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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无咎的右派言论
湖北 厉无咎
1957.05.00

[厉无咎：民建中央委员、民建武汉市委会副主委、武汉市工商职副主委、汉口申新纱厂副经理、申新、福新汉口两厂副总经理]

(1)诬蔑党，反对党的领导

厉无咎说“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党员骄傲自满，把自己放在特殊的地位，不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保持谦虚坚韧的精神”。又说“共产党是领导，我们应该服从，可是人都是平等的，这是宪法上所规定的，为什么有些党员不遵守宪法，把我们党外人看成低人一等呢”？他在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在改造高潮时积极，现在不积极的问题时说这是因为党的领导“偏听偏信”“不明是非”，因此有些人“不愿再搞工作，感到没有奔头”。

他还说“解放后武汉市党的领导，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得是有偏差的，比如公债、税收等方面，比之其他大城市，武汉工商界的任务是比较重的。……这不能怪税局的同志，他们是根据任务办事，问题在武汉市党、政领导上没有深入了解工商界实际情况。当时，我们也反映过，但是没有被重视，还怕人说你落后，说什么阶级共鸣，许多帽子压在头上，使人不敢啃声”。并认为各方面对工商界“不信任、歧视”，这也是“党的责任”。

又说“对于中、小工商业者放弃定息和‘摘帽子’的问题，毛主席指示得很明确，可是武汉市的领导就是不执行，既不替中、小工商业者摘帽子，仍然以资本家对待，一年拿几元、几十元定息，自愿放弃的也不让放弃。这样，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觉得再努力也不能入工会，大大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2)美化资产阶级、模糊阶级界限

厉无咎说“武汉市工商界这几年进步很大，他们有觉悟，有认识，应该相信大家不会有李康年的看法”。他一再反对组织工商业者讨论李康年、吴金苹等人的言论，说“报纸上不应该组织这些问题公开讨论，这会拉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报纸在制造矛盾，唯恐天下不乱”。今年五月他在民建组织生活会上也说“李康年提出定息20年，上海报纸过分渲染突出，李康年会感到自卑，群众也会发生错觉，是不是有意出洋相”。

他在分析当前的矛盾时说“我看当前工商界和党的根本矛盾在于：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估价还不够恰当；同时，社会上对工商界的观感也还不大对头。……通过改造高潮，在工商业者思想上划了一条线，大家都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了，我们与工人阶级已经从朋友的关系变成同志了。因此，用不着再不信任大家了。……可是，现在不管工人也好，公方代表也好，社会上其他人士也好，对工商界的观感仍然和‘三反’、‘五反’前后一样，以1956年以前的老眼光来看1957年的工商界，工商界当然就要受到歧视啊！……这当然不能怪工人群众和社会人士，这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工商界进步的一面估计得过低的缘故，因此造成了大家的错觉”。

(3)否认工商业者还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厉无咎说“章乃器有些意见并不完全对。……我知道他，他与我是多年老朋友，这人很聪明，可就是主观性强，所以他争的意见中也有些主观。……但是章乃器否认工商业者的改造还要脱胎换骨的说法，我是完全同意的，如果现在还要脱胎换骨，那么党这几年对工商界的教育又摆到哪里去了呢”？

否认两面性，提出消极因素“客观论”。他在给汉阳区工商业余政治学校讲课时就说“上海的荣毅仁是一匹磨子勤劳起家的”。他在市民建会讨论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时说“我是以工资起家，不是以剥削起家的”。并认为“没有原始资本就完全是剥削”。意味着有原始资本的就不完全是剥削。还说“我认为无论公私劳资双方都是平等的”，不承认公方和工人的领导。

他否认两面性，说“工人农民都有两面性，工人是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工资改革搞不通。农民是土改分地时很积极，分地后连会也不开了”。在北京开会时说“对骨干分子关心不够，只解决思想问题，而不解决具体问题，要解决现实问题才能解决思想问题”。国务院四、五、八办召集工商界座谈会时他说“湖北、湖南、武汉工商界的情况，高潮以后是好的，如武汉市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私方人员占50％以上，得奖励和表扬的近半数。所以总的情况是积极的，违法的只是少数，而且也多由客观原因造成”。他在汉阳区工商业余政治学校讲课时说“如果要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除非党政要把所有全部的私方包下来，否则不能以理服人”。又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都是客观因素所造成，应由党政负责帮助工商界解决，否则是不可避免”。还说“要从经济出发，汉阳的经济很小，两面性根本谈不上”。

市工商联召开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他作两面性发言时说“听厌两面性是进步的表现”。他在全国政协开会回来以后，说中常会关于公私关系文件中所指的消极性“不符实际”，“即有消极性也与武汉不同”。

他在湖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向全省工商业者放毒，说“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不能强调阶级本质”。

他说“千家驹不了解工商界的情况，光从教条出发。比如：把工商界的消极一面完全归之于阶级本质，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当然，工商界的消极面有些主观原因，不过当前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消极面的情况就更多了”。

客观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他认为主要是当前中、小工商业者许多人生活相当困难。他说“全市工商业者平均工资收入每人每月是52．6元，其中每月50元以下者占工商界一半，100元以上者只有3％。……象陈经老每月也只200多元的收入，比起上海大资本家每月收入1000多元的差远了。因此不仅中、小工商业者生活困难，就是上层人士有时也不免有拮据之感。……也许有人认为工商界生活虽然困难，总比工人强一些吧！他们还有定息可拿。对，应该承认这一点，可是中、小工商业者就不一定。据我们了解，中、小工商业者的收入比工人的收入少的不在少数，……今年工资改革时，武汉市又死扣中央的指示，增加的幅度最多不能超过20％，这样弄得现在许多负担八、九口人的工商业者，每月还是只有四、五十元的收入”。

此外，他又提出了历史原因。他说：“武汉过去是转手码头，生产落后，工商业资金原就很少，加上抗日战争时西迁的损失，胜利后国民党的压榨，元气根本没有恢复。因此，解放后，武汉工商界的底子已经很空了。”又说：“解放后，武汉市党的领导，对中央的政策执行得是有偏差的。比如公债、税收等方面，比之其他大城市，武汉工商界的任务是比较重的。这样，造成了工商界生产、经营上许多人为的困难。”

最后他归结说：“由于这些原因，弄得当时私营企业十分困难。工资发不出，资本家只得自动降薪，而且把家里衣服、家俱等出售，维持企业和自己的生活。……工商业者现在没有奢望，只想吃饱穿暖，可是现在很多人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他怎么能安心工作呢，所以劳动劲头不大，甚至挪用公款等问题都出来了，难道说这些消极面不是客观上造成的吗？”

來源：《右派言论选集(续编)》（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