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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致政在省委召开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梁致政
1957.05.00

[梁致正，吉林日报文艺编辑]

出报纸不是完全靠机器可以完成任务的，而是需要很多人，并且是有头脑的人的劳动。指挥这些有思想的动物不象指挥织布机那样简单，因而领导作风是与报纸办的好坏有直接关系。

在我们那儿，部分领导干部是空谈家。最突出的问题是设了过多的无能的“专业化”的“领导”干部。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是低能的不劳动的劳动者。一般干部也是这样。几年来除了培养一些唯唯诺诺、随声附合的应声虫外，没有培养起一个象样的记者、编辑和马列主义式的领导干部。

我那儿的部分领导干部，是空谈家，好像只有空谈之风再辅以军阀之实就可以办好报纸，因而不重视干部培养工作和正确地安排使用干部。几年来吉林日报的领导上并没有有意识的培养干部，除了培养一些唯唯诺诺、随声附合的应声虫外，没有培养起一个像样的记者、称职的编辑和马列主义式的领导干部。在我们那最明显最突出的问题恰恰是设了过多的无能的“专业化”的“领导”干部，他们的工作能力和他们的爵录是不相称的，他们既不会写又不会编，无知无力，缺乏常识到可怜的地步。他们在常年工作中除了给人一种因循度日之感以外，什么有益的东西都给不了别人。有的干部常年不写一字，有的写一条新闻都弄的满头大汗，很长时间写出来的东西也是空空洞洞，干干巴巴。有的偶然写一篇东西也翻遍各地报纸，东抄西录，七拼八凑地进行“合金”，在这样的文章里，谁的东西都有了，就是没有自己的，当然说一点自己的东西也没有也不太对，因为那文章的署名究竟还是自己的，而不是抄别人的，这也可谓有部分是“创造”性的劳动吧!

在我那儿很大一部分领导干部，在群众看来并不是在劳动上与业务能力上的榜样，而恰恰相反，是低能的不劳动的劳动者，有些人实际上是在那贪天之功为己之功的工作着；工作有成绩写在他的帐上，算是领导的好，工作有缺点，写在被领导的帐上，算是别人不努力。我认为领导干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业务部门)应当是比被领导的水平和劳动态度要好些的，他的职位应当是凭劳动换来的，而不是因唯唯诺诺吹吹捧捧而获得上级的赏识、因而恩赐的干部。像我那儿部分上、中级领导干部，他们的工作太轻闲了，有痨病都可以养好，因为他们一天工作只有两个主要项目，跑上边去听一点，然后再原封传达一下；在编辑的稿上签个名，不，不是签个名，而是签个姓。大家看，这个工作能说太重吗?就凭这点劳动就可以作领导，发号施令，叫别人如何如何工作，人民的粮食岂不委曲叫冤!

领导干部如此，一般干部也是这样，那些级别高的拿工薪多的人，并不比别人任务重或工作的好，或者能力强；有些人恰恰相反。这部分干部究竟是因为什么提拔的呢?领导上是说不出所以然来的。我可以断言，报社中的许多十九、十八甚至二十级的干部，凭他们能力和劳动强度是绝对不逊色于那些恩赐的高更多级的干部，领导上对干部安排的不好实际上也害了那些无能无才而侥幸占据高位的人(这里有些人在其他方面也可能有些能力)。

领导上对干部不能是谁听话，谁唯唯诺诺，就是好干部，说点逆耳之言的人便是坏家伙，仇敌，坚决不叫他们发挥作用，不叫他们作出成绩，限制他们，压制他们。这种作法并没有给报纸工作带来好处，虽然有时可以听到一些软绵绵的颂歌。结果培养了不愿劳动、无法劳动的凭党吃饭的人。不凭业务能力，只凭党的这块牌子吃饭的却大有人在。

使用干部应当是称职有职，不应当是不称职而恩赐，有劳有酬，不应当不劳而获，赏罚应当公平。我认为这是原则，否则就谈不到什么干部管理工作，而成了随人所欲独立单位的老爷们的事了。

在我那儿有的人粗暴蛮横，无德无才，但竟能无功而提拔，甚至竟越级提拔，这类角色唯一的特点是帮助领导欺压别人，大言不愧，指手划脚，自以为是。

关于报纸的领导核心，我认为不应该组成一个“官”的集体，编委最好不采取省委指定的作法，可以由全社人员选举产生，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报纸不是公告总汇与废话编辑。

关系报纸的领导核心，我认为不应该完全以官大小来组成；组成一个“官”的集体，不一定适合业务部门的业务领导和推进业务工作，应当以对这门事业有专长有才能的一些人来组成报社的编委会，编委最好不采取省委指定的办法，可以由全社人员选举产生，这样有利于报纸工作，报社的行政领导权可以是行政的而不是编委会的。这样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克服报社的衙门作风，可以使我们的报纸不是公告总汇与废话编辑。任何方式与组织形式不能是千古不变的，不能把苏联经验万能化了，总是躺在苏联的一些具体经验怀里也不一定完全能办好中国报纸。

把吉林日报的许多“官”拿到文汇、光明、新民、大公等报中当个普通记者，我看也未必称职。

次其，报社不能机关化，衙门化，不能封那么多无用的“官”，应将那些官撤销，虽然不是记者治报，但不能靠“官”治报，叫他们劳动劳动。在吉林日报应提倡学风，实干，克服官风，空谈。老实讲报纸办不好和仍然存在的供给制思想也有关，人们的劳动结晶和自己的关系不切身，不管报纸办的好不好，照样拿工薪，照样当官。要是私人像我们这样办报，早就关门大吉了，可是人家不这样干，人家主要的不是办衙门、养官，而是干新闻事业，培养的是记者、编辑，办不好就没人看，就赔钱。我们不怕这些，所以干不干二斤半。如果允许在长春办个民营报，我看这种老气横秋的吉林日报的发行就够呛！人家私营报纸的编辑、记者是凭才干的，不是凭党吃饭的，要把我们的许多“官”拿到文汇、光明、新民、大公等报中当个普通记者，我看也未必称职。有些官除了空谈和支咀以外，是一无所有。因而我建议报社组长与主编都由强有力的编辑兼任，不称职就撤下来，愿意当官的可以调到一个需要官的地方去。

大力整编我们现有的干部，现在报社的人太多，而有二分之一不具备应付工作，就更不必说胜任工作的能力了。这样使工作受损失，而这些人也不一定不苦闷，大力精简，适者留，不适者去，现在实际上是先进的拖着落后的，流汗的用脑的人为一些不劳动不用脑的干部服务，这很坏。许多人带着官职到报社，仍然高高在上，这是不合理的。因为职务本身并没有给任何人以智慧和新闻才能。

报社领导干部自以为是，一意孤行，真有封建王朝的派头。盲目地执行苏联“真理报”的经验，有些人俨然以苏联经验推广专家自居。

在吉林日报社内部是不注重干部的独立思考的，好像只要我说你听，就可以办好事；这种方法用在大和尚教小和尚念经是可以的，但做为思想领导方法可就不好。我们报社这些年来(除了前几天一次以外)从来没有业务探讨，争论，好象领导干部的话和意见，都是金科玉律，只能执行，不能讨论，所以思想不活跃，有些墓气沉沉，这和领导不放手怕乱，图安逸的思想作风有关。教条主义在我们那儿是代替马列主义的领导思想，谁要对思想与工作问题稍有异议，就认为是非工农的、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是放弃党的文艺方针。他们自以为是，不倾听别人意见，一意孤行。真有封建王朝那种“窃言者弃市”的派头。

如果说编辑记者是厨师，那么在我们那儿食客不是广大读者，而是几位胃口并不十分好的领导干部，他们把自己的好恶当成读者的爱好，用框子套编辑记者，发一篇杂文都给你把楞角磨去，好像有权就有才，有权就有理，概无商讨余地。教条、框子是我们的报纸呆头、呆脑、枯干说教，墓气沉沉的原因之一。

有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如果是个普通公民、干部，影响也就不大了，如果是一个握有决策之权的人的话，那可就为害非浅喽。我们那儿的部分干部的思想已经有些僵化了，他们自己守旧因循，还拉着别人跟他们走。他们只希望报纸老是一幅千古不变的萨菩面孔，对于形式稍稍新颖的作品，风格稍稍不同的，便不顺眼，认为超出了框子，不能发，不能放。什么新的，有生机的东西都难以在吉林日报上发表。发了一篇“爱情篇”，全编辑部大多数人都大为惊愕，群起围攻文艺组，许多编委亦然，按他们的“条条”去一套，就根本没有办法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他们是领导者，有权，可怕就在这。

教条主义还表现在盲目地执行苏联“真理报”的经验。改组了读者来信组，成立了和各组脱节的新闻组，开办“吉林一日”，写消息必须合乎苏联标准，不然就不发。我就奇怪为什么在具体工作上一定要符合苏联真理报的干法？我们那么多同志的鼻子也不合乎苏联标准，但不是仍然照样活下去吗?当时有些人俨然自己就以苏联新闻工作经验推广专家居之。

教条主义加无知可害苦了人，很多稿子都被这个棍子给打倒，不能发表。很多社论言之无物，空空洞洞，如果说有几句精辟的，那也不是当地产物，而是人民日报社论的搬家，不信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我们那根本不给干部以提高的机会。很多人长年不下去，不让下去，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我就二年零十多天没有下过乡与厂，实质是被囚禁着，总是放在家里坐板凳。二年多我能使领导上满意的是，我没丢了我的这张椅子，年华被浪费了。

我们那儿从上至下都缺乏刻苦学习的习惯，虽然是教育人的机关，但养着为数不少的不学无术的干部。这和提高报纸质量也是有直接关系。有些负责干部不仅自己不学习，而且反对别人学习，自己不劳动，而不欢迎别人的成就。

在吉林日报作文艺编辑是很苦的，只有象开动起的机器那样分秒不得喘息地动着，否则就认为你工作不积极，潜力太大要挖，挖的人面黄饥瘦，对干部的使用，太狠心，象用牛似的。

我这个人有时有点大胆，我今天不但敢把一些不宜拿到这个会上来说的“内部问题”也拿这来煞风景，不怕那些不喜欢逆耳之言而只沉醉于打击报复的人，也没有顾忌那些不分是非的对领导者的献媚者。关于后者，我要多说两句。这些人善于替领导当手，他们长年向领导缺头哈腰，“嘻嘻嘻，您还能不对，永恒的真理化身!”只要某个领导者一拨发条，这些围剿机器就开动了，进攻、不顾良心地进攻，残苦斗争，无情打击!我也大大吃过这些“教师爷”的苦头!他们唯一的特点，不管别人向领导者提意见，不管对不对，只要有人不永远和他们共同吹捧而有异议或意见，他们就向你挥拳头，镇压，恐吓，再不就是给你歪曲事实，击落你一顿，借以庇护被批评的首长、上司。这些言论压制的帮闲者比官僚主义本身更可恶，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靠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靠他们这个温床枝叶繁茂。看吧，这道号的人不少呢!

现在省委要么一般化的领导，要么具体到修改个刊头、删改个句子，这也是事物的两极状态。处理稿件也要分官大官小。认为官的文章绝对比不当官的文章好。

我感觉省委对报社是放弃领导的，或放弃具体领导，而只是“条文”式的，一般化的领导，报社象是个省委部门，但也象血统关系不大，旁系亲属。我们希望省委书记们能够放下架子，在不太忙的时候，或者休息时候，去报社走走，不光一年一度地去总编办公室看看编委，而且能和普通编辑、记者接触一些，不顾身分地畅谈一番，大笑一番，沟通情况，使上下都知道彼此的难处，有什么不好呢?

现在省委要么是一般化领导，要么具体到修改个刊头、删改个句子，这也是事物的两极状态。

我们报社还有个坏作风，这就是职务迷信和名人迷信，在处理稿子上，好象只要作者是部长、局长或什么长，这文章就无可置疑，只能用，不能不用。市委一位部长大发谬论，报社也给以优越的版面刊登，并且拍手称好。至于真好假好，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认为当官的文章绝对比不当官的文章好。以耳代目，以耳代脑，好象人一当了官，就会随着一纸任命状而带来聪颖和才能，有些文章又臭又长也不能不用。对长“长”的稿子是一字不动，照登，稿费从优，优到献媚程度。看吧，人的等级观念多么顽强地占据着部分干部的头脑。

大打手动员一批小打手来攻我这个无罪的人，真可耻!谁不唯唯诺诺就给谁一个打击、陷害，这和国民党时的人事倾轧有什么区别?

这几年我在吉林日报别的没学到、没提高、没有受到其它方面的锻炼，在挨整、挨斗这方面，我已经是久经考验。那些卑鄙的、市侩的手段，我领教过了。

从1955年以来，我在吉林日报社被领导干部给装扮成一个“落后分子”，迂到大小事情，只要是坏事就拉出我来鞭打一顿，做个“典型”总是对我批呀、整呀，就是这样也还不解恨，以至于把我又装扮成“反革命分子”。1955年夏我从吉林市请假回长春治病，在几个编委策划下，硬将我拉过就斗。硬攻了十几天，有些同志为私人之怨，竟连良心都出卖了。

到底为什么斗我的反革命呢?有什么可疑材料呢?我在这肯定的说，几年来我除了常给领导上提点意见，对工作提点看法之外，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更不要说政治性错误。这简直是独立王国，为所欲为，谁不唯唯诺诺就给谁一个打击、陷害，这和国民党时的人事倾轧有什么区别?请问有权的当事者们?

吉林日报领导上，因为别人提过意见，并且是反面的意见，就把人当成反革命论，难道这是广开言路，发扬民主吗?他们真是空谈马列主义的巨人，现实生活中的矮子。有的头脑简单的小打手们还企图通过这种“助纣为虐”的行为侥幸入党和升迁呢!

大打手动员一批小打手来攻我这个无罪的人，真可耻！

我原来以为“人”并不是卑鄙的东西，象高尔基说的。提起这个字，就有骄傲感，所以我以为同志间的关系是坦率、真诚的，不是相对坐下闲说时，还总是象刽子手似的直盯着你的脖子，看那儿好下刀。这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太可惜呀!

来源：《反右斗争参考材料》中共长春市公安局机关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195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