的。三、文艺上的问题也实在以机械论最省力。”对于这些话都有共鸣。对胡风的两面策略也很欣赏“一定要是无‘距离’的态度：(1)送上理论，同时送上入党申请书；(2)应参加的文艺活动与社会活动都是积极的参加，例如，奉邀出席甚么座谈会之类，不推托，不沉默；(3)不对任何人发甚么牢骚。”
我不相信人会不为自己着想，会为人民服务。对党的老干部亦是这样想，认为他们也是要追求个人利益。党员的修养，对人谦虚等是虚伪的，这是他们联系群众的手段，实际上还是看不起群众的。积极分子有两类，一类是虚伪的、假的、向党献殷勤的，我自己就是属这类的。另一类是头脑简单，跟着党喊的人。群众也有两种：1．不讲话，听支配，对什么都不大关心。2．有话不敢讲，有意见不敢说。党和群众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党的干部自以为无才有德，对有才无德的群众，怀着本能的宗派主义的不信任”。“党有这样的惊人的宗派主义难道有可能联系群众吗？今天党的干部首先要把旧的宗派主义思想，教条主义戒律好好整一整，听听群众的意见，悔悔过，再洗心革面，清除对“落后群众”的本能的歧视真正地和群众携起手来，依靠科学家办好科学院”。“思想改造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不敢要求所有党的领导干部都能立刻有很大进步，但我认为一切错误的，过时思想，如果不自动退出舞台，群众会把它清出去的”。
“很多人都说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最先进，我认为倒不一定，不能用这个来衡量一个人，说共产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就使不少人因为光荣而入党。因此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有党中央领导就可以了，在各基层单位就不一定要有党的领导，至少，也不应该有今天这样的具体领导。特别是在高等学校，科学院这样的单位，可以不一定要党委和党组的领导。“院里应当让科学家对所内的工作更多负责，如周总理找施所长负责，施所长找科学家负责……院本部与党可以不管。这样也许搞得好些。至少比今天这样要好”。
“人事干部，年纪轻轻，又不懂得业务，大权在手，人人看了都要害怕他。所里有些人对别人都可以不怕，只要人事组有请，再厉害的也害怕”。“我真不懂不管那个单位，即使很小，也要搞上个人事干部。像我们所里人事干部五六个不知在干些什么？我说审查干部可以放在院里，所里可以不要有人事组，至少不应当有那么多人事干部”。
“部队转业的人总是特别凶，好像就凭自己有汗马功劳”。
他说：“储安平的言论并没有什么，如果只从他的话看出问题那就太聪明了，批判他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我现在对人民日报没有很大的兴趣”。“看到人民日报的批判就恶心”。
他觉得别人拥护批评储安平就大以为不然，说：“你们一看(指看人民日报)就信，真是头脑简单，水平太低”。
他又说：“储安平的话可以从好的方面去理解，也可以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储安平所说的是事实，在各个基层单位都安置一个党员做头儿，即使形式上不是，也要党员干部点了头才算数。在科学院，在研究所里也是这样”。
他说：“说钱伟长要当清华校长，钱伟长作校长又有什么不好？理工合校又有什么不好？这些也要批判吗？”
他说：“肃反时有些人乱哄哄地盲目地跟着共产党喊，后来就参加了共产党”。
何荦的一贯表现
土改运动。何荦的母亲是地主，她在土改中未把地契交给农民。何知道这件事以后，觉得是件小事，未采取任何措施来补救。同志们在思改和1952年的整党学习时，向他提了许多意见，而他始终没有对这个问题好好做过检查。
何荦说：“三反五反运动中，由于和一个贪污分子一起经手过许多东西所以思想情绪和运动是非常对立的”。不相信有老虎存在，看老虎则觉得很残忍。他认为“三反五反运动在科学院搞的太过火了，老是搞运动，不作业务，真是人人成为运动员了。”
总路线学习开始后，彭桓武付所长作动员报告，他不去听，章综批评他，他不仅不觉得错反而发脾气。另一次张稼夫付院长向全院做报告，他虽然去了，但回来后他向别人得意洋洋地说：“我一点也没有听进去，一直在那里画小人”。讨论的时候催着要散会，有时干脆就说：“今天要学，我就不干”。有一天，在黑板报上出了院学委会的一个通知，提出了当前学习还不够深入等问题，何看了便当着许多人面前大骂说：“这些家伙(指领导)真不要脸，吃饱了饭没事干，让你来深入深入看”。何荦曾对章综和陶祖聪说：“顶讨厌什么事情都扯到思想上和阶级界限上来”。
何说：“反胡风学习一开始，就很抵触”，何曾对徐稚歧讲：“在反胡风学习时，我没有好好学习，学习开始了许久，连第一批材料都没有看(那时第二批材料已经出来了)”。徐当时曾批评他，说他不像一个团员，对反胡风没有责任心，何却说：“我没有学习，并不等于我不关心反胡风”。第二个礼拜何又去找徐，对徐说：“我还是没有学习”。
何荦自己说：在思想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有许多相同之处。他在检讨中说：“胡风的文艺思想与自己的想法是一样的，觉得解放后的文艺作品是千篇一律，简单枯燥和无血无肉的认为是机械观点和教条公式主义在作怪；是提出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自己很欣赏‘主观战斗精神’，‘到处是生活’的说法，三批材料揭发后很害怕，因自己与其中的很多有相像的地方，如表现对社会不满的东西都有共鸣之处”。
关于肃反，他在小组会上说：“肃反运动中说5％是坏人，是教条主义的理解，全所忙了一年，结果一无所获”。
肃反时他曾在一次团小组会上说：“你总的情绪上我是宁右勿左”。又有一次他对陶祖聪说：“应该站在落后群众的立场来看问题”。在检讨中又说：“在肃反运动中让科学家参加领导，只是表面上要表示联系群众，实际上则是让科学家给党背黑锅，我所说的寒心就是指的这个”。
在鸣放中他说：“我们应当反过来想一想，不要为老脑筋束缚住，思改不搞又怎样？肃反不搞又怎样”？
在研究工作方面，何曾对徐稚歧说：“有一种人虽然是个人主义者，然而钻劲很大，那还是值得羡慕的”。
何荦是向来不管计划的，他也不想去订计划。并且常和别人说，“科学研究计划根本没法订，订了也是形式。”
在业务工作中，他认为与人合作不能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他常常在同志中说，不能合作的道理，有时甚至说：“要我和别人一齐做工作我干脆就不干了”。
他还说：“我认为只要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就可以了。只有用自由竞争和淘汰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现在的青年人不像科学家过去在国外那样积极，不关心自己的工作，个人上进心不强。思想教育不通过业务进行就不解决问题。要用一切是为了名誉地位，来鼓励个人上进。”
何曾说：“在科学院，研究应站绝对第一位”，“科学院搞了许多非业务的事，中国科学本身是落后的，反而去搞这许多非业务的事，我倒很着急，党的领导反而不急”。1954年刘少奇同志关于宪法作了一个报告，所内播放录音，事后何就对徐稚歧说：“我听了一会就睡着了”徐稚歧发现何常常不看报，她曾为此批评何荦，何则说：“不看报有什么关系，张明山发明反围盘时，就未见得他当时就看报”。
在8月15日，何荦做了第三次检讨，同志们指出了他不老实的态度，他竟恼羞成怒，进行了全盘的反攻。他说：
“很早以来就有这样想法，认为运动整我整冤了”!
“对同志们的帮助有对抗情绪，但我知道同志们是为了搞好运动，所以我没有理由来反对，我觉得没有办法，检查没办法，不检查也没有办法，就是再检查一千次，你们也不能希望交代出反动集团和阴谋来”！
“我痛苦的不是因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因为觉得我没有路可走”。
“我的检查是勉强的，情绪是对抗的”!
“但我对自己的问题没有仇恨”！
“如果同志们想要我谈出惊人的东西，那么我以后就不再作检查了”。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可以仔细地回想但不能像口袋一样倒出来，而且也不能希望我有质的变化”!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