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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艺术
北京大学 朱庆圻
1957.05.00

（朱庆圻：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

大家仔细去阅读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一书，8．90—108的四篇文章那里揭露产生思想上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可悲的是，非常可悲的是，象<真理报>记者一样找到了过去同样的字眼，不是来对待我们的思想敌人，而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具有不同观点的同志，抓住他们个别的字句，就说他们是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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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在我们生活周围，发生了那些思想上的悲剧：

天真的大学生在政治考试被要求去背条文，背苏联各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和内容。

年纪不大的同学在肃反中在严厉的面孔下被错“斗”。

团的干部任意地在背地里对非团员论长论短

不同情或支持马列主义的国际上的科学家就不得赞扬。

宣称人民代表大会是从下而上的全民的选举，而其实是彻头彻尾从上而下的选举。

列宁所说的，“政治是最吸引人的矛盾”这句话在我校这次民主运动中充分体现出来，然而它在我们的“政治课制度”里无法体现的。

就在这次运动时期，清华大学党委竟动员党员去破坏29人的演说。

以上一系列的思想性悲剧是否要铲除呢？是不是由于某些干部官僚主义才产生的呢？这点我有如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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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使国内人民生活得幸福，而更重要的是能战胜任何外来侵略，战胜资本主义确保人民永久幸福。”这样一个问题是高级干部所必须深思的。是啊！在中国是当家难！人多经济落後，还有暗藏反革命，美帝还在扩军备战，还在搞什么导弹基地，“领导者”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假如对于群众的某些不满或怨言尽量拖延下来，只是去处理某些非法行为，只是反对某些干部“三害”行为，不积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而能够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有利于战胜外来的侵略，那么，这样作是自明的，是眼前利益服从更远的利益。我们回想一下，德日法西斯的士兵的斗志和士气都很强，在被俘之前破腹而死为什么呢？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头脑固化，不追求真理，不独立思考，而且有着宗教式的信仰。诚然，对于领导者来说，被领导者若都具有简单而带宗教式的头脑，那就太好了，任何外来的侵略都是无情地被粉碎。在我国思想领导上，竭力希望广大人民具有典型共产党员的思想：没有个人打算唯党是从，坚决服从组织分配以党的理想作为个人的理想，不追求文娱和艺术修养，看见不顺党意的言行就激烈地反抗，假如这样的党员不断地成长，那么全国人民将团结在党的周围，像一个人一样，这种人可以称为头脑简单带有宗教式信仰的人，也可以称为世界上最光荣最觉悟的人。假如我们认为这种方针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此而努力，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加强学校教学中的政治课，让马列主义作为鼓励人民忘我工作，取消个人打算的力量。使人们经常保持很多的纪律性与组织性，让人民经常沉醉于开会、批评、检讨、宣誓、保证决心、……等等简单生活方式上，作为党的助手的青年团不应该从各方面供给青年们以精神食粮更不必去培养青年对生活的各方面爱好和艺术修养，作为“团”应该是加强对青年进行思想改造，加强青年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尽量取消个人打算，最後是争取入党。除了这些基本方向外，在细小处注意培养，例如我校某党员对某非党团员教导说：“谈恋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互相帮助，互相进步”(若按此，同性恋爱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就是这样的精神的过度表象。

要求人民具有简单头脑并带有宗教式信仰的思想教育方针，最集中的表现在我国艺术事业上。生硬地认为人们来看电影的第一需要是为了受教育和改造思想，我国出产的“反特”影片所唯一希望收到的效果是：“人们！你们要警惕啊！”“人们！你们不要乱说啊！”“人们！你们要仇恨反革命啊！”有时也把反革命丑化得可笑，刚一出现在银幕时，谁都知道他就是坏人，是特务。所谓对“艺术性”的了解在这种精神下，有了新的式样，凡能很好很巧妙地配合“政治性”收到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的目的就叫“艺术性”强。这样看来在解放了的国家所出产的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远远赶不上资本主义世界翻译过来的影片，并不足以为怪，解放的中国不可能出现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也不是不可以理解。另外，对旧的艺术作品不管他多么吸引人，只要他有不健康的思想因素，就要被“禁演”(现在有所改进)，其实，在新的影片中，在艰难的环境下，通讯员和女护士的一段谈话表明，他们之所以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保持高度意志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伟大理想“即希望和毛主席见面，和毛主席握手。”在这种凡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作用的艺术加以发扬，不能收到思想改造效果的艺术加工以轻视的精神下，加上官僚主义，才可能在解放了的中国发生了伟大的人民民间声乐家瞎子阿炳遭到饿死的悲惨的事件。在这里我应当压制个人的激动，还是冷静地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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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革命的先烈为了下一代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那么。我们的生活稍为简单化一些，公式化一些，少讲点民主，又有什么不可呢？”固然，假如这样做是有益的，那么这种说法也是莫明的，为此来分析一下。显然使生活简单化，开会化，极力培养典型共产党员的这种方针，在知识分子和农民这两个阶层上已收到较大的负效果，可惜，解放後我还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只是听别人说：所以这里还是不讲，希望那些了解农村情况的来谈。知识逐渐增加的青年，要求各方面精神食粮，越来越厌倦那种整日开会，批评检讨的生活方式，要求充分发扬民主，要求个性的发展，这在我校“五·一九”运动充分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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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退一步来谈，假如站在五十年後的人的眼光来看，这种思想领导方针是对的，是保证了後一代的幸福，那么我们来检查一下施行情况吧！一方面在人民群众中做得还好，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不少人，已习惯于开会，教育、改造、竞赛的生活方式上，要他们大放大鸣充分发扬民主倒是费力的事，就在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在这次运动的高潮时，很多同时听了江书记说西语系的控诉会开的不好，不对，它是向党控诉的报告时就热烈鼓掌，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的大字报上贴上“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还有这样的同学在别人提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从根本铲除“三害”时他们宣称自己是卫道者，要出来维护社会主义的道，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道，甚至在公开集会上宣称要通过这次运动申请入党。他们，就是这种方针施行良好所收到的果实，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党的干部本身，这种方针施行得情况很不好，对他们不严格要求取消个人打算，对个人的照顾无微不致，从物质生活条件去激发他们的向上心和歌功颂德的本能，甚至用组织的威信和“团”的力量去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在更高级干部中经常举行盛大酒会盛大宴会，在伏老来京时，曾举行上千人的盛大酒会，既然我们公开承认我国人多经济落後，实行公开的统购统销政策，宣传要勤俭办社、勤俭办国，为什么还要这样大摆国际场面，能提高国际声望吗？中苏友谊靠它巩固吗？这样做就人为地制造一批国家食客，更有害的是对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有恶劣影响。党员干部不以己为人民的勤务员，不好好铲除个人主义思想，就要产生很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在农村出现了“党员土皇帝”的称号，甚至采用打骂、禁闭等方式强迫农民卖余粮，应当指出我国人民武装主要源泉是农民兄弟，党对农民的领导是应该有高度艺术的，要知道农民由于对统购统销施行得不满是会将毛主席的像丢在厕所内的。

由于我感性知识的不足，我还不能公开的全面的来反对这样的思想教育方针，和这样的“领导模型”，也很可能，假如我做了高级干部、知道很多底细，得到更多感性知识，那么也可能会同意这种方针，希望人民的生活在目前尽量简单化，开会化、宗教化、甚至能够心胸广阔地忍受来自下面的指责质问，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得起我的子孙。

但是基于我现在的感性知识和理解水平，作为一个公民，我向党的领导提出新的“领导模型”，他是基于这样一个原理：“一个人从内心里十分热爱自己的家，那么一旦有无理破坏他的家时，他会冒着一切危险保卫自己的家”。这样要使得人民愉快热情地生活着充分发挥民主，真正当家作主，让人们知道国家困难的底细，充分发挥个性，先进的入党的干部不再是拿着“教育你们”，“改造你们”的牌子来对着群众，人民见了干部好像亲兄弟一样让人民的生活丰富多采，让人们尽情地歌唱，每个人都彷彿认为，在这美好的生活里不能缺少自己一样。

来源：北京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委员会编印《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一九五七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