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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典荣在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
北京政法学院 罗典荣
1957.05.00

[罗典荣：北京政法学院教授]

首先说明一下，为了便于集中谈问题，成绩方面不多说。我53年来政法学院，一直在教研室工作，几年来，我看到学校工作中缺点是比较严重，有些还很突出。

先谈谈领导上存在的缺点：

第一是上下不通气，上面的意图下面不很清楚，方针任务的交代比较一般化，原因就在于院领导同志深入很差，要求领导深入是下面几年来的呼声，但领导总忙于公文处理、传达、开会、计划，很少认真研究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限于经验，但已经好几年了总拿处在过渡时期，没有经验来解释是不好解释的。下面千言万语，意见很多，但问题集中不起来，群众每次提意见都是那些。而领导上每次的答复都很一般。刘副院长很想转向教学，但是开会、传达、处理个别人的事情很多，这学期检查教学下面反映很好，是应该向这方面转。

第二、学校里机构多、重叠，事情给谁办都不清楚，而且有的机构变动太多，如级办公室设了又撤，撤了又设。机构多而重叠，会议自然也就多，除了固定性的会议外还有临时性的会议。有些会议成员也是临时拉的，如工资评议委员会。我是学衔委员会的成员，但我很惭愧，不知道学委会的任务是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评定教员学衔用投票表决方法我很反对，平常不了解教员的情况，只凭侯冠如在会上介绍一下就举手表决，我觉得良心上过不去，钱院长说只要大家表决他就批准，我觉得这种表决没有意义，领导上不负责任。当时余叔通和我说，学衔评议过程应该对外保密，请看某人该不该得学衔还要保密！工资评议委员会吸收一些人参加并不是坏事，但当时的工作法有毛病，我单位有杨鹤皋参加，但委员会讨论情况却对群众保密，这样代表岂不脱离群众！领导上虽吸收一些人参加会议，但不敢把权力下放，领导不了解情况，代表不敢负责，也不敢向群众解释。分配房子也吸收很多成员，我参加的会是不少，不去不好，去了是思想负担，总之，我校是机构多、重叠、反复无常，会议多，许多会流于形式，不解决问题。

第三、编制大、人多，我院行政人员和教学人员的比例是2：1。我在清华读书时，政治系全系150个学生，只有七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没有专职行政人员就把门面掌起来了，听说燕京的注册处只有两个人，当前新旧学校的任务不能相比，但现在我校工作人员的数目是很可观的，不仅行政人员多而且教学人员也多，如刑法课教师就有15个人，按500个学生计算每年三个教员就够了，一个人讲两个人辅导，这样平均每15年才能讲一次课，一个教员讲三次课就该退休了，由于人员多，因人设事，大主任、小主任都来了，和机构问题互相影响，更随之产生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如租房、修马路、你开课我不开课、公文转来转去、时间上浪费等都是问题。

第四、由于以上情况造成机构臃肿，不灵活，领导不深入，很多问题不能解决。我校老幹部多，加上年年搞运动，形成衙门气足，学术空气淡薄，正象同学说，政法学院不象工厂吧有烟囱，象工厂吧没有机器，真不知是什么，我也有这感觉。同志间来往很少，很少谈学术问题，一谈就是生活思想，甚至今天天气哈哈哈，对很多问题不敏感。领导上不尊重一个人的教学成就和学术成就，只看你是什么“长”，用柜子，台灯都根据级别，不从工作需要上考虑。以前看电影有首长席(有的首长还带着爱人、孩子、媬姆)，因反映不好，改为红票席，可是有红票的还是那些“长”，後来又改为送票，其实内容没变，只有“长”才能送给票，方彦不是“长”，看电影就得排队。这种看“长”决定问题的风气，助长了学术空气的下降。

关于党群关系方面有几个问题也可以谈谈：

第一领导依靠少数党员积极分子办事，虽然侭量设置一些永久性的和临时性的机构，吸收相当多的人员参加，但这些人不了解情况，不解决问题，真正决定问题的还是少数人，对办学有经验，学术上有成就的老教师没有很好重视，很多有学问的教师如楼邦彦、陈芳芝、芮沐、张锡彤、邵循恪都走了，在学校的有的也不安心，如吴恩裕教授。领导过分重视党团积极分子，阻碍了党外人士积极性的发挥。评工资时把吴恩裕教授评为四级，戴克光教授评为三级，这很不合理，影响很不好，而少数党团积极分子看问题很狭隘，到觉得这样作很合理，在这问题上我坚持意见，但在前两年还没有风气，坚持意见，反对办训练班的就会被扣上帽子，说成是无产阶级路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另外，还觉得党的会议不够公开、神密化，我还是参加了些活动的，依我的体会，群众对党的神秘感觉还是有的，党讨论的问题不外乎是如何把学校办好，为什么不公开呢？群众不知道，也不好问。

第二、培养、提拔、升级不看真才实学，往往先看是否党团员，常听到群众反映：56年初提名培养师资时，说解放后没系统学习、基础差的首先进修，于是提出潘华仿，而评讲师时又把潘华仿提出来，基础好的也有他，林道濂反比他低一级，侯冠如还在会上解释，但很多人都认为林道濂不比潘华仿差，我考过林道濂的理论课听过他的专题报告，我觉得林道濂的业务水平比潘华仿要好。我院存在着因人论事的现象，一个主张提出来先看是谁提的，上行下效，下面的党团员也就不尊重党外人士，如某团员52年听楼邦彦的课时还必恭必敬，现在谈起来呢，“那算什么课！”另一团员将同民主人士结婚的事引为笑谈，有人说罗典荣的话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没有市场，为什么没有呢？不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吗！领导上没有创造条件发挥党外人士的力量，形成这样的风气，少汇报就是进步，岂不知“士为知己者死”你只要真正尊重他，他才能愿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和老党员有自高自大的情绪，老子天下第一，很少当着群众做自我批评，有了问题就包起来，说已在党内谈了，但问题是包不着的，包起来不是好办法，有的党员你对他有意见时他说是你对党有隔阂，他就是党，余叔通就是这样，思想修养工作经验不见得比群众高，己之不正，焉能正人？领导上是看不到呢？还是姑息？问题闹很大也不能解决。

以上意见以前也说过，但领导上听到意见也不加分析。政法学院领导确实很忙，会开的也不少，“八大”学习提意见，每次党代会都提意见，今年年初钱院长广泛证求意见，每次意见都差不多，但不解决问题。这和领导上先从表面上看问题，对成绩沾沾自喜有关系，特别在政法学院成立初期，一来就是成绩是巨大的、基本的，两种对象三种制度，过渡时间幹部任务重很不容易啊！这些已成格言，浸于成绩之中，对群众问题不是耐心说服教育只在大会上整，图书馆一位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武院长便拿来在大会上整，说我们是听取批评的，不过象这样的意见却值得考虑。王润同志也是在大会上整那些说政法学院不象大学象二学，不象学校象工厂，领导象沙皇的人们，和群众谈问题一来就是你回去想想去！最近的例子也有，去年一个时期群众意见较多，群众提意见本是好事，但主任马上在会上敲警钟说“民主是发扬了但同时也出现自由主义，必须克服自由主义思想”，接着刘副院长也说(提法稍有不同)“民主发扬了，还要继续发扬，也要防止自由主义”，又说“现在出现这种风，似乎不骂骂共产党就不表示进步，但谁也不愿侭受批评”，象这样的说法是否是欢迎批评的表示？领导对成绩估计太表面，以数量充质量，人员增多也做为成绩，现在看正违反勤俭办学的精神。总强调阶级性党性最强，但我们还是个学校，人家军事机关又该怎样强调呢？

现在我院整风运动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很多同志对整风寄予很大希望，希望深入解决问题，因此，认真准备提出意见，但也有群众对提意见不感兴趣，认为问题太深，积重难返，我看领导上还得补补课，才能让群众把问题翻出来，搞彻底，如果说过去征求意见少的话，那么采纳意见就更少，只有群众感到意见被接受时，健康的批评才会开展起来。最后谈谈对肃反问题的意见，理论教研室有几个同志被肃，现在看，有的误肃；有的恐怕搞的过分些，如杜汝楫同志，搞法有问题，如开大会发材料，同学参加，回去还传达等等，当时领导上是否掌握了组织上的问题？我觉得只是思想顽固，不是政治问题，後来做了结论，说是反动思想问题，但做结论后思想工作应当跟上去，原来杜汝楫同志跟我常谈，现在什么也不谈了。恐怕别人也是如此。仅仅表示“我自己是不行了，我的希望在我儿子身上。”请看一个热情工作的人竟消沉到这个程度，思想工作没跟上去是一个大损失。其他人也有问题，如王革同志当时开开小会摸摸情况是可以的，但事后的思想工作应当跟上去，工作没做好的需重很好的补课。

来源：《北京政法学院右派分子言行汇编》(第3部分)(北京政法学院，1957年10月)。